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现代革命均导致国家的加强。1789年革命引来了拿破仑，1848年革命产生了拿破仑三世，1917年革命使斯大林掌权，二十年代意大利的动乱使墨索里尼上台，魏玛共和国招致希特勒的统治。这些革命，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扫除了神权的残余，以越来越大的胆量提出要建立人的城邦与真正的自由。国家在日益变得无所不能，每次都认可了这种野心。如果说这一点总能办到，那是错误的。但有可能研究它是如何实现的，也许由此会得出教训。

        除了少数非这本论著所涉及的原因之外，国家权力的这种奇特可怕的膨胀可以看做是技术与哲学方面巨大野心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它与反抗的真正精神格格不入，但却引起了我们时代的革命精神的产生。马克思预言性的梦想与黑格尔或尼采有力的预见，在神的城邦被摧毁后终于使一种合理的或者不合理的国家政权诞生，但这两种政权都是恐怖主义的。

        说实在的，二十世纪法西斯主义革命配不上称做革命。它们征服世界的野心破灭了。墨索里尼与希特勒无疑曾竭力创立一个帝国，而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们显然也曾想到过世界帝国。他们与古典革命运动的差别在于，他们从虚无主义的遗产中仅仅选择了使不合理神化，而非使理性神化。同样，他们放弃了普遍性。这并不妨碍墨索里尼借助黑格尔、希特勒与尼采的理论。他们在历史上阐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某些预言，因此而属于反抗的与虚无主义的历史范畴。他们是最早根据任何事情皆无意义而历史不过是力量的偶然性这种想法来建立国家的人。其后果很快便显现出来。

        墨索里尼从1914年便宣布了“无政府的神圣宗教”，声称自己是一切基督教的对头。至于希特勒，他所认为的宗教与上帝及德意志的众神庙并列。他的神明其实是集会上的论述与演说结束后挑起辩论的方式。在他获得成功的整个过程中，他总是乐于认为自己受神灵启示。他在垮台之时认为民众背叛了他。无论是上述哪一种情况，没有任何东西向世界表明他曾认为自己在某种原则面前是有罪的。有精湛文化修养的艾恩斯特·容格尔是唯一使纳粹主义有哲学外表的人，他也选择了虚无主义的表达方式：“对精神背叛生活的最好回答是精神背叛精神。这个时代最大而残酷的享受就是参与这种破坏工作。”

        投身于行动的人若没有信仰，则永远只会相信行动的运动。希特勒的荒谬之处恰恰就是想要把稳定的秩序建立在永恒的运动与否定之上。罗奇宁在其《虚无主义的革命》一书中正确地提出：希特勒的革命是纯粹的动力论。德国已从根本上为空前的战争、失败与经济的衰败所动摇，那里再没有任何价值为人所信守。尽管应该对歌德所说的“把一切困难的事情由自己承担下来，这是德意志的命运”不能不加以考虑，但在两次大战之间席卷全国的自杀之风足以说明当时思想之混乱。对那些对一切都失望的人们来说，能使他们具有信念的不是说教，而是激情，在失望深处潜伏着的正是这种激情，也就是屈辱与仇恨。这些人再无共同的价值可用来相互进行评价。1933年的德国因而同意采纳不多的几个人的卑贱价值，竭力把它强加于整个文明德国。缺少了歌德的道德观念，于是选择与接受了匪帮的道德。

        匪帮的道德就是战胜与复仇，失败与仇恨，永无休止。墨索里尼颂扬“个人的基本力量”时，流露出对血与本能这种黑暗力量的狂热，为统治的本能所产生的最坏的一切辩解。在纽伦堡审判中，弗兰克强调了激励希特勒的“对形式的憎恶”。的确，此人不过是一种运动中的力量，对诡计的工于算计与对策略的精明运用使这一力量更加有效。即使其体形猥琐，其貌不扬，对他也不是一种局限，反而使他融入群众中。唯有行动使他挺立于人世。存在对于他来说就是有所作为，此所以希特勒及其制度不能没有敌人。他们这些衣着讲究的人只有在与敌人交手时才显示出其本性，只有在攻击敌人的激烈战斗中方展现其本色。犹太人、共济会会员、富豪寡头、盎格鲁撒克逊人、野兽般的斯拉夫人相继出现在历史上与宣传中，使走向末日的盲目力量焕发生机，每次都更加高涨。永恒的战斗要求持续不断的激励。

