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第一本书是他默默地抑制着冲动的激情一口气写出来的。每天晚上，当活字铸排机沉寂无声，一楼那架轮转机只发出微弱而哀怨的叹息时，他便躲进巴兰基亚《先驱报》阒无一人的编辑部里奋力打字。在空着座位的写字台上方，电风扇的叉形扇翼徒劳地转动着，想要驱走炎热。远处，从“罪恶大街”的酒吧里传来一阵阵粗俗不堪的音乐。当他疲惫地从打字机旁站起身来，夜已经很深了，天都快要亮了；但他却毫无睡意，马孔多的人物和故事依然萦绕在他的脑际。他把刚刚打好的稿件装进一个皮口袋，走出报社。外面飘散着海滩和烂水果温热的气味，这是这座城市的老味道。在一家酒吧门口，一个醉汉踉踉跄跄地迈着步子。加夫列尔夹着手稿，穿过圣尼古拉斯广场，向那家妓女寄宿的旅馆走去。旅馆下面是公证人事务所。除了乞丐和垃圾，街上空荡荡的。等待着加夫列尔的那个单人房间，每晚只要一个半比索；不过四壁都是硬纸板，里面只有一张行军床。

        他的第一部小说就在这种环境里问世了。是一本内容充实的书，它已经包含了马孔多所有的荒凉以及对昔日的眷恋，完全有理由使它的作者名扬拉丁美洲。然而事与愿违。任何一位作家只要写出一部优秀的作品便有权享受的公众的承认、声誉或者说酬谢，却在许多年之后才来到他的面前。当时，他的第五部作品，出乎他本人的意料，先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后来在整个拉丁美洲，最后在全世界，像热香肠似的出售。

        这个时期，这种等待是艰难的，极需耐心，也许还要承受一些轻蔑，但是也悄悄地被不确定性，自然还有某些问题所纠缠。

        耽搁了五年之久才得以出版。虽然这本书的原稿只送到很少几个出版商手里，但是竟然没有一个人对它感兴趣。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洛萨达出版社的审稿编辑、西班牙评论家吉列尔莫·德·托雷将原稿退回，还附了一条措辞生硬的评语：这本小说没有价值，但还算有些诗意。出于怜悯，他甚至还忠告作者最好改行做别的工作。当时在波哥大《观察家报》当记者的加夫列尔最后只得自行编辑校对，自费出版了；他靠几个朋友帮忙，在波哥大一家简陋的印刷厂把书印了出来。

        这部小说理所当然地在当地受到了好评，但是比起加夫列尔为《观察家报》所写的新闻报道来，它的反响却要小得多。他连载的海难幸存者的历险故事或者自行车赛冠军的生活轶事往往使报纸销量大增。

        当《观察家报》将加夫列尔派驻欧洲采访时，他已是国内颇负盛名的记者了，然而依然是一名无人知晓的作家。一九五五年冬，他下榻居雅斯大街的名字命名。">的佛兰德旅馆，对于这家旅馆的老板娘来说，尊容经常见诸报端的加夫列尔，当时不过是，也许如今依然是“那个八楼的记者”罢了。

        我就是在那时候认识他的。我曾经写到过，当时他只是一个孤零零的双鱼（今天，他那稳定的上升星座金牛已经主宰了他的生活），只受自己预感的指引。他身材瘦削，又长着一副阿尔及利亚人的面孔，这种模样往往会引起警察的疑心，也把真正的阿尔及利亚人搞糊涂了停住脚步，用阿拉伯语跟他攀谈）。他一天要抽三盒烟，不懂法语，冥思苦想企图在石头和雾气的海洋巴黎闯出一条路来。那时正值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也是布拉桑的歌曲开始风靡，情侣们绝望地在地铁里或家门口亲吻的年代。在布达佩斯事件之前，人们从政治角度看待世界还好比看西方电影一般：社会主义这一边是好人；另一边则是坏蛋。

        最近，我们重访了居雅斯大街当年他下榻的那间阁楼。窗前是拉丁区的一片屋顶，屋内仍然可以听到索邦神学院报时的钟声，但是，已经听不到每天早晨从街上进来兜售洋蓟的小贩悲怆的叫卖声了。每天晚上，加夫列尔让膝盖紧紧挨着暖气片，抬眼就能看见用一枚大头针钉在墙上的他的未婚妻梅塞德斯的肖像，写一部小说，一直到晨光熹微的黎明；那本小说就是。但是他刚开了个头，就不得不停了下来。他准备塑造的一个人物，一位望眼欲穿地等着退伍金的内战时期的老上校，需要有他自己的一块地盘，需要一整部小说。他把它写了出来。他写出了。这一方面固然是为了给扫清道路，另一方面也是想要通过文学解除当时日常生活的窘困：他跟他笔下的人物一样，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也总是在等待来信，等待附有支票的来信，但总也没有音讯。

