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昏，像一块硕大无朋的海绵，将白昼的炎光，慢慢地吮吸渐尽。喧嚣的市声，也渐渐低落下去，城市，像一锅晾凉了的稠粥。房间里已经暗得不辨东西，只有墙角那盘燃着的蚊香，信号灯似的亮着暗红的微光。
浅色的花布窗帘，在习习的晚风中轻拂，玻璃窗在轻风的摇曳中微微作响。就是不刮风的时候，每逢有人在地板上走过，这些窗子，也会咔啦咔啦地震响。
这是栋老房子啦，灰黄色的墙壁古色古香；每条地板中间，早已磨出凹槽，却还是被路阿姨擦得一尘不染，油光锃亮；红木家具，以及家具上的棱棱角角，依旧硬得硌人；窗子也像教堂里的样式，又窄又长，顶部还是拱形……
二楼朝南那一排窗前，有一棵叶子阔大的老核桃树，一棵海棠，还有两棵老也不见长的日本松。打从卢北河第一次迈进这个院子到现在，二十多年过去，它们还是那么高，不过看得出来，它们苍老了许多，人会苍老，树又何尝不会？
夏天，核桃树和海棠树的浓荫，不但会滤去阳光的炎热，还遮挡着窗子里的人和窗子里的事。到了冬天，海棠树、核桃树的叶子虽然掉光了，可谁还会有那么大兴致，站在冷风地里，窥视别人的窗？
屋外四周的青砖墙上，爬满了青藤。本就不敞亮的窗户，便深深地陷进厚密的藤叶里，像边沿铺满厚厚的青苔，极少有人汲水的一口古井——一如左家极少与人交往的家风。而在卢北河嫁给左葳之前，左家似乎还不这么冷森。
在待人接物方面，卢北河恪守保持一定距离的原则，她在不大的年纪，便眼看着自己的家庭如何败落，以及那些和她的家庭差不多的家庭如何败落。那早年的旧有的时日，完全颠倒的记忆，像年轮长入树心一样，从未和她分离过。
因此卢北河爱这老房子的幽暗。
这栋小楼，是左葳父亲名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期间，居然躲过了那场劫难，这是因为，左葳的父亲不但是数一数二的国宝，在国际学术界也是一个有地位、有影响的人物，所以才被当做“标本”保存下来。
他们夫妇本有资格申请一套新房子，但卢北河不肯。钱是小事，自己出去顶门立户，他们就不得不被摆到第一线的位置上，纠缠到七七八八、琐琐碎碎的事情里，于是他们的头上，便会添出许多事来。
卢北河从沙发上站起来，拧开了一旁的落地灯。灯光透过绿色的纱罩，映出一片不大的光晕。她躲开这片光晕，重又拣个沙发角斜躺下去。
吃过晚饭后，卢北河就这么一动不动地斜躺在沙发上，盘算她的心思。
左葳上火车站送儿子去了。
就是左葳在，她也不会把自己没有考虑成熟的事情讲给他听。他什么时候拿出过一个果断、切实可行的意见？想到这里，卢北河淡淡地笑了笑。
儿子什么时候才能成人，顶天立地地替她撑起这个家？他没有一点像她的地方，真是他们左家的骨血，而且比左葳年轻的时候还糟。卢北河和别的女人不大相同，还不至于因为对丈夫或儿子的爱，弄到睁眼瞎的地步。
她拿起一把葵扇，不紧不慢地摇着。一会儿想想丈夫，一会儿想想儿子，不知是苦还是甜地咂摸着。
现在的年轻人和他们年轻的时候，已大不相同，很少考虑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会给他人留下什么印象，或政治上带来什么影响。好像他们只打算活过今天，明天就不再活了。
向东在政治上很不开展，到现在连团员都不是，卢北河不知和他谈过多少次，就差没跪下来，求他写一份入团申请书了。
他答应得倒挺好：“哎，妈，我写。”
“写完给妈看看。”
“哎。”
过了一个月，什么动静也没有。再催他，他就该发脾气了。卢北河恨不得替他写一份，可是，那也得他自己愿意交出去才行。她总不能替他去交申请书，替他去接受组织考验，替他在团旗下宣誓吧。
儿子自己不肯入团倒也罢了，可别人会怎么想呢？比方研究所的同志。他们会不会说，自己的孩子都管教不好，还算什么党委副书记和副所长？
再说不入团、不入党，将来分配工作、出国留学都会受影响。这小毛头什么时候才能懂呢？她又不便把这些利害，大明大摆地对他说个清楚。
那他准会一蹦三丈高地跟她嚷嚷：“噢，敢情您让我入团是为了这个。”那她就会失去儿子的尊敬。