        希特勒是纯粹状态的历史。容格尔说：“改变胜过生活。”他于是鼓吹与生活潮流要完全一致，身处最低贱的水平而反对一切高级的现实。发明了与生命有关的外交政策的这个制度反对其最明显的利益，但它至少服从其特殊的逻辑。罗森伯格谈到生命时夸张地说：“一队行进中的队伍的风采是最为重要的，至于其前进的方向与目的是无关紧要的。”于是，这支队伍播撒了毁灭的历史，蹂躏了它自己的国家，但它至少生活着。这种动力论的真正逻辑就是一个个敌人的彻底失败，或者说是一次次地征服敌人，建立鲜血与行动的帝国。希特勒几乎不可能构想过这样的帝国，至少在起初时是这样。他达到命运的巅峰，既非由于文化，甚至也不是由于本能或计谋。德意志怀着一种外省的政治思想进行了一场帝国式的斗争，因而崩溃。容格尔看到了这种逻辑，把它表述了出来。他幻想到一个“技术的世界帝国”，“一种反基督教的技术宗教”，其信徒与士兵就曾是工人自身，因为（在这一点上，容格尔重新发现了马克思）从人类结构而言，工人是普遍的。“一种新的统治制度补充了社会契约的变化。工人被从谈判、怜悯、文学的领域拉了出来而提高到了行动的领域。法律上的义务转变为军事上的义务。”人们看到，帝国同时又是世界性的工厂与兵营，其中的主要人员是黑格尔提到的作为奴隶的工人式的士兵。希特勒在走向这个帝国的道路上比较早地被制止了。然而，即使他走得更远，人们看到的也不过是不可抗拒的动力论的越来越广阔的展现，犬儒主义原则越来越有力地加强，只有这些原则能服务于动力论。

        罗什宁谈到这样一种革命时说，它不再是解放、公正与精神的飞跃，而成为“自由的灭亡，暴力的统治与精神的奴役”。法西斯主义，其实是蔑视。反过来，当一切形式的蔑视介入政治时，便为创立法西斯主义作好了准备。还应当指出，法西斯主义若不改变自己的见解，便只能是它现在的样子。容格尔从他自己的原则得出一种看法，即成为一名罪犯胜过布尔乔亚。希特勒没什么文学才华，但深沉多智，他明白他追求的只是成功，成为上述两种人的哪一种是无所谓的，于是让自己同时成为这两种人。墨索里尼说：“事实就是一切。”而希特勒说：“当一个种族处于受压迫的危险中……平等问题仅具有次要的作用。”此外，种族为了生存永远需要受到威胁，因而永远不会有平等。“我准备签署一切……就我而言，为了德国人民的未来，我可以真心地在今天签署一些条约，而明天又撕毁它们。”而且，元首在宣战之前对他的将军们说，以后不必问战胜者是否说了真话。戈林在纽伦堡受审讯时的辩解词中又提出这个想法：“战胜者永远是法官，而战败者永远是被告。”对此无疑是可以讨论的。不过，罗森伯格在纽伦堡受审讯时说他没有预见到这个神话会导致谋杀，令人难以理解。英国检察官注意到“的道路直接通向马伊达内克的毒气室”，这句话倒真正触及这次审讯的主要内容，即西方虚无主义的历史责任，然而由于明显的原因，这是在纽伦堡唯一没有讨论到的。不可能在审讯中宣布一种文化的一般罪责，而只能审讯那些在大地上大叫大喊的行为。

        希特勒发明了无休止的征服运动，否则他便一文不名。但是，永久的敌人，这次就是国家水平的永久恐怖。国家与“器械”成为一体，也就是跟征服与镇压的机制成为一体。把对国家内部的征服称为宣传（弗兰克说这是“走向地狱的第一步”）或者镇压，为了对国外进行征服而建立了军队。这样，一切问题都具有军事性质，要从力量与效率的角度来考虑。总司令决定政策以及行政的一切主要问题。这个原则从战略上讲是无可辩驳的，被推广到公民的生活。一个民族一个领袖，这就意味着唯一的主人与千百万的奴隶。政治方面的中间人在一切社会中是自由的保证，此时不复存在，而让位给一个穿军靴的耶和华，他统治着沉默的或高喊口号的芸芸众生，这二者是一样的。在领袖与民众之间没有调解机构，而只有工具，也就是作为领袖压迫意志的工具的政党。这样便产生了这种卑劣的神秘主义的第一个并且是唯一的原则，即“元首原则”，它在虚无主义世界恢复了偶像崇拜与堕落的神明。

