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坊间出版了一系列博物学书籍，学界的论文发表量也在蓬勃发展，虽然还没有出现真正的“博物学的春天”，但是温煦的和风已在不经意间扑面而至了。研究生态文明的同仁，认为博物学的复兴拓展了生态文明的新领域和新视野，丰富和拓深了生态文明的研究层次。在面对博物学勃起的冲动与兴奋之后，人们不禁要问：博物学是什么，它有什么样的魅力能激起生态文明研究的深层浪花与层层涟漪？

        

一、博物学何为？

        博物学是什么？这就涉及了博物学的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和呈现的方式。我认为，博物学涉及了三个世界：客观知识世界、默会知识世界和生活世界。

        根据学界的丰富研究，我们或许可以这样对博物学的研究领域进行概括：

        1．博物学是研究客观世界物的存在方式，从天体星球到鸟兽虫鱼，从崇山峻岭到大河大湖，从广袤的森林到干涸的荒漠，从寒冷的北极到赤日炎炎的非洲，从常年积雪的喜马拉雅山脉到终年葱茏的亚马逊热带雨林，博物学可以说遍及世界物的存在形态和样式。物种的丰富性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光是蝴蝶就有近两万种，形态之差异也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我看到大概100多位博物画家绘制的蝴蝶图片2万多张，很少有重样的，让人叹为观止！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博物学是关于客观知识的学问。

        2．博物学是关于地方性知识的学问。博物学著作绝大多数是关于某一地区某类物种的研究，或者是某个岛屿某个海角的研究，研究种类五花八门，几乎穷尽世间万物的存在样态。有些地区因为物种的丰富性和奇特性，成为博物学研究关注的焦点地区。南美洲苏里南岛屿，因为17世纪德国女博物学家梅里安名著《苏里南昆虫变态图谱》而闻名于世。太平洋岛国新几内亚因盛产美丽的天堂鸟（又称极乐鸟），成为博物学家热切向往的地方，进化论创始人之一华莱士就奔赴其地，并写下《马来地区自然考察记》；英国鸟类学大师约翰·古尔德也为此绘制三卷本《新几内亚的鸟类》，引起欧洲上层社会的轰动。还有喜马拉雅地区，因其地理环境的独特性和物种的奇异性，引起众多博物学家涉险前往。约瑟夫·胡克捷足先登，长期驻留考察，写下并出版了《喜马拉雅日记》《喜马拉雅植物》《喜马拉雅杜鹃花》等震烁古今的博物学名著，从此点燃人们对喜马拉雅的无限热情，关注度至今不衰。上述三个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奇异的物种而呈现“地方性知识”，吸引了全球的眼光和关注，从而展现出全球性的特征，因而它们成为“地方性”和“全球性”最为互动的地区，“地方性”和“全球性”在这里得到最为完美的呈现。

        3．博物学是关于默会知识的学问。波兰尼在《个体知识》中提出人类具有一种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身体知识。这些知识通过人类诸感官眼、耳、鼻、舌、身、意累积沉淀下来，并在一定的情景中运用和呈现出来，因而称之为“默会知识”。默会知识强调人类日常生活的丰富的体验性，关注人在与万物相遇、照面、交往的具体情景和个体的独特经验，关注这些知识积累与运用如何逐渐成为人认知的一种潜能和基质。这种知识的最高境界就是艺术与科学的天才的出现，中国古人说：书道至矣，“虽父子不能相传”。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画家米芾米友仁父子就是例证。个体性知识也不是不可以通约的，法国博物学家布封《博物志》、法布尔用拟人、比喻等文学手法描绘自然世界的动物和植物，形象生动，多姿多彩，至今风靡全球，个体丰富的体验潜移默化为人类认知自然世界的集体知识和记忆，这不能不说是博物学在其传播史上一段永远说不尽的传奇。

