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不会又是阴天？
荆华怕阴天下雨。一到阴天下雨，她的腰就疼得格外厉害。医生还说，闹不好，她将来有瘫痪的危险。
将来？但愿她不要活到那个时候。
据说医学界有人在研究延年益寿之方。何必呢？真正使人烦恼的不是活不长久，而是老活着不死。
她伸展、扭动着睡了一夜而变得麻木的腿脚，又触到了放在枕边的手表——四点五十分，哦，不是阴天，而是她醒得太早。
她欠起身子，腰部也僵硬得像根木头棒子，难以翻转。好在她的胳膊是有力的，撑起自己的身体还不太费事，说不定她将来还得用胳膊代替自己的双腿呢。发配边疆十年的日子真没白过，让她有能力应对许多难以想象的难题。
不然如何是好？指望谁去？又依赖谁去？这大概符合马雅可夫斯基的美学观，就像他写的那些阶梯诗。但女人如果都是一双举重运动员似的胳膊，并与窈窕的曲线、婀娜的身姿无缘，难道不也是一种遗憾？连荆华都感到遗憾，不知男人如何感想，也许他们当中有人正巴不得藏到女人的围裙后面。
荆华总觉得，一个“牡马驾辕”的时代似乎就要到来。男人的雌化和女人的雄化，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世界性的问题。也许世间万物的所谓变化，不过都是周而复始的运动，那么，回到母系社会未必是不可能的。
她拿过放在床头柜上的远红外线治疗器，把插头插进插座，治疗器上的指示灯亮了，在乳黄色的塑料外壳上，映出一小圈柔和的光晕。
而这唾手可得的方便、精巧，于她是少有的奢侈，似乎并不属于她，而是暂时借来的。好像莱蒙托夫的那首诗：《悬崖》。那每当早上或黄昏，过路的朝霞或晚霞，在上面憩息片刻便悠然离去，如鳏寡老人一样孤独的岩石。
辐射面板开始发热，荆华把它放在后腰上，一团热力透过后背直穿前腹，把那不论春、夏、秋、冬，永远盘桓在她身体里的寒气驱走。
感谢老安，托人从上海带这东西给她。给她治疗器的时候，像要刹住她那不着边际瞎想的毛病，他一反平时的慢慢腾腾，急匆匆地对她说：“你别误会，我可不是怜悯你，我和你一样，不喜欢别人的怜悯。”
荆华总觉得老安不像一个党支部书记，不像。
就连他的名字，也透着一种平和的，没棱没角、与世无争的劲头：安泰！
晨曦把窗台上那盆已然败落的兰草的影子，越来越清晰地投射在窗帘上。每一茎长叶，都耷拉在花盆的边沿上，呈现着万般无奈的样子。
又死了！
她们像所有正常的人一样，喜欢花。当然，还有别的一些什么。
那些花，刚买来的时候都很壮实。肥厚的叶子，绿油油的，仿佛顺着每片叶子的茎脉，都能流下翡翠般的、绿色的汁液。每处枝杈里，藏着含苞待放的花蓇葖。可是过不了多久，那些叶子就开始变薄、变黄、变瘦，花蓇葖也越来越少。其实这屋子朝南，阳光充足，荆华还往花盆里埋过芝麻酱，浇过马掌水，弄得满屋子都是呛人的二氧化硫味儿，可她们就是养不活一盆花。
从院子南边一路走过来，看吧，家家阳台上都摆满了花盆，只有她们的阳台是光秃秃的，一盆花也没有。好像一大堆如花似玉的姑娘里，夹着一个丑陋不堪的瞎老太婆。
有人说，花随人气，没福气的人养不了花。也许她们的霉气太重，就在最热的七月天，她们的房间里，也有一股阴冷之气，像地下室或是太平间。
是不是房间太大？荆华曾竭力要把这屋子填满。书橱、沙发、桌子、椅子……填了自己的房间还不算，又填了柳泉的房间。那些家具，全是她自己做的，看上去还蛮像回事。机关里的同事，大概没有一个人能想到她还会做木工活儿。
做着做着，她又没了兴味，每一件家具便都露着白茬儿丢在那里，没有着色也没有上漆。沙发也没套上人造革或是灯心绒的套子，只在包着弹簧、棕麻、棉絮的麻袋上，蒙了一块减收布票和钱票的姜色毛巾——样样都给人一种半途而废的感觉。
荆华却突然笑了，竟还笑出了声音。
猫头从沙发上跳了下来，跑到她的床前，“喵呜、喵呜”地叫了两声，好像在问：“你醒啦？”
荆华伸出手，招呼它过来，它大概还想睡，摇摇尾巴，又回到沙发上去睡了。
荆华也可以再睡一会儿，时间还早，又是星期天，可她不愿意。
好像有过一个不愉快的梦：关于雨，关于雪，关于风暴、寒冷、泥泞……
关于那个她终于没有让他（或她）出生的婴儿。
关于邮局那个绿漆已经剥落的小窗口，哗啦啦散了一地，揉得皱皱巴巴的角票——没有一张不体会着这笔钱凑起来的不易。
那是准备寄给父亲和妹妹的生活费，却被他一把抢了过去。他说了些什么？她记不太清楚了。好像是“为了养活你家的人，就做人工流产！我娶你这个老婆图的什么，啊？！离婚！”
仅仅是因为钱吗？那个年月，再送一个生命到世界上来，不是作孽又是什么。那时，她还不知道有一天会打倒“四人帮”。
图的是什么？
生孩子，睡觉，居家过日子。可惜这几项荆华都不在行。
她的父亲和妹妹？难道就不是他的？哦，自然不是，荆华也未曾把他的当做自己的。
《一个冬天的童话》……
逢到那些幸福而贞节的女人，痛骂其他女人的时候，荆华总感到像是骂她。她不正是为了养活被打成反动权威的父亲和因此失去生活保障的妹妹，才嫁给那个森林工人，而后又离婚的吗？
唉，幸福的人应该是宽厚的，因为健全的生活，给了他们健全的身心。然而为什么不呢？
荆华翻了个身。不，她不睡，她不愿再回到那个梦里去，也不愿再回到那森林里去。那森林也如许多事物一样，在绘画、音乐、文学里，即使它的阴沉、暴戾，也自有一种荒蛮的、野性的美；要是真生活在它的胳膊弯里，像她这样一个柔弱的女人，就会被它残酷地吞噬。哦，那零下二十几度的木头小屋，几乎把她冻成僵尸的寒冷，别说腰椎骨会冻坏，就是一条钢筋兴许也会冻裂。
每当她被各种意想不到的烦恼困扰，觉得日子苦得过不下去的时候，她便这样宽慰自己：至少到了冬天，终不至于再挑水、和泥，蹬着自己钉的摇摇欲坠、几乎就要散架的小梯子，爬上爬下地抹严实木头小屋上的每一条缝隙……该知足了！
奇怪，她可以回忆起每一个拳头落在身上或脸上的痛楚，回忆起他身上那股像在蒜坛子里腌过几十年的大蒜味儿，却回忆不起他的模样了，那个曾在一个炕上睡过六七年，在一张桌子上吃过六七年饭的人。现在，就是面对面地走过，荆华恐怕也认不出他了，为了这个，她甚至感到一些内疚。当一切都已成为往事，就连痛苦、羞耻，都比当时容易多了。
不，即使这样也不要。荆华尽力把自己的思绪，拉到别的事情上去。
今天轮到她做饭。起床以后，她得到菜市场去，平时她们总是瞎对付，今天应该吃两顿正餐。
突然，柳泉在隔壁房间里哭了起来。
猫头如临大敌，“呜”的一声从沙发上跳下，竖着尾巴，蹿到柳泉房间里去了，好像要为柳泉决一死战。
怎么回事？荆华欠起身子，准备过去看看。可是一只拖鞋不知被猫头叼到什么地方去了。
接着，柳泉又嚷嚷起来：“你不要欺人太甚！狗急了还跳墙呢……”然后哭声、叫声又低落下去，变得含混不清。
哦，是做梦，大概也是一个噩梦。
荆华叹了一口气，她们怎么尽做噩梦！
猫头溜溜地回来了，依旧回到沙发上。卧在那里，不睡了，两只眼睛纳闷地盯着荆华，好像在问：“你们都出了什么毛病？”
和她们这些人生活在一起，别说是人，就是这只猫，也让她们搅扰得不得安宁。是啊，难怪那些男人要和她们离婚。
也不仅是她们，看看周围，与她们年龄、经历相仿的女人，离婚的也不在少数。
这事有点蹊跷。有没有人愿意研究一下，为什么她们这一代人离婚率那么高？而不是用“资产阶级思想”那一句套话了事。难道这样的轻描淡写，就能把她们经过深思熟虑，并为这一人生抉择付出的勇气和代价，全部交代了吗？
她们几个人，一起念的小学，又考上同一所中学，只是在念大学之后，才各奔西东。先先后后地结了婚，然后，像商量好了似的，又先先后后地离了婚。借梁倩的光，她和柳泉又都住到这个单元里来了。
有时，荆华会产生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好像这个单元又变成了某某中学的宿舍，好像她又可以趁大家午睡的时候，拿着一个装满凉水的眼药瓶子，往人家眼皮儿上挤凉水。然后柳泉就会像个小大人似的，一本正经地找她谈话：“曹荆华同学，你这样做是不好的，应该很好地认识这一点。”那时，柳泉是班上的小干部，很有点小神气。不像现在，捏扁了的柿子一样。
啊，但愿一会儿能响起某某中学的起床铃声才好。
“咚！咚！咚！”响起了又重又急的敲门声。好像哪里失了火，催着她们去救。
荆华被这急促的敲门声催得手忙脚乱，胳膊怎么也伸不进衬衣的袖子。她急得将背上的衬衣一把抓了下来，原来袖子是反着的。
“谁呀？”柳泉也趿拉着拖鞋从里间走了出来，慌慌张张地系着衣服上的扣子。
“咚！咚！咚！”没有人回答，还是一个劲儿地狂敲。
荆华用力过猛地拉开单元门。
哦，又是他！白复山，这个文雅的侵略者。
银灰色的夏装，白色镂空的皮鞋。头发留得不像嬉皮士那么长，可也不那么短——像整天窝在办公室里抄文件的、干瘪无味的小公务员，或是大学里整天吃粉笔末，张嘴就是大一小一、大二小二、甲乙丙丁、ABCD、一条两条三条四条……的讲师。浑身上下，恰到好处地让人感到他早已是功成名就、第一流的小提琴演奏家，而绝非乐队里排在倒数第一、二的小演奏员——琴拉得不怎么样，派头却做得十足。
不经意的做派下，掩盖着刻意修饰的苦心。聪明的家伙，跟他做人、拉琴一样：眼花缭乱的炫技，没有自我感觉的模仿。
在这样一个清晨，在柳泉、荆华刚从噩梦中醒来，心绪还没有得到平复的时候，白复山便这样肆无忌惮地侵犯了她们。侵犯了她们的悲哀、她们的心境、她们打算从悲哀中挣扎出来的努力，尽管这种挣扎不一定见效。甚至侵犯了她们想要过一个平和的星期日的打算——并且，他一定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白复山皱了皱鼻子。她们的房间里总有一股动物园的气味，大概她们那只猫刚刚撒过尿。
“干什么？”荆华把胳膊往门框上一横，完全不想让他进门的意思。
白复山轮流看着眼前这两个趿拉着拖鞋，穿着睡衣，蓬头垢面的女人，不明白她们有什么理由不让他进去。既然这个公寓是梁倩名下的房子，自然也就是他白复山的。她们二人不过是他们家的食客，食客对主人还有什么可说？他想什么时候进来，就什么时候进来，别管她们是在洗澡，还是在睡觉。
“找梁倩。”他说，脸上挂着见怪不怪的笑。这两个孤身女人，和她们那只母猫过着的古怪生活，总在他的心里激起一种捉弄她们的念头。
“你又没花钱雇我们给你看老婆。”柳泉很生气，前两天他就来了这么一家伙，也是来找梁倩。十点多了，柳泉已经睡下，告诉他梁倩没来，他还像大侦探波洛一样，在荆华房间里转了一圈，好像她的房间里藏着一个杀人犯。然后又冷不防“噌”的一下，推开柳泉的房门。夏天，短衣短裤的，闹得柳泉都来不及拉条毛巾被，把自己盖上。
“我还真想花钱雇个人，连你们也看上。”
谁要她们？！就是三更半夜，把她们扔在马路上，也不必担心有人捡了去。一个个像块风干牛肉，包括梁倩在内。除非有人闲得实在难受，想找点什么东西磨牙。
“你的脸皮还真厚。”
白复山当仁不让地点点头，丝毫不在意柳泉的气恼。
荆华像打点射，瞄准了目标，叭、叭、叭、叭，有节奏地、慢条斯理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射：“现在的时间是六点半，我们的作息时间是上午九点至下午八点接待来访人员。你要是有事，请九点后再来。”说完，便“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全完了，这一天！
洗碗池里堆着十八个脏碗和盘子，那就是说，碗橱里再也没有一个干净的碗或盘子可供使用了。即便吃个简单的早餐，荆华也得先把这十八个碗和盘子洗干净才行。
如果不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她们谁也想不起来洗碗。洗碗真是一件没趣的事，哪怕做饭也比洗碗强，做饭好歹还算一种创造。
荆华把一大勺碱放进洗碗的热水盆里。水很烫，她用两个手指尖，捏着抹布的一角，搅和着盆里的水散热。那盆水很快就变黑了，上面还漂浮着一层黑色的泡沫。
这些碗和盘子从来没有得到彻底的清洗，洗碗布上也腻满了油垢，黏糊糊的……这些脏盘子、脏碗、脏抹布，无一不显示出她们日常生活的贫困、无味、马虎和潦草。
唉，一塌糊涂。
“啪！”柳泉在拍桌子训蒙蒙。“……连这个也不会，你还想不想考重点中学了？考不上重点中学，将来还要不要考大学？你爸爸平时到底管不管你？”
大概蒙蒙又做不出数学题了。
“呜——呜——”蒙蒙哭了。
蒙蒙的爸爸？他只要把蒙蒙控制在自己手里，作为整治柳泉的杀手锏就行了，至于蒙蒙能否做出算术题，他就不管了。
换了另一个母亲，孩子一周才来团聚一次，还不用蜜糖哄着？
柳泉并不是不近情理的妈妈，为了争夺对蒙蒙的抚养权，那桩离婚案竟拖了五年之久：要离婚就别想要孩子，要孩子就别想离婚。蒙蒙成了人质，几乎把柳泉折磨出精神病。
提起离婚这件事，她们现在还心有余悸。难怪一般人要在离婚这个词前面，加上一个“闹”字或“打”字。对喽，“闹离婚”“打离婚”，哪一桩离婚案不是闹得死去活来，打得人仰马翻？不闹成恨不得一口把对方咬成两瓣儿的仇人，那就算不得是离婚……
那些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劝阻他人离婚的人是怎么想的？他们以为，只要把两个人捏咕到一块，宁可其中有一个因为不堪忍受某种折磨，而寻死上吊、抹脖子、喝“敌敌畏”；只要在咽气之前，还保留着那个婚姻的形式……他们就像造了七级浮屠，或超度了两个罪恶的灵魂，成了救苦救难的观世音。他们不知道，爱情这东西既不像冬瓜也不像茄子，一半烂了，把它切掉，另一半还可以对付着吃。
因此，谁要是想离婚，那就得有十足的勇气丢掉一切做人的尊严，把自己顶隐秘、顶不好意思说出口的，甚至像突然间失去了某种生理上的功能，夫妇生活已经成为一种恐怖或灾难这样的理由，对形形色色陌生、有权干预你离婚的人们，重复、申诉个上百遍，以求他们的理解、恩准。这理由对他们也许荒诞无稽，对当事人却是性命攸关，那情景如同把衣服扒个精光，赤身裸体地站在千百人的面前。
哪个人的离婚，不是一场身败名裂、死去活来的搏斗！
仅仅为了这些，荆华和柳泉也不敢再有结婚的奢念。
…………
荆华终于使柳泉明白，要相信蒙蒙自己的判断能力。他早晚会长大，早晚会有明白的那一天。那时，什么也羁绊不住他的心，他一定会回到柳泉的身边。
一个人可不是一个物件，往屋子里一锁就万无一失了，除了肉体，他还有一颗心呢。人世间什么东西都可以锁起来，唯独“心”，是什么东西也锁不住的。它朝向你的时候，就是不锁，它也不会遗失；它不朝向你的时候，想夺也夺不过来，别管是暴力、金钱、诡计……到头来，一切全是白费。
这不，现在蒙蒙长大了，自己就跑来了。
“呜——呜——”柳泉也哭起来了。
哭吧，哭吧。
这两天柳泉心里烦躁，魏经理又想吃“豆腐”了。前几天下班，他把柳泉叫住：“小柳子，谈谈上半个月的生产进度啊。”
上班时间为什么不谈？又干吗不找科里的负责人老董科长？
柳泉还没说上两句，魏经理那边就来了神儿。有一搭没一搭地对她说：“你这件衣服挺合身啊，身条显得越发……”说着，就准备往柳泉的腰上捏一把。
看起来，柳泉像是没有意会到魏经理的意图，可却不着痕迹地移向距办公室门口最近的椅子上去。魏经理的脸立刻沉了下来，好一阵子没有讲话，柳泉心慌了，但还是硬着头皮，继续装傻。“您……不是要我汇报工作吗？”
“啊？啊，啊，是啊，谈哪，你愿意谈，晚上到我家去，咱们谈上一宿，怎么样？咯咯咯——”魏经理笑个不停，好像脚心底下踩着个冰凉的、乱蹬哒的蛤蟆，痒痒得不行。
“对不起，晚上我没时间。”
她倒真想给姓魏的一句：“我又不是酒吧间的女招待！”那倒是痛快，可那样任性的话、任性的事，是她能享用的吗？厄运教会了她克制、忍辱。
为什么她不幸生而为女人？生为女人倒也罢了，为什么又是小有姿色的女人？人们只知道丑是一种不幸，岂不知美也是一种不幸。再者，为什么又是一个谁都不属于的、离了婚的女人？谁都不属于，便好像可以属于任何人。
她唯一的出路只有“逃”。梁倩和老父亲都在为她活动别的工作，但愿上帝保佑，这件事能办成才好。
荆华拿起油瓶，晃了晃，又该买油了，今天可不能再忘。她把瓶子里剩的那点油，全倒进了煎锅，炸馒头片油少了不行。
蒙蒙还在哭，柳泉也还在哭。这是“星期天交响乐”的第一乐章。
唉，毕竟不是当年某某中学的宿舍了。到底多了些什么？又失去些什么？
荆华叫道：“蒙蒙，过来！告诉阿姨，炸馒头片你想吃咸的，还是甜的？”
“甜的。”蒙蒙抽泣着说，但已不再哭泣。
甜的，人在孩提时代，只知道甜的最好，长大了就会明白，咸的、辣的、苦的也不错。
“笃、笃、笃”，又有人敲门。
荆华看了看表，九点。莫非白复山没走，竟然在门外老老实实地等到九点？这位大爷，什么时候肯为一件事正儿八经地花费过半个小时？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还是他真有什么要紧的事？
“蒙蒙，开门去。”
咔嗒一下，门没打开，又咔嗒一下，还没打开。蒙蒙还不大会开这种锁。不着急，让他慢慢开去，他应该学会很多事，包括开这种锁。柳泉平时替他做得太多，如果她现在不是哭得红头涨脸，一定又要去替蒙蒙开门，这样只会培养出一个什么都不会干的窝囊废。明智的妻子不多，明智的母亲也不多。
门终于开了。
“奶奶，您找谁？”荆华听见蒙蒙在问。
怎么，不是白复山？荆华笑自己，要是他能在外面等这么久，也就不是白复山了。
她听到居委会的贾主任问：“有大人在家吗？”声音里藏着深深的怀疑。是啊，咔嗒咔嗒了许久才打开的门，以及打发一个小孩子来应付场面……似乎都意味着这个门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正在慌慌张张掩盖起来的事。
哭得红头涨脸的柳泉，自然不便出去接待，那就更加激发贾主任某方面的兴趣。荆华赶紧关上炉火，迎了出去。
“噢，曹同志，您在哇。”贾主任一只眼睛亲亲热热地盯着荆华，一只眼睛好事地滑过荆华的耳梢，探向走廊的深处。
贾主任就住在她们隔壁，想必她听见了白复山刚才的擂门和他说话的声音。
“四人帮”横行那几年，动不动就半夜三更清查户口，哪一次不清查荆华和柳泉这个单元？好像她们这里藏着十个八个野男人。起先她们还以为家家户户都得查，后来才知道，人家是有“重点”的。在一般人眼里，离过婚的女人，都是不正经的女人，也就难怪魏经理总想揩柳泉的油。