        墨索里尼这位拉丁语系的法学家，用花言巧语把国家利益化为绝对，为之扬扬得意。“没有任何东西在国家之外，在国家之上，与国家对立。一切属于国家，一切为了国家，一切均在国家之中。”希特勒时代的德国道出了这种虚伪说法的真相，这就是它已成为一种宗教。一份纳粹报纸在一次党代会期间写道：“我们神圣的职责就是把人们带向万物的起源，万物之母。说实在的，这就是为上帝效劳。”这种起源于是就存在于最初的吼叫中。这里所说的这位上帝是什么样的呢？国社党的一份正式声明告诉了我们：“我们世上所有的人都信仰我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我们公开承认）国家社会主义是引导我国人民获得拯救的唯一信仰。”元首站在某个旗帜与标语飘扬的西奈半岛燃烧的荆棘中，他的号令便成为法律与道德准则。超人的扬声器只要下一次杀人的命令，各级正副首长便层层往下传达，直到奴隶，而奴隶收到命令后不会再把命令下达给任何人。达豪的一个行刑者后来在牢房中哭泣：“我不过是执行命令，只有元首和副元首指挥这一切，他们随即走掉了。格吕克收到了卡尔膝布鲁纳的命令，最后我收到了枪决的命令。他们把全部责任都推到我身上，可我只不过是个小小的分队长，不能把它传递到比我职位更低的人。而今，他们说我是杀人凶手。”戈林在被审讯时宣称他忠于元首，说“在这个可诅咒的生命中总还存在着荣誉的问题”。荣誉就是服从命令，这有时就等同于去犯罪。军事法律以死刑惩治违抗命令，其荣誉就是奴役。当所有的人都是军人时，命令要求他杀人而他不这样做，这就成了罪行。

        不幸的是，命令极少要人们做好事。教义上纯粹的动力论并非指向善举，而仅仅要求效率。只要有敌人存在，就会有恐怖，而只要有动力论存在，便会有敌人存在，这样它才会存在：“可能削弱元首借助政党对民众施加统治的一切影响均必须消灭。”敌人是异端分子，必须用说教或宣传使他们改变信仰，或者由盖世太保把他们消灭。结果就是人不再是人，他若属于党，就只能是效忠元首的工具、机器上的一个齿轮。他若是元首的敌人，便是这架机器所消耗的材料。由反抗所产生的不合理的激情此时所想做的不过是消除使人不成为齿轮的一切，也就是反抗自身。德国革命的浪漫个人主义最终在物质世界中得到满足。不合理的恐怖把人变成了物品，按照希特勒的说法就是“地球上的虫豸”。恐怖所追求的不仅是消灭人，而且要消灭人的普遍能力，思索，友爱，对绝对的爱的召唤。宣传、折磨是分裂民众的直接手段，此外还有逐渐的堕落，与罪恶的犬儒主义同流合污，强迫的共同犯罪。屠杀与折磨人的人们只感受到胜利的阴影：他们不能感到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于是必须使受害者本人也犯罪，从而使得在一个没有方向的世界上，普遍的犯罪使行使暴力成为合法，视成功为神圣。当无罪的想法在无辜者本人身上消失时，强权的价值最后主宰着失去希望的世界。于是卑下而残酷的悔罪感便笼罩于世界，那里只有石头是无罪的。被判罪的人被迫自缢身亡。母爱纯洁的呼声也被扼杀，犹如那位希腊母亲，一个军官强迫她在三个儿子中挑选一个被拉去枪杀。人们最后成为自由的人，不过如此而已。杀人与使人堕落的权力把奴隶的灵魂从虚无中拯救出来。德国的自由，于是在死亡集中营苦役犯的合唱中得到歌颂。