这次暑假，和同学们去云南旅游，左葳还偏偏给他买了一张卧铺。别的同学都能坐着去，干吗他一个人非“卧”不可？如果不能坐，干脆别去。
卢北河不是舍不得钱，在左家，钱，何曾被提到日程上来计较过？可有钱也不是这么个花法，贴广告似的。这等于告诉人家，你们家趁钱，你们家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资本家的劣根性——卢北河从懂事那天起，没有一天敢忘记自己的出身——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贪图享受、腐化堕落、好逸恶劳云云。要命的是，谁敢担保不再来个什么运动？“文化大革命”说是不搞了，可以变个名词或花样啊，这方面的专家有的是！
唉，头脑里没有一点政治。为什么不能像她这样，在家里炖点银耳，野参，燕窝……人又不知，鬼又不觉，有多实惠。
卢北河选的保姆，绝对靠得住。工价虽然高了一点，可是用了多年，这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没从她嘴里漏出过一星半点儿，包括“文化大革命”那个非常时期在内。
因为她寡言少语，左葳的母亲老是说：“她那张脸，真像一堵灰砖墙。”
灰砖墙有什么不好？
她从不和别家的保姆来往，不像她们那样，抱着主人家的孩子，坐在树荫或朝南的大墙下，抖搂主人家的老底儿，编排主人家的不是。
不对她说的事情，她绝不打听。只要不是对她发的话，别管大家在她面前说什么，她都像没有听见。要是偶尔来个客人，又碰巧主人不在家，谁也别想从她那里打听出来，家里人上哪儿去了，去干什么。问她什么，她总是木无表情地摇摇头，说：“不知道。”哪怕她给那位客人上过多少次茶、备过多少次饭，也跟不认识一样。
客人们不断向卢北河告她的状，卢北河听后，只是抿嘴笑笑。
这哪儿是保姆，分明是个宝物。不像左家原来那个保姆，太爱说话，太爱串门儿，太爱管闲事。卢北河嫁过来不久，就找个理由，让左葳把她打发走了。那保姆走的时候，还拉着卢北河的手，泪流涟涟地舍不得分手，弄得卢北河心里也很不好受，一直把她送到汽车站。
卢北河和左葳就这么一个孩子，左家两代都是单传。
偏偏这孩子来得晚，结婚好几年之后才有他。头几年，婆婆在她那瘪肚子上扫来扫去的目光，简直像一条抽打她神经的鞭子，她恨不得自己的肚子，一夜之间，就隆起得像是扣着一个面盆。
她甚至在婆婆的眼睛里，看到过几许懊恼。懊恼什么，懊恼左葳没有和曾令儿结婚，而最终娶了她？
既然如此，为什么利用曾令儿对左葳的爱，暗示她替左葳去戴那顶右派帽子？任曾令儿流放一样，被发配到边疆，而左葳又不随她而去……在左家，好像世界上从来没有过曾令儿这个人。老太太的懊恼，就跟《雷雨》中的周朴园一样，几十年来供着鲁妈的照片，一丝不走样地保留着鲁妈的一些生活习惯……不过都是一种无比真诚的伪善。
向东是他们的心头肉、掌上珠，可是疼孩子，不是这么个疼法，在如今这个社会，应该让他自小便练就政治上立于不败之地的硬功夫，这才是真格的。
就连给儿子起名字这件事，卢北河既看得很淡，也很用心思。姓左，名向东。什么时候往深里想这个名字，什么时候她身上便会乍起一层鸡皮疙瘩。但是，在这个名字里，不管是谁，再也嗅不到左家世世代代的书卷气和卢家的铜臭味儿了。
老头、老太太、左葳，只知道给游山玩水的向东买卧铺，却毫不在意向东说不出中国那几个副总理、国务委员的名字。他们不懂，也不愿意懂，在当今中国，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
卢北河轻叹一口气，目光落在对墙的照片上，那是她和左葳的结婚照。她调整了一下灯罩的角度，让灯光投射到照片上去。
她呆呆地望着那张十二英寸的大照片。人们常说他们夫妇二人非常相像，到底像在哪儿呢，可就没人说得清楚了。
他，直长的鼻，飞扬的眉，炯炯的目，瘦削而棱角分明的面庞，一副硬汉子的模样。
而她，一双弥勒佛的笑眼，遮藏起可以从那里窥视内心的双眸。圆鼻头，圆脸庞，一副和气生财的模样。
论脾气、秉性，也大不相同。