“有什么事吗？”贾主任越是伸着鼻子嗅，荆华就越是堵着门口不让她进。有本事就再来一次查户口！
“我们家的猫，没跑到你们家来吧？”
“没有。”荆华回答得嘎嘣脆，“你们家的猫，干吗要跑到我们家来？”
“哎哟哟，曹同志，您还不知道哇，你们家的母猫，招得咱们院子里大大小小的六只公猫，都不安生呢。嘻嘻！”贾主任嘻嘻地笑着，笑声很暧昧。
真行，独身女人遭人非议倒也顺乎国情，难道独身的母猫也要遭人非议？
荆华扬声大笑。“哈哈哈！我为我们家的猫感到荣幸和骄傲，它真不赖，竟有那么多追求者。”
“是啊？呃——哈哈哈！”贾主任连连往后退着。
“您不进来坐会儿？”荆华越发热情起来，将单元门越发地敞开。
“不啦，不啦。”贾主任继续后退着，好像她们这个单元会传播麻风病。
荆华关上单元门后，似乎又想起什么，猛然把大门拉开，叫住已经走下楼梯的贾主任，压低了声音对她说：“贾主任，有件要紧事，我不得不提醒您。前天晚上，您吃过晚饭，在阳台上打盹儿了吧？”
贾主任家的阳台，紧挨着荆华她们的阳台，天天晚上十点到十一点之间，听吧，只要大蒲扇一下一下拍打着大腿，那准是贾主任在阳台上乘凉呢。如果大蒲扇拍打的节奏越来越慢，声音越来越低，那就是贾主任在打小盹儿呢。
“啊，是啊。”
“我听见您说梦话来着。”说到这里，荆华有意停了一停，脸上还显出非同小可的神情。
“我说什么了？”贾主任一看荆华的神情，就知道自己一定说了不该让外人听见的话。天哪，她把什么心事漏出去了？她茫无头绪地在记忆里搜索，好像那些把米漏光的人，事后还紧紧地攥着米袋上的窟窿。
“政治方面的。呃——很严重，严重得我都不便重复，不便重复。”荆华说得越是含糊，就越发显得事情的严重。
“我？不会，不会。”贾主任嘴上虽然很硬，一口否定，双下巴上的赘肉，却颤抖起来。
她显然想过，或与家人私下议论过、发泄过，那些立时可以蹲监狱的言论。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嘛。
“不会？您自己好好想想吧。”说罢，荆华关上了门。
柳泉眨巴着红肿发胀的眼睛，纳闷地问道：“你真听见了？”
“听见个屁，对付极左的办法，就是你比他还左。”
“你是不是有点过分，这非把她吓坏不可。”
是啊，这玩笑有点残忍，可谁又怜悯过她们？
刚才是找老婆的，现在是找猫的，这叫什么事儿？！谁丢了什么，谁倒了霉，谁心里不痛快，谁想满足一下高人一等的欲望……全可以找到她们这里来，重拾他们的心理平衡。
有没有人想过送她们一点儿什么？没有更多的奢望，不求这世上人人都应享有的友谊、爱情、公正、尊重、保护、帮助……只求一点儿理解或谅解，只求不再恶意的猜忌，只求不再把她们当做垃圾桶，凡是多余的、没用的、发霉的、腐烂的，都往她们这里扔……
她这是怎么了，像个歇斯底里的老寡妇。
她从前可不是这样！上哪儿还能找回那颗仁爱的、宁静的心啊。像初开的花朵，把自己的芳香慷慨地赠送给每一个人；像银色的月亮，温存地罩着每一个人的睡梦……
她多么愿意做一个女人，一个被人疼爱，也疼爱别人的女人。
不，她不愿意雄化，究竟是什么在强迫她？
都走了。
录音棚里只剩下梁倩一个人。刚才还因各种乐器此起彼伏的声响和嘈杂的人声显得拥挤的大厅，一下子变得那么空旷。真静，就连掉在地上的一声叹息，也可以听到回声。
梁倩不想叹息，叹息有什么用，难道她叹息得还少？假如她还有一丁点儿力气，她真想躺到地板上，从大厅这一头滚到那一头。小时候，她总是用这种办法排解心中的压抑。
她抱着胳膊肘，站在空荡荡的录音棚中间，跟站在旷野里一样。灯光，从高高的天花板上冷落地洒下来，垂落在她那木然落寞的脸上。细小的皱纹，如河道的支汊，里面同样流淌着分毫不少的精疲力竭。忽地不知从哪儿吹来一股冷风，提醒她不该在这里失魂落魄地站着。她顺手关闭了录音棚里的灯，走进隔壁的工作间。
工作间很像轮船上的驾驶舱，她坐在一排录音设备的后面，活像一个船长。对面，大若半扇墙的隔音玻璃那边，熄了灯的录音棚里黑咕隆咚。
黑暗模糊了远近、深浅，那一时难以琢磨的空间，让她感到了孤单。
她环顾四周，紧挨墙壁的一排沙发上，丢着一只用纸烟盒里的锡纸折叠的小燕儿。她走过去，把那小燕儿捡了起来，用手拉一拉小燕翘在后面的尾巴，两个所谓的翅膀，可怜巴巴地、笨拙地扑闪了一下。
这不是很像她？
录音师、乐队、指挥、作曲家，全都愤愤地走了，罢工似的。
最后那句话，梁倩是把勇气鼓了又鼓，眼睛看着天花板才说出来的。“明天咱们九点开始好吗？”她不敢看那些脸，那些脸要多难看有多难看。还有，她本来想说八点开始，不知怎么，话到了嘴边，却变成了九点。
还“好吗？”
既然她是导演，就应该这么说：“明天九点开始，请大家准时。”
即便如此，有人还当场顶撞她：“九点半。”
好吧，九点半就九点半，她没敢说半个“不”字。
“真讨厌，这老太婆有完没完？”
梁倩装着没有听见。没完，亲爱的，对不起，只要那种孤苦无望的挣扎还没表现出来，那就不会完。
她的要求，早已和作曲、指挥谈过了，在这个地方或那个地方的音乐处理上，应该如何如何。究竟应该如何，梁倩也说不清楚，她结巴、脸红。“这里是不是应该再那个一点？”
“什么叫再那个一点？”指挥斜睨着眼睛，站在不太高的指挥台上，却能居高临下地看着她，还不耐烦地用指挥棒敲着乐谱。好像她不是导演，而是他指挥棒下一个吹巴松的、无足轻重的小演奏员。
然后他就撂了耙子。
要是她能像孙悟空那样，拔根汗毛吹口气，想变什么立刻就能变出什么，她就会拔一大把汗毛，学作曲、学指挥、学灯光、学表演……什么事都能说出个所以然，让他们全按她对作品的理解拍戏。
“电影是导演的艺术”。梁倩坚信这一条，如果不是这样，指挥可以开交响音乐会去。那时他爱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爱怎么表现，就怎么表现，像“阿波罗乐神之音”那样，把的乐句拆个七零八散。幸亏贝多芬死了，否则谁知道呢，或许他气得在坟墓里翻跟头也说不定。
从摄制组成立以来，不，打从上这部片子起，她装了多少孙子？到处求爷爷告奶奶，磕头作揖，装二皮脸。
先是为了通过本子，后来是为了成立摄制组要人……人人拿她当叫花子打发。到头来，还说她靠的是她爹那块牌子。
唉，她爹能替她拍外景吗？
她爹能替她去招待那些蚊子、臭虫、跳蚤吗？整整十个月，那个风吹日晒，那个一头倒下去便不知人事的疲劳。
她爹能替她把心中的感觉表现出来吗？
她爹能替她承受那种目光吗……
真惨！
偶一回头，梁倩在隔音玻璃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像。苍白，干瘪，披头散发，精疲力竭，横眉立目。她拢了拢披到额前、脸旁的头发，又用小手绢在脑后束了起来，再放松脸上的肌肉，舒展开紧绷的嘴角……不行，还是一副呆若木鸡的样子，一点也不讨人喜欢。
才四十岁，就已经变成老太婆。
她的青春哪里去了？她甚至没来得及漂亮一下，没有把“年轻”这回事体味足，它便匆匆地离去了。
梁倩羡慕刚才埋怨她的那个小提琴手，二十一二岁的样子，光亮鬈卷的长发，明亮的眸子（一定哭得很少），红的唇，没有一条皱纹的前额（自然想得也很少）……唯一让梁倩觉得别扭的，是她的耳朵、手指、胸口、颈项上，戴着、挂着过多的“破铜烂铁”。
哪个女人不希望自己青春永驻？可她有时间一大清早起来，在脸上磨蹭两个小时吗？什么粉底霜，什么眼影眼膏，什么卷睫毛的刷子，什么胭脂唇膏面膜……那么，她的额头像一段久经风吹日晒、干裂的木头，怨得了谁？
梁倩倒是买过一两瓶“美加净银耳珍珠霜”，说明书上这样写着：“本品用天然银耳、珍珠、脂肪醇等精炼而成，经常搽用，可嫩艳肌肤，青春永驻。”但梁倩的额头，仍然像一段久经风吹日晒的干木头。
也许她缺乏耐性。“经常搽用”——“经常”到底是多久？就是她一直擦到进了坟墓，她的肌肤恐怕也难以回到那嫩艳的局面了。
广告，完全是广告。青春要是离去，那是什么也挽留不住的，更不可能让它回头。就算她保持住美丽的容颜，又有什么意思？总得为着一个心爱的人。没有。要是有，她宁可花一些时间，经常搽用“银耳珍珠霜”。
…………
为什么要在那个地方停下一切声响，单单突出那几声鼓呢？也许那会给人一种迫在眉睫的紧迫感？然而它并不是这样……那么，应该怎样呢？愚钝像茧一样，紧紧地包裹着她，但又无法挣脱，此时，她多么渴望自己有一副锋利的牙齿。
真郁闷啊，仿佛她就是银幕上那棵在天空和大地挤压之中的小树。无助的、孤零零的，歪歪扭扭，结结疤疤。
她受不了啦，再也受不了啦。她奔进黑咕隆咚的录音棚，用力甩上沉甸甸的隔音门，拼却全身的力气，歇斯底里地大叫了一声……与此同时，她感到了一种解脱和无我。
她的叫喊，在黑暗中渐渐地消散，像是隐藏到黑暗后面去了。
静止。瞬间的静止。哦，它在这儿！
只有旷漠的荒原，只有低垂在天边那穷凶极恶、翻江倒海的乌云，无声地压向那棵孤零零的、突起在荒原上的小树，而它却没有发出一声挣扎的呼喊。
哦，太好了。世界似乎又变得可以感知，似乎。
她的心，海绵似的，贪婪地吮吸着刚刚恢复的那点自信。
泪水顺着她的眼角流淌下来，为她还没来得及享受便失去了的青春，为她如此艰难才找到的这点“感觉”……
有谁在拍打她的脚尖，开什么玩笑，在这样的时刻！她霍地睁开眼睛——眼前是白复山那永远好意思的笑脸。
他准又干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不然他们半年、一年，也不会见上一面。就是梁倩让汽车轧断了一条腿，或是被劫进阿里巴巴四十大盗的窟穴，也不能指望白复山解救她于一二。
梁倩立刻整理好自己的衣衫，坐到远处的一张沙发上去，生怕有人进来，看见他们坐在同一张沙发上，招人闲话。好像他们不是明媒正娶的夫妻。
这次也足有半年没见了。梁倩无言地打量着白复山，他依旧风流倜傥。男人是经老的，如果不是眼睛底下那两块松弛的肉赘，说他三十多岁也有人信。即便那两块赘肉，也不是岁月的痕迹，而是烟酒无度的印记。
这种样子，还能拉好琴吗？
说起来好像是她的迷信。梁倩总觉得拉琴也好，画画也好，写文章也好……靠的是一股灵气的支撑，如果祖宗的坟地里跑了风水，那股灵气也就散了。那就干脆把自己的弓子、画笔、稿纸，撅断、撕碎，就别在那里硬撑着瞎混。
而白复山也没少奚落她：“陈景润解答‘哥德巴赫猜想’也没像你这么吃力。”
他总算知道还有个“哥德巴赫猜想”，到底，他曾是音乐学院的研究生啊。
“你何苦花这么大力气？你没看见吗，现在的电影，怎么花哨怎么来，如今的观众就吃这个。就算片子拍好了，有多少人记得导演？人家只记得演员，不信你走到大街上随便拉住一个人问问。你图个什么，又折腾个什么劲儿？摄制组的人谁不烦你，你看不出来吗？”
她怎么能看不出来，她又不是傻瓜。
刚才他们离开的时候，谁也不看她，谁也不理她，谁也不听她那絮絮叨叨、明知惹人烦、不说又不甘心、因此就赔尽了笑脸的业务要求。
他们两个人，究竟谁误了谁呢？
要是白复山不和她结婚，仍然是那个制琴师傅的儿子，随便娶个卖馄饨的小妞儿，也许他的灵气还不会跑得这么快。
梁倩曾经爱他，也愿意被他所爱。
为讨白复山欢心，她那时还着意修饰过一番。那几件漂亮的连衣裙，如今还像没穿过似的压在箱底。衣服还没穿旧，他们就互相看透了。
那感情来得太快，消逝得自然也快，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子，像一块不大的云，载不了太多的雨。一个年轻的男人，怕是亦然。
离婚吧。
“离婚？何必呢，咱们不兴离婚这一套，不如来个君子协定，各行其是，互不干涉，对外还能维持你我的面子，岂不实惠？”说这些话的时候，白复山毫不激动，跟在市场上与卖活鱼的小贩讨价还价一般，泰然自若。
也许他说得对。梁倩不得不考虑她的家庭背景，除了梁倩自己，谁也不能理解，这种家庭背景，是一个多么沉重的负担。
父亲那些老战友，大眼瞪小眼地盯着她，别说父亲，就是这些叔叔伯伯，也不能允许她为离婚的事闹得满城风雨，这不但败坏梁家的家风，似乎也败坏了他们每一个人的家风。他们一定会拿出维护她父亲的形象，甚至维护什么事业的荣誉之类理由来劝阻她，白复山透彻地了解这一点。
这种家庭背景给予他们的损害，也是不为外人所知的。
难道白复山变成今天这种样子，仅仅是他的责任吗？从这一方面来说，她同情白复山。她可以不再爱他，但她不可以不公正。
好吧，离也罢，不离也罢，大家就这么耗着，反正也没有哪个爱她的人在等着她。
“我到处找，也找不到你。最近活得怎么样？”他拿出一盒烟，抽出一支递给梁倩，先殷勤地给她点上火，自己才抽出一支点上。
“谢谢，不好也不坏。”梁倩眯着眼睛，看了看香烟上的商标：三五牌。他倒真会享受。
“戏拍得怎么样？”
“不顺利。”难得他还问上一句。
“有人从中作梗？”
“哦，没有，是我自己。”梁倩知道，他前面这些话，不过是铺垫而已，而她也不想和白复山多说，便专心致志地摇晃着勾在脚尖上的凉鞋。
白复山看见，梁倩的袜套上有一个不小的破洞。顺着这短袜一路看上去，上面是麻秆一样的细腿。再往上是窄小的胯，再往上是干瘪的胸，再上，是暗黄的、没有一点光泽的脸……唉，她身上，再也没有男人的兴奋点了。
他想不明白，梁倩为什么拒他于千里之外，既然她从不妒忌除她之外的任何女人。
他们之间没有了夫妻之爱，不妨搭个伙计啊，那他们就可以互补短长。只要她肯在老头子那里为他通融，用不着她这样挣命，他什么都会给她安排妥当，她只需在家安心当太太就是。
像她这样拼死拼活，能落下什么好？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她能折腾出来什么？白复山看不出梁倩有什么惊人之才，她不过死用功罢了，就算她能折腾出来一点什么，后来人也会很快超过她，如同自己拉琴的下场一样。要想保持不败的纪录，不但要有过人的天赋，还要经得起一切诱惑，一口气也不能歇地奋斗一辈子。那太苦了，划得来吗？这是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争教育、争吃饭、争就业……
他早就在香港存下一笔钱，只要有机会，他就到那里混去。干吗和梁倩离婚？就算老头子不在了，他那个身份仍然像可以传代的贵族头衔，继续给他带来一定的好处。假如梁倩愿意，顶好和他一起出去，再写点回忆录之类的东西，准能赚大钱，然后舒舒服服地过完后半生。
想到这里，白复山心里竟生出些许温情。他走过去，在梁倩身旁坐下，肩膀稍稍挨着她的肩膀，仿佛无意中的。他知道不能贴得太紧，否则梁倩立刻就会躲开去。
“何必那么认真呢。”
他的声音依旧动人，梁倩也感到了他肩膀上那块坚硬的肌肉，和那块肌肉上传过来的温热。
她想起初婚的那个夜晚，白复山如何欢喜若狂地抱着她在卧室里打转。
“拉琴给我听吧。”她在白复山耳旁轻轻地说，生怕话里的热情，被人听去似的。
那大概是她听到过的白复山一生中最好的演奏，可惜当时她并不知道，以为一切不过刚刚开始。唉，应该录下来才好，现在再放给他听听，他会怎样呢？
梁倩微微地向白复山侧过头去，他那双布满红丝的眼睛，正在试探地、警觉地研究着她，在那双眼睛里，再也找不到一点清亮的闪光了，大概昨夜又是通宵喝酒。
他早已把自己的灵魂卖给了烧酒。一切都已不可追回，她又何必痴心妄想。
现在，顶好在这沙发上睡一觉，那将有助于恢复她细腻的感觉，还是赶快把白复山的事情了结吧。“找我有什么事？”
“能不能带我去看看老头子？”
梁倩的眼皮一跳。一般情况下，白复山不提这种要求。他在外面门路多得很，光凭某某人的女婿这个身份，就能通行无阻。现在办事，有多少是通过正常的组织手续？只要亮一亮底牌，比组织手续管事，要是不巧撞了车，那就只有比谁的底牌硬了。现在要见老头，一定是有了非得老头亲自出面的事。
“什么事？”
“我想出去。”
他想出去。现在好些人都犯了“出去狂”，好像外面是个大金窟，只要带个口袋出去，往地上一蹲，张着口袋往里捡就是了。
在外面他能干什么，拉琴？他那手琴，早就不行了。除非在街上做个拉琴的高级乞丐。
又为什么想出去，难道出了事，待不下去？“你想潜逃？女人问题，走私问题，还是里通外国？”
“这是哪儿来的话？”情况不妙，梁倩已从冷淡变为刻薄。于是他尽可能低声下气，又把右胳膊绕到梁倩身后的沙发靠背上去。梁倩立刻感到，自己被包围在了从白复山身上散发出来的热气中。她往右挪了挪身子，干巴巴地说：“对不起，我不能带你去见他，他最近身体不太好，连我都很久不去打扰他了。”
“那么我自己去。”白复山夹着香烟的手指轻颤起来。
像过去多年一样，他仍然拿梁倩毫无办法。她还是个女人吗，啊？简直是个刀枪不入的巫婆。
“我会打电话给那边，不让你进去。”
她说得出就做得到。这女人，狠！
白复山的两腮上，鼓起一道道肉棱。梁倩本想提醒他，这不好看……
“你真不管？”口气里很有一些威胁的、翻底牌的味道。
梁倩火了。
利用父亲的关系办点事情的情况，梁倩是有的，但都是为了确实应该解决，而又不好解决的问题，并没过了分寸。荆华和柳泉离婚之后，没有住处，她能不管吗？谁谁父亲的冤案一直拖着不给人家平反，对吗？她要拍的这部电影，有什么不好，硬是不通过。凭什么她这个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的高材生，当了十几年的副导演，就不能拍一部片子？要按论资排辈的办法，哪一年才能轮到她？这要求过分吗？就算她不是某某人的女儿，她也会尽力奋争……但像白复山那样，打着父亲的牌号去做过分的事，她从来没有干过。
真不像话，告诉他老头有病，他连问也不问一句，别说是对自己的岳父，就是出于一般人的礼貌，也该说句不花本钱的关心话。
梁倩可怜自己的老父亲，世人只以为当官的人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谁能知道父亲的苦处呢？
父亲一定寂寞，但父亲却不能像她这样，找荆华、柳泉发泄一通，骂上一顿。随便地嬉笑怒骂，也并不是人人都能有的享受。
梁倩没出嫁以前，常常看见父亲独自坐在廊下的藤椅上，呆呆地沉思。或是整个钟头整个钟头地看着鸟儿在院里那棵老槐树上做窝。有时也会前言不搭后语地对梁倩说一句没头没脑的话：“做人要本分……”