        他的经济问题起始于刊登在《世界报》上的一则三行字的消息，我们是在学院路的一家咖啡馆里看到的。原来，当时统治哥伦比亚的独裁者罗哈斯·皮尼利亚，哥伦比亚军人，通过军事政变上台，1953年至1957年任哥伦比亚总统。">关闭了《观察家报》，而加夫列尔正是该报驻巴黎的记者。“没什么关系。”他说。但是实际上关系很大。来信再也不附带支票了。于是，过了一个月，他就缴不出旅馆的房钱了。布拉桑还在唱他的歌，情侣们还在地铁里亲吻，然而巴黎已然不是他初来时的巴黎了，它变成一座苦涩、冷酷的城市，不少拉丁美洲人对此都深有体会。巴黎的房间有如冰川一般寒冷，到处都是穿着破烂的套头衫的人。在巴黎，吃一顿热饭，挨着有火的角落取一会儿暖，就是一种大胆而令人惊讶的豪举了。

        巴兰基亚的贫穷有它美好的一面，再说，穷也是相对而言的：那儿处处有友人，市长还常常派车把他送到他下榻的旅馆，引得看门人和妓女都惊奇地睁大了眼睛。加勒比是充满人情味的。“有饭大家吃。”那儿的人们常这样说。巴黎恰恰相反，它对于穷人真是铁石心肠。加夫列尔对此深有体会。有一天，他在地铁里不得已跟人要一枚硬币，一个人给了他，但却是没好气地把钱放在他手里的，而且对他的解释根本不屑一听。

        加夫列尔曾经说过，一座城市，只要他在那儿待过，就会比别的城市给他留下更为持久的印象。巴黎留给他的印象是悲伤的：“一个漫漫长夜，我无处栖身，便坐在长靠背椅上，在地铁通风口散发出来的恩赐的雾气中打着盹儿，度过了一宿；而且，还躲过了常常追打我的警察，因为他们总把我当成阿尔及利亚人。突然，曙光出现在天际，煮菜花的气味消失了，塞纳河也停止了流动，在这个为晨光薄雾所笼罩的秋天的星期二，我成了这座空旷的城市里唯一活着的存在。当时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当我走过圣米歇尔大桥时，我听到了一个男人的脚步声；我在雾霭中隐隐约约地看到那人穿着一件深色外衣，两手插在衣兜里，头发似乎刚刚梳过。我们在桥上擦肩而过的那一瞬，我瞥见了他半张清癯而苍白的脸庞；他是在哭着走道的。”

        他在这一时期的产儿便是，他的第二部小说。不过这本书也没有给他打通门路。我记得，这部小说的副本我保留了很长一段时间，那是一份打在黄色纸张上的稿子。我把它送给一些人看，心想这些人一定能促成其付梓，不料他们居然并不欣赏这本小说的文学质量。

        在巴黎旅居数年之后，我们去了加拉加斯当记者。加夫列尔仍然在晚上不工作的时候写作。这时候他是在创作《格兰德大妈的葬礼》等短篇小说。还是没有人发现，这位在杂志社供职的记者已经很自然地成长为一个优秀的作家了。加拉加斯是一座到处是移民的城市，拥有窗明如镜的大楼和水泥高速公路，在这里，任何成就都会牵涉数百万玻利瓦尔，除此之外，它还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来承认不请自来的天才。当然，它对今天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极其慷慨大方，但是想当初，他不过是一个瘦削的、不安分的三十来岁的记者，它甚至连他的存在都不知道。尽管他能写一手非常出色的新闻报道，可是把自己的小说寄去参加各类报纸的评奖活动却一无所获。

        后来，到了波哥大，他依然期待着。他还是在晚上写作（现在是写了）。那时候，他和我两人主持着拉美通讯社分社的工作。在一家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但该杂志的编辑事先并没有征得作者的同意，也没有付一分钱的稿酬。因为，他们无疑认为，发表一部出版商不屑一顾的稿子已经是一种颇为慷慨的酬谢了。当然，在当地获得了好评，正如晚些时候得到的评价一样；后面这部小说以后还获得了哥伦比亚埃索石油公司赞助的全国文学奖。

        不过，不管怎么说，这些只是微不足道的成绩。这些书的印数很少，给的稿费很低，发行范围也仅仅局限在国内。除了在哥伦比亚，还没有人知道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何许人。甚至在国内，除了他的一些密友之外，其他人也仅仅把他作是一个尚有价值的地方文学的代表，而远非才华超群的作家。波哥大的上流社会一向以姓氏和衣衫取人，因此绝不忽视他来自外省、来自沿海地区的出身，他那支棱着的头发，他穿的红袜子，也许还有他分不清吃鱼和进甜食时该用什么刀叉的笨拙模样。

