文人们仍有的是时间。浪漫主义及其路弗费尔式的反抗，其实只可用于想象中的冒险。如同萨德一样，它与古代的反抗的区别在于他喜爱恶与个人。在这个阶段，反抗将其重点放在其挑战与否定的力量，忘记了它肯定的内容。既然上帝要求于人的是善良，那么必须让善受到嘲讽而选择恶。对死亡与非正义的憎恨因而导致对恶与杀人的颂扬，即使不这样行动。

        在这部浪漫主义者所喜爱的诗篇中，撒旦和死亡进行的斗争成为这悲剧的象征，由于死亡的是撒旦之子（与罪恶一道）而格外深刻。反抗者认为自己是无辜的，所以在与恶斗争时拒绝善，而且重又产生了恶。浪漫主义的英雄首先把善与恶深深混合在一起，可以说在宗教上是如此。这位英雄是“命中注定的”，因为命运便将善与恶混为一体，使人无法避免。命运排斥了价值判断，而代之以原谅一切的“该当如此”，但不原谅造物主，因为只有他应当为这种令人气愤的事实负责。浪漫主义的英雄也是“命中注定”的，因为随着他的体力与才智的增长，恶的力量在他身上也在增长。一切权力，一切过度行为，都冠之以“该当如此”。让艺术家，尤其是诗人成为恶魔式的，这种极其古老的想法在浪漫派作家身上得到了有力的表现。这个时代甚至有了魔鬼帝国主义，想将一切归并于它，甚至公认为信条的精髓。布莱克注意到：“弥尔顿谈到天使和上帝时之所以写得很拘束，而论及魔鬼与地狱时却写得酣畅淋漓，正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属于魔鬼一派而不自知。”诗人，天才，人，就其最崇高的形象而言，与撒旦同时呼唤：“永别了，希望；永别了，恐惧；永别了，悔恨……恶，让你成为我的财产。”这是受凌辱的无辜者发出的呼声。

        浪漫主义的英雄于是认为自己思念善却得不到，遂被迫做出恶行。撒旦挺身而起反对他的造物主，因为后者使用暴力欺压他。弥尔顿的撒旦说：“虽然从道理上讲是平等的，他却借助暴力凌驾于与他平等的其他人之上。”神的暴力便这样明确地受到谴责。反抗者远离这个暴虐的名不副实的上帝。“离他越远越好”，他于是统领着一切与神的秩序敌对的力量。由于“善”是上帝出于非正义的意图所确定与使用的概念，恶的王子便选择了另外的道路。清白无辜自身也会激怒反叛者，因为他盲目地被骗。“由清白无辜所激怒的恶的黑暗精神”于是激起人的不公正与神的不公平并驾齐驱。既然暴力是创造的根源，便坚决以暴力回应它。极度失望使反抗处于这种满怀仇恨而无可奈何的颓丧状态，它经历长期不公正的磨难，善与恶终于完全消失。维尼的撒旦——

        这诗句概括了虚无主义，批准了杀人。

        杀人的确变成可爱的东西，只消将中世纪雕刻家创作的魔王与浪漫派的撒旦加以比较即可看出。一个“年轻忧郁、风度翩翩的少年”（维尼）代替了长角的野兽。“无与伦比的英俊美男子”（莱蒙托夫），孤独而有力，痛苦而高傲，他漫不经心地欺压他人。然而他辩解的理由就是痛苦。弥尔顿的撒旦说：“有谁敢于羡慕那个居于最高地位却遭受无休无止的极大苦难的人。”遭遇这么多的不公正，如此持续不断的痛苦，会使人做出过分的举动。反抗者于是获得某些优势。杀人当然不会针对他自己。但他已笃信狂热的价值，这价值对浪漫派是至高无上的。狂热是厌倦的反面：洛朗扎西奥向往冰岛的凶汉。美好的感情引起了野蛮人的狂热。拜伦式的英雄不能怀有爱情或者仅仅怀有不可能的爱情，陷入忧郁。他孤独、颓丧，现实使他委靡不振。他若想要使自己生气勃勃地振作起来，则必须投入一场短暂而狂暴的行动，使自己兴奋起来。去爱永远不会看到第二次的东西，这就是在火焰与狂喊中去，随即毁灭自己。人们就在这一瞬间活着，为了——