兄弟姐妹长大后，像羽毛渐丰的鸟儿，各自飞离了那个老窝，就剩下老头一个人了，不知他闲来是不是还在看老槐树上的鸟儿做窝。记得有一次梁倩回去看望他，站在那栋房子的廊檐下，偶一抬头，却不见了鸟窝。她随口问父亲：“咦，老槐树上的鸟窝怎么没了？”
父亲仰着头，向那曾经坐落过鸟窝的枝丫空空地望着。梁倩站在父亲的身后，透过他稀疏的白发，看到了父亲淡褐色的头皮，忽然觉得，父亲已经像个孱弱的婴儿了。
她听见父亲苍老而沙哑的声音，在暮色中迥绕：“前两年就没了，让一场暴雨打落了。”
“爹不知上辈子倒了什么霉，这辈子当了这么个官儿，闹得人人躺在他身上，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坑他，拿他的大头。现在又惦记着让他把你弄出去……你为自己张罗的还少哇？你在外头打着老头的旗号办这办那，捅了娄子就往老头身上一扣，闹得不少人对他有看法。他整年整年见不着你，他知道你干了什么，啊？他是吸了你一根烟，还是吃过你一顿饭……你给我请！”梁倩跳起来，拉开了工作间的门。
白复山不再说什么，把烟头往地上一扔，像谢幕那样，微微地侧着身子，快步走出门去。
到了这种时候，他还忘不了自己的形体动作，可偏偏想不到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会烧坏地板。梁倩走过去，将那燃着的烟头踩灭。
从幽暗的走廊里，白复山送过来一句真实得令她气短的话：“你别忘了，你还是我的老婆，你父亲还是我的老丈人，澄澄还是我的儿子。”
真像一个幽灵从墓穴里发出的咒语。
梁倩用拳头狠狠地砸了一下沙发的靠背。
可生活还得继续，得打个电话给谢昆生，问问柳泉的工作落实得如何。
电话老也拨不出去，不是这边总机没有外线，就是那边的总机没有外线。
最后总算通了，梁倩看了看表，整整花了二十分钟。
“喂——”一个千娇百媚的声音，准是那位姓钱的女人。这声音给人一种泡在热乎乎的澡盆子里的感觉，解除疲劳，松弛精神……梁倩一阵鄙夷，又一阵羡慕。泡在热水盆子里，事情自然变得更好通融。为什么她和荆华、柳泉一点也学不会？她们的嗓音，没有一点女性的甜润、柔媚，一个个全像京剧里唱老生或是唱黑头的角色，沙沙剌剌的。也许她们互相听惯了，不觉得刺耳，可男人听起来什么感觉？大概就像个“娘娘腔”的男人让女人生厌那样。
“请问谢主任在吗？”
“不在。”千娇百媚立刻变为冷若冰霜。
“请问他上哪儿去了？”
啪嗒一声，那边干脆把电话挂了。一股怒气直冲梁倩的头顶，这女人！梁倩在谢昆生的办公室里见过她：精心修过的眉毛，勒得紧紧的、过早发胖的腰肢，一张抹了唇膏的大嘴……
梁倩拿起电话再拨，仍然是嘟嘟嘟的忙音，可她非打通不可。
“喂——”还是那位千娇百媚。
“我是梁倩！”梁倩用恶狠狠的口气，赶紧自报家门。
“噢，梁倩同志！你好，你好，好久不见了，你的片子拍的怎么样了？一定很顺利吧？我们都等着看哪！”从梁倩恶狠狠的语气里，她猜到刚才打电话的就是梁倩。
梁倩不由得把电话筒从耳边移开，又把手里那个电话筒看了又看，这还是刚才那个电话筒吗？啊？！看来人们还是吃这一套，梁倩看不起这一套，但要办事，还得来这一套。她又能比谁高明到哪里去呢？
“劳驾，请帮我找谢主任听电话。”
“好嘞，请稍等，别挂啊。”倒好像她有求于梁倩似的。
电话筒里，隐约传来谢昆生的声音：“……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你放心，我给那边打个招呼就行了……”一副大包大揽的口气，不知又给谁办事呢。
“喂——”腔子拖得长长的，好像不知道给他打电话的是谁。梁倩不信姓钱的女人没有告诉他是谁打电话找他。
“我是梁倩呀。”
“啊，啊，”长长的腔子顿时短了许多，“怎么样，是给我送电影票还是别的好事？”那个熟络劲儿，好像梁倩是他家二弟。
“电影票？好说，好说。我是问问柳泉的工作落实了没有。上次您让我听回信儿，晃晃一个月过去了，还没有消息。我想我别等了，还是打个电话吧，没准儿您把这事早忘到脑袋后头去了。”
“哪里，哪里。别人的事敢忘，你的事敢忘吗？”这也许是实话，外事局办公室主任这个差事，是白复山打着老爹的旗号，给他折腾来的，现时，这是顶让人眼红的差事。当然白复山也不会白给谢昆生办事。“小白刚从香港演出回来吧？我还没见着他呢。带回什么洋货了，能不能给我搞一个袖珍录音机啊？”
“狗蛋！”梁倩心里暗暗骂道，不怕吃多了撑死，有这么明目张胆敲诈勒索的吗？对她尚且如此，对别人又该如何？她冷冷地笑了：“这也好说，今天能不能先把这件事砸死？您说吧，什么时候能够调人，您可别净拿人涮着玩儿。”
谢昆生不敢放肆了。不仅因为梁倩有那样一位老爹，谢昆生知道，就是梁倩也未必经常见到她老爹，况且她老爹也管不到他这等人物的头上。单说梁倩，便是一个不大好惹的人物。她不像女人，倒像旧小说里闯江湖的侠客，嬉笑怒骂，真真假假，指不定什么时候就拉下脸来，给人一个下不来台，或使出什么杀手锏，闹得你丢尽脸面。还有她家的关系网呢，三绕两绕，就能绕出一个可以制约他的上级关系。赶紧郑重其事地说：“下个星期，怎么样？”
“那就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放下电话，梁倩苦笑。这么一会儿工夫，她扮演了几个角色？当年电影学院的表演课，真没白上，虽然这门功课，她是勉强及格。
她实在不该再吸烟了。
柳泉数了数小瓷盘里的烟头，一、二、三……一个下午，就吸了七支，但她还是从烟盒里抽出了第八支。
缕缕轻烟，从她薄薄的嘴唇里缓缓喷出，在她眼前无定地聚散。还有一缕烟，像个大问号，在她的眼前扭来扭去。
问什么？又问谁？啊，问谁？
屈原曾写，后来呢，不过是化作汨罗江的波浪，日日夜夜拍打着沉默的堤岸。那个汨字，明明是个汨字，柳泉却固执地把它和泪字绞在一起，不就是差了一横吗？于是汨罗江在柳泉心里，总好像是一条泪的江。谢谢造物主，人有泪腺，真是他老人家的仁慈，如果许多辛酸不能随着眼泪流走，那可如何是好。
柳泉轻轻地吹了一口气，那问号于是就飘散开去，她释然一笑，好像终于打发走了一个纠缠不休、死钻牛角尖、每天不和人抬一杠就没法活下去的书呆子。
柳泉早已不问。
所有答案，全在命运里。相信命，是一种安慰，日子就不显得那么难熬。
有谁可以回答，命运是什么？谁知道明天会遇见什么，又会做些什么。从前她能想象将来有一天她会吸烟，而且一个下午就吸了八支么？
当初她是多么看不惯女人吸烟啊！那时，她还是一个有着浓密的黑发，梳着两条沉甸甸大辫子的女孩，某大学英语系的高材生，如今她却是一个离过婚的妇人，某出口公司的一名小职员。
香烟是个奇妙的东西，一口一口吮吸着它，看着红红的烟头时明时暗，再不时地磕磕烟灰，竟会使紧张的情绪得到缓冲。不过柳泉忘了，她们三个人当中，是谁先开始吸烟的。
和荆华、梁倩相比，她可能是大众化化得最好的一个。别管在大街上、在办公室、在一切公共场合，再也不会有人从她的言谈、举止、服饰上看出她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人了。
也许是时来运转，外事局竟然表示同意接受她。
荆华说过，人要是倒霉到了顶，转机就要来了。果真？柳泉不敢乐观，竟有这么便宜的事。好像贾桂站惯了，不敢坐一样，贾桂在皇上面前是奴才，那么她呢？
荆华喜欢高谈阔论辩证法和唯物主义，一个女人要是一天到晚只会讲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就会把一切男人吓跑，哪怕她有那么一双让人一见便如坠五里云雾的眼睛。人家要找的是妻子，而不是马列主义教研室的教员。可让荆华丢掉这癖好是不可能的，那就如同让一个瘸子丢掉他的拐杖、一位歌唱家割去他的声带……她的转机什么时候才能来？眼下，她正在受着不指名的批判，重头文章下的署名是“特约评论员”，那是一个连，还是一个营，抑或一个团？
根据柳泉的经验，在她们公司，批发价都比零售价低。
荆华见怪不怪地说：“……四十年代流行大垫肩的西服上衣；解放初期流行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连上海小开都会唱；前两年流行‘改革’‘民主’‘人性’……我那折子戏大概唱完了，也该让别人唱唱。不让人干事，就不干呗。这有什么？我还干我的木工活去。”
“小柳子！小柳子！”
魏经理的铁司机高腔大嗓地叫着，像吆喝使唤丫头。噢，当初她干吗要念什么英文系，假如她学的是开汽车，现在也能挺胸叠肚地“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幸亏她在这里定定地坐着。
她手头的工作，其实上午就移交完毕：有关科研、生产、商情方面的简报，按期装订整齐；公司下属各厂、各单位的联络人，也按系统画好了图表；下个月该抓、该检查的工作和本季度已经完成的工作，都已写在备忘录上……她原可以走人了，但柳泉就是坐在这里吸烟，也是不能走的。
外事局是借调，不是正式调动，她总得留个后路。在这最后一个下午，甚至是最后一个小时，魏经理都指不定会在什么地方，找她一个茬儿，或是随便想出一个理由，就能让她为逃出虎口所做的一切努力化为乌有。
柳泉捻灭了烟头，从椅子上站起来。对面，老董科长从一大摞表格上抬起了花白的寸头，有点犯愁地看着她。每每柳泉被魏经理召见的时候，老董科长总是这么看着她，好像她是去赴“鸿门宴”。
柳泉朝老董科长扬了扬下巴，还了眼睛，便转身进了魏经理的办公室。
何必打肿脸充胖子，其实心里紧张得要命，她只是不愿老董科长为她担心。
铁司机歪倚在魏经理办公室的门框上，趿拉着一双泡沫塑料凉鞋，大芭蕉扇掖在后裤腰上，没等柳泉走近，就抖搂着手里的一张纸说：“哎，我说，瞧这上头曲里拐弯地写了些什么，你给翻译翻译。”说着，就把手里那张纸朝柳泉鼻子底下塞了过来。
柳泉像没听见，闪过身子，进了魏经理的办公室。
铁司机一向用这种狎妓的态度对待她，从铁司机对她的态度，柳泉可以断定，魏经理私下一定用相当猥亵的语言和铁司机谈论过她。
魏经理斜躺在罩着大红平绒套子的沙发上，手里拿了一份文件，似看非看。两条腿恣意地叉开，其中一条还跨骑在沙发的扶手上。裤门前的扣子一粒没扣，缝隙中露出了女人才穿的、花哨的内裤。铁司机刚才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他好像充耳不闻。就连柳泉已然在他面前站定，他也没有抬起耷拉着的眼皮。
早先，对这种侮慢，柳泉还抗争一下，可那点心气，慢慢就耗尽了。现在她懂得了，越是挣扎，那套子就会勒得越紧。说到了，那些面子啊，尊严啊，都是不堪一击的蛋壳。被人誉为“雌了男儿”的李清照又如何，最后为了生活，还不是再嫁一次。
柳泉颤声问道：“魏经理，您找我有事？”
魏经理这才把手里的文件往茶几上一丢，伸了个懒腰，总算把骑在沙发扶手上的那条腿拿了下来。阴怪地问道：“铁师傅没有跟你说吗？”
铁司机得意地嘿嘿着，又把手里拿着的那张纸，朝柳泉的鼻子底下伸了过来。“翻译翻译。”
柳泉没有伸手去接，只朝纸上瞄了一眼，那是一份英文电报，可能是哪家外商拍来的。
“我翻不出来。”
“翻不出来？翻不出来就能拣高枝儿飞？”魏经理干笑着。
看不出柳泉还有这一手，外事局调她。就凭她？！
居然有人肯为她出力。到他这里来为柳泉疏通的那个人，他是不好拒绝的。能指挥那个人物的，想必不是一般人物。莫非柳泉搭上了哪个大人物？
他像头一次看见柳泉，上上下下打量着她。一条蓝裤，一件短袖的、黑白相间的格子衬衣，脚上是一双黑色的塑料凉鞋。眼角、额头，甚至唇边都有了深浅不等的皱纹。浑身上下，没有一处起眼，和他喜欢的那些又浓又艳的女人大不相同。可是看得时间长了，就会发现她身上的魅力，像——像什么呢？魏经理想起幼年时曾祖母的供桌上，经常供着的一盘“佛手”，那佛手有种淡泊的清香，在那阴暗的、沉闷的屋子里，使人联想起充盈着绿树的园林。
吃腻了鸡鸭鱼肉，有时换个口味也不错。几年来，魏经理花费的心思不少，竟是奈何她不得。现在，她扑棱着翅膀，要飞了。
柳泉为什么要走，他们彼此心照不宣。柳泉又能够脱身，是他败了阵。这口气，难咽。就是走，也不能让她走得痛快。
从铁司机招呼柳泉的那个腔调，到魏经理这两声干笑，没有一样不是对柳泉的蓄意侮辱。
“都是革命工作，哪有高低贵贱之分呢？领导既是这样安排，必是有通盘的考虑。”说完，柳泉便集中力气进行深呼吸。听那些练气功的人说，这办法可以制怒，她万万不能在这种时候意气用事。魏经理在说什么？好像在提醒她，这不过是借调，将来还得回到他的麾下。还说，没有他的首肯，找谁也白搭……
明里暗里魏经理一直在强调“借调”，也就是暗示，她还攥在他的手心里。
但愿不会再有什么变化。谢昆生在电话里大包大揽地通知她：“星期一就来上班，有个美国代表团星期二就到，我们急用翻译……调令？调令随后就下。”
老董科长却提醒她：“你要沉住气，应该让外事局把调令办好再去，这样牢靠一些。”
可柳泉恨不得马上离开这里，再不想看魏经理的脑壳。那顶秃脑壳，露在经理办公室的半截磨砂玻璃窗上，就像浮在水面上的一个橄榄，平时只是一个隐约可见的尖顶，却随着柳泉在大办公室里移动的脚步，时起时伏。
她心怀侥幸地想，自己英语水平不低，工作勤恳踏实，外事局有什么理由中途变卦呢？
“柳泉，柳泉，电话！”老董科长敲着经理办公室窗上的玻璃，招呼她。
这电话来的真是时候。“魏经理，您还有事吗？”
魏经理皱了皱眉，说：“你先去吧。”
出了魏经理的办公室，柳泉无意中摸了一下自己的后背，背上的衣衫，竟被汗水浸得潮乎乎的。
“喂，喂——”柳泉拿起放在桌上的电话筒，忙向对方呼叫，可话筒里，却是一片呜呜声，好像刮风。
她又“喂”了两声，依然是呜呜的风声。
老董科长说：“算了吧，等了这么半天，那边可能已经把电话挂了。”
“您没问问是哪儿来的电话吗？”
老董科长头也不抬。“没有。”
柳泉只好放下电话筒。看着老董科长一点也不着急的样子，她忽然蹦出一个念头：真有她的电话吗？她狐疑地看着老董科长，可他那木然的、阔眼阔鼻的脸，活像一尊泥塑的菩萨，什么也看不出来。
老董科长是憨还是不憨？今年春天，魏经理指名要柳泉随他去参加广交会，被老董科长用个软钉子碰了回去。“不行，她正在抓的那个项目，上面催得很紧，走不开。”
魏经理暧昧的、侮辱性的挑逗，柳泉从未对任何人说过。那些强忍在心底的恼羞的泪，也只能在荆华、梁倩面前流泻一下。
常常是这样：晚餐后的桌子上，狼藉着用过的碗盏，因为心绪不佳，谁也懒得去洗。三个孤身的女人，就那么坐在落地灯的暗影里，或是这两个不声不响地吸烟，听那一个诉说心中的委屈；或那两个不声不响地吸烟，听这一个愤怒地用拳头敲击着沙发扶手……彼此间，谁也不说一句宽慰的话。
那些动听的，空泛的词句，管什么用啊。
不知她们上辈子造了什么孽，让她们这辈子备受折磨。就是她们三个人把全世界女人该受的苦全承担起来，好像也不能赎回她们的罪过。
柳泉总处在心悸的状态：怕和魏经理一块儿出差，怕向他汇报工作，甚至怕和他一起挤公共汽车……
去年柳泉和他一起去湖南出差，在公共汽车上，他趁乘客拥挤，紧贴着她的后身。夏天，衣服穿得薄，柳泉只得拼命往前钻，几乎钻到一个男乘客的怀里，她的头，甚至顶住了人家的下巴，嗅到也不知是从那人嘴里还是从鼻孔里呼出的烟油味儿。那烟油味儿可真大！哪儿像从嘴里或鼻孔里冒出来的，真像是从烟嘴儿里冒出来的，而且那烟嘴儿早就该用捻子捅一捅、清一清了。但他似乎很理解柳泉的苦衷，奋力为柳泉挤出一丝空隙，并把肩上的背包夹到了柳泉和魏经理之间。柳泉匆匆、可怜巴巴地向那人看了一眼，算是对他的感谢。
五一节公司里会餐，不知老董科长真醉还是假醉，发酒疯似的说道：“凭什么不给人家长工资，啊？全科室都通过了嘛，啊？人长得像样一点也遭罪噢……小柳，你该结婚了，结了婚就有依靠喽……啊？”
结婚？谈何容易。现在黄花闺女都嫁不出去，何况她这离过婚的四十多岁的女人，还带着一个儿子。
而人的年龄越大，便越发清醒，越发清醒，就越发难以结婚。她们对婚姻失去了信任，即便不把婚姻当做一种灾难，至少也是和摸彩票差不多的一种玩意儿，中彩的机缘只属于少数幸运儿。
但女人和男人不同，总得爱点什么，好像她们生来，就是为了爱点什么而活着，或丈夫，或孩子……否则她们的生命似乎就失去了意义。如果没有丈夫或孩子去爱，便会爱一只猫、一件家具，或一套烹调术……
好在柳泉有儿子可以去爱。
谢天谢地，儿子长得既不像前夫，也不像她。圆乎乎的小脸，眼睛、小鼻子头、嘴唇，无一不是明亮亮的，活像刚从烤炉里拿出来的小圆面包。
开朗，淘气，可有可无，吊儿郎当。不像他的父亲那样狭隘多疑，精于计算。买西红柿酱，一买就是三斤装的一大听，说是比买五个六两装、七毛五分钱一听的合算，总计便宜七毛五分钱。他们又没有冰箱，害得全家人天天、顿顿吃西红柿酱炒鸡蛋，西红柿酱焖土豆，西红柿酱炒饭，西红柿酱浇面……也不像她那么神经质，容易发怒，也容易忘记。
也许蒙蒙还小，谁知道长大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柳泉小的时候不也是豁达开朗的？
因为没有房子，柳泉不得不放弃对蒙蒙的抚养权。寄人篱下的生活，是偿还不完的人情债，哪怕寄生在最好的朋友那里，哪怕是寄生在自己父母的家里。
结婚以后，柳泉和家里的关系，出现了一个“冰冻期”，父亲不喜欢那个横竖都有理的女婿。可到柳泉真离婚的时候，他又觉得家门不幸，出了个伤风败俗的女儿。
唉，父亲还算是从英国留学归来的，穿过学士服，戴过大方顶的帽子……在柳泉眼里，父亲就像一本大百科全书，放在书橱里是非常体面的，漆皮封面上涂着令人肃然起敬的深棕色，上面烫着华贵的金字和图案，凡人不知道的事，全可以在上面找到答案，可是偏偏不能回答，她应该和一个什么样的人结婚。
而且，人们在不引经据典的时候，老抱着一本沉甸甸的大百科全书，累赘不累赘？
所以离婚以后，很长时间，柳泉过着打游击的日子。在这个同学家住几天，在那个朋友家住几天。感谢她那个家政系毕业的母亲，在操持家务方面，把柳泉造就成了一个全能选手，不论住在谁家，都是一个自带饭票的好保姆。
可有谁注意过没有？她出饭钱，却不敢吃饱，也不敢夹菜，她专拣人家不感兴趣的菜肴，或是剩饭剩菜；
当她心里充满苦涩，真想大哭一场的时候，却要学做一只大狗熊，逗着人家的孩子乐；