读大学的时候，左葳是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系学生会主席。组织春游啦，秋季运动会啦，文艺汇演啦，和苏联留学生联欢啦，在全市五四青年节的纪念大会上发言啦……总之，是在一切重要场合抛头露面的人物。
讲究穿着，剪裁合体，质地精良，却并不令人觉得怪异。
玲珑剔透，天分很高，但功课只在中等水平以上，也许太多的社会活动占去了他的时间。
记得有家电影制片厂，准备拍摄一部以大学生为题材的影片，到各个大学物色演员。导演一眼就看中了左葳，希望由他饰演片中的男主角。
这个为无数青年人梦寐以求、难以得到的机会，却被他一口回绝了。问他为什么，他笑而不答。只有卢北河知道，左家的人，是不屑于干这种差事的。虽然他从未将这缘由告诉过她，或是别的人。
那时，他们很少交谈，即便交谈，也是工作上的联系，干干巴巴，三言两语。她只是从卢家的骨子，去了解左家的骨子。虽有根本的不同，也有根本的相同。
他风流潇洒，却并不和女孩子纠缠不清。曾令儿可能是他唯一爱过的女孩子——如果那也叫做爱的话。倒不是他守身如玉，他只是——只是不会爱罢了。有一种人，似乎天生没有“爱”这根神经，换句话说，他最后和卢北河结婚，和从大街上随便拉个女人结婚，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她自己呢，一直是个功课平平的学生，从高中开始，就是团支部书记。到了大学，又是年级的党支部书记，那时候，学生里的党员可谓凤毛麟角，只能一个年级成立一个支部。现在，她又是研究所的党委副书记和副所长，这辈子，她恐怕要终老在这“书记”的职位上了。
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来，人们大上大下，大起大落，走马灯似的让人眼花缭乱，只有她，既不大红大紫，也不大黑大白。
怪还怪在，任凭多么精细的眼睛，在她身上，再也找不出一点点出身豪门的痕迹了。
从五十年代到现在，别管女人的头发、衣着、鞋子，经历过多少次新潮的疯狂冲击，她一直是一头齐耳短发，清汤挂面似的挂在头上，还卡着个像大号铁钉般粗细长短的黑色发卡。衬衣的颜色，不是浅灰、浅蓝、就是白。小翻领，胸前还有两个掩护线条的大口袋。深蓝或深灰色的长裤，脚上是一双带纽襻儿的黑布鞋。在学校念书的时候，鞋底上还掌着厚厚一层胶皮。
在公众场合，她尽量显得无声无息，坐在最后一排，或是哪个犄角的椅子里。从半眯着的眼皮下，静悄悄地观察着周围的人和事。要是有人发现了她，定要把她让到显赫的座位上去，她会谦和地推辞：“这儿挺好，快开会吧，不要影响大家的发言。”说罢，仍然坚定地坐在原来的座位上。她永远提醒自己，她不过是个副职，就是第一把手因故不在，她也会让其他副职上去。
不论谁找她汇报思想、工作或生活中的问题，她都会全神贯注地倾听，眼睛盯住对方，绝不心不在焉地溜来溜去。不住地点头，不时发出一声又似同情、又似惊讶的短句：“是这样？”然后一再紧握谈话人的手。
谈话结束后，还会把人家一直送到大门口。站在那里，久久地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至少让对方在两次回头时，还能看见她伫立在门前的身影。对于人们登门求助的事情，除非涉及到特别复杂的背景，她总是迅速、尽力地解决。
…………
她和左葳，何尝有一点相似之处？可人们老说他们相像，再问他们像在哪儿，又说不清楚了。
真怪，到底像在哪儿？
当然，也有人议论他们夫妇不够般配，又奇怪他们生活得那么协调——至少在外人眼里看来如此。其实道理很简单，就连那些凶猛无常的动物，在耐心的摩挲下，还会闭上眼睛，变得驯顺、安静呢，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她很轻易地得到了左葳。她心里清楚，这并不是因为她多么出众，而是他在那个非常时期，非常需要她。尽管左葳装出一副如痴如狂的钟情模样，她也姑且装出一副为他的爱情所动的模样。
就这样，他们演了几十年的戏，演到现在，连他们自己也相信，或是也习惯了：这大概就是真的。
楼梯在响，听那不知轻重的脚步，就知道左葳回来了。