        默会知识或者是个体的知识还隐藏着一层未曾言明的意思，就是提倡和重视人生体验的亲历性和亲证性，讲究人生阅世的亲历亲为。杨万里名诗：“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宛如一幅清丽雅致的白描画卷，诚斋先生如果没有丰富而独特的人生感知和体验，是不可能写出这清新隽永的诗句的。每吟咏这首诗，我就自然会联想起童年那无忧无虑的日子：在阳光灿烂的夏天，在荷风送爽中，满世界追逐——五色斑斓的蝴蝶和蜻蜓。其情其景，其风其韵，其色其彩，其快其乐，非言语能够表述，其中妙处难于与君说！

        

二、我们时代的启蒙：生态启蒙

        什么是启蒙？康德认为：启蒙就是从蒙昧无知的状态解放出来，运用自己的理性去分析和判断。伽达默尔在《科学时代的理性》一书中认为18世纪的启蒙主要还仅限于自然的科学化、理性化，表现为方法优先的异化。但是，随着20世纪50年代以来启蒙运动向人的生活领域的扩展，启蒙主要表现为人的生活实践的科学化、理性化和技术统治的异化。伽达默尔认为，我们必须对20世纪的启蒙乃至启蒙本身进行启蒙与反思：

        对技术的信任与滥用，使技术合理化已达到了极限，导致了“生态危机”，若从技术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来看，则这一切同时也可以说“是我们文明危机的标志”，亦即我们人类还不够真正成熟的标志。如若我们继续遵循这样的道路，技术的过度发展，那么“在可预见到的未来，这会导致地球生命的毁灭”。

        科学本身也告诉我们：“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所具备的可能性是有界限的。如果世界按现状继续发展，这个世界就会完蛋。”必须建构新的启蒙，伽达默尔认为，我们别无出路而只有进行新的启蒙才能把我们人类从这种不成熟状态中解放出来，摆脱“灭顶之灾”。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利希·贝克说：“在人类已经进入核技术时代、基因技术时代或化学技术时代的今天，所有的风险和危机都不仅仅有一个自然爆发的过程，而且还有一个在极大范围内造成惶恐和震颤从而使早已具体存在的混乱无序之状态日益显现的社会爆发的过程。”针对这种焦头烂额的处境，贝克还是充满信心地提出必须对18世纪以来的第一次启蒙进行批判，倡导第二次启蒙，即生态启蒙。生态启蒙包含以下内蕴：

        1．我们所处的世界是风险世界，这个世界迫使我们去认识和理解并继而驾驭风险、危险和灾难，风险文明是我们不得不做出的选择。风险文明开启了一个学习过程：“环境是一个全球性问题”，由此衍生的全球治理浮出海平面，逐渐成为共识。

        2．生态启蒙尊重不同地区和区域的生态多样性和在此基础上建构的生态文化和传统，提倡在多样性中生活。

        3．生态启蒙对奉为圭臬的科学与技术的神话进行批判的反思，把握和厘定科学与技术的使用范围和界限。

        生态启蒙希望人们从新的独断论和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中走出来，它要破碎以下梦幻：

        1．破碎“自然界是无限”的梦幻。自然界是有限的，自然界所蕴藏的资源是有限的，土地、森林、植被、水资源、海洋是有限的，石油、天然气、煤炭这些和人类生存攸关的资源也是有限的。无论是已探明的资源，还是未曾探明的资源，对于地球近70亿人的持续的索取，自然界是捉襟见肘的。

        2．破碎“科学是万能的”的神话。贝克说：“失败是成功之母，错误孕育了科学。从一定意上说，科学是一位‘错误女神’”。切尔诺贝利的核事故表明，科学技术和技术经济的飞速发展也的确是一把双刃剑，其积极作用是极大地造福整个人类社会，让人们尽情地享受现代文明的种种优越生活，其负面影响是终究有一天可能会由此而毁灭整个人类社会。

        3．破碎“专家是万能”的神话。我们生活在一个问题丛生、身心疲惫的时代，我们需要帮助，我们需要咨询，于是有形形色色的专家在各种媒体上，频频亮相，解疑释惑。有些专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思维模式成为大众的行为指南。面对生态风险、生态危机和生态灾难，人们往往在专家的“指导”下限于问题的枝枝节节，不去整体思考和反思这些问题的由来和未来发展的趋势，因而对于问题的解决很难提出总体的、根本的方案。

