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收到江迅转来上海储大泓先生的长信，细读多次，既惭愧又感激。储先生是上海《文学报》社长，过去曾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是着名的散文家、杂文家。江迅多事，前一阵子带了一本《英华沉浮录》第一卷到上海送给储先生，害储先生浪费时间精神读这本小书，还不吝写信指教。储先生的信写在《文学报》清雅的信笺上，他的字又很漂亮，一定要好好珍藏了。他很客气，说是在上海报上读过拙作，又读过我在内地出版的集子，觉得芜文并不浅薄。这次看完《沉浮录》第一卷，“出於职业的习惯，只感到有些地方似可商榷。”

        我的文章都是业余率尔操觚之作，不能说不花心思，却常常顾此失彼，用储先生的显微镜一看，真是糟糕了。他说，“汉堡饱”之“饱”应作“包”；“我没有去听这个盛会”似应改为“我没有参加这个盛会”。我同意他认为原写法“不符合中文逻辑”，正如我在一一八页里说“家庭”怎么会“知悉”一样。还有，“二零年代”应该作“二十年代”；同一段里我倒是写“六十年代”，没有写成“六零年代”。储先生说：“第三类当是英国小说家Evelyn augh的小说《独家新闻》（Scoop）里的史莱德最精彩”，这一句中的“当是”似应改为“当以”，因为这一段中的“第一类以王尔德、萧伯纳为表表者”，就没有写成“第一类是王尔德、伯纳为表表者”。我当时似乎是故意用“当是”，因为那一句话后面没有用“为”字；第二句既说“为表表者”，所以前面我用了“以”字。这两种句法我当再斟酌。

        储先生心细如尘。他说，“任由”读起来别扭，这两字只要保留一个就行了。“既要出守则，又要怕得要死”，“又要”的“要”字宜删，因为“怕得要死”往往是不由自主的，不是主观上要不要“怕得要死”。对极了。这些语法上的毛病都是文章的败笔，难得有储先生这样的前辈指正，确是受用不尽了。

        我在《怀念邱吉尔》一文中说鲁迅的杂文戾气太浓。储先生大不同意，写了很长一段话解释鲁迅为人为文之道。他说，“戾气者，邪恶、暴戾之气也。我以为对鲁迅杂文的这一评语似乎欠公允。鲁迅的杂文，有些确实辛辣、尖刻、但骨子里却充满火热的感情，而且读了令人感到十分痛快、解渴”。储先生举了很多例子说明他的观点，我大致不反对。我很喜欢鲁迅的小说；我也始终觉得鲁迅的文字甚好，但是我不爱读他的译文。中国官方向来推崇鲁迅，对他的杂文尤其偏爱，我因此一度细读，希望能看出奥妙之处。这里牵涉到储先生所说的“一个人的阅历、处境、习惯、修养等多种因素”，我到现在还是十分喜欢鲁迅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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