        希特勒的罪恶，其中就包括屠杀犹太人，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因为历史上还没有一种如此全面的毁灭学说曾成为掌握操纵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的手段。尤其是历史上第一次，政府成员竭尽全力来创立一种不讲一切道德的神秘主义。首次在虚无上建立一种宗教的这种企图，造成的结果是毁灭。对利第斯的摧毁清楚地表明，希特勒运动有条不紊的科学的外表掩盖着其实无理性的冲动，也就是绝望与骄傲的冲动。面对一个被推测是反叛的村庄，征服者至此只有两种态度，或者是策划镇压、冷静地处决人质，或者是由被煽动的大兵野蛮地冲去扑灭。利第斯被这两种联合的行动所摧毁。这表明这不合理的理性的种种破坏行径。而这种理性是历史上可以找到的唯一的此类价值。在利第斯，不仅房屋被焚烧，村庄中的一百七十四个男人被枪决，二百零三个妇女被关入集中营，一百零三个儿童被带去接受元首宗教的教育，而且派了几支专门的队伍花几个月的时间用炸药把整个村庄夷为平地，让石头消失，填塞了村中的池塘，令公路与河流改道。在此之后，利第斯已不复存在，按照运动的逻辑来说，只不过是一个纯粹的未来。为了更加安全，挖掉了死人的坟墓，因为它们仍然令人回想到这个地方过去的一些事情。

        虚无主义的革命在历史上表现为希特勒的宗教，所激起的只是消灭一切的狂热，这最终转过来反对它自己。否定，至少在这一次，不管黑格尔是如何说的，不再具有创造性。希特勒是未留下丝毫功绩记录的暴君，这在历史上也许是唯一的。对他本人，对他的人民与对世界来说，他仅仅是自杀与杀人。七百万犹太人遭杀害，七百万欧洲人被关入集中营或屠杀，一千万战争的受害者，这一切仍不足以让历史作出判断，因为历史对杀人犯已习以为常。希特勒在历史上的存在几年内纠缠着千百万人。对他亦即对德意志民族最近的辩解的推翻，使他以后成为一个游移不定的可怜的黑影。斯皮尔在纽伦堡审讯中的证词表明，希特勒本可在带来彻底的灾难之前使战争停止下来，而他却要大家都自取灭亡，使德意志民族在物质上与政治上遭到毁灭。对他而言，唯一的价值直到最后依然是成功。既然德意志在战争中失败，它就是懦夫与背叛者，应该死去。“德国人民若不能战胜，就不配活下去。”当俄国的大炮炸塌柏林宫殿的墙壁时，希特勒决定把德国人拖向死亡，使他的自杀成为神圣之举。希特勒想让遗骸装入大理石棺材的戈林、戈培尔、希姆莱、莱伊纷纷在地下室或小屋中自杀。但这种死亡一文不值，犹如一场噩梦，一缕消散的云烟，既谈不上有效，也不能作为榜样，不过是为虚无主义的血淋淋的虚荣殉葬而已。弗兰克歇斯底里地大喊：“他们自以为是自由的，却不明白是不可能从希特勒主义解脱出来的！”他们不明白这一点，也不懂得否定一切其实是奴役，而真正的自由就是在内心中信奉一种面对历史及其成就的价值。

        然而法西斯主义的神秘虽然曾逐渐地意欲摆布世界，却从来没有真正追求一个全球帝国。希特勒为自己的胜利感到惊诧，最多是从其运动的外省的起源转向一个建立德意志帝国的模糊梦想，与全球国家不可同日而语。相反，俄国共产主义从其根源来说就是公开地声称要建立世界帝国。这正是其力量所在，其深思熟虑的深刻之处在于我们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不论德国革命形式上如何轰轰烈烈，却无前途可言，不过是一股原始的冲动，所带来的破坏远远大于其真正的野心。相反，俄国共产主义怀有本书所描述的形而上的野心，意欲在上帝死亡之后创建一个神化的人的国家。希特勒的冒险所难以企求的这个革命名称，俄国共产主义却当之无愧。虽然表面上它不再配得上这个名称，但声称有一天会配得上，而且永远如此。在历史上第一次，一种依靠武装起来的帝国的学说与运动把最后的革命与世界的最终统一作为目标。我们现在需要细细研究这种企图。希特勒在其疯狂达到顶点时，声称要把历史稳定一千年，自以为已接近办到这一点，而被征服的民族的现实主义哲学家们对此已准备接受与谅解，这时英吉利战役与斯大林格勒战役把他推向死亡，使历史再次向前运行。但人类对神的追求如同历史自身一样永不倦怠，重又涌现，但更严肃与有效，这就是各种合理的国家，如同在俄罗斯创立的那种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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