        

三、博物学与生态启蒙

        我认为博物学与生态启蒙有很好的对接点和融合处，它们的有机结合和互通可以深化和拓展生态文明的实践经验和丰富的内涵：

        1．博物学研究非常关注已经灭绝的物种和正在灭绝的物种。从17世纪到20世纪末的300年里，地球上已有300多种美丽的动物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了。据世界《红皮书》统计，20世纪有110个种和亚种的哺乳动物以及139个种和亚种的鸟类已经在地球上消失。目前，世界上已有500多种鸟、400多种兽、200多种两栖爬行动物和20000多种高等植物濒于灭绝。19世纪英国博物学家罗斯柴尔德对于人类灭绝物种的行为痛心疾首，花了毕生精力编撰一部书籍以志追念这些美丽的精灵《绝迹的鸟》，他在前言这样写道：“人类破坏并继续破坏着物种，或为食用或为狩猎娱乐。而人类对其生存家园的破坏也摧毁了它们生存的根本。人们乱砍滥伐，剥夺鸟类的空间，使得其挨饿受病……令人心痛的是，人类的足迹所致，的的确确对物种多样性造成太多伤害。”美国博物学家奥杜邦是个出色的猎手，为了绘制鸟类图片，射杀大量野鸟并制作标本，人们对此多有责难。奥杜邦晚年撰文对曾经射杀鸟类行为深度忏悔，并积极投入保护鸟类行为。古尔德在《澳大利亚哺乳动物》中对袋狼进行详细的描述和细致入微的描画，在袋狼灭绝的今天，不啻为一曲令人惋惜惆怅的挽歌。

        2．博物学研究非常关注生物的丰富形态。英国博物学家威尔逊在《中国——世界园林之母》一书中，称中国为世界“园林之母”和“花卉王国”，他多次前往远东地区采集植物，特别是在1899—1911年期间，曾四次来到中国，带走了18000个植物标本，记述了5000多种不同的植物种类，其中1000多种为世人之罕见，为欧美国家引种了上千种园林花卉植物，因此他也被称为“中国威尔逊”。他非常叹服中国华西地区丰富的植物种类，为世界之罕见，他充分肯定了中国对世界园林作出的不可替代的贡献。伦敦自然博物馆、纽约自然博物馆收藏博物学绘画就有几百万张之巨，这些画作展现地球生物丰富的多样性，它们构成了生态启蒙的知识语境和知识谱系，成为人类文化的宝贵遗产。

        3．博物学研究非常关注摆正人与万物的关系，万物不是因人而活着，人没有权利支配和屠杀生灵。人的过分猎杀，动物的生存权利和人的生存权尖锐的矛盾和对立呈现出来了。进化论创始人之一英国博物学家华莱士说：“对于博物学家，当之前只通过描述、绘画或保存不良的标本才知道的东西呈现在眼前的时候，那种兴奋只有诗人的笔触才能充分地表达……让人伤感的是，一方面，这些精致优美的生物只能在这些毫不宜人的荒野才能生存和展示它们的魅力……而另一方面，文明人是否应该抵达这些遥远的地方……我们能够确定的是，通过这种方式，人会扰乱自然中生物界和非生物界之间的平衡，导致那些人类最能欣赏其中构造和美丽的事物渐渐消失，直至完全灭绝。这样的思考明确地告诉我们所有的生物都不是为了人类创造的。”（引自《伟大的博物学家》，商务印书馆）我们要大声疾呼：所有生物都有存活的权利，所有的生物都不是为了人类创造的，它们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和尊严。

        北京大学出版社欣闻我在关注收集西方博物学名作和绘画，力邀我进行整理分类，并组织有关专家进行系统翻译。这套丛书以名著名图为采撷目标，力争图文并茂地展示西方博物学三百年来的辉煌成就，力争使坊间的博物学出版物能实现普及与提高的有效结合——实现科学与艺术、自然与人文的完美融合，使读者诸君能在审美的愉悦中感受自然的魅力，从而能“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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