自己满肚子委屈，不知向谁诉说才好的时候，她得耐着性子听人家发泄酒足饭饱后的烦恼，像个饿汉，听生活过于富裕的人悉心讲述减肥之道；
或是凑趣地跟人家一起，慷慨激昂地指责某人如何昧良心，品质如何恶劣……其实她见也没有见过那个人，不知道那人高矮胖瘦，高低贵贱。
…………
房子！房子！柳泉多么需要一间房子。那一阵子，她想房子想得简直要生病了。
柳泉向公司申请房子，魏经理翻翻眼睛说：“要房子干什么？”
“您难道不知道我离婚了？”
“不行。”魏经理斩钉截铁地说，“这儿想结婚的还没房子呢，我要是把房子给你还了得，人们还不变着法儿离婚去。”
“那我怎么办，总不能住到大街上去吧？”
“谁让你住到大街上去了，你不会赖在那儿不搬？”他坏笑着。
“那怎么行，那是他们机关的房子。”
“嗨，房子当间儿拉个帘儿。”他又笑了笑，接着说，“挺方便的。”
“您，您怎么这么说话……”
“嗨，我见过的多了，好些人就是这么住着住着，又住到一块儿去了。”
从此，柳泉再没向魏经理提过房子的事，她只有到处托人。
托人，哪儿那么容易啊，她有钱吗？
社会上不知从哪儿冒出来这样一些人：可以包揽解决一切困难，诸如调动工作，找房子，买煤气罐，从香港帮人带回录音机、彩电……然而牟利之高，坑人之不眨眼，足以让巴尔扎克续写一部。
总算找到一间房子，在郊区。她算了算，每天上下班，在路上就要耗去三个多小时。那也认了，无论如何，那总算自己安身立命的窝啊。
她兴冲冲地打电话给刚从D省调回北京的荆华：“有了间房子，咱们一块儿住吧。”
她们乘了将近两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巴巴地跑去看那房子。
那还是房子吗？透过漏了的屋顶，看得见灰蒙蒙的天，还看得见长在屋顶上的蒿草，小树林子似的。风从墙角上的缝隙猎猎地吹进，剥落的泥墙裸露出砌墙的碎砖头，房椽子和房柱上，顺着一条条木头的纹理，是被蛀虫蛀蚀了的凹槽……
柳泉说：“我怎么觉着咱俩就像广岛事件的幸存者，站在一栋幸存的房子里。”
荆华却说：“好办，我会抹屋顶，也会抹墙。在东北林区劳动的那几年，哪一年入秋不是我自己挑水和泥抹墙缝！”
“这房子可不是抹一抹的问题，它压根儿就该拆了重盖。”
梁倩的出现，如同天上掉下来个馅饼。那时她刚从监狱出来，剃光的头上刚刚长出半寸长的头发，活像一只刺猬。
“他妈的，老子倒霉儿倒霉，老子复官儿显贵。呸！”梁倩撸胳膊挽袖子地说。
荆华目瞪口呆：“你什么时候学会说粗话了？”
“我不光学会骂人，我还长了见识呢。别急，别愁，不是给我们落实政策吗？我想法先给你们借套房子。”梁倩朗声安慰着她们。
柳泉扬声笑了，像京剧表演，每个“哈哈”的后头，都点着一个顿号。随手又从口袋里拿出一包香烟，从里面抽出一支。
梁倩眉毛一扬：“你抽烟了？”
荆华靠了过来，说：“我也抽了。”
梁倩什么也不说，把柳泉夹在两个手指间的那支烟抽了出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打火机，点着，幽幽地吸了一口。看着袅袅的轻烟，空寂地笑了笑，说：“我也吸烟了。”
柳泉鼻子一酸，上哪儿再去找那三个胖乎乎的小姑娘？
读小学时，梁倩是个挺厉害的小丫头，逢到班里小朋友洗澡的时候，她就跷着二郎腿，坐在游泳池一样大小的浴池入口把门。那些脱光了衣服的小姑娘，个个都得给她行礼，说：“给小姐请安！”等梁倩大模大样地点个头，才能进去洗浴。上厕所她也从来不带手纸，总是隔着便池的小木门在里头喊：“某某，给我送张手纸来！”而那个某某，就得乖乖地把一张手纸，从小木门底下递进去。
有次洗澡，荆华串通了两个愣头愣脑的小姑娘，趁梁倩不备，把端坐在浴池入口等着大家请安的梁倩扔进了浴池。梁倩吱儿吱儿地叫着，在浴池里和荆华打得不可开交，弄得谁也没有洗成澡。
轮到让荆华给她送手纸的时候，荆华也没有送，让梁倩在厕所里嚎啕大哭，整整耽误了半节课。要不是生活老师听见了她的哭声，她在厕所里就出不来了。为这事，梁倩和荆华一个星期没说话。
那时候，梁倩浑身都是肉，紧绷绷的，活像一根刚刚灌好的香肠，现在呢，却变成了一段风干肠，肠衣上还析出一层白色的盐霜。
…………
只有一样还没变：要么不干，要么一干到底。
十根纤细修长、被旧木头上扬起的灰尘弄得黢黑黢黑的手指，紧握着刨子，一下，一下，力气均匀、稳扎稳打地推过去，推过去。
刨花像女人头发上的波浪大卷，一卷卷地卷过去，木头内部的纹理，也就越来越清晰。浅色的木头上，由褐色纹理编就的花纹，朴实无华，天然成趣。荆华忍不住停下刨子，去抚摸那光泽柔和平滑、还有些温热的木头。她很得意，和刨床刨的木头相比，差不到哪儿去。
这是在林区劳动的年月，为打发愁苦的日子，排遣绝望和孤寂，学会的本事。
荆华曾把多少有用没用的，一块块方方楞楞的木头，刨成什么也不是、什么用处也没有的小木条。只是为了把刨子一下下地推过去，推过去，然后再把一地的刨花和小木条，塞进炕洞里。
她久已不干木工活，幸好这些工具和木头没有思想和感情，不然它们一定觉得她是个忘恩负义的家伙，只在倒霉挨整的时候才想起它们，在它们身上寻找寄托。而它们绝不会置若罔闻，不动声色地就把她的愁苦遮盖了……更不会乘她不备，突然扑上来咬她一口。
猫头站在她的脚下，仰着脑袋，对她“喵喵”地叫着。它还有什么要求？刚才从街上回来，荆华顾不上自己肚子饿得咕咕叫，先把一兜小杂鱼给它煮吃了，才给自己煮饭。因为饿，没等饭煮熟，就半生不熟地吞下肚去，弄得她的胃好一阵不舒服。
然后猫头又跳上干木工活的台子，又从台子跳上荆华的后背，在荆华的背上，前前后后地踏着小碎步。荆华把刨子向前推去，它就往她后腰上退几步；荆华往回拉刨子的时候，它又往她后背心走几步……十个尖利的趾爪，勾得她蓝咔叽布上衣咔咔直响。
难道它也闷得慌，也害怕独处，也需要安慰，需要人抱它拍它？说了归齐，最坚强的可能还是人。
但那“刀条脸”呢？
去年，荆华那篇冒尖的论文发表后，很得理论界一些泰斗的赞赏。一时各报刊报道、转载，采访者也络绎不绝。“刀条脸”竟然对她说：“曹荆华同志，您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阐述，成绩是优异的，贡献是巨大的。我——我真想推举您为中央委员。”边说，还边扭动着细长的身子，活像水里游着的一条水蛭。
他看上去不是在说笑话，正因为如此，才显得分外可怕。
荆华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您这句话不好，很不好。希望您以后说话注意原则。”
荆华只想脚踏实地地做些研究工作。近年来，似乎有股清新的风，吹进了沉闷的理论界，学术研究工作开展得也比较活跃，这使她觉得，有可能对社会生活进行较为开放的观察和思考。
谁知一年后，情况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谁要是以为“评论员”不过是一个具体的人，他的文章也不过是门阀之见，那就大错特错了。但是这样的兴师动众，让荆华感到了些许的悲哀。
在林区为生存挣扎的十几年里，她的学业早已荒废，而她这篇浅显生动的文章，竟像有什么分量，遭到如此“隆重”的待遇，这说明她的什么，还是说明别的什么？
上午，“刀条脸”在会议上说了些什么？荆华看着他那一张一合的嘴，才发现他的嘴是那么大，脸是那么窄，窄得像个楔子，想方设法楔进那些本来匀和协调的事物里去。
他要求荆华必须端正态度，严肃认真地总结这篇文章在政治倾向上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
他和她的年龄差不多吧？不过四十岁的样子，怎么得了那么严重的健忘症，忘了他还投过她“神圣”的一票呢。
荆华当场发言说：“我认为人类的一切社会实践，如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践……其最终的目的，无一不是为了在这个地球上，做一个有尊严的，不受压迫、不受剥削，充分实现自己价值的人……我不能同意那位‘评论员’的意见，任何科学的理论和经验，只能产生在实践之末。我们现在只能说，我们有民主革命时期的理论和经验，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理论和经验，还不够成熟，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对以往的革命理论进行补充和发展。这种实事求是的分析、补充和发展，正是我们对共产主义事业负责的表现，这和反对‘四个坚持’是两回事。因此我仍然坚持我在文章中的观点。”
接着，荆华把她的几个论点又做了简单扼要的说明，完全忘记了柳泉让她不要发言、保持沉默的警告。她知道那是柳泉的一片好心，可她是共产党员，怎么能够沉默？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真理和谬误的矛盾，没有前进和倒退的斗争，还要共产党人干什么！
报刊上登出批判荆华的文章不久，某领导曾来机关主持了一次座谈会，希望大家正确领会，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统一认识，开展批评，改进工作，焕发起新的工作热情。
恰巧那日荆华头疼，本想请假休息，但她觉得那样做有临阵脱逃的意味，便留了下来。会前，她匆匆吞下“刀条脸”给她的止痛片。那药片确有奇效，不但头不疼了，眼前的一切景物也变得模糊、恍惚，耳边的一切声响也变得含混、遥远，连她自己似乎也变成了一团软软乎乎、没手没脚、没脑没心的东西，融融地飘浮在空中。
散会以后，那位领导同志特意和她握手告别，语重心长地对她说：“荆华同志，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对思想战线上的一些不良倾向，要有一个严肃的态度，对同志们的不同意见，也要有一个积极的、虚心的态度。哈哈——对我的讲话有什么不同看法，尽可以发表意见。”
荆华带着梦游人的傻笑，一味机械地点头。
直到第二天，她才恍然地问“刀条脸”：“你昨天下午给我吃的是止痛片吗？”
“是啊。”
“我怎么像是吃了安眠药？”
“止痛药当然都有麻醉和镇静的作用。”
一个男人，却用这种鼠盗狗窃的办法坑人，实在可怜。
“你还是没有胆子，怎么不敢给我吃片氰化钾啊？”
“刀条脸”陡然变色：“你，你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开句玩笑，何必当真。你不知道我这个人喜欢恶作剧吗？你要是不敢给我吃‘氰化钾’，没准儿哪天有人给你吃片‘氰化钾’呢，哈哈！”
“开什么玩笑！我看你情绪不对头。”
“我就讨厌那些什么情绪也没有的人。”荆华抽出一支香烟递给他，“怎么样，要不要吸一支？‘大中华’的。”
自此以后，每每喝水前，“刀条脸”都要狐疑地看看荆华，又狐疑地看看自己的茶杯，或是把茶杯涮了又涮，换上新茶，绝不肯喝杯里的剩茶。
荆华暗笑，还说：“那么好的茶叶，泡了一次就倒掉，不是太可惜了吗？”
支部书记安泰接着荆华的发言说：“我支持荆华同志……”
“刀条脸”先是一惊，然后把收起来的笔记本又重新打开，插进口袋里的钢笔，也拔了出来。
老安接着说：“为什么？因为她说了实话，真话。什么是自由化？据说是不要党的领导。荆华同志的文章里，完全没有这个意思，她不过是在进行学术探讨。我们千万不能随便对一个同志扣帽子，搞压服。回想一下，当初我们在蒋管区是怎么做工作的？那时，人家有什么想法都敢和我们谈，哪怕是‘反动的’。我们怎么办？我们只能靠摆事实、讲道理，靠自己的切身体会、现身说法，使他觉悟，最后投向革命。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做？因为我们的力量还小，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参加我们的队伍。扣帽子、搞压服，就会把人吓跑，剩下孤家寡人，你就得失败。现在我们强大了，权力在握了，我们仍然不能忘记群众这个大多数。也许有人觉得不就是曹荆华同志一个人吗？你既然能把一个人不当人看，你就能把所有的人不当人看。我们应该团结一切同志，开展正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允许批评，也允许反批评。把批评变成一种讨论，各抒己见，谁有道理就服从谁。这才不至于以势压人，产生冤、假、错案，这样达到的团结统一，是真正的统一，真正的团结……”
荆华不等老安说完，便起身走出会议室，躲进大礼堂，钻到舞台大幕后面，一直躲到下班。她不敢看老安，也不敢听他讲下去，否则她就要流泪了。
最近一年，老安的血压经常处在高得不宜工作的状态，他那花白蓬乱的头发，如秋风中的芦花，总在颤巍巍地摇着；端在手中的水杯，也每每泼洒出水来；眼睛已显出老年人的迟缓和浑浊，还有一点悲凉。在这样一个似乎不堪一击，已经找不到一点斗士威风的老人身上，却有一种威慑的力量。
老安一直坐在她的办公室里等她。
“我的发言怎么样？”一旦开口说话，荆华又是一番不经意的样子，就像临战前穿上了盔甲。
“很好。”
“真的？”
“真的，大家都这么反映。很好！”然后把一摞用黄丝带扎着的旧信，放到了荆华的桌子上。
那一摞用丝带捆着的信，让荆华想起十七、十八世纪的古典小说，或那一类歌剧里的情节。在那些小说和戏剧里，正是用这样的丝带，捆着爱人的情书。
不论在写字台底层的抽屉里，或是箱子里，荆华从未有过这样的收藏，但她懂得这种东西是应该珍重的。便立刻收起无时不在的随意，也不敢发问，等着老安继续说下去。
“这是她给我的信。”安泰的手，轻轻地抚摸着那一摞信，好像在抚摸爱人的柔发。
她。荆华知道这个她。安泰在恋爱。六十多岁的人还在恋爱，好像有点不可思议。但荆华又特别希望安泰恋爱，那么好的一个人，为什么不该得到一个好配偶，享受家庭的温馨呢？
安泰有过一个不幸的家，妻子因为爱上别人，和他离婚了。去办理离婚手续的路上，安泰还不断地叮咛转眼就要成为“前妻”的妻：“就说我们两个人的感情不好，双方都同意离婚，不要牵涉到别人，一牵涉到别人，问题就复杂了。”他不能把话说得太白，说得太白，又怕伤了对方的面子。
“我准备下决心了。”安泰说，“可我还有两怕。一是怕她太洋，二是怕她太感情用事。你帮我参谋参谋，这是她的信，我按日期排好的，你先看上面的，后看下面的。”
难道安泰还需要她来参谋？！荆华明白，安泰是在表明，他并没有把“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当回事，也没把“刀条脸”当回事，荆华仍然是可以以心相交的朋友。
荆华不知道，自己会不会看“她”给安泰的信，然而像安泰这样的党员，这样的支部书记，这样的领导，荆华会永远记着。
“嘣！嘣！嘣！嘣！”放炮仗似的，送煤的三轮小卡车来了。
有人在楼下高声叫道：“来煤啦！来煤啦！”
荆华赶紧放下手里的刨子，咚咚咚地跑下楼去。
大院里几乎家家都用液化石油气了，只有不多几家，还在烧蜂窝煤。
荆华和柳泉总也没有办法弄到液化石油气罐，现在她们更是死了这条心。一套架子和一个液化石油气罐，已经涨到二百元，她们买不起。
可是烧蜂窝煤真难啊，煤站送煤没有定时，有时闹得她们只得停伙。碰上送煤的时候，想多买一些，又没有地方堆放。找个距离近点的煤站自己去拉，人家又定点供应，不卖给她们这个住宅区。这次又是柳泉不知往煤站打了多少次电话，挨了多少抢白，才把人家求来。
“不送就是不送！我们没车也没人。等着烧？等着烧自己拿脸盆来端。”而且接电话的男人，总是不等她们把话说完，就撂下了电话。
送煤的也是个女人，矮小，瘦弱。男人们全上哪儿去了？大概只管在电话里打发等着烧煤的人。
要下大雨了，风卷着乌云从西方压了过来，把三轮卡车上的煤屑扫了起来，小煤末打在脸上还挺疼。送煤的女人却没事儿似的，只管从卡车拖斗上往下卸煤。
贾主任从家里撮来一簸箕碎蜂窝煤，对送煤的女人说：“上次的煤饼里一准儿掺多了土，一拿就碎。给我换几块吧，啊？”
送煤的女人没听见似的。贾主任嘿嘿地笑着，把碎煤块倒进了拖斗车，自己动手拿了四块蜂窝煤。
送煤的女人这时却一转身，利索地从贾主任的簸箕里，拿回两块蜂窝煤，还是一句话不说，继续往下卸煤。
煤卸得差不多了，车斗紧里边的煤，便有点够不着了，她吃力地踮起脚尖。
贾主任在一旁不停地嘟囔：“那么一大簸箕煤，就换这么两块啊！”脸上的笑容没了，还在送煤的女人身后，不停地翻眼睛。
送煤的女人一定累了，她能知道贾主任在她身后拿了四块煤，就能知道贾主任在她背后翻眼睛，但她显然懒得理贾主任。
荆华跳上三轮卡车的拖斗，帮她把拖斗里边的煤挪到车尾。那女人依旧一句话没有，只在临走的时候对荆华说：“再要煤的时候，给我打电话，我姓周。”
风吹得更紧了，还带着远方雨水的凉意。荆华的衬衣被风鼓胀起来，背上的汗也被拂落下去。她想，一定要在雨落之前，把煤块全搬上楼去。
贾主任也急了，守着她买的那堆煤，不停地看腕子上的大手表。家里人全上班去了，下雨之前肯定赶不回来。她是“解放脚”，走路自然没问题，要把煤块搬上楼就难了。
荆华不忍冷眼旁观，明知力不胜任，也得替她搬上楼去。
尽管贾主任一转脸，就会在居委会对那帮老太太说：“昨儿晚上，她们十二点多钟才黑灯，深更半夜地还在送客人……”
或是：“昨天晚上，她们怎么八点多钟就没亮了，有什么背人的事吧，啊？”
…………
贾主任要是不干这些，又能干什么？要是不说这些，又能说什么？这些，也同那旧时代的“解放脚”一样，是某种文化的“精粹”吧？
三楼！两家的煤加在一起，共五百块，每趟搬十块，一共要搬五十次，换个男人试试！
搬到后来，荆华觉得天旋地转，两腿发飘，浑身发抖，舌头发黏，嘴唇发干，恨不得立刻躺倒地上。
贾主任好话说得像连珠炮，荆华却没有听见，她累得耳朵似乎都失去了听觉。
“曹同志，别走，别走。在我们这洗洗手，喝杯茶，啊？”
“我那儿有水，也有肥皂。”她迈着醉汉似的踉跄的脚步，回家去了。
暖瓶是空的。
她们的暖瓶经常是空的，但在这个时候，就感到有些不便。荆华只好拧开水龙头……喝生水自然是常有的事，不过她现在真想喝杯热茶。