“送走了？”
“送走了。”左葳脱去身上的衬衣，顺手扔在沙发背上，又拧开沙发旁的电扇和天花板上的吊灯，房间里顿时大放光明。“怎么没下楼看电视？今晚有足球赛。”
卢北河起身，把他扔在沙发背上的衬衣，挂到衣架上去。“今天晚上娘心口有些不舒服，我怕吵了她。”她没说自己需要安安静静地想心事。
左葳是孝子，婆婆生他的时候难产，最后是剖腹产拿出来的。现在剖腹产已经算不了大手术，但在那个时代，医疗水平低下，婆婆因此落下许多毛病，经常这儿疼那儿疼，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逢到这种时候，左葳心里就分外不安，好像婆婆这些病痛，全是他带来的。所以不论家里发生什么争执，只要婆婆一说哪里不舒服，左葳立刻二话不说。卢北河怎么不懂这个呢？
左葳果然笑眯眯地看了她一眼。他笑起来的时候，依旧迷人，嘴角咧得大大的，笑意，像两朵金色的小火花，从他黝黑的眼睛里迸射出来。卢北河又像年轻时一样，怦然心动。这太惨了，她想。
然后她从卧室拿来拖鞋给左葳换上。
“瞧你热得那个样子，我到楼下给你拿瓶啤酒去。”经过左葳身旁时，他一把握住她的手说：“我自己去吧。”
“你刚回来，歇会儿吧，我去。”她从左葳手里，慢慢抽出自己的手。
一楼朝南的房间里还亮着灯，可能老太太还没睡，卢北河轻轻地敲了敲门。
“进来。”婆婆懒散却不失威严地吩咐道。
卢北河蹑手蹑脚地开了门，只见老太太倚在床栏杆上闭目养神。
“娘，您好些了吗？”她轻声慢语地问。
“唉，就是那么回事。冬儿走了吗？”老太太从不肯叫孙子“向东”，反正，听的人也搞不清是“冬”，还是“东”。
“走了。您要不要吃粒‘救心’？”
“救心”是卢北河去年到日本考察时，特意给老太太买的，据说对心绞痛有特别的疗效。为此，她连一件小纪念物也没舍得买，弄得向东跟她跺脚、发脾气：“您连个袖珍录音机也不给我带，谁像您那么傻，白白浪费一个免税指标！”
“你不是已经有个大录音机吗？”
“那个带出去玩儿多不方便。”
她白了向东一眼，好不懂事的孩子。
“我不要吃。没看报纸吗？‘救心’里的那味熊胆，让日本人用猪胆换掉了。”老太太冷冷地说。
卢北河的心往下一沉。嘴里却说：“是啊，是啊，药里掺假，真是误人，不吃也罢。您要是有事，让路阿姨叫我们。”说着，她把床头上叫人用的小铜铃，又往老太太跟前挪了挪，“我下来给左葳拿点喝的，您要不要用点什么？”
“不要了。”
“爹呢？”
“在书房里读《老庄》。甭管他，他想用什么自己拿。”
“是，那我上去了，您好好休息。”
老太太又闭上了眼睛，看不出地点了下头。卢北河退了出去，轻轻带上房门，然后透了一口大气。
左家的人都爱使性子。老太太尤其不喜欢她。虽然她不曾对卢北河说过一句重话，丢过一次眼色，卢北河却能感到，从她骨头缝里冒出来的那股冷气。
做她的媳妇是困难的。
可是不管她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左葳还是做了她的丈夫。老太太眼看七十三岁，都说七十三、八十四是两个坎儿，谁知道这话灵不灵？
路阿姨从她的小屋里走了出来，询问似的瞧着卢北河，两个高高的颧骨，像两座沉默的山，压在她的脸上。
“没事儿，路阿姨，你休息吧，我自己来。”
路阿姨便像影子一样，没声没息地消失了。卢北河端着托盘，托着酒瓶、冰块、杯子，扶着楼梯的扶手，慢慢往上走。心里想着，如何把她刚才盘算的事，向左葳说清楚，或是根本不说。不说看来是不行的，他早晚都会知道。到时候他任起性来，不肯与她配合，如何是好？那就枉费了她的一番苦心。只是，怎样才能把事情办得既妥帖，又不致让他面子上过不去呢？
研究所即将在E市召开研制超微型电子计算机的筹备会议，在卢北河的大力保荐下，决定邀请曾令儿参加微码编制组的工作。
因为有消息说，左葳已经被定为这个微码编制组的总负责人。虽然还没有正式公布，而这个任命，也还要经过一些必要的手续，但大体上不会再有变化。
再没有人能像卢北河这样了解左葳了，恐怕就连左葳自己，也未必像她了解他那样了解自己。他是一个自信的男人，可要是没有卢北河暗中的支持和斡旋，他又干得了什么？而这些，又是卢北河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左葳察觉的。
