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了饭厅，饭刚摆好。饭是高粱米混小米，北京普通人不常吃大米饭，因为太贵。菜只三盘，二大一小，大盘一盘是素烧白菜豆腐、一盘炒蛋，小盘是酱瓜。和尚请康有为入座，坐的是直角的硬木椅，人坐在这种椅子上，除了正襟危坐，不容易有第二种坐法。饭桌是方的，是普通的、不怕烫的红漆桌，简单而干净。正面墙上挂着一幅横幅，上面写着：

        西汉有臣龚胜卒，

        闭口不食十四日；

        我今半日忍饥渴，

        求死不死更无术。

        精神时与天往来，

        不知饮食为何物。

        若非功行积未成，

        便是业债偿未毕……

        是谢枋得的绝命诗。把这位不食而死的烈士的遗诗，这样挂在食堂里，倒是一种含意深远的对比。

        和尚等康有为看完墙上的横幅后，请康有为用饭：

        “刚才有言在先，不为康先生特别准备，我们吃什么，康先生就吃什么，请用饭吧。在世俗标准，绝不好意思拿这样菲薄的菜请客，但康先生不同，所以我也不觉得失礼。”

        “法师是真人。”

        三个人就吃起来。和尚没吃以前，把蛋分做双份，说：“蛋由康先生和普净合吃，我不吃蛋。刚才康先生看的横幅，是一百年前庙上一位和尚写的，康先生是行家，这字写得怎么样？”

        康有为看都没再看一眼，随便答道：“字是写得不错，写了一手好赵字，只可惜用赵孟頫的字体，写谢枋得的绝命诗，未免太不相称了。”

        “这……我一时想不起来为什么？”

        “他们是同时候的人哪！赵孟頫投降了元朝，谢枋得跟元朝不合作，谢枋得死而有知，发现他的绝命诗竟是赵体字，不是太可笑了吗？”

        “啊！康先生说得是。我们浅学，都看不出来，真荒唐、真荒唐。”

        康有为笑着，有一点自得的神色。和尚问：

        “为什么一百年前这位和尚写了这手赵体字呢？这有什么道理吗？”

        “可有道理呢，一百年前正是乾隆时候，乾隆皇帝喜欢赵体字啊！所以流行赵体。再往前，乾隆的祖父父亲康熙皇帝雍正皇帝喜欢董其昌，所以当时又流行董其昌的字。一切都是上行下效，这是中国的特色。这也说明了，中国的许多事情，要办，都得从上面来。”

        “像乾隆皇帝喜欢赵孟頫的字，喜欢以外，大概也有政治作用吧？”

        “政治作用是很明显的。元朝是蒙古人，在汉人眼里是胡人。赵孟兆页不但是汉人，而且是宋朝的皇族，元朝统治中国，有这么一个人来捧场，当然是很好的号召。乾隆皇帝是满洲人，在汉人眼里也是胡人，他当然也会援例利用赵孟頫，何况他真的喜欢赵孟頫的字呢。”

        “那么赵孟頫是汉奸了？”

        “奸不奸的问题要看用哪一种标准，如果用的是汉满蒙藏等各族都是中国人的标准，对中国人自己的种族来说，并无所谓好。并且，忠奸问题也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那么黑白立刻分明。在一个人阅历较多一点以后，他有时难免会发现，人间许多对立的问题，如是非、正邪、善恶、好坏等等，并不都是很草率就能断定的。同时对立的情况，往往并不如想象中那样明显，对立的双方，可能有混同的成分、相似的成分，甚至还有完全相反的尴尬场面发生。中国正史中，从宋朝欧阳修主编的《新唐书》开始，有所谓‘奸臣’传，后来的正史，像《宋史》、《辽史》、《元史》、《明史》，纷纷援例，于是忠奸之分，在历史上和观念上，也就愈发显明。正史以外，中国的小说戏剧，对忠奸的判决，影响极大。尤其在戏剧里，为了帮助观众有‘忠奸立判’的效果，‘红脸’和‘粉白脸’，也就应运而生。忠肝义胆的自然是勾红脸，如关公；权奸误国的自然是勾粉白脸，如曹操，这种分法利落，固然给了观众不少方便，于施展爱憎之间，少掉了不少麻烦。但是一旦分错了，就对不起人了。试看《宋史》‘奸臣’传中被戴上奸臣帽子的，有的根本不算奸臣，像赵嗣！而该戴奸臣帽子的，像史弥远，却又逍遥于‘奸臣’传之外！由此可见，忠奸问题，并不像书上和民间传说上所说那么简单。例如曹操，不但不是奸臣，并且是大英雄。曹操不是奸臣，还属容易翻案的。像冯道，就复杂得多了。冯道在五代乱世里，他不斤斤于狭义的忠奸观念上，不管是哪朝哪代、不管是谁做皇帝，只要有利于老百姓，他都打交道。宋朝时候，唐质肃问王安石，说冯道‘为宰相，使天下易四姓、身事十主，此得为纯臣乎？’王安石认为当然是纯臣、是刮刮叫的了不起的大臣。王安石以伊尹为例，反驳说：‘伊尹五就汤、五就桀，正在安人而已。’贤者伊尹在商汤、夏桀间游走，目的不在对谁忠、对谁奸，而在照料老百姓。王安石认为冯道能委屈自，‘屈身以安人’，这种行为，‘如诸佛菩萨行’，简直和佛和菩萨一样伟大呢！例如契丹打进中国，杀人屠城，无恶不作，中国的英雄豪杰，谁也保护不了老百姓，但是冯道却用巧妙的言词、大臣的雍容，说动了契丹皇帝，放中国人一马。欧阳修写《新五代史》虽然对冯道殊乏好评，但也不得不承认‘人皆以谓契丹不夷灭中国之人者，赖道一言之善也’！冯道能够以‘一言之善’，从胡人手中，救活了干千万万中国百姓，这比别的救国者对老百姓实惠得多了。冯道这样与胡人合作，骂他是汉奸，通吗？公道吗？”

        “用这种标准，谢枋得死得不是没有意义了？”和尚问。

        “谢枋得死的意义有他更高的价值标准，这种标准，是人为他信仰而死，这就是意义。至于他信仰的对不对，或值不值得为之一死，那是另一个问题。那种问题，往往时过境迁以后，可能不重要，甚至可能错。例如谢枋得忠于宋朝，但宋朝怎么得天下的，宋朝的天下，得之于欺负孤儿寡妇之手，谢访得岂有不知道？所以，宋朝的开国之君，十足是篡位的不忠于先朝后周的大臣，不能不说是奸臣。这么说来，忠臣谢枋得，竟是为奸臣所篡夺到的政权而死，这样深究起来，不是死得太没意义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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