当然先要把手洗干净。擦了一遍肥皂，不行，指甲缝儿仍然是黑的，应该把指甲缝儿刷一刷，她转身去找刷子——啊！竟像有谁把她拦腰砍断，一下跌倒在水池旁。她试着移动身体，想要站立起来，不行，根本不能动了，只要稍稍一动，就痛彻全身。
猫头被这景象吓坏了，凄厉地叫着，焦急地、一筹莫展地绕着她打转。
“喵呜——喵呜——”一声紧迭一声，高高地扬着脑袋，仿佛是在呼救。
“不要叫了，猫头，人家听不懂你的话。别叫了，行了，行了，谢谢你了。”荆华吃力地对它说。
猫头好像听懂了她的话，不叫了。紧紧地偎依在她的胸前，忧心忡忡地、呆呆地守着她。
荆华想起“特约评论员”对她的批判。哦，猫头，猫头，你竟比那位理论家更多一点温情。
其实猫头也是反对荆华那篇文章的，但它自有提出异议的办法：把荆华写的手稿，用牙齿和爪子撕得粉碎，害得荆华不得不重新抄写……然而在待人处事方面，猫头真是个非常仁义的家伙。
哗哗的豪雨，无情地抽打着这个世界，雷声紧紧地追逐着闪电，仿佛穿过门窗，在荆华的头顶上开花。强劲的风，暴虐地摇撼着高楼、门窗、树木、电线杆……发出吱吱、咔咔、砰砰、呜呜的声响，像是大地的颤抖呻吟。
雨丝从窗里潲了进来，在窗下积了一摊水，还打湿了荆华的双腿。地上的凉气渗进了她的身体，冷得她牙齿打颤。她想，不能这样躺在地上，得爬到床上去。于是用双臂撑起自己的身体，向前爬去。每爬一步，都疼得她呻吟不止。
猫头又凄厉地嚎叫起来，还紧跟在她的身后，不时用爪子挠挠她的腿。
不，她爬不动了，实在爬不动了，谁能把她抱上床去？她现在多么需要一双有力的胳膊。可是，在哪儿呢？
也许她们都会孤单到死。这是为什么？好像她们和男人之间，有一道永远不可逾越的鸿沟。如同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之间的“代沟”，莫非男人和女人之间，也存在着一道性别的沟壑？可以称之为“性沟”么？那么在历史发展的这一进程中，是否女人比男人更进步，抑或是男人比女人更进步，以致他们失去了在同一基点上对话的可能？如同婴儿在母体里的发育：某一阶段是四肢的形成，某一阶段是大脑的发育……而其他部位的发育，此时则处于相对停滞或迟缓的状态？
那么是否可以说，在这个历史阶段，比起男人，女人也许更为健全、优秀？
记得有部外国电影叫做《奇怪的女人》，据说影片在该国也引起极大的争议，并不为人所理解。其实那个女人一点也不奇怪，她所要求于男人的，有哪一点不合理呢？她向往和追求的，正是大多数有头脑的女人所追求的，虽然民族、国籍、语言各不相同……
“性沟”是否已成为世界性的问题？
哦，她是爬不到床上去了，好在她已经爬到沙发边上，于是把铺在沙发上的毛巾扯了下来，垫在腰下，感觉不那么凉了。
离柳泉下班的时间还远，着急是没有用的，但她还是无望地盼着、想着：怎么还没有一个人来！旋即又回答自己，外面正是滂沱大雨。
可是猫头“噌”地一下蹿了出去。柳泉回来了？
不是，是梁倩。像从河里捞出来的一个人儿，从雨衣上淌下来的雨水，立刻在地板上汪成一片。
荆华顿时感到疼痛减轻了许多。
“你这是怎么了？天啊，天啊！”梁倩连雨衣也顾不上脱，跪在地上，想把荆华抱起来，试了几次也不行。直到她的雨衣弄湿了荆华，才想起把雨衣脱掉。
她把雨衣胡乱团起，往门后一丢。说：“你用胳膊搂着我的脖子，再试试。”然后梁倩搂着荆华的腰，终于连拖带拽地把荆华弄到床上。
她握着荆华冰凉的、还没洗干净的手，说：“咱们上医院吧，上医院吧。”
“不用，老毛病了，死不了人。”
“这样疼下去怎么行，看看医院有什么办法没有。你的手还在抖，你冷吧？”梁倩拉开被子，准备给荆华盖上。一看荆华的脚，上面全是煤渣。“噢，你这双脚真够意思。”她又去找热水，打算给荆华洗洗脚。
“别找了。热水开水都没有。”荆华有气无力地说。
那就先烧壶开水。
梁倩从水池底下找出铝壶。壶盖上的帽儿，早就不知去向，每每水开之后，壶盖中间那个窟窿，热气儿冒得像是火山口。梁倩在墙角找到一个菜花，从上面切下一段梗子，削了削皮，塞住了壶盖上的窟窿。其实她干这些，也无一不带着外行的笨拙，有时觉得手脚不够用，有时又觉得多出许多手脚，不知往哪里放。
把铝壶坐到炉子上后，她像是完成了一件大事，然后对荆华说：“咱们还是到医院去。”
“下这么大雨？得了吧。我又没发高烧，人家才不会收我住院呢。顶多按摩一下，给点止痛片、消炎片就打发回来了。待会儿只要洗个脚，钻进暖和的被窝，就很不错了。你再把那个远红外线治疗器插进插销，给我贴在后腰上就行。”
这倒是真话。不发高烧，不到要命的地步，很难住进医院。可是留在家里，谁能照顾她呢？柳泉还在陪那个美国代表团，即便不陪，刚到那个单位，正式调动手续还没办，刚上班就请假，怎么好说？
如果没人照顾，别说吃饭、喝水，像现在这个样子，上厕所都成问题，只有自己来照顾她了。好在手头的工作已经不多，影片的混录工作也已完成，只等上面审查，批准发行了。
她今天来，正是为了请荆华、柳泉晚上去电影厂看她的片子。冒着大雨，骑着摩托，在雷电下疾驰，像个疯子。可在这种时候，她才觉得自己有些顶天立地的气派。
“你怎么跑来了？”
“想请你和柳泉晚上去看我的片子。”梁倩边说，边在荆华的后腰上，来回移动着远红外线治疗器的辐射面板。
“真遗憾。”
“以后还有机会。你好好休息，别想那么多。”
“怎么能不想，那是你的‘儿子’。”
那的确是梁倩的“儿子”，当年她生澄澄的时候，都没这么激动。可能那时她还不懂得做母亲的责任和义务，澄澄便措手不及地来到。在澄澄身上，她看不到“自己”，而在这个“儿子”身上，她能自觉地、顽强地把自己的理念传递出去。可以说，它比澄澄更像自己。
后一代对上一代，是血缘关系呈几何级数递减的继承，而作品才是艺术家自己。连遗传基因都不可能像一个人的作品那样，准确无误地传递出作者的信息。艺术家是不死的，他活在自己的作品里。哪怕白复山像抛开一件旧衣服那样抛开她，哪怕澄澄不成器，她也能找到自己的支撑点。
雨停了，空气潮湿而新鲜。
阳光像被这场暴雨洗褪了颜色，浅了，淡了，不再那么耀眼灼人。
从屋檐上流下的雨滴，越来越缓慢、越来越清晰地叩打着檐下的石阶。
大地，万物，呈现着痛苦挣扎后的宁静。
梁倩被这痛苦挣扎后的宁静感动了。她想到她们的过去和未来，想到她们也将会经过反复、痛苦的锤炼，变得更加成熟。她不想对荆华说什么抚慰的话，她们早已不是孩子，荆华也早晚有一天会瘫痪在床，有站不起来的那一天。这些，荆华心里比她还清楚。但荆华的精神却会永远站着，她一定会在什么“史”上留下一笔，假如她能把设想过的几篇论文写出来，一定会使那些只知蜷缩在“经典”里搞索引的人，振聋发聩。
“荆华，你不该刨那些木头，你再刨那些木头，我就把你的刨子扔到炉子里烧了。”梁倩一边说，一边用远红外线治疗器拍打着荆华的腰。
“嗬嗬，别拍，别拍我的腰。人家不让我工作，我有什么办法。你在那儿工作，他呢，拎着膀子看着你干，瞅准空子，给你一闷棍。”
“这是某些所谓共产党人的悲剧。早就忘记了马克思主义是怎么回事，或许当初就没有弄懂，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和这些人计较，岂不轻薄了自己。”
梁倩并非没有自己的艰难，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点，如果你能越过，以后的路，便显得轻松了。
荆华想起在东北林区看到过的丹顶鹤，出生伊始，它们的头顶有一部分是裸露的，传说它们成长之后，那裸露的部分就会变成朱红。或许她们的头顶上，早晚也会有一块朱红，那时，她们将飞得更高、更远。
“你要我怎样呢？”
“我要你写、写、写……能做出一些成绩更好，做不出成绩至少也要为那些能够做出成绩的人呐喊助威，不要让他们孤军奋战。”
“你对我的期望太大了。”
“你能够的。”梁倩望着荆华那瘦小的、被疼痛折磨的身躯；已经往眼窝里深深陷落的眼睛；粘着煤灰，尚未洗过的脏脚；以及袖口、领口已经磨破的衣衫……不知怎么，想起一支所剩不长，却在奋力燃着的蜡烛。但她能对荆华说“你不要燃了”吗，如果不燃，烛的生命又在哪里？没有死也就没有生啊。
“好吧，那就试试？”荆华的脸上，闪过一丝已经多年不见的微笑，像她小时候，每每恶作剧之前，常有的那种微笑。
“看，出彩虹了。”梁倩突然惊喜地说。
荆华艰难地扬起脑袋，向窗外望去。
那彩虹像刚从仙池里浮升出来，水淋淋的，还滴着水珠，横跨在近前两栋高耸的大楼之间。让人觉得，只要迈出窗子，径直踏上去，就会沿着这条彩虹，一直走到天上。
又开始了。
这“乞讨”的日子！
离婚、找房子、做一项专业对口的工作……没有一项不是低声下气，求人怜悯、通融。说到了，这些要求有哪一样过分？
到什么时候，她才能挺起脊梁骨过日子？哪怕过上一天也好，让她尝尝，挺直腰板立着是一种什么滋味。她还没老呢，却觉得自己佝偻了一辈子。
走廊里传来了脚步声，会不会是往这个房间来的？柳泉赶忙埋下眼睛，专心致志地瞅着裙褶上的一个线头。她怕，怕看那些突然变得分外客气的眼神。在那分外的客气里，分明流露着距离拉开后的宽容和大度。
脚步声一路响了过去，不是，不是往这个房间来的。可柳泉又竖着耳朵，巴望着脚步声的出现：那是不是谢昆生的脚步？他什么时候才能坐下来和她谈谈？
从早上八点上班，柳泉便等在这里，已经两个多小时过去。
谢昆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忙，一会儿出去，一会儿进来；一会儿拿起电话筒，一会儿又放下，不是打不通，就是拨错了电话号码……
好不容易瞅了个空子，柳泉刚叫一声“谢主任……”谢昆生便非常客气、求她开恩似的将她的话拦腰截断：“等等，等等，你没看见我正忙着吗？”是啊，人家这样客气，谁还好意思打扰呢！
是的，忙。柳泉坐在这里两个多小时，反反复复听到的就是这件事：究竟让谁参加明天晚上的宴会。
据柳泉所知，参加宴请某国电器公司代表团的名单，前几天就在酝酿，到今天还没有定下来。定不下来的原因说复杂也不复杂，说简单也不简单。有点像八国联军与清政府签订合约时，列强各国所强调的利益均沾。比如，某某局长、某某工程师，已经参加过多少次宴会，相比之下，某某局长和某某工程师参加的似乎少了一些，要命的是，谁也说不准谁究竟参加过多少次。说得准的只有一个：谢昆生是场场不落的主力队员。
说了归齐，柳泉要谈的不过是个人问题，那怎么能影响如此重要的外事活动？等吧，反正现在什么事也没有了，只剩下这件事。
柳泉机械地摩挲着身上那浅丁香色的绉纱连衣裙。真像刚演完一场戏，行头还未及脱下呢。
连衣裙是梁倩送给她的，今年国际上的流行款式，宽松的腰身，同样颜色的细绦束带。脚上的白色半高跟鞋是荆华送的，难为荆华去买这样的奢侈品。柳泉又经意地把这些穿戴起来。这一切，无不体现出她们对“未来”的幻想。别管她们碰过多少钉子，受过多少磨难，有时还是显得幼稚。
世上的事，有那么简单吗？柳泉的外祖母，顶爱说这句话来开导自己和别人：“人生在世，九九八十一难呀，不炼你个火眼金睛，过得去吗！”所以她活到八十一岁，身子骨还挺硬朗，也不显老——因为她是有充分准备的。
“老谢！老谢！”
谢昆生还是不在，柳泉仍然心事重重地坐在谢昆生的办公室里。
见朱祯祥进来，她又拘谨地站起来，在脸上堆出一个礼貌的微笑，好像他们刚才没见过似的。
“谢主任刚回来一会儿，又出去了。您有什么要紧事吗，我可以转告，反正我要在这里等他。”
柳泉的微笑，是破坏性的。好像他穿了一套讲究的衣服，去参加一个愉快的酒会，正举着磨花玻璃的酒杯，和朋友说着优雅的笑话，却有人递给他一封电报，告诉他，他派出去的一个部下，在某地出了车祸……
一定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她需要帮助，她非常着急。不然她不会这样极不情愿，又迫不得已地坐在这里等谢昆生。就像深居简出的闺阁小姐，如今家道中落，不得不抛头露面出来谋生那样难堪不已。
朱祯祥并不了解柳泉，但在这次接待美国代表团的工作接触中，他感到这个人很自重，带着五六十年代大学毕业生那种业务扎实、一丝不苟的劲头。
这几年外事活动繁忙，虽然新建了一个国际机场，使用起来仍然显得紧张，机场里的服务工作也跟不上。那天，因为载运行李的手推车不够用，宾主在机场白白耗了半个小时。倒是这个柳泉，提议在场的翻译每人紧盯一辆在用的手推车，一俟人家卸完行李，就可及时接到手里。
可是有人不高兴。跟着手推车走一趟，不过几十米的距离，倒好像从兜里往外掏钱那么不痛快。钱秀英极不情愿地从一扇大玻璃窗前，千娇百媚地拧过身子，因为连衣裙上的腰带勒得太紧，腰部那一堆多余的肉，便被撵向腹部。于是腹部便更加隆起在色彩斑斓的连衣裙下，活像一只快要产卵的花蝴蝶。
钱秀英喜欢在一切照得见影子的地方停留，镜子前头自然不必说，阳光底下，乃至办公室、宾馆、餐厅、小汽车……的玻璃窗上。
柳泉的提议，显然败了钱秀英的兴致，她娇横地向谢昆生瞥了一眼，那一眼分明包含着这样的意思：都怪你，上哪儿弄来这么个人！
谢昆生很有些地方让朱祯祥不放心。但朱祯祥也拿他没有办法，虽说朱祯祥是外事局的局长，却管不了这个办公室主任，谢昆生另有一条畅通无阻的渠道。
外事局的翻译不少，能应对自如不多。到了关键场合，还要从其他单位借翻译。这种局面早就应该改变，可是这块地盘，针插不进，水泼不出。眼看钱秀英在和外宾交谈时，把个崇祯皇帝改了履历，硬是从明朝挪到了清朝，朱祯祥又能如何？把这个钱秀英换掉试试，谢昆生要不找茬子闹事才怪。
女人的分类也很怪，柳泉论模样、论工作能力、论为人，都比钱秀英强，现在却是这副一筹莫展的模样。
她在工作中的自信，哪里去了？某领导同志为美国代表团举行告别酒会的时候，几个平时挺能咋呼的翻译都不见了踪影，却让这个新来的上了阵。朱祯祥当时很为她捏了一把汗，结果还不错，那位领导同志祝酒时，还因此多说了几句风趣的话，惹得那些美国人开怀大笑，看来他们完全领略了其中的妙趣。最后那位领导同志还特地祝了柳泉一杯：“谢谢你哟，翻译得不错嘛。”
柳泉只轻轻地抿了一口，微微地笑了笑。是那种知识妇女在意识到自己的聪明才智时才有的微笑，是使得每一个正直的男人肃然起敬的微笑。
然而眼前这个柳泉，和她在那次酒会上留给朱祯祥的印象，相去甚远，仿佛一幅无人经心保管的老画，被虫蛀损了，也被温度、湿度、酸碱度都不合适的空气，剥蚀得褪了颜色……让他感到些许的痛惜。
究竟出了什么事？
柳泉没来找他，他又何必多管闲事，该管的还管不好呢。
“谢谢，我自己和他谈吧。”
赴英国访问团的名单里，出现了一个对方根本没有邀请的、莫名其妙的人物。他是哪个局的，又是哪一方面的专家？朱祯祥都不清楚，他准备向谢昆生了解一下，而这件事不便请人转达。
忽然听见谢昆生在走廊里说：“就这么办，出了问题我负责。”然后就进了办公室。“噢，朱局长，找我有事吗？”
只见谢昆生手里举着一只骨制烟嘴儿，上面刻着中国画里特有的青山绿水。烟嘴上，还插着一支正在燃着的香烟。他衣着考究，不是“红都”就是“友谊商店”的卖品。变色眼镜是镀金的，谢昆生不戴进口的太阳镜，那不符合办公室主任的身份。可他身上所有的物件，都像租来的，就连他那所谓的儒雅风度，也是从外事部门租来的……就像人们在照相馆，租套结婚礼服拍结婚照。
一个人的趣味高低，有时很难辨清，但有一个孔隙，可以准确无误地测试到他们小心掩盖起来的、不愿为外人所知的地方，那就是从他所感兴趣的异性身上。
“有点事情。不过柳泉同志等你已经很久了，我的事情，可以再找时间。”
柳泉又站起来了，带着拘谨的、勉强的微笑，这微笑立刻在他们之间画了一道线。线这边，是哼哼哈哈的小官僚，线那边，是契诃夫在《小公务员之死》那篇小说里描写过的低声下气的小公务员。这边要是咳嗽一嗓子，那边就会琢磨上三天。别人的感觉如何，朱祯祥不知道，反正他不喜欢人家这么对待他，私下里，他羡慕教授、工程师、专家那些头衔。
换了钱秀英，一定不这么笑。这就是柳泉和钱秀英的不同。钱秀英永远记得自己是个女人，而柳泉常常忘记自己是个女人。
谢昆生脸上显出一副礼贤下士的样子，手里却不停地摆弄写字台上的文件，毫无必要地从写字台的右边挪到左边，再从左边挪到右边；依次拉开每个抽屉，好像在寻找什么，又找不出什么，然后再依次把抽屉关上……而在这些动作的每一个间隙中，都不会忘记向柳泉做一个亲切的笑脸。
朱祯祥觉得于心不忍，难道他是旧衙门里的县太爷？！
“柳泉同志，你就谈谈吧。”朱祯祥很想助她一臂之力。
柳泉的脸微微地红了，不论是朱祯祥的同情，或是谢昆生的“礼贤下士”，全让她感到有求于的屈辱。现在，纵使她有千般自重，万般自负，也奈何不得了。人常说“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怎么就让她碰上了？
前天下午，柳泉去伙食科买饭票，人家问她是哪个单位的，她回答说是外事局的，卖饭票的人一查，外事局的花名册上根本没有柳泉这个名字。柳泉说明自己是借调人员，伙食科的人说，借调人员的饭票要由正式职工代购。柳泉只好请钱秀英帮忙，可钱秀英说：“哟，我还不知道伙食科的大门朝哪边儿开呢！我从来不自己买饭票，都是别人替我去买。当然啦，我可以为你效劳。”
钱秀英一定想起了那些为她买饭票的“骑士”，得意地用手背撩着耳边的长发。
柳泉想起在干校时经常为之担忧的那头小灰驴。它那四条仿佛一撅就折的小细腿儿，拉车爬坡的时候，怎样吃力地抖动啊……柳泉总是奋力地推着车轮，助它一臂之力。小灰驴像是懂得她的爱，用它秀美的大眼睛，安静地、驯顺地望着她，听凭她拍打着自己的脖子。因此有人称她“驴道主义”，现在，谁哪怕给她来点儿“驴道主义”也好啊。
钱秀英效劳的结果是，“我替你买了三块钱的饭票，先吃着吧。”然后意味深长地笑了笑，把饭票和剩下的十二块钱，还给了柳泉。
后来柳泉又提出领个办公桌。送走美国代表团后，终于有时间歇下心来，安排一下必需的工作条件。组长歉然地王顾左右而言他：“桌子嘛，先不急，办公室太挤了，再弄个桌子往哪里放？你先和我共用这张办公桌吧，我给你腾出几个抽屉，啊？”
…………