还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卢北河就看出左葳的不行，可没想到，他是这样的不行。她不后悔，因为她爱左葳。
爱！
她有健全的理智、神经、头脑和足够的力量，抵挡这个世界的任何诱惑，然而她终不能不爱左葳，人，大概总有不能自持的例外。
让左葳负责这个微码编制组，卢北河又是担心，又是欢喜。担心的是左葳的本事，会在这个真刀真枪的工作中露底儿。欢喜的是这对左葳是个体面的结尾，躺在这个本钱上，总可以混到退休了。她早已察觉到，研究所里有不少人，觉得左葳不称职，还有人暗示，如果左葳没有一个党委副书记和研究所副所长的老婆，他什么都不是。
非得抓住这个机会不可，为了让左葳打响这最后的一炮，卢北河不得不干这也许是不道德的事——坚持，甚至是绞尽脑汁，请曾令儿参加微码编制组的工作。
在所有大学同学中，曾令儿的学习成绩最为卓著，又一直偏好数学，这对微码编制工作的实际意义太大了。只要曾令儿肯参加这个组的工作，一切实际工作她都会承担起来，左葳只要扛牢那块负责人的牌子就行了。
但曾令儿知道是与左葳合作，还肯不肯干呢？这毕竟太让她难堪了……何况有些人本来就不愿意吸收她参加这项工作，只要她自己随便找个借口，推诿一下，就很可能换人。
在人事处的工作会议上，不是就有人说：“这个，以曾令儿同志的能力来说，最合适不过。当然喽，这个人嘛……右派问题，一九七九年已经彻底平反，但生活作风上……我们对知识分子的使用，既要重才，也要重德。不能光提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嘿嘿，不要又搞一窝蜂嘛。”
会场上一片沉默。
谁肯出来为曾令儿讲话呢？除了卢北河，在座的没有一个人认识她，了解她。可是对于她毕业后的情况，连卢北河也只是道听途说而已。
一个在边陲小城，默默无闻地工作了二十多年的普通科技人员，要不是她在学报上发表了一种计算机乘法的运算方法，深得同行专家的赞赏，又引起国际上的注意，谁能知道世界上，不，就是本专业里，有一个当过右派，生活作风又不正派，名字叫做曾令儿的女人呢？
谁又能知道，背着这些重负，工作条件可以想见的简陋，能够坚持不懈，又能有所建树，意味着什么？
她就像那边陲小城一样，对没有到过那里的人来说，它不过是地图上的一个小黑点儿。至于那个小黑点里，山有多高、水有多深、怎样的闭塞，或怎样的寂寞，人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谁有兴趣去探个究竟？
要是往常，遇到这种场合，卢北河也就不会再说什么，往往是大家沉默一阵，没人反对也没人坚持，事情就这么吹了。可在这种场合，只要有一个人出来讲讲话，如果这话讲得又很得体，事情没准儿又行了。
“说得对，我们需要的是德才兼备的技术干部。不过曾令儿同志的生活作风问题，也是早年间的事了，总有二十多年了吧？那时她还年轻，刚刚戴上右派帽子，政治上的压力很大，一个人远在他乡，周围一个亲朋也没有，也许一时感情上软弱，被人钻了空子……以后又再没发生过那样的事。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改了就好。为了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还是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为好。”
卢北河的发言，很带着一些感情，这在她是少有的。平心而论，她说这番话，并不全是为了左葳。不管曾令儿在和左葳分手之后，又做过什么，左家都是欠了曾令儿的。就连她自己，也好像欠着曾令儿什么。人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卢北河离死还早，但岁月确实将一切尖锐的东西磨钝了，包括她自己在内。