        有人说得妙：拉丁美洲的资产阶级分不清动词ser和tener。此话真是一针见血。有一天，加夫列尔终于跟他们住进了同样的旅馆，在同样的餐厅里吃龙虾，和他们一样或者说竟比他们更加了解葡萄酒的合适温度，了解奶酪的品类，熟悉纽约、巴黎或伦敦的名胜和娱乐节目了。他们为他敞开大门，讨好地恳请他跟他们一起喝一杯威士忌；他们现在什么都不在乎了，甚至包括这位的作者一贯左倾的思想以及他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同情态度。

        不过这一切都是后话。当时还并非如此。虽则他已经出版了几本书（包括墨西哥维拉克鲁斯大学出版的《格兰德大妈的葬礼》在内，已经有四本了），等待却还得拖好几个年头。加夫列尔由拉美通讯社社长豪尔赫·里卡多·马塞蒂派遣，任驻纽约记者。他一如既往：白天当记者，晚上躲在旅馆里搞创作。那年月，无论从哪个意义上来说，都是极其艰难的时期。纽约的古巴流亡者常常打电话威胁他，有时候会提醒他别忘了自己还有老婆孩子，他们可能会遇到麻烦。为了预防任何袭击，加夫列尔在工作时总是准备一根伸手可及的铁棍。在古巴国内，其时正在经历后来所谓的“宗派主义年”。旧的共产党的成员掌握了国家机关的重要位置。这些人对拉美通讯社极感兴趣。社长豪尔赫·里卡多·马塞蒂是个阿根廷青年，他头脑清醒，为人通达，但竟然跟他们对着干。当他被撤去社长职务时，我们这些跟他一样具有革命热情并反对党内宗派主义的人，都辞职不干了。加夫列尔也是其中之一。

        （我认为，这一事件标志着古巴革命进程的一个令人不安的转折。但加夫列尔不以为然，我觉得他只把它看作是前进道路上出现的一桩意外，并没有使他对古巴政府的同情有所降温；但是，这种同情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无条件的盲从。）

        他辞职之后，就在纽约失了业，又没有回去的盘缠。他居然荒唐地（不过这种荒唐他在内心深处却认为是有隐藏的逻辑的，这完全出于他的直觉）决定带着妻子和孩子去墨西哥。他们是坐公共汽车去的，全部款项只有一百美金。

        他在墨西哥找到的第一件差使是给一家妇女杂志当编辑。那天，他的鞋底快掉了。杂志社老板还是一位知名的电影制片人，约他在一间酒吧见面。他得比他先到后走，免得让人看出他那双皮鞋开了线。过了那么多年，他还处于和当年他写第一部小说时同样的窘境。

        我不记得究竟是我去墨西哥旅行时，还是他来我居住的巴兰基亚旅行时，他跟我讲起他又在写一本小说。“它像一支博莱罗舞曲。”他对我说。（博莱罗是一个地道的拉丁美洲音乐术语，它表面上似乎十分伤感，但实际上又很俏皮，极其幽默，是一种“你不能对它过于认真”的东西；看样子，只有我们拉丁美洲人才能领会它的确切含义，就跟领会博尔赫斯所使用的形容词一样。）“到目前为止，”他一面说，一面把手指放在桌上，然后让手指在桌子中间爬了几下，“我搞创作一直走的是一条比较稳妥的道路，没有冒什么风险。可我现在觉得，我得沿着边缘走一走了。”说着，他把手指沿着桌边向前爬了几下，一面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平衡，“你想想：书中一个人物挨了一枪，死了，他的血流过全镇，一直流到他母亲那儿。全书通篇如此，处于优美或造作的边缘。它像一支博莱罗舞曲。”接着，他又补充说：“我要么因此而一举成名，要么头破血流。”

        显然，他跟我谈的就是。此书脱稿后不久，我就读了原稿。之后，我给他写了个字条，对他说，毫无疑问，他已经成功。我立即收到他一封回信。“读罢来信，我今天晚上能睡一个安稳觉了。的难处，并不在于把它写出来，而是要饮下对此书感兴趣的朋友们在阅读后倒的苦酒。幸而他们的反应比我预想的要好得多。我认为，南美出版社的意见是这种反应的最好概括：此书合同规定初版一万册，过了半个月，专家们看了校样之后又将印数增加了一倍。”

        是啊，起始于十五年之前——当初写，他天天直写到破晓——的那个漫长的等待时期终于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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