当时柳泉觉得一切都很正常，直到昨天上午，人事处通知她，借调到此为止，感谢她对外事局的协助，请她休息几天后，仍回原单位工作。她这才忆起前天下午，钱秀英好像特别高兴，在办公室的另一头叽叽嘎嘎地笑着，说着。“……你们敲不出来，我一敲就敲出来了，怎么样，十块钱。”她抖动着手里那张崭新的票子，那张票子结实地、哗哗地响着。可以想见，被敲的人，多么珍爱自己的钱财，但还是把它献给了不朽的钱秀英。然后反倒像是她在恩典大家：“你们说，吃什么？”
…………
“什么？留给首长的？我不管，反正我拿一张，剩下的你们爱怎么分就怎么分。”
…………
钱秀英万事如意，人们甘心情愿受她支配，并且把它视为一个难得的机会。钱秀英在谢昆生那里，说话有影响呢。
原来是这么回事！
被侮辱、被愚弄的感觉，使柳泉几乎落泪，但她知道，无论如何不能在钱秀英面前落泪，可她上哪儿哭去？别的女人可以躲进丈夫的怀抱，把眼泪流在丈夫结实的胸脯上。在丈夫的安慰和爱抚里，她们的委屈自然会得到平息。
而她只得躲进厕所，插上便池的小木门，忍着排泄物的臭气，面对结垢的便池、肮脏的木门、歪斜在地上的纸篓、撒了一地的手纸……不敢出声地哭了很久。所幸水管子漏水，哗啦哗啦地掩盖了她偶尔憋不住的抽泣。
幸好有这样一个人们非到必要时刻不得不来的地方，仿佛是特地为她准备的。尽管有人进进出出，好像钱秀英也来过，还推过她这个便池的木门。
柳泉听见，和钱秀英同来如厕的人问道：“脚上这双凉鞋真漂亮，哪儿买的，多少钱？”
钱秀英故作不屑地说：“漂亮什么！我老公去上海出差买的，二十多块呢，乱花钱！他一出差，总要买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回来，不穿吧，可惜了那些钱。穿吧，真窝心。跟他说过多少次，‘别买了，我不稀罕’，可他就是不听，真讨厌。”
柳泉可以想象，钱秀英在说这些话时，一定娇滴滴地撇着那张河马样的大嘴。
“啊哟哟，你还讨厌哪？现在有几个男人能这么疼自己的老婆！”
“谁稀罕。”钱秀英虽然这么说，但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里都流泻出对享受丈夫疼爱的满足，以及被丈夫娇宠的炫耀。
柳泉明知这是女人的浅薄，然而此时此刻，她却强烈地渴望这浅薄的满足，但愿她也能这样对人说……
她脚上的白色高跟鞋也很漂亮，但那是荆华买的，这毕竟是不能互相代替的两种感受。
柳泉想起“他”，没有一点怨恨的。
他有一个宽阔的胸脯，应该可以为柳泉遮风挡雨。
记得“文化大革命”初期，留学英国的父亲，一夜之间成了里通外国的“间谍”，柳泉每每为洗清父亲的不白之冤，徒劳无效地奔波一天后，多么想靠在那个胸膛前，诉说一下她所受到的冷漠和羞辱，又多么希望那是一片绿荫覆盖的草地，让她躺在上面得以歇息……然而他却喷着满嘴的酒气，强迫她做爱。那时他很得意地当着一个什么派别的小头目，踌躇满志，以为日后必然飞黄腾达，青云直上，早早便做起了黄粱梦。
自他们结婚以来，每个夜晚都像他花钱买来的，如果不是这样，他便蚀了本。
柳泉怕黑夜，每个夜晚，对柳泉都是一个可怕的、无法逃脱的灾难。每当黄昏来临，太阳慢慢落山的时候，一阵阵轻微的寒颤，便慢慢向她袭来，好像染上了什么疾病。她恨不能抱住那个太阳，让它不要下沉，让黑夜永远不要来临。他呢，却粗暴地扭住她问道：“你是不是我的老婆？”
…………
这番回去，要比没借调来时，处境更为艰难。柳泉好像已经听到魏经理那幸灾乐祸的干笑。那种笑，如同在挺冷的晚秋，一下子又掉进结冰的水池子里。
对了，她现在的景况，就跟一个不会游泳的人掉进刚刚没顶的池塘差不多，扑腾着、挣扎着，呛得好生难受，而岸上的人，不但不会救她，反而觉得有趣，因为人人都觉得，那么浅的池塘是淹不死人的。
究竟为什么？柳泉茫然不知所措，想不出自己做错了什么。
现在她像个被开销的女佣，站在主人面前，请他开恩。
她何尝不想扬长而去，或是拿起写字台上的墨水瓶，狠狠地摔到地板上，让瓶子里的墨水飞溅开来，溅谢昆生一脸一身。然而这是万万使不得的，有一刹那，柳泉甚至忘记了自己到这里来的目的，眼前就剩下这件事：就是对这种冲动的抑制和反抑制。
朱祯祥的同情，并没有使柳泉从困境中得到丝毫的解脱，但他这两句不疼不痒的话，却使柳泉的心立刻朝向他。赢得一个人的好感，是那么容易，这难道是柳泉的轻率吗？一颗总在受苦的心，像一台失灵的天平，它已经不能像正常人那样准确地度量，既会放大“恶”，也会放大“善”。
越是这样，柳泉反倒越不好张嘴。“不过是一点工作上的事情……”
“那好，你们先谈，我过一会儿再来。”朱桢祥知道柳泉相当自尊，虽然她说是一点工作上的事情，还是避开为好，免得她不便启齿。
谢昆生终于觉得不大合适，虽然朱祯祥并未说出这样对待柳泉不妥，甚至没有流露一丁点儿这样的意思。“朱局长，一会儿我去找你，我这里很快就完事。”
生怕谢昆生用这个借口，潦潦草草把柳泉打发了，朱祯祥连连说：“不忙，不忙，我还有别的事要办。”然后又转向柳泉，给她鼓劲似的，“你好好谈，好好谈。”
柳泉很想对他说声谢谢，可她的舌头发硬，说不出来，只有在心里朝朱祯祥感激地微笑。她相信，朱祯祥一定看得见她心里的微笑。人和人的眼睛是不同的，每个人的瞳仁，其实是长在自己心上的，他们只能看见各自的心灵所给予的那个界限之内的东西。
谢昆生肃起脸子，一本正经地问道：“你找我有事？”
废话。没事能在这儿等两个多小时？而且他完全知道柳泉为什么找他。
“是的。”
“好，你谈吧。”然后谢昆生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又顺手拿过一份报纸，浏览着报纸上的标题。
“组长和我谈过了，说这一阶段工作已经结束，让我仍回原单位上班。”
“嗯，是的，是这样的。”谢昆生把报纸翻得哗哗响。
“您曾亲口对我们单位和我本人说，调令随后就下，因为这里急等用人。”
“我说过那样的话吗？”谢昆生惊诧地扬起了眉毛。
第一人称的自我疑问句。据说，这种句法现在颇为流行。
“您说过。现在让我回去怎么和领导上说？我是能力不够，还是犯了什么错误？您替我想过没有，我怎么办？”
“啊呀呀，情况是在不断变化嘛。”想了一会儿，谢昆生又慷慨地提出，“这样吧，我给你们单位打个电话，把情况说明一下，你看好不好？”
谢昆生被自己的提议感动了，顿时觉得自己伟大起来，像他这样事必躬亲的领导，现在能有几个？
“不，不必，谢谢。现在的问题是，您说的话要不要兑现？”
谢昆生变了脸色。有这样不识抬举的人么？他把手里的报纸朝旁边一丢：“这是后来党委集体讨论研究的结果，我个人怎么好推翻党委的决定呢？”
“集体讨论研究决定”这种法宝都端出来了，谁还能怎么办呢？它是一种滑溜溜的，没边没际、没抓没挠的东西，你就是想咬它一口，都找不到地方下嘴。
只这一句话，就把柳泉打得落花流水。
梁倩让柳泉在剧场门口等她。
梁倩跟人约会的地点，一向奇特，当年她和白复山恋爱的时候，就让白复山在西单公共厕所门口等过她。
几个头发留得像女人那么长，裤子把屁股绷得贼紧——不知他们蹲下去的时候怎么办——立裆只到肚脐眼儿的小青年，手里攥着一把毛票，问柳泉：“有富余票没有？有富余票没有？”大概以为，柳泉也像他们一样是来这里消愁解闷儿的。
柳泉转过脸去，面墙而立，墙上贴着一张海报，海报上，哀婉而楚楚动人的玛格丽特·高杰，不知被哪个好心人画上了眼镜、连腮胡子，手里还画上了一把长剑。为什么让她拿把剑，又让她嘴上长了胡子？也许这位画师认为回到骑士时代更好？一切复杂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决斗得到解决。赢也赢得光明磊落，输也输得光明磊落。
手里那一兜蔬菜很重，勒得她手指头疼，她换了换手，几根绿生生的嫩扁豆，从网兜眼儿里漏了出来，柳泉蹲下去，一根根地捡起，不禁想起买菜时遇到的那个管理市场的小青年，什么话也不说，拿了一堆扁豆就走，也不给钱，真不像话！卖豆角的老农，眼巴巴地瞧着不敢吱声，平时为几分钱玩命的劲头，也不知哪里去了。
柳泉问：“他怎么不给钱，你认识他？”
老农苦笑笑：“不认识。人家就是这么着。”
“你怎么不跟他要钱？”
“唉，这不是人家的地盘吗。”
柳泉在市场东头找到市场管理员的小屋，小屋的桌子上堆着新鲜的西红柿、豆角、青椒、鸡蛋……可以做画家的静物写生。不知是否都付了钱。
那小青年正在啃西红柿。粉红色的汁液，顺着尚未长满髭毛的嘴角流淌下来。他有着天神似的体魄，铜铸似的膀子上隆着一块块健美的肌肉。这应该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伟岸的男人。
他看也不看站在一旁等候他的柳泉，自管稀里呼噜地吃西红柿，随手将果蒂往门外一扔，恰巧落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女孩身上。
“缺德！”那女孩急忙掸着落在衬衣上的汁液。
“操你妈！”他甩着手上的西红柿汁液，顺手往门框上抹了一把，接下去是出口成章的一篇大骂。女孩悻悻地去了，然后他才扭头问柳泉：“找谁？”
“找你。”
“找我干吗？”
“你刚才买豆角为什么不给钱？”
“谁说我没给钱？”他不着急，也不生气，一副寡廉鲜耻的模样。
“我。我就在旁边站着，没看见你给钱。”柳泉的腰板也挺起了一些，觉得自己毕竟有点用。
“你怎么知道我不给？我当时没带着。”他拍拍身上没有一个口袋的背心，“回头我就给送去。”
柳泉什么也没逮着，可她就是觉得这伶牙俐齿的小青年什么地方不对头。引起她义愤的到底是什么？
“你一会儿给？谁能看见呢？大家只看见你没给，这影响多不好。你现在是代表国家对投机倒把，牟取暴利那些不法行为进行监督，如果你自己首先违法乱纪，农民会怎么想？人家不管你姓张还是姓李，人家只认准你姓‘国’，你得爱惜、尊重这个姓。”说了一大堆，她仍然觉得没有把心里的想法说清楚。
“你是干什么的？”小青年咧开嘴巴，像是在听人卖狗皮膏药。
“我是记者。”柳泉理直气壮地撒了个谎，“经常跑这个地段，专门负责反映这一带自由市场的情况。如果再有这种情况发生，我一定要向上面和有关单位反映。”
真是本性难移。
在自己后院起火的情况下，还有心绪去管这些事。
她自己的事，那些无端伤害她、不公正对待她的人，又有谁来管呢？
她甚至变得迷信，变得愚昧，像从未受过教育的农村老太太——如果那个穿红裙子横过马路的姑娘不回头，我的事儿就能解决。
谁说的？迷信是对生活无望的结果。
柳泉打了个寒颤，在摄氏三十九度的气温里。太阳烤得人全身淌汗，汗水从脊背、胸窝不停地淌下，像有小蚂蚁在爬。一丝风也没有，树叶一动不动，连树荫底下应有的阴凉，在酷热的驱赶下也萎缩了。
不知梁倩此行是吉是凶。幸亏梁倩有那么一位老爹，不看僧面看佛面，人们也许不会特别为难她。
谁能说一片赤诚地献出友谊和爱情，不是一种有死无回的探险？她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在这方面都有惨痛的教训。
在生活疾骤的旋转中，她们不断丢失附在周身的那些不太坚牢的东西，而她们之间的友谊，在这茫茫的人世间，却是难以再得。
苏格拉底建屋时，人说那屋子太小，他回答说：“只要它能容纳真正的朋友。”
她来了，骑着橘红色的双座摩托，远远看去，依旧充满青春的活力。黑色的褶裙，浅蓝色的丝绸绣花衬衣，白色的浅口皮鞋紧裹在她秀气的脚上，她难得这样修饰自己。只是头上露顶的破草帽，与身上的衣着很不相称。
张口就是一句脏话：“狗蛋，当着朱祯祥的面，我跟谢昆生那老小子大吵一架。你妈的！”她一定说了不少的话，又在太阳底下跑了很久，两片嘴唇之间的唾液，稠得似乎可以粘住嘴皮。
“先去喝点饮料好不好？”
没想到，在冷饮店里遇到了白复山，还带着一个漂亮的小妞儿。她的领子大得不能再大，袖子短得不能再短，全身袒露到即便在这炎热的夏天，也令人想打喷嚏的地步。
柳泉立刻失悔，尴尬地站在冷饮店窄小的过道里发愣，不知退出去好，还是若无其事地走进去。
梁倩推着她的后背：“走，走，愣什么，没见过还是怎么着？”
经过白复山那张桌子的时候，梁倩像遇见熟人似的招呼着：“出来遛遛？”就像没看见白复山身旁的小妞儿。
那小妞儿显然不知道梁倩和白复山的关系，如防范一个新出现的竞争对手，警戒地、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梁倩。经过短暂的对比和判断，料定梁倩不是对手，便带着年轻女人对韶华已逝的女人的怜悯和优越，掉过头去。而那过剩的优越感和怜悯，仍然盲目地从后脑勺上往外冒。
这可怜的小雏。
白复山慷慨地对她们说：“我请客。”
梁倩伸出一个手指头，仿佛怕沾上脏东西似的推开他，说：“不用，谢谢。”便带着柳泉昂首阔步地走向另一张桌子。
梁倩心中冷笑，这家伙，气派还是不够，为什么不敢请她和柳泉就在他们那张桌子上落座？梁倩可不在乎，她有政治家的气魄和风度。
“两瓶汽水，两杯巧克力山德。”
等着服务员开票的时候，梁倩向白复山那边瞟了一眼，她看见，白复山正伏在那小妞儿耳旁低语，肯定是在介绍自己的身份。因为那张容光焕发的小脸，立时变得萎缩、暗淡。
哦，不过是自留地上的一块小菜园。
吱、吱、吱，梁倩用力吸着麦管，一口气喝下半瓶汽水。“他们走了。”她朝冷饮店的门厅转了转眼珠。
柳泉回头望去，恰巧白复山往她们这边看着，他扬了扬手，柳泉只好点点头。准是小妞儿要走，眼前的阵势，可能让她有点吃不住劲。
梁倩一时没有说话，用手指蘸着汽水瓶下的水渍，在桌面上画字。那些毫不关联的英文字母，像字谜一样令人费解。她也有她的悲哀，但这悲哀只藏在她心底深处，像藏在这字谜里一样。她可以随便发泄胸中的愤怒，或为欢乐而雀跃；而悲哀的感觉，她是永不会对人说的，甚至不肯对柳泉或荆华说。
但她自有治疗这悲哀的法儿。那就是对自身存在价值的认识——对人类、对社会、对朋友，你是有用的。
“你怎么打算？”
“什么——”柳泉觉得梁倩的话没头没脑，她的思路跨度太大，像剪辑错了的电影胶片。有一次梁倩让她和荆华去电影厂看一部过路片，放映员忙乱中倒放了胶片，银幕上的人物、飞机、汽车等等，一律“倒行逆施”，惹得人们捧腹大笑。如果仔细想想，他们也许就不会笑了，谁能担保自己一生中，没有被剪辑错了的时候？
“我是说，你对你的工作怎么打算？”
哦，梁倩既没有在想白复山，也没有想那个小妞儿。和旧式的女人相比，对她们这种类型的女人来说，所思虑、所悲伤，并耗尽心力去关注的，早已是不同的内容，就连她们表示悲哀的方式，也不同了。
“我想，我还是回公司去吧。”柳泉无法衡量，退或进哪一种选择，在尊严、意志、精力等等方面，付出的更少。一想到不论哪个选择都得苦斗一场，她真想不战而降，下跪求饶。
“胡说，让这老小子白涮一盘？你干，我还不干呢！”梁倩死不服输，也不允许别人服输。
“我已经和老董科长谈过了，他对我大发脾气，‘你就那么下三滥，啊？非得去他那个外事局，用不着你向他们低三下四求情，趁早回来，这边的事情，我想法给你圆过去。’也许还是回去省劲。”
“我不同意你这种生活态度。”梁倩把手里的汽水瓶举到眼前，透过橘黄色的液体，四周的景物就像泡在这橘子汁里，全变了样，像卡夫卡的小说。然后接着说，“我们常常提出这个问题，世界上究竟好人多还是坏人多？经过认真的分析、对比，一致认为，还是好人比坏人多。可生活为什么显得那么艰难？这是因为坏人虽少，但是他们的能量大，而且常常是进攻型的，侵略型的，而好人总是处在防御地位，所以坏人显得很多，所谓‘一只耗子坏了一锅粥’。我希望改变这种打法，不能一味地防守，要出击，要进攻，狠狠敲断那些坏蛋的脊梁骨，让他再也不能害人。王八蛋！”
梁倩的眼睛越睁越大，细长的脖子上，隆着青筋，气色也不好，皮肤没有一点光泽，像一只储存过久、水分失去过多、表皮已经起皱的黄香蕉苹果。柳泉觉得十分不安，仿佛自己是梁倩身上的一条寄生虫，要是梁倩自己万事如意一路顺风，倒也罢了。
“还是算了吧。”唉，总不能让朋友为自己擦一辈子眼泪。
“不行。”梁倩从嘴上拿下正在吸着的香烟，用夹着香烟的中指，叩击着桌面，“你知道他们说你什么？说你一个中午不知道和外宾跑到哪里去了。”说完，便静候着柳泉的反应。
柳泉蒙了。两只手下意识地向前慌乱地推着，好像在抵挡一块向她压来的无形的巨石。
桌上的汽水瓶被她碰翻了，还嫌不够热闹似的，咕碌碌地滚下桌子，“砰”的一声化作碎片，立刻引起了服务员的注意。梁倩说：“这办法不错，平时你叫他，千呼万唤都不理你的茬，以后要想让他搭理，摔个瓶子就得，两毛钱，比白白等上几十分钟还是划得来。”
梁倩想，对于柳泉，一丁点儿负担都不能再有了，哪怕是这只碎了的瓶子。
“怎么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布朗女士提出要到王府井吃点中国小吃，林克先生听了也要同去，而且我还请示了组长，前前后后不过一个多小时……”
梁倩在心里计算了一下，从北京饭店到王府井任何一家小吃店，快走，来回也得三十分钟，剩下的时间……“哼，”她冷笑了，“三十多分钟，脱裤子还来不及呢。狗蛋！”但柳泉这种温良恭俭让的软弱，也令她愤然，“有些人，你越是对他讲理，他越是认为你没理。对这种人，只有得理不让人，逮着理就闹他个人仰马翻。你不用给我解释这些，只要你没干理亏的事，就决不能饶了他。你想一走了之，临阵脱逃？当逃兵人家也饶不了你。那一大堆肮脏的谣言，你走哪儿会跟你到哪儿。这里面分明有人捣鬼，你要抓住这件事，闹得越大越好，工作问题反而解决了。我呢，往上面找人帮你疏通一下，绝不能败在谢昆生这老小子手里。刚才和他交交锋有好处，至少知道事情由哪里发端。我看朱祯祥那个人还是清楚的，他当时就表示‘这件事好查嘛，可以弄清楚的’。你一定要找朱局长谈谈，该说的，你要说清楚，我觉得他会帮助你。”
梁倩说的句句是实话，但她们的社会地位毕竟不同，对她可行的办法，对柳泉未必可行。就是现在，柳泉觉得自己的肩膀已经开始往下倾斜，一副丢盔卸甲的架势。
而梁倩变得越来越爱吵架，只要一吵架，她就好像来了精气神儿，柳泉甚至觉得她有时存心找架吵。
唉，她不过貌似坚强而已，像汽水瓶刚开盖儿时，那一股势不可挡的气泡。我们其实都是弱者。柳泉黯然，为梁倩，也为自己。
“你怎么了？”梁倩忽然变得安静。
“没什么……”柳泉伸出双手，隔着桌子，握住梁倩的一只手。
梁倩放下手里的杯子，像个男人似的拍着柳泉的背，“吃冰激凌吧，它已经化了……”
唉，像个男人一样，拍着她的背。
院子里，每家电视机都在开着。