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离秋天还远，却已听见草棵里的小虫唧唧。偶尔还有夜行的人，在水泥路面上，拍出清晰的脚步。
临睡前，窗帘没有拉严，一束月光，透过窗帘上的缝隙，悄悄地在房子里移动。先是照在矮凳上，后来移到左葳的床上，现在则移到卢北河的床上、脸上，弄得她越发地睡不着觉。
可她也不敢起身去拉上那道窗帘，她不愿左葳知道她没睡着，好像在窥测他的心事。她知道左葳也没睡着，他在悄悄地翻身——已经是第十三次了。绝不是担心吵醒她，而是不愿她知道他睡不着，不愿她知道他在想心事。
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蹊跷？虽然卢北河告诉他那个消息的时候，神态自若。
她永远像是戴着一副假面，就连睡觉的时候，也不肯脱掉。
又要和曾令儿见面了，这个世界到底是太大还是太小？
曾令儿……
左葳久已不去回忆那些陈年旧事，他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男人。
“说，交代你的同谋！”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几百条嗓子，对着台上一个模糊的人影怒吼。好像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好像不是。卢北河一个激灵从迷迷糊糊、似睡非睡的状态中清醒过来。她已分不清那是回忆，还是梦。
那时候曾令儿有多么天真，站在台上受批判，还微微地笑着。幸好那时还不兴打人，要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照她那个态度，非让人打死不可。
她带着一种超凡入圣的微笑，看着垂着脑袋坐在会场一角的左葳。什么批判？！什么交代？！她心里只有那个垂着脑袋、坐在角落里的人，和对那个人的爱。她愿为他献出自己的一切：政治前途，功名事业，平等自由，人的尊严……
“说，那张大字报究竟是谁写的？！”
“我写的。”
不，卢北河知道，那是左葳写的，曾令儿抄的，因为她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曾令儿抄写那张大字报的时候，卢北河恰巧到教室取一本书。
含糊的落款，使曾令儿得以做出对左葳如此有利的回答。
“不要隐瞒事实真相！”
“坦白交代！”
曾令儿什么都不再说。充耳不闻那此起彼伏的怒吼，视而不见那随着此起彼伏的怒吼而竖起的手臂的森林、那滔滔的檄文和对准她的摄像镜头。
事后，卢北河从校刊记者手里，得到一张曾令儿挨斗时的照片，她只看了一眼，就立刻把照片反扣过去，不敢再看。除非小时在教堂里见过的、那些殉教徒的画像，没有一张俗人的脸，能和曾令儿的那张脸相提并论。
那个场面，在感情上给人的冲击太强烈了，因为当事者全在现场：知情的，代人受过的，和真正的“肇事者”。卢北河真担心左葳挺不住，冲动之下跑上台去，推开曾令儿，把事实真相交代出来，那就不仅他自己完蛋，可能还会牵涉到她。
还好，关键时刻他还算明白，一直垂头坐在那里，没有去干那于事无补的傻事。
曾令儿站在台上，像一株被暴雨狂风肆意揉搓的小草，却拼却全力，用她几片柔弱的细茎，为左葳遮风挡雨。
左葳的母亲来找过党支部书记卢北河：“我就这么一个孩子，你知道他不过说话随便，脾气任性而已……”
卢北河只有沉默。她必须完成党总支分配的定额，完成那个定额没什么复杂，比读一本书、解一道题容易多了。可是她爱左葳，爱了他五年，坐在犄角旮旯里，冷静地等待着入手的时机，然而左葳被曾令儿夺去了……
难道她暗示过左葳的母亲去找曾令儿吗？她忘了。当时她究竟说了些什么，左葳的母亲后来是否去找过曾令儿……卢北河不知道，想必左葳也不知道，只有曾令儿和左葳的母亲才能回答这些问题。整个事情，像一桩未能破获的疑案，随着曾令儿当了右派，一切线索突然中断。
但曾令儿的慷慨，他们都一清二楚，也许他们都利用了曾令儿的慷慨……总得有一个人做出牺牲，难道让左葳去吗，或是卢北河站出来保曾令儿和左葳……别傻了，谁也保不住，没准儿连她卢北河都得搭进去。