        ……一颗在暴风雨中受折磨的心灵的这次短暂而动人的联姻。

        笼罩着我们生存状况的致命威胁使一切凋萎。唯有呼喊使人活着。昂扬亢奋的心灵置真实情况于不顾。到了这种地步，世界末日的思想成为一种使爱情与死亡、使良心与罪恶、使一切混同在一起的价值。在一个混乱的世界，存在的只有陷入深渊的生命。根据阿尔弗莱德·勒布瓦特万的说法，那些“愤怒得浑身发抖并珍视自己的罪恶”的人们掉入深渊，在那里咒骂造物主。这种狂乱的陶醉状态以及达到顶点时所犯的美好的罪恶在刹那间耗尽了一生的全部意义。浪漫主义并未宣扬本义上的罪恶，它仅仅热衷于塑造不法之徒、善良的苦役犯、豪爽的强盗之类的形象，借以阐述要求自由的深沉的运动。鲜血淋漓的情节剧与黑色小说终于风靡一时。随着比莱克塞古尔的问世，人们不费气力便使灵魂中这些可怕的欲望得到解脱，而其他人则在杀人集中营中使这些欲望得到满足。无疑，这些作品也是对当时社会的挑战。然而，浪漫主义在起始时首先藐视道德的与神的法则。其最早的形象不是革命者而是花花公子，原因即在于此。

        这是合乎逻辑的，因为这种顽固的玩世不恭，只能由不断地肯定不公正并在某种程度上由加强不公正为自己辩解。在此阶段，痛苦只有在无法治愈时才是可接受的。反抗者选择了对最坏的事情抱形而上的态度，这表现在那种罪恶的文学中，我们至今仍未走出这种文学。“我感觉到了我的力量，我感觉到了镣铐。”（彼鲁斯·波德莱尔）然而这些镣铐受到钟爱。应当不借助它们来证明或行使人们所不一定拥有的力量。最后人们在阿尔及利亚成为官僚，而普罗米修斯，与这同一个波德莱尔一起，改造移殖民的风俗。他不阻止：任何诗人若想要被接受，则应受到咒骂。夏尔·拉萨伊打算写一部哲学小说《罗伯斯庇尔与耶稣·基督》，每当上床时总要说一通亵渎宗教的话，以安慰自己。反抗以服丧来打扮自己，在舞台上受人赞美。浪漫主义开创了对大人物的崇拜，而远远不仅是对个人的崇拜，它这时是合乎逻辑的。浪漫派的反抗再不希望有上帝的规则或统一性，他们固执地要聚集起来反对敌对的命运，没有耐心再维持在注定要死亡的世界中那一切可能成为敌对命运的东西，于是在态度中寻求一种解决方法。这种态度使受机遇支配并被神的暴力所毁灭的人具有美学的一致性。必然死亡的命运至少在消逝以前可以辉煌一番，这种辉煌可以为它辩解。它是一个固定的点，人们只能用这个点来与仇恨的上帝僵硬的面孔对抗。一动不动的反抗者顶得住上帝的目光而未变得虚弱。弥尔顿说：“没有什么东西可改变这种稳固的精神，这种由于良知受到伤害而产生的高傲的轻蔑。”一切都在变动不止并趋于虚无，然而受侮辱的人坚忍不拔，至少保持着骄傲。雷蒙·格诺所发现的一个浪漫派的巴洛克艺术家声称，一切智者的生命目的就是成为上帝。这个浪漫者的确走在了他的时代的前面。那时生命的目的不过是与上帝求得平等，保持于他的水平。人们没有毁灭上帝，但是以坚持不懈的努力来拒绝完全屈从于他。花花公子的行为是苦行的一种堕落的形式。

