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刘叔慧的《一夜诗》有四行咏“藏书章”:“潮湿的胭脂∕吻遍每一具雪白的身体∕丰润的心事因此有了∕归属的安静”。新诗通常都不容易懂。这四行我觉得清楚深刻,联想到盖图章的印泥黏黏湿湿,吻在每一本书的白纸扉页上,宣示这本书的所有权,错以为天长地久,此情渝。白乐天妇孺能解的要求甚是,难是难在李嫂和小牛都念懂了还可以列入唐诗,世代传诵。苏俄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自杀前五天在普列汉诺夫学院举行诗歌朗诵会,台下毫无反应。“同志们,听懂了吗?”“我们听不懂!”“这不可能!”他又朗诵另一首诗的片段。“现在听懂了吗?”“我们听不懂!”“怎么会听不懂呢,同志们,这不可能。听懂我的诗的人请把手举起来!”大厅里只有几个人举手。蓝英年在《被现实撞碎的生命之舟》里说,诗人觉得已经没有人需要他了。五天后,马雅可夫斯基要求他的情人波隆斯卡娅离开她的丈夫、放弃她的事业,她不答应。他给她叫出租车,给了二十卢布车钱。她刚走出房门,屋里响起枪声,马雅可夫斯基自杀了。
齐白石对他的学生李苦禅说:“画画要有感情。一个对任何事物都毫无感情的人是不能搞艺术的。我就很爱水中游动的小虾,我为它们的自由自在高兴,也为它们的互相‘斗争’担忧,更为它们的垂危和死亡伤心”。可惜深情往往空遗恨,无论对人,对国,都这样。马雅可夫斯基生前不断讴歌祖国伟大,听说近来俄罗斯报刊上时常登文章说他是被谋害的。他有些诗像郭沫若的颂歌:“我赞美∕祖国的∕现在∕但三倍地赞美∕祖国的将来。”
在《良友》画报上读到余光中先生今年夏天写的《弔济慈故居》,附照片多帧,还重登了余先生一九五三年为济慈逝世百三十二周年纪念而写的《弔济慈》。黄维樑有专文解诗。我不懂新诗理论,凭直觉读诗,始终偏爱余先生四十三年前写的那首旧作。余先生今年六十八岁了,写诗几十年,现在一定是到了爱怎么写就怎么写的化境了,作品因此未必那么浅易了。他的境界一高,我攀上去就比较吃力了。《弔济慈》不同,押韵,有音乐感,像萧邦的etude那样贴心:
六十年代在台湾念书的时候,我们都会背几段余先生的诗。《文星》杂志的印刷像古老的黑白片那样朦胧,余先生的诗却像暗淡的月色那样迷人。《莲的联想》陪我们睡在木头宿舍里的木头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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