从挂着不同花色的窗帘、亮着不同灯光的窗口里，传出同一电视频道，同一女人的哭声。
有板有眼，抑扬顿挫，声乐训练似的。所以人们才能在吃着饭后消暑的西瓜，打着饱嗝儿，东家长、西家短的闲聊中，倾听这表示痛苦和悲哀的信号。
真到哀痛欲绝的时候，有谁这样哭泣？
但只有这条短街，还是一个安静的去处。
由于不是交通要道，没有公共电汽车通过，尤其到了晚上，连小汽车也很少通过，便保留了些许的安静。
它像一个窄长的街心花园，有大树、灌木、草地和花丛，甚至还有一小片拦在铁丝网里的果园。青青的小苹果，正傻里傻气、无声无息地在那果园深处长大，变得红润和甘甜，直至献出完美的自我。
街灯的光晕，像黄澄澄的雾，罩着在街边草地上低声絮语的青年，捧着书本准备高考的学生，以及乘凉的人们……原来有那么多人，在兴味盎然地活着。那片草地诱惑着柳泉，她真想立刻躺在草地上，什么也不干，就是数天上的星星；或像推车里那个熟睡的婴儿，做一个什么梦也没有的梦……再不要像上紧了发条的玩具人，砰砰砰地跳个不停。她给蒙蒙买过一个玩具猴子，发条一上，它就不停地翻跟头，即便是铁皮做的，也磕掉了漆皮，碰扁了头。
到现在，她连晚饭还没吃，刚才荆华给她冲了一杯麦乳精，她连那个也咽不下去，除了白开水，随便什么东西，一进喉咙就要吐。也许有些中暑，想找瓶“十滴水”，翻遍她和荆华的房间，也没有找到。不论用得着的还是用不着的，她们都很欠缺。
整整一个下午，柳泉骑着自行车，在像是从熔铁炉里捞出来的太阳下奔波。
魏经理已经发出最后通牒，让她回公司上班。
而梁倩却让她拖着。还是那句话：调令随后就下。但究竟有多少把握，今天应该听到回音。
宿舍、摄制组、放映室、混录棚、洗印车间、剪接车间……到处找不到梁倩，据说她拍的那部片子又出了问题，厂党委没有通过。
她不会一怒之下上吊吧？平时，她最爱说这样的话：“气得我真想上吊。”但更大的可能是找谁吵架去了，柳泉想象得到，她如何恶狠狠地咬着两排细小而紧密的牙齿，一副血战到底的样子。
结果却有人告诉她，梁倩在摄影棚。摄影棚里还有她什么事？她的片子早就拍完了。
每个摄影棚里都在拍戏，摄影机的镜头，像重炮炮口一样，瞄着在七情六欲里挣扎的凡夫俗子。只有二号摄影棚里阒无一人，然而每个灯盏，都大放光明，管灯光的人大概上厕所去了，医生也许会给他开一个“便秘”的诊断证明。
梁倩正坐在玻璃镶嵌的一池春水中，远远看去，像是一支出水芙蓉。远远地，唉，只能是远远地了。
池水里，倒映着制作车间出品的描金绘彩的飞檐，婀娜多姿的柳丝，轻柔的浮云，奇巧的岸石……
她不知在想什么，两手抱着腿，下巴颏抵在两个膝头之间，睁着一双视而不见的眼睛。柳泉觉得蹊跷，这不大像她平时。
“你怎么在这儿？让我好找。”柳泉远远地站着，不敢走近，生怕一脚踩碎了那些玻璃。
“你瞧，这儿多好。”这更不像她。梁倩讨厌一切假东西：绢花、塑料花、首饰……就连她拍的那么大一部电影，也没有一处不是实景，难道她到了可以抛弃自己的时候？那她可就大福大贵了。
“你在这儿干吗？”
“打坐。”梁倩耸了耸肩，又做了个鬼脸，“在寻找一种感觉。”又认真了一点，不那么怪模怪样地笑了。
什么感觉？在虚假里可以死心塌地的感觉？她找不着。
“得了吧，”柳泉痛惜地反驳她，“别玩新花样了，你就是你。有人说，改变性格不过像是穿越一条小巷……对另外一些人也许是那样，对我们却不是。”
她们像架老风车，被遗忘在荒野里一条叫不出名字的河流上，并且不知道自己已经慢了几个世纪，依旧那么不慌不忙、自得其乐地旋转着，每一个老关节，都满足地哼哼着。谁要是想给她们变个节奏，换上一个现代化的马达，立刻就会把她们的老骨头摇散架。
梁倩像是被人戳穿了西洋镜，赖皮赖脸地咧开嘴巴。“你来得正好，我出不去，今天还有人要审我的片子……这几天活动的结果是，上面已经通了，谢昆生也说他那里没问题，只是下面人事处在顶着，人事处又听了群众的什么反映。我找人摸了底，人事处那里根本没问题，是谢昆生想调进自己的一个心腹。说到群众反映，可能是钱秀英捣的鬼。朱祯祥说，这些反映可以查查清楚，第一，有没有那么回事；第二，即使有那么回事，还要看具体情节和性质……能有这句话就行，不是一听诬陷就给人板上钉钉。他说，他愿意跟你谈谈，这个人还不错，不像有些人，连个辩白的机会都不给你。”
好倒是好，但即兴的豪言壮语和琐碎的具体工作之间，仿佛隔着一条可以冷却冲动、责任、热情的河流。
“他什么时候跟我谈，又什么时候才能查清楚呢？”
“今天，就是今天。我已经给你联系好了，你先打个电话联系一下，万一他晚上突然有什么急事，你不是白跑吗？我把他家的电话号码告诉你——”说着，她翻着那个蓝皮的通讯册。“我这个宝贝本子可不能丢，‘上面的联络点，有三百多处哇——’哼哼。”梁倩从鼻眼里挤出一个冷笑。她特别喜欢拿“文化大革命”时期样板戏里的台词开玩笑，那些台词，她记得滚瓜烂熟。
从电影厂回家的路上，柳泉给朱祯祥打过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个女性，有着柔和而安详的声音，“他还没回来，对不起，请你过些时间再来电话好吗？”
完全没有顿生的戒心、反感、倨傲、跋扈，也没有盘问一番：你是谁？哪个单位的？有什么事……
…………
这显然少有，也许是他们家的保姆，但不像。很沉稳，有经验，又因教养而充满自信。是朱祯祥的妻子吧？他们夫妇二人一定和谐，像月亮跟随着太阳，不论阴晴。
现在荆华陪她去打第二次电话，一路上，柳泉都在为打电话的时间是否合适而烦恼。
“他会不会正在吃晚饭？”柳泉说。要是朱祯祥胃口不好，也许这电话就会影响他的食欲，如果他正在剥一只虾，那就会败了他的兴味……这对以后要办的事情，似乎没有直接影响，但她的不合时宜很可能会成为第一抹暗影，这就是办事老成的人常说的，天时、地利、人和。
“不会，现在八点都过了。”
荆华怎能不陪柳泉打电话？她好像被不断的失败砸晕乎了，糊涂到对自己该不该打这个电话，都产生了怀疑。
他会不会在洗澡？柳泉又想。如果他在洗澡，过一会儿还得再打。一个下午打三次电话，人家会不会烦？她会不会显得急不可待而受到轻蔑？
“你这是怎么了？你又不是去乞求谁的恩赐，你有权利向任何人声明，你身上那一块黑、一块绿、一块黄的东西，是别人给你抹上去的，并非生来如此。”
其实是“乞求”。不过柳泉不想和荆华争论，只是疲倦地笑笑。
不巧，看电公用电话的老大妈，刚刚关上电话机前的玻璃窗。
荆华赔着笑说：“大妈，我们打个电话。”
老大妈后脑勺上的疙瘩鬏，说一不二地晃了又晃：“不成，过点儿了。”
“我们有急事。”
“我管不着。我还有急事哪，闺女病了，发着高烧，这会儿刚合上眼，老打电话，她还怎么养病？！”
难怪老大妈一肚子邪火，她闺女病得很重，也许她正在为找不到好大夫、好药烦心呢。
柳泉觉得咬着的那枚苦果更苦了。“怎么办呢？”
“路那头好像有家机关，传达室总有电话，咱们借用一下吧。”
“你回去吧，我自己去就行了。”
“不。”荆华说。柳泉和她不同，柳泉需要拐杖，哪怕是根秫秸秆儿的也行。
她没有告诉柳泉，由于老安的反对，并没有对她进行什么批判，也没有按照一些人的想法，给她扣个什么帽子。但机关里突然盛传，她和老安有什么不正当的关系。那些话说得真难听，简直不能想象，是从知书达理人的嘴里说出来的。柳泉遭到的诬陷，其实太平常了。
这也是老套子了，像前门“月盛斋”那酱牛肉的卤汁儿，几百年的老汤了。要想毁灭谁，尤其毁灭一个女人，再没有比拿这盆屎往她身上一扣更省事、更拿手的办法了。这也是一绝，像每天晚上电视里播放的西铁城石英表那则广告：“誉满全球”。
半个世纪过去，这些人的观念仍然停留在阿Q的思维逻辑上：爱情就是困觉。鲁迅之所以伟大，就是在他的阿Q身上，凝聚了我们可悲的国民精神。
荆华终于读完那女人写给老安的情书，充满着女性细腻、朦胧的温柔。语言竟还是五四时代的，文白夹杂。荆华久已不读这样的文字，敬重里又夹杂着一点善意的嘲笑。老安的判断不准确，她并不太“洋”，虽然信上有几处引文用的是英语。至于感情用事，又有什么不好？只要这感情并不祸国殃民……荆华准备鼓动老安下决心结婚。六十岁以上的人，怎么就不能恋爱？如果她活到八十岁，终于遇到一个可爱可敬的男人，她绝不会像老安这么犹豫，可惜她遇不到就是了。
那栋机关大楼，威严而方正地矗立在黑夜中，一派秉公办事、不徇私情的神气，毫无缘由地给她们以鼓励和希望，她们不由得加快了脚步。像飞蛾扑向光亮，扑向那亮着灯光的门厅。
电话机就放在传达室宽阔的棕色窗台上。可是传达室里没有人，只有一台电位器已经磨损、电容器已经老化的收音机，诸葛亮守空城似的唱着，噼里啪啦伴着嗡——嗡——嗡——
“人呢？”柳泉环顾四周，“喂，同志——”
收音机回答着：噼里啪啦，嗡——嗡——嗡——
“没事儿，打吧，不就打个电话嘛。”
柳泉伸手去拿电话筒。
“干什么的？！干什么的？！”从走廊暗影里钻出来一个罗汉似的人物。胸脯上两块前突的肌肉，隆起在t恤下，看上去比荆华还丰满。腰围足有三尺，柳泉即便到了足月临产前夕，也没有这样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肚子。
“我们想打个电话。”荆华一目了然地明白，眼前是个横竖以使人难堪为乐子的角色。
“打电话？找公用电话去。”硬碰硬，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
荆华相信，他要是掐死个狗呀、猫呀什么的，绝不会手软。
“公用电话已经下班了，我们有急事，谢谢您了。”柳泉脸上堆满了笑。她笑起来的时候，嘴角上便会出现两个俏皮的小酒窝，很动人的。
“去！去！去！不行！”像呵斥一只偷食的野狗。
柳泉脸红了，却仍然笑着。但那笑容已非动人，而真像一只被呵斥的野狗，窥视着人家的脸色，阿谀地摇着尾巴，溜溜地蹭着墙边跑走了。
“柳泉！”
“我们有急事……”
“有急事也不行，我们这里是某某机关，万一上面有个紧急电话找领导，你这里占着线，耽误了事情谁负责？”
绝对的狐假虎威，他要是当了部长怎么办？机关里有值班室，领导家里有电话，红机子、黑机子，别管是上面，还是上上面，昼夜畅通，风雨无阻。
“柳泉，走吧，咱们上电报大楼打去。”
柳泉怔怔地说：“我应该结婚，找个屁股冒烟、家里有电话的丈夫，那就不会受这个气了。”
“走吧！”荆华已经上了自行车。
三部电话，每部都有人占着，哪个快点呢？
“剩了？剩多少？哟，那你明天早上馏馏吃，不想馏，你煎煎也行……”这个当然等不得，跟马季说的相声一样，等他打完这个电话，一出戏都该散场了。
而那个……柳泉捏了捏荆华的胳膊。
他在这儿！脑袋扎在搁电话机的台子下，撅着屁股，两只手捂着紧贴话筒的嘴巴，看上去真辛苦。
“……对，对！那位领导同志看过了，说她这部片子问题很大。什么？绝对可靠，你就放心吧。我是为你着想，不然我管这个闲事干吗……”
荆华惊呆了，惊得连声音都虚飘起来。“你懂吗？”
柳泉把她的胳膊抓得更紧了。
“……我老婆没跟你说？这种事她能跟你说！她只想自己出人头地。我告诉你，她这是存心坑人。这些日子，政策又紧了，你没觉出来吗？好，好，你知道就行。别谢，别谢。就这样吧，啊，再见。”
白复山放下电话，转过身来，那道温文尔雅的面具已经除下，裤线、衣领也不再挺括，衬衣上只剩下一粒扣子，衣襟像两扇弹簧失灵的门，一左一右，大大敞开，整个人像被汗水浸透，黏糊糊的，酸渍渍的。
他没有想到，面对面地站着荆华和柳泉，真是冤家路窄。这两个娘们儿，灾星似的，谁撞见谁倒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女人都是男人的灾星。她们显然听见了他说的话，不然不会像索命的小鬼那样看着他。
知道了又怎么样？狗屁！这些奶子像空布袋一般吊着的老母狗，牙口都不顶用了，还敢上来咬他一口？白复山恨不得踹她们一人一脚，像踹开一切路障。这叫一报还一报，梁倩要是不管他的死活，他照样给她一脚。
他像没有看见她们，或是不认识她们那样，走了过去。
“他总该感到一点心虚或尴尬吧？”可柳泉在白复山的眼睛里，竟找不到一丝如此这般的影子。哪怕找到一点也好，可是没有，什么都没有。那只是一双布满红丝的混浊体，让人联想起一坑流水不畅、颜色发绿的烂泥塘子，又像因恣意咬噬而红了眼的野兽。拿这种眼睛看世界、看人，还明净得了吗？
“这就是所谓的丈夫。”荆华斜望着柳泉，低声说。好像在讽喻她把“丈夫”视为拯救自己的幻想。然后又提高嗓音：“没有什么丈夫不丈夫，只有靠我们自己。柳泉，打电话吧。”
柳泉一言不发，咬着牙齿紧蹬。自行车链条咔啦咔啦地响着，它应该大修或是应该上油了。
大东郊！而且是晚上八点五十分。
应该把自行车存在西单，然后叫辆出租车。她们苦惯了，没有人心疼她们，自己也不知道心疼自己。
红灯，绿灯。
绿灯，红灯。她们巴望着绿灯，一路绿着亮过去。荆华已经很累，但她绝不哼一声。她扫视马路两侧，车辆已见稀落，尤其那些骑自行车的人，像在公园里散步那么消闲，不紧不慢，没有一个像她们这样玩命似的紧蹬。
这一趟真不近，荆华还以为永远到不了了，当她最终从自行车上下来的时候，大腿麻木得没了感觉，就像蹬车的时候给蹬丢了。
一栋栋楼房，像孪生兄弟那么相像，恐怕连亲娘老子也不容易分清。她们像进入迷宫，在楼群中转了很久，才找到朱祯祥住的那栋楼。
“你上去吧，我在这儿等你。别慌，先谈什么，后谈什么，都是咱们刚才在路上讨论过好几遍的事情。”荆华尽力显得淡然，柳泉此时像受了惊的鸟，任何一点微小的刺激或不妙的暗示，都会使她从主要目标上偏离。
她背过脸去，不看柳泉那副仓皇上阵的模样。直到她确定柳泉已经上了楼，才一屁股坐在地上，抽出一支香烟点上。她迫不及待地、狠狠地吸了一口，然后吐出一连串畅快的呻吟，直到一个路人惊诧地打量她，她才打住自己惬意的哼哼。
糟糕，柳泉就连组长的名字，也说不出来了。而她原想说，她陪外宾去王府井小吃，是经过组长同意的，而且是她付的钱。晚上，外宾又回请她喝了一杯咖啡，这也是向组长汇报过的……
极端乏味的感觉突然向她袭来，这是何苦呢，四十岁的人了，为了几碗馄饨、一杯咖啡，到处向人说个明白。如果做人做到如此琐碎……她伤感起来，在路上决意要到这里说个一清二白的劲头，像她那个慢撒气的自行车后胎，不知不觉地瘪了。
朱祯祥的妻子端进两杯加了冰块的酸梅汤，放在了她和朱祯祥沙发间的茶几上。轻轻地、没有发出一点声响，这家的茶杯也像主人那么体贴、懂事和安详。
“您请。”女主人说。
“谢谢。”柳泉微微抬起身来。
她并不说话，只是微笑地摇头，摆摆手让柳泉坐下，然后拿着托盘出去了。顺手轻轻地掩上了房门，截断了从另一个房间流进来的轻曼的乐声。
她甚至没有回头看他们一眼，没有投来一瞥或好奇、或审度、或鄙夷的目光，这一切都应该让柳泉感到放松，可是她依旧愣怔在那里，说不出话来。
朱祯祥了解过，柳泉的工作很值得称道。安排外宾住宿，二十五个名字和房间号码，钱秀英花了二十多分钟，也没弄清楚哪位外宾住哪个房间，柳泉只消几分钟就弄清楚了。她有一套比较科学的工作方法，也不像钱秀英那样，需要随身携带一本英汉大辞典。每当钱秀英和外宾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或在宾馆浴室里没完没了地冲洗自己，对着镜子细调脸上的铅粉时，柳泉却在做工作日记，或与有关单位再次落实第二天的活动日程，或为外宾联系解决他们突然提出的要求。从没有过一次，像钱秀英那样，要求外宾给拍一张三分钟快照，或是在外宾鼻子前头，打个“榧子”以示友好……但她的生存能力怎么那么差？
朱祯祥很愿意帮助她，然而他可以断言，就算眼前这个困难解决了，她还会招架不住，哪怕是一根歹毒的舌头。
她想得太多，活得太拘谨，总像一头受惊的小兽。她的心和她的眼睛离得太远，硬是拒绝承认眼睛里看到的东西，因而那颗心，永远是没有准备的。
“你住在什么地方？”朱祯祥尽力找话说，只要说起话来，她就会轻松一些。
“西城，莲花胡同。”
“那儿有个莲花池吗？”
“没有，也许老早以前有过。”柳泉突然开始出大汗，手心却冰凉，身子瘫软，眼前一阵阵地发黑，她的头无力地歪向沙发靠背……
“北京的胡同，一般都有点来历或讲究……”朱祯祥瞥了柳泉一眼，立刻被她失血的面色和嘴唇所惊吓，他快步走去，打开隔壁的房门。“仲兰，你快来瞧瞧，柳泉同志好像不舒服。”
朱祯祥的妻子应声走了出来，翻开柳泉的眼皮看了看，又伸手去摸摸柳泉的脉搏。
“要不要叫车？”
“不用，你去冲一杯奶粉，多加些葡萄糖。”她话说得很快，但并不惊慌失措。
“真对不起……”柳泉声音微弱地说。
“别说这个，谁都有意想不到的时候。”她悄声对柳泉说，“别着急，没有过不去的河。”她接过朱祯祥冲好的奶粉，问柳泉，“你自己能喝吗？”
柳泉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把这个喝了，你会觉得好一点，我再去给你弄点吃的。没关系，这是血糖低的缘故，我也有这个毛病，吃点东西就好了。”
柳泉觉得俯向她的那张依然滋润的面孔，如窗外融融的月亮，安静地照耀着她。她顿时觉得饿极了，便接过那杯滚烫的牛奶，急急地吮吸着。
朱祯祥转过身去，尽力不看柳泉，怕她不好意思。在柳泉吮吸牛奶的急切里，有一种令人落泪的东西。他的直觉告诉他，柳泉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女人，他没有发现过一丝那样的痕迹。
“柳泉同志，你不要着急，我们一定要把这些事情弄清楚。”
明天，他将把外事组的人全召集到一起，加上谢昆生，谁对柳泉有什么反映，都亮桌面上来。三头对案，人证物证，一一落实下来，合则留，不合则去——谅他们也没有什么可以拿到桌面上来的东西。再不要这样似是而非、传来传去地糟蹋人，人家还是个独身女人啊，这样糟蹋人家，还让人家活不活？怎么能那么残忍呢？
从十层楼望下去，真有遥望人寰的味道，璀璨的灯火，一望无尽地向远方铺去，晶莹、剔透，多么大的世界啊，为什么就不能给柳泉一方立足之地？
朱祯祥的妻子托着托盘进来了，托盘里是满满一碗热腾腾的汤面，一双红漆筷子，一盘凉拌鸡丝。
朱祯祥赶过去接她。“不，你不要换手了，”她把那些东西一一放在柳泉面前，“鸡丝里我放了点芥末，真糟，忘记问你吃不吃芥末。”
“我什么都吃，只是——这太不好意思了。”
“你尝尝看，会不会太淡？我去拿点盐。”