        花花公子用美学的手段创造了自己的和谐一致性。然而这是一种奇特的否定美学。“在镜子面前生活与死亡”，波德莱尔说这便是花花公子的处世箴言。的确，这与其生活是协调的。花花公子就其地位来说是反对派，始终保持挑战的姿态。人直至此时接受了与造物主的和谐一致。当他与造物主关系破裂时，便听由流逝的岁月摆布，失去了敏感。他因而必须重新掌握自己。花花公子们聚集起来，运用抗拒的力量使自己团结一致。他作为不遵守规则的个人已消失，而作为一个重要人物却是一贯的。但一个要人必须以公众为前提。花花公子只能以反对的姿态出现，只能在别人的面孔上看到自己的存在，从而保证其存在。其他人便是一面镜子。诚然，镜子很快便模糊不清了，因为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必须不断地被唤醒，用挑战去刺激。花花公子因而不得不始终令人吃惊。他的志趣在于独特，通过竞争臻于完善。他始终遗世独立，否定其他人的价值，强迫他们也这样。他由于不能享受人生，于是拿生命冒险，直到死亡，除了他孤独一人而没有镜子的时光。对花花公子来说，孤独无侣其实就是什么也不是。浪漫派之所以堂而皇之地谈论其孤独，因为孤独是他们真正的痛苦，难以忍受的痛苦。他们的反抗植根于很深的水平，然而从普雷沃神甫的《克莱沃朗》到达达主义，中间经过1830年的狂热分子，波德莱尔与1880年的颓废派，一个多世纪的反抗仅满足于轻而易举地标新立异的胆量。人人都会谈论痛苦，因为他们只有通过亦步亦趋才能超越痛苦，但他们无望做到，于是本能地认识到，痛苦是他们唯一聊以自慰的东西，是他们真正的高贵之处。

        浪漫主义的遗产未被法兰西贵族院议员雨果接受，而是由罪恶诗人波德莱尔与拉斯奈接过去，原因即在于此。波德莱尔说：“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散发出罪恶，报纸、墙壁与人的面孔无不如此。”让罪恶这个世界的法则至少有副杰出的形象吧。拉斯奈，第一个罪恶的绅士，的确致力于此。波德莱尔不是如此严谨，但有天才。他创造了罪恶之花园，罪恶在那里是一种比其他东西更为稀罕的品种。恐怖自身成了细腻的感觉与稀罕的东西。“我不仅为自己是受害者而感到幸福，而且不憎恨自己是个刽子手，这样便可用这两种方式来‘感觉’革命。”波德莱尔即使循规蹈矩，身上也有种罪恶的味道。他之所以选择迈斯特作为老师，是由于这位保守派有干到底的精神，把死亡与刽子手作为他的学说的中心内容。波德莱尔装出思索的神态，“真正的圣徒是为了民众的利益而鞭打与杀害民众的人”。他得到了满足。真正的圣徒开始散布在大地上，实现反抗的这些奇特的结论。然而，波德莱尔尽管挥舞撒旦的武器，欣赏萨德，亵渎宗教，却依然是个神学家，而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反抗者。他真正的悲哀不在于此，但这却使他成为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诗人。这里之所以提到波德莱尔，因为他是放浪形骸、行为最深刻的理论家，为浪漫派反抗的一个结论给出了最确切的表达。

        浪漫主义的确表明反抗有一部分与享乐主义联系在一起。它的方向之一就是表象。享乐主义在其习惯的形式中承认对道德的怀念。它是在荣誉攸关的事情方面失去价值的荣誉。但它创立了一种美学，至今仍在我们的世界里居于支配地位，这就是孤独的创造者的美学，这些创造者是他们所谴责的上帝的死敌。从浪漫主义开始，艺术家的任务再不仅仅是创造一个世界，也不是颂扬美，而是要确定一种态度。艺术家于是成为样板，他自命为榜样：艺术是他的道德。由浪漫主义而开始了良心导师的时代。当花花公子们不相互残杀或没有变成疯子时，他们任意驰骋，做出样子给后代看。即使当他们像维尼一样大喊，而以后沉默不语时，其沉默也会引起轰动。

        在浪漫主义自身的内部，有几个反抗者认为这种态度不会获得什么结果，他们属于行为怪诞之士（或标新立异之士）与我们革命的冒险家之间的过渡类型。在拉摩的侄儿与二十世纪的征服者之间，拜伦与雪莱已经为了自由而公开地相互斗争。他们也招致攻击，不过是另一种方式。反抗渐渐离开了表象的世界，而进入完全投身其中的行动世界。1830年的法国大学生与俄国十二月党人就是反抗最纯粹的体现，这种反抗开始是孤独的，以后便通过牺牲来寻求联合起来的道路。但相反，在我们的革命者身上仍存在着对世界末日与狂热生活的迷恋。诉讼，预审法官与被控告者的可怕交锋，审讯的场面，这一切有时让人猜到对旧花招怀有悲壮的认同。不接受其目前状况的浪漫派的反抗者即以此暂时自甘于表面现象，以期赢得一个更深的自我，但这是一种可怜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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