…………
她有足够的勇气去E市吗？这次会议，卢北河本来不一定参加，研究所还有一些工作需要她留下处理，她却非得去E市不可，因为她必须会见曾令儿，并说服她参加这项工作。
见了曾令儿，又怎么说好？她变了吗？一定变了。一个人经过那样多的事情，怎么能不变？要是她还像从前那个傻乎乎的样子，事情就会简单得多。
卢北河忽然想起曾令儿的绰号。有次运动会，曾令儿参赛的项目是“仰卧起坐”。做到二百多个的时候，其他选手便败下阵去，曾令儿的冠军已经稳拿，但她还在不停地做下去，从早上九点开始，一直做到十点还没有停止，每个动作已经到了非咬牙切齿，不能完成的地步，她还不肯停止。
急得老校长站在体操垫子旁说：“好啦，好啦，别做啦。”
曾令儿像没听见一样，还是继续做下去，闹得校长、体育教员、校医室的大夫，围着体操垫子团团转。一直做到四百多个，她才算罢休，然后一动不动地躺在垫子上，眼睛发直，嘴唇发紫。
男同学说：“啧啧，她那肚皮还是肚皮吗？简直是块钢板。”
“钢板”的绰号，就是这么来的。
左葳一再问自己，我不再欠她什么，对不对？能够做的，我都做了。
既然已经这样回答了自己，就应该安心睡去，可这问题，就像没有回答似的，还在他心里折腾不已。
人们说她早已堕落，分配到那个小城不久，便不知和谁生了一个儿子，一个没有父亲的儿子。
左葳听到这个消息时，感情是复杂的。她怎么那么快就忘了自己？同时又感到了彻底的解放——她的堕落，正好超度了他的罪过。
但常常，在与卢北河温存之后，身上还残留着她的余温；在和向东嬉笑之后，耳畔还萦绕着他的笑声……左葳会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烦躁，好像他的魂魄飞走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莫名其妙地变了心绪和脸色，弄得卢北河和向东不知所措，不约而同地问：“你怎么了？”
怎么了？！
这是一个永远不能对任何人说出的秘密。如果他还想继续过今天这种安逸的日子，受人们这样的尊敬，他就不能说出他“怎么了”。
曾令儿那个儿子的幻影，有时像一团雾，有时又像哈姆雷特父亲的阴魂，在他眼前聚聚散散。
他还会冷不丁地冒出十分古怪的念头：会不会是我的孩子？
但更多的时候，他会乞灵于一种侥幸，把这令他不安的念头撵走：不会，不过是一个夜晚，怎么那么巧！或者：如果是我的孩子，曾令儿一定会告诉我。她不讲，正是因为她羞于说出那不是我的孩子……
是的，他不欠曾令儿什么。
恰恰在她戴上右派帽子之后，左葳到系办公室开具了去街道办事处办理结婚登记的介绍信。
“左葳，你不要感情用事。”系主任劝诫他，“现在正是和曾令儿划清界限的时候，你不但不就此一刀两断，还要和她结婚，你想过这样做的后果吗？你会被开除团籍，和她一起分配到远离父母的边疆，你可能就此默默无闻地在那里，耗尽你的一生……”
“别说了，我求求你们别说了！”左葳大叫着，捂紧自己的耳朵。他知道，他什么都知道，然而曾令儿是他的救命恩人，再生父母，他要报她的恩，“给我这个介绍信，我求你们，求求你们了！”
那封介绍信好神奇啊，自从揣上了它，确知它就在上衣口袋里放着，确知它今后将把曾令儿和他紧紧地拴在一起，确知它已使自己道德完美、英勇无比的时候，左葳却感到心里空空如也，步履飘浮。
他本以为，他会就此更爱曾令儿，但那壮烈的爱情，不但没有及时到来，连那旧日的爱情也突然，而且那么快地——好像就在刹那之间，在他接过那封介绍信的同时，飞走了，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不断对自己说，曾令儿是他的救命恩人、再生父母，可偏偏——偏偏不是他的情人了。想明白这一点后，他吓了一大跳，出了一头冷汗。
这实在太荒谬了。
他在校园后的一个小松林里坐了很久，前思后想，企图证明，这不过是人们的精神系统出现故障时的暂时现象。不是吗，有那么多人、在那么多的时候，产生过千奇百怪的幻觉，为什么他就不会呢？