朱祯祥自愧不如。他的妻子总能巧妙地，不露形迹地帮助别人从尴尬中解脱。
柳泉又想哭了，她赶紧拿起碗和筷子，不行，两只手一点力气也没有，而且颤抖得厉害，差点把面碗打翻。她把碗放下，筷子却从手里滑脱出去，一直滚到女主人的脚边。
“不要了，不要了。”朱祯祥的妻子说，“我去替你换过一双。”她转身出去了。
柳泉的舌头，第一次不因当面说人好话而僵硬，“您爱人真好……”
起风了。风真大，狂风把树上浓密的枝叶摇撼、撕扯得呜呜直响，如山呼海啸般地惊心动魄。“咔嚓嚓”一声巨响，一棵大树被刮倒了。她们缩在一楼的门洞里，不知怎么办才好。荆华怀疑她们没有力气把车骑回家了，可是她们又不能在这里站到天亮。
“还是走吧，能骑就骑，不能骑就推着走，或是在路上截辆卡车，求司机捎带咱们一段。”荆华走出门洞，她的短发，立刻在风中飞舞起来。风呛得她说不出话，她只能一味地招手，让柳泉上路。
推着自行车七拐八拐，拐上了大路，荆华大叫一声：“嘿，顺风！”
果然，柳泉上了车，根本不用蹬，只要掌好车把，顺着风就能一路溜过去，真有飘然欲仙的感觉。
“顺风！”荆华又说了一句。声音里跳跃着喜出望外的欢乐。
“咱们也有顺风的时候。啊？！”
还剩下这件事：把扁豆丝切好，一切便都准备齐全，单等梁倩进门就下锅，她喜欢吃素炒扁豆。
她还在电影厂等候最后的裁决，据说她那个片子可以通过。这几天，为这部片子，她又上上下下地跑了个够，一边跑、一边骂：“他妈的，难怪咱们工作效率不高，一个人只能用三分之一的精力搞事业，用十分之七的精力打官司、解释、扫清阻力、疏通关系……”
还有一样她忘了统计进去：用多少力量，才能从白复山们制造的干扰、绝望、幻灭中，挣扎出来？
女人要面对的是两个世界，要想有所作为，一定得比男人更强大才行。
澄澄已和梁倩疏远。她常常在澄澄入睡后回家，又在他起床之前离开。偶尔，想起母亲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给澄澄买件礼物，却不知道买什么好，或买过之后才猛然清醒，他已经十六岁，不再需要玩具。她惭愧、内疚，终于决心抽出一天时间，和澄澄单独相处的时候，他们却无话可说。因为她心不在焉，总在想她的“分镜头”。
而蒙蒙呢？
“妈，我饿了，怎么梁阿姨还不来？”
“再等等，柜子里有蛋糕，你先吃两块，好吗？”
“您老是‘再等等、再等等’，我要辆自行车，您也说‘再等等、再等等’……您到底给不给我买啊？”
“妈妈没钱……”
“您怎么没钱啊，您每月五十六块钱工资，还有洗理费、粮食补助、车贴……”
“蒙蒙，”柳泉心里难过极了，“这都是谁教你的啊？”
“爸爸说的。”
在水池里洗小萝卜的荆华忍不住了。“蒙蒙，你怎么能和妈妈这样算账？如果爸爸教你这样做，我可要给你说说清楚。妈妈一个月要给你十块钱抚养费，然后她还要给你买书、买鞋、买衣服，自己还要吃饭、交房租……”荆华还没有说，这几年为了把她从外地调回北京，以及柳泉自己活动工作，她们怎样挤干了身边的每一个小钱，去周旋、去疏通关系。在她们已是倾囊而尽，而对那些“有权就有了一切”的人家，仍然寒碜得无法出手。
这种话不应该对孩子说，这种事更不该让孩子知道，生活的丑恶，让孩子知道的越少越好，并且希望他尽量不要遇到。
“妈妈既然给了抚养费，那么买书、买鞋、买衣服、买玩具、买自行车……都是超出离婚判决书规定的额外付出，因为妈妈爱你。这些钱，都是她从自己牙缝里，一点一点抠下来的，不要以为她是有钱没地方扔的财主。这些话本来不应该对你说，但是你已经大了，应该懂事，并懂得妈妈的苦心和爱心了。”
蒙蒙的小圆眼睛，先是显得惊诧，然后是愤慨、委屈，他一向听到的，显然是另外一套。
“我不知道啊，我的衬衣破了，他说‘找你妈要去’，我的作业本没了，他说‘找你妈要去’……要是我再说，他就打我，打得我脖子疼得几天不能转弯儿。我受的苦少啊？要是这么着，他干吗非要我不可？为什么把我给他，不给他就不同意离婚？那个判决书能不能改改，把我判给妈妈啊……”蒙蒙哭了。
谁能解释他非要蒙蒙不可？他自己那样做人倒也罢了，还想把蒙蒙也造就成他那样的人。对一个弱小，没有抗御、辨别能力的清白灵魂来说，这简直是一种杀戮。他不觉得这是有罪的吗？这为人之父的！
“别哭，别哭，我和妈妈一块儿凑钱，给你买辆自行车。”
“不，我不要了。”
蒙蒙是个懂事的孩子，只要把道理告诉他。
听着荆华和蒙蒙的对话，柳泉再次后悔，她不该结婚，更不该把蒙蒙生下来，假如她不能为蒙蒙准备好一切。
梁倩来了。
“这，这，这是怎么了？啊，一个个都哭丧着脸。伙计们，别净给自己找不痛快行不行。蒙蒙，你还算男子汉哪？男子汉还哭鼻子？啊呀，啧，啧，啧，快吧，快吧，谁接接我呀？”她手里拎着大大小小的纸包，背上还背着一个地质勘探队员才用得着的大帆布包。
“你还买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吃不了都该坏了。”柳泉埋怨她。
“吃吧，吃吧，咱们一个个瘦得跟小鬼似的。”
“你那个电影怎么样？”
梁倩看了看她们，不知道把那个噩讯告诉她们，还是不告诉她们。“算了，算了，不说它，不说它。”她从帆布包里往外掏东西。
“咣！”一瓶啤酒，放到了小桌上。
“咣！”又一瓶啤酒，放到了小桌上。
“咣！”“咣！”一共四瓶啤酒。“凉水里镇镇，凉水里镇镇，折腾来折腾去，咱们连个冰箱也混不上。”她专心致志地对付那些大大小小的纸包，从一个纸包里拿出一块鸡杂塞进嘴里，狠狠地嚼着。
砸了！荆华一看就知道。
“到底怎么样了？”柳泉还盯着问。她总是慢一个节奏。
“枪毙了。”梁倩又拿了一块鸡杂。
“别吃了，回头吃饭该吃不下了，再说你也没洗手，脏不脏？”柳泉从梁倩手里，把那块鸡杂夺下。
“为什么？”
“谁他妈知道为什么！”梁倩“哐”的一脚，踢翻了一张凳子，“那个姓吴的头儿说，‘我说——啊，那个工人睡觉打呼噜怎么打得那么响，这不是丑化我们工人阶级嘛！’
“洗印车间的青工小聂说，‘我比他打呼噜打得还响呢。’真他妈混蛋。
“又说，‘女主角的奶子怎么那么高哇，真的还是假的，啊？要是存心垫的，可是个严重的问题，需要认真讨论、讨论，是否属于色情？’
“我回答说，‘是真是假，摸一摸就知道了。’
“奶子高？奶子高也成了一条罪状？人家长得就是那么高，能削下去一块吗？装什么正经！跟鲁迅说的一样，看见女人露在外面的胳膊，就想到那个地方，像《肥皂》那篇小说似的，咯吱、咯吱……哈哈哈！
“听我这么说，他急眼了。说，‘梁倩同志，请你严肃一点。’
“我说，‘我怎么不严肃了，我这会儿严肃得不能再严肃了。妇女不是性而是人！然而有些人的意识，还没达到这个境界，您刚才关于奶子的高见，正是这种意识的反应。’
“我明知说了这些话，我的片子不完蛋也得完蛋，可我当时不知中了什么邪，当然还加上白复山造的那个谣，说某领导看了不满意等等。”
痛快，梁倩的每一句话都让荆华感到痛快。这个笨蛋，像她一样，每一个片断都是精彩的，通体来看却是失败的。
“不见得就是定局吧，还有更上级的领导呢。”
柳泉把腰上的围裙解了下来，在沙发上颓然坐下，恰巧坐在猫头身上，猫头“嗷”的一声，猛然从她身下挣脱出去，吓得柳泉一惊。她木木地说：“不是说得好好的，怎么又不行了？”
“在中国办事就是这样，不实实在在拿到手，就不能算成。除非今天电影院上映，否则，什么意想不到的事都会发生。说了半天，你的调令拿到手了没有？”
“拿到了。”
可柳泉的神情，就像没拿到似的。以致梁倩不得不追问一句：“在哪儿呢？让咱们瞧瞧，跟请玉皇大帝那么难。”
外事局的调令，那张二十公分长、二十七公分宽、至尊至贵的纸片，敬佛似的摆在小柜上，现在却让水浸湿了。哪儿来的水呢？
“蒙蒙，这是你干的吧？”柳泉一面急急地用衣角，揩拭着调令上的水渍，一面厉声问道。
“我……我不知道。”
蒙蒙真的不知道。他有什么必要像她们那样，让这张纸堵住心里那使他滋润、茂盛的泉眼呢？
“不知道，不知道这水是从哪儿来的？”
“算了，算了，弄干它不就行了。”荆华劝解道。
柳泉那非同小可的神气，使这件事显得异乎寻常的严重。蒙蒙小心翼翼地解释：“我刚才倒过柜子上冷水瓶里的水……我渴了。”
“那你为什么不小心一点？”柳泉还不肯罢休，她似乎执意找茬儿发泄一下，再憋下去，她可能会不顾一切、歇斯底里地大叫起来。
“我不知道……”蒙蒙更加惶恐了。
“不知道！那你知道什么？！”柳泉高高地扬起了巴掌，但她的手在半空停住。她在蒙蒙的眼睛里，看到了刚刚萌生出来的，朦胧的、对成人能力的迷惘和疑惑，以及由此而生的惊诧和失望。
梁倩拿起那张被水浸得皱皱巴巴的调令，走到阳台上。“哎呀，晒晒就干了嘛。”
“小心！别让风吹跑了。”柳泉急急地喊道。
“拿块石子儿压上不就得了。不，用你桌上那个‘镇纸’压上。”
现在柳泉所有的动作都显得过分，像舞台演员上银幕，总是过点火候。
柳泉从不是小题大做的人，这张重量不过一克的纸头，几乎磨尽她所有的耐性，与其说是宝贵它，不如说是痛惜自己为这张纸付出的一切。
“赶快炒菜吧，我们都饿了。”荆华又把柳泉解下来的围裙递给她，小声责备着：“别拿孩子当出气筒。”
她比那些人又高明多少？他们挤压她，因为她弱小。她敢向他们抗争吗？不敢。她只敢对付比她还弱小的蒙蒙。
现在应该放糖。
只有在蒙蒙面前，她才有尊严二字可言，像大多数父母那样，这是他们给予后代的、最初的奴性教育。
再放一点醋。
柳泉感到不自在，好像有人看到或听到她心里的自省，她回头看了一眼，不，没有人，他们都在荆华的房间里。
她听见蒙蒙笑了，好像梁倩在讲笑话，她在努力抹去蒙蒙心上的暗影。不，忘记是暂时的，刚才在蒙蒙眼睛里萌生的那种东西，会长大，成熟，变成完全不同的一种东西——轻蔑。
“蒙蒙！”柳泉叫道。
“干吗？”蒙蒙僵硬地问。方才那有弹性的笑声，顿时不知去向。
“这块鱼子给你吃。”鱼子煎得焦黄，一定松脆可口。柳泉本来想把它和煎好的黄鱼一起红烧，但蒙蒙爱吃鱼子。她明知今天不宜再为蒙蒙做些什么，那会使她显得更加糟糕，然而母爱是最不能列入立法条例的，它通常不讲什么是应该，什么是不应该，它时时服从于自我牺牲的本能。
蒙蒙一动不动，眼睛里闪过一丝不屑，一闪而已。他在考虑，到底吃不吃这块鱼子。刚才那一通横里飞来的呵斥，伤了他的自尊。但他看出母亲的期待，还带着一种歉意，一种和好如初的巴望。他心软了，皱了一下眉头，拿起那块鱼子，兴味索然地咬了一口。
柳泉像被赦免了，不胜感激地想，蒙蒙到底是个善良、宽厚的孩子，但愿他长大以后，也能这样待人处事。“蒙蒙，别生妈妈的气啊。”柳泉冲动地说。说完便立刻转过身去，铲子很响地翻动着炒锅里的菜。
“梁阿姨在说明天去八达岭的事。”
“把这盘菜端过去吧。”
蒙蒙懂事了。谢谢，我的小儿子。
“我想开了。”梁倩撑开折叠方桌。“等，等到我们大家的问题都解决了，再出去好好玩一天？永远不会有那个时候！这个问题解决了，还会有那个问题，我们干吗非要受这个限制？不等了，明天去八达岭，汽车我都联系好了，吃的也准备好了，就在背包里。怎么样？蒙蒙，你赞成吗？”
“赞成！赞成！”从来没有人带蒙蒙去过八达岭、十三陵、香山……这些北京人几乎都去过的地方，妈妈没心情，爸爸不肯花钱。
“本来就是这么回事，你终于开窍啦？”荆华奚落她。
“我不开窍，还是你不开窍？”梁倩也不饶她。
“噢，上八达岭，上八达岭啦！曹阿姨，你会唱《少先队员之歌》吗？”
对，和她们小时候一样，如果她回想起那些远足、游行、集体乘车的时光，和那些回忆紧紧连在一起的，就是歌声、歌声……
她们爱唱——
像春天一样。连对事物的感觉，也像春天一样，嫩绿的，生气盎然的。
现在蒙蒙他们爱唱什么？荆华不知道，总的印象是，他们不如她们小时那样爱歌唱。
“当然会啦。”荆华一面往桌子上摆筷子，一面摇头晃脑地唱了起来：“小松树，小柏树……”
梁倩打断她：“不对，不对，《少先队员之歌》怎么会是这个！”
端着汤走进来的柳泉接着说：“咱们当少先队员的时候，队歌是这样的——
”
歌声在她们心里，唤醒了少年时代的美好回忆。然而，与其说回忆是美好的，不如说是她们对逝去的、不可复返的日子的怀念。
梁倩立刻接着唱：
荆华打断她：“别捣乱，这是第二段的歌词，第一段的歌词应该是这样——
”
蒙蒙好奇地看着她们，像看三个返老还童的怪物。蒙蒙没有听到过这首歌，它的曲调也不显得特别动人，他不明白，这首歌为什么使她们这样动情。他和他的伙伴，从来没有为一首歌这样激动过。
唱着，唱着，柳泉的嘴唇不知为什么颤抖起来，她唱不下去了，声音也渐渐低落下来，最后，索性停住了。
荆华和梁倩唱得兴味正浓，并没有发现柳泉有什么异样，直到柳泉放声大哭，她们才停住了歌唱。
方才那阵回光返照似的欢乐，顷刻之间已成过去。她们全都默不做声，黯然神伤。只有柳泉的呜咽，掺杂着哭告无门的委屈、苦楚和无奈，在房间里回荡。
此时此刻，同一个想法从她们心头闪过：她们离那支歌已经多远了？从那支歌到现在，有过多少事情发生。当年她们唱这首歌的时候，谁想到过而后会遇到什么……
荆华想，究竟谁该为柳泉的眼泪负责？
梁倩走进厨房，想给柳泉弄点热水敷敷眼睛，不然眼睛就会肿得像个桃子。暖瓶不少，一个个郑重其事地站在小柜上，一个个也都像摆设似的空着。就算她们再买十个暖瓶，还是没有热水用。
烧吧。梁倩又从水池底下找出铝壶，真行，壶盖上的帽儿，仍然没有配上。
蒙蒙饿了，他想吃饭，可是他不得不乖乖地坐在椅子上，看着热气在那些盘子或汤钵上蒸腾。这是怎么回事啊，一会儿晴，一会儿阴的。像他和同学玩的温度计，他们或是把它插进雪堆，或是把它插进热水杯，那条血红的水银柱，倏忽之间，就会下去或是上来。
…………
蒙蒙绞尽脑汁想要帮助妈妈，然而他搞不清楚，是谁欺负了她。
房间里的人，全都木无表情地呆坐着，只有猫头，跳上柳泉的膝头，先是伸着鼻子嗅她的脸，然后用舌头舔她脸上的泪水。
时间过了很久。“妈妈——”蒙蒙耐不住了，但不知该往下说什么。
“别哭了，蒙蒙早就嚷嚷饿了。”梁倩始终认为，医治痛苦的办法不是“忘记”，而是记起自己的责任。
“你们先吃吧……”
“这可能吗，难道我们连猫头都不如？”
猫头像是听懂了荆华的话，“喵呜”，叫了一声。
人终归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儿活，她又不是远离人群的鲁滨孙，柳泉只好咽下自己的哽噎。
热毛巾溻在脸上非常舒服，眼球也不再感到刺痛，镜子里是一张被泪水浸泡过的脸，苍白、肿胀、紧绷。哼，“梨花一枝春带雨”？一枝落尽花红，只剩下花蒂的空枝罢了，然后结为一枚苦果。
每经一次痛苦的洗礼，本应多些成熟、老辣，她怎么老像一只缺钙的蛋壳？
她该怎么办？这问题她问过自己多年，却总是回答不好。就像从前念书的时候，由于功课温得不好，做选择题时总是战战兢兢，不知该往哪个答案上划钩。
也许她把个人的不幸看得太重，荆华和梁倩的苦处并不比她少，却不像她哭得这么多。即或她们哭，也是为了更重要的事情，比起她们，她的牙根儿咬得还是不够紧。
“咬紧牙关”这词句是谁创造的？对她实在恰当。
也许不必非到终点再总结自己的一生，而应该像舵工那样，随时修正自己的航向。
她毕竟没有白白付出，那张调令，最大限度地给了她施展聪明才智的可能。而这一切，并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她有什么可羞耻的？
生活将渐渐充实起来，她再也不会在灯下枯坐到夜阑人静，末了一声长叹，关灯上床，困倦却不翼而飞，只好在黑暗中大睁着眼睛，直到天明。人一有了奔头，生活就会容易得多，因为它明明了了。
“好了，雨过天晴。”荆华瞥了柳泉一眼，断定她的情绪已经恢复正常。
她们都给她夹菜，连蒙蒙也给她夹。这么一来，倒让她为刚才那一阵哭闹，更加不好意思。
“别，别，我自己来。”柳泉用手捂着碗。
“柳泉，往远处看吧。现在感到不痛快的，应该是魏经理那些人，你是胜利者，而且不仅仅是道义上的。”荆华说。
据说魏经理因为财政不清，已经受到纪律检查部门的通报，正在写检查。
“慢着，慢着。”梁倩在洗脸间高声叫道，“你们这群不会喝酒的老娘们儿，忘啦？这儿还有凉镇啤酒呢，没有冰镇的，凉水镇的也不错。”她每只手里拎着两瓶啤酒，像拎了四颗刚从水里捞出来的手榴弹。
“起子呢？”梁倩问。
“咱们没有起子。”柳泉接过一瓶啤酒，不知怎么才能打开瓶盖。
“笨蛋，我来。”梁倩拿过酒瓶，用她那副细小的牙齿，对准瓶盖就咬。
蒙蒙扑哧一声笑了。她比妈妈能干不了多少，但他不敢这样说，只好说：“啃是啃不开的。”
“那你说怎么开？”梁倩停止了啃咬，瞪着眼睛一本正经地问蒙蒙。
荆华在一旁哧哧地笑，“你比柳泉还笨。”
“你来，你来。”梁倩说。
蒙蒙说：“我试试。”
三个女人只好围着看。
蒙蒙把啤酒瓶盖儿卡在桌沿上，右手猛然往下一拍，“砰”的一声，瓶盖飞出去了，啤酒“吱”的一声喷射出来，冷不防地滋了梁倩一脸。“嗬，劲儿还挺足！”她一面乐，一面擦着脸上的啤酒沫。
“哎呀，我的桌子啊。”柳泉心疼地摩挲着磕掉一块木屑，露出了白茬儿的桌沿。
“这就看出男子汉的用场了。”荆华也不知道是在奚落谁。
“快，快，杯子呢？”蒙蒙叫道。啤酒顺着瓶口不停地往外冒。
她们这才满处找杯子。好一阵手忙脚乱，才把四个大小不等、用处不同的杯子凑齐。
等她们安定下来，回头一看，小柜上的茶盘里，现成地放着好几个杯子。唉！
看着斟满的酒杯，梁倩忽然变得严肃起来。“我想祝一杯酒。”她久久地看着柳泉和荆华，嘴唇翕动了很久，才说出下面这句话：“为了女人，干杯！”
每一个字仿佛都滴着血。
对，好祝词！荆华的手发颤了，她悄悄地握紧了手中的酒杯。
不论是为女人已经得到和尚未得到的权利；不论是为女人所做出的贡献和牺牲；不论是为女人受过的种种不能言说，或可以言说的苦处；不论是为女人已经实现，或尚未实现的追求……每个女人，都可以当之无愧地接受这句祝词，为自己干上一杯。
“如果没有别人为我们……”柳泉说，她的嘴唇又开始颤抖。
“会有的。”荆华斩钉截铁地说，“会有的。”
“妈妈，我。”蒙蒙举起了酒杯。
荆华捂住了他的酒杯。“不，蒙蒙，等你长大以后。”
对，等蒙蒙这一代人长大，等他们成为真正的男子汉时，但愿他们能够懂得：做一个女人，真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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