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师引的是《金刚经》？”

        “康先生对佛典竟也如此精通，令人佩服。康先生在哪里学来这么多大学问？在京师吗？还是在家乡？康先生的老师是哪一位？”

        “我的老师是九江先生——朱次琦朱先生。”

        “哦，原来是九江先生的高足。九江先生不是一辈子只肯穿布袍的进士吗？他在山西做官，进出都走路，自己做工，吃得极简单？”

        “是啊！”

        “那康先生在山西追随九江先生？年纪不对啊？”

        “不是，那时候我还没出生。九江先生大我五十一岁，他其实是先父的老师，他同先祖是好朋友，我做九江先生学生是他六十九岁以后的事，到他七十五岁去世，我一直跟他，前后六年。他临死以前，说他写的书，对将来的中国没有什么益处，他竟都给烧了，他的精神太叫人感动了。”

        “真太可惜了。”

        “他死那年我二十四岁，经史子集倒念了不少，我走的路，也是中国一般知识分子走的老路，就是念古书、应科举。可是九江先生的身教，却给我极大的影响，尤其他死前用火一本一本烧掉他一生的心血，左一本国朝学案、右一本国朝名臣言行录；左一本蒙古记、右一本诗文集……烧得满地都是灰，看得我眼泪都流下来了，劝也劝不住。九江先生立身极为严肃，他临死以前烧他一生著作，态度平静而坚决，他古书念得那么好，科举也考到进士，可是临死前，却用行动表示了这些都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真正的路，人该尽弃俗学，以行动救世。他这些意思，并没空口要我们学生如何如何，相反的，他说得很少。只在最后临死前来了这段不言之教，等于现身说法。他虽在死前三十多年就离开科举与官场，可是下半生三十年的讲学著书生涯，他竟也在死前加以否定，认为不切实际。他这一烧一死，使我根本上受了大刺激。九江先生死后，我到北京来，开开眼界，也深刻想了想中国的前途，最使我印象深刻的是逛国子监，这是中国养成知识分子的最高学府，我走进大门、走进琉璃坊，看看钟亭鼓亭，又看到蒋衡写的那些石碑，想到他花了十二年的时间，写这八十多万字的十三经石碑，第一流聪明才智消耗在这里，现在对中国有什么用处？中国要救的时候到了，可是这些十三经石碑，救不了中国啊！我买了很多书，经过上海，大量买了江南制造局和外国传教士印的有关现代学问的著作，在家乡南海的西樵山，闭户研究了五年。我不会外国文，只能看这些译本，从译本里融会贯通举一反三。五年下来，自信有点心得，认为救中国，必须走外国路子，变法图强不可。所以，五年以后，这次到京师来，看看有没有机会。这几天正赶上过年，我对碑刻有兴趣，特地到这里来看看旧碑，幸会了法师。法师学问道德虽然只领教了片羽吉光，可是就已令人景仰不已了。”

        “哪里哪里，我们出家人，不足以语此。康先生是九江先生大学问家高足，又学贯中西，我们做和尚的，只随便看几本书，哪能受得住你们行家过奖。并且康先生以天下为己任，康济小民，可以有为，更不是我们出家人所能望康先生项背的。”

        这时候，远远的小和尚普净又走过来。和尚问他：

        “有什么事，普净？”

        “总算把万寿寺的和尚请走了。”

        “你很能干，普净。”

        普净不好意思，笑了一下，看了康有为一眼，点点头，又转向师父：

        “等下要开饭了。”

        “我知道，你在小饭厅摆一张桌子，今天中午我想请这位康先生赏光，吃个便斋。”

        康有为赶忙迈前一步：“法师不要客气。”

        “客气的是康先生，快到吃饭的时候了，何必拘泥一顿饭啊，康先生不是俗人，怎么拘起俗礼来了？并不为康先生特别做，我们吃什么，康先生就吃什么。”

        “也好、也好。”康有为立刻也就同意了。

        “那我就去准备。”普净转身要走，和尚叫住他，“来，普净，我特别为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康先生，是师父所佩服的大学问家，跟师父也是同乡。不过康先生才是真正的广东人，师父这种广东人，已经落伍了。”

        小和尚向康有为合十为礼，康有为也一样答礼，康有为说。

        “一来就打扰小师父了。”

        “哪里会，”小和尚说，“康先生能被我们师父佩服，我们就佩服。我们师父难得邀人吃饭，除非他欣赏这个人。”

        “好了，普净。”和尚笑着，“你禅机泄漏得太多了，快去准备吧！”

        “好，去准备，今天康先生运气好，今天不吃馒头。”

        “哈哈。”康有为笑着，“法师这位小师弟反应真快，他知道广东人怕馒头。”

        “还有，普净，你多炒两个蛋，跟我们一起吃。”

        “好。”小和尚转身走了。

        “小朋友什么都知道。提到馒头，我又想起一个他的故事。他到庙上前几天，每天早饭吃一个馒头，他也分到一个，但他只吃一半，每天留下半个。有时候午饭也吃馒头，每人限两个，他就只吃一个，留下一个。后来跟他同住的和尚通知我，说他包袱愈来愈大，怪怪的，我们就委婉地找个机会请他打开包袱，结果一看，都藏的是一个半个的馒头。他逃难逃怕了，又想到他哥哥在外面可能挨饿，所以把他应得的分量，都只吃一半。当时他睁了大眼睛，低头看着馒头，又抬头看着我们，又低头看着馒头，又抬头看着我们，只结结巴巴的说了一句：‘等哥哥来的时候，能不能把馒头带走？’我听了，忍不住掉下眼泪。他跟哥哥逃难时候吃过死老鼠、吃过树皮、吃过草根，并且可能吃过人肉，他记得一次哥哥拿回过一块肉，吃起来怪怪的，他问哥哥‘是什么肉’，哥哥皱眉头想了一下，说：‘别管了，快吃吧，吃剩下我吃。’”

        “唉，政治黑暗，使中国老百姓这样惨。”

        “不过有的是天灾，似乎也不能全怪当政的人。在我们出家人看来，这是在劫难逃。”

        “法师慈悲为怀，所以难免开脱了许多当政的人的责任。我在南海西樵山研究经世致用之学，对中国灾荒问题，也小有研究，俗话说‘天灾人祸’，这四个字相连，的确有道理。天灾的发生，我们以为是天祸，其实里面有人祸。就以水灾而论，水灾发生，是过多的河水无法宣泄，无法宣泄的原因，是许多供大河宣泄的小渠，因为官商勾结被霸占。小渠附近土地肥、灌溉方便，所以官商勾结，把小渠堵住，他们不但不肯掘开渠口，反而把附近加高，这么一来，不该成低地的地方——就是老百姓的地方——反倒变成了低地，水一涨，就成了水灾。所以这种水灾，是人为的，不能赖在天上。这样赖，老天爷也不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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