太阳落下去了，松林里变得很暗，被松林环绕其中的那个不知哪个朝代、哪个人物的坟墓，像一头巨兽，静静地卧在那里。而里面那个人，早已化去，没入黄土。此地留下的，不过是个巨大的空冢，空听着那松林在风中奏出此起彼伏的松涛，以及它那从古到今算不得新鲜的故事。
左葳顿然彻悟，那不是短暂的幻觉，他的爱情已经死去，而且是暴死。今后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一种道德上的自我补救。
他冷静下来，觉得自己还不算太糟，换了别人，早摆脱得一干二净。
不知怎么回事，即使被左葳紧拥在怀的时候，曾令儿也觉得那是梦，不是真的。她总是不断地触摸他，以证实他确实存在，以证实她确实被他所爱。
同样，曾令儿低头不语地用她细细的手指，轻轻摩挲着那张毫无知觉的、办理结婚登记的介绍信，就像过去摩挲左葳的眼睛、眉毛、嘴唇……接着，是一滴滴又大又重的泪滴，打在纸面上的“噗噗”声。
左葳从她手中抽出那封介绍信，忙用手帕把上面的泪水拭干：“你怎么搞的？喏，字迹全被泪水浸花了。”
“对不起，我实在不能自已。我是——我是太高兴了。我不知怎么感谢你才好。”
那应该是一个美好的日子，可是他们却相对无语。
左葳不停地忙着，说着。他怕，怕一旦停下来，就得和曾令儿面面相对。
“你看这段料子好吗？做件连衣裙不错。领口顶好开得低一些，露出你那长长的脖子。要是再戴上一条缀有宝石的黑色丝绒项链，就更好了。你知道吗？你的脖子很美，当你扬起下巴，从颌部一直往下到喉部的线条，真是美极了，优雅得就像一位公主……”
他怎么可以这样油嘴滑舌？
“真好，这是你亲自为我选的料子吗？”
“当然，跑了好几家商店才选中的。”
“谢谢，不过我是渔人家的女儿，不是什么公主。”
左葳顿觉扫兴。他再次打起精神，从柜子里拿出一双奶油色、有星状网眼的半高跟鞋。“试试鞋子，我没有给你买全高跟的，你已经太高。试想，如果一个男人不得不踮着脚尖和自己的老婆接吻，那是什么感觉？”左葳声音很响地笑了起来。
曾令儿没有一点儿回应，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左葳拿起一只鞋子，走过去，蹲在她的脚下，准备替她换上：“很多男人即使结婚多年，也不知道自己老婆穿什么号码的鞋子。可我知道你的，你不觉得我是一个完美而难得的丈夫吗？”
曾令儿却拦住了他正在替她脱鞋的手，轻轻地对他恳求着：“亲我一下……”
左葳好像迟疑了一会儿，只那么一小会儿，几乎感觉不到的一小会儿。也许他当时的注意力，在那双鞋子上。
他站起身来，俯身向她，曾令儿那双向上望着他的眼睛里，似乎藏着一种恐惧。他躲开了她的目光，硬起心肠不去想她恐惧什么，急急地在她唇上吻了一下。
她的嘴里，好像有一股消化不良的味道。显然，她吃不好，睡不好……所有机能都处在停滞状态。
他动心了：“我去给你煮杯咖啡？”
“不，不要离开我。”
左葳从来没有见过曾令儿这样厉声厉色，好像这是生离死别，他只好反转回来，蹲在她的脚下，问道：“你怎么了？”
“你还爱我吗？”她目不转睛地瞧着他。
“别说傻话了，我连登记结婚的介绍信都领来了，我们就要举行婚礼。”也许他那蹲着的姿势不太舒服，他站了起来，在一张和她并排的沙发上坐下。
“但婚姻不等于爱情。”她说。喜欢思辨是她的毛病，作为一个女人，这也许是可爱的，但作为一个妻子，就让人不大好消受。
过去，她从不问他“你爱我吗”。现在，当他用无微不至、从未有过的热心和关切，来努力填补他们之间那无法言说的空隙时，她却要固执地问“你爱我吗”。
左葳的嘴角咧得很大，然而他的眼睛却没有多少笑意：“‘要是我不说，那就是我爱你，要是我不爱你，我就会告诉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叫做约翰逊的美国人说的笑话。”
“然而我要听的，是一个叫做左葳的中国人的回答。”她带着一种宽厚而苍凉的微笑说，然后便是长长的沉默。
“你怎么变得这么多疑？从前你不是这个样子。”左葳失去了耐心，突然发起火来，几乎把所有的水杯打碎，就像发了歇斯底里。
“从前我们都不是这个样子。”曾令儿说。她蹲在地上，一片片捡起那些玻璃碎片。“咱们别闹气了。听我说，以后也许连这样的日子也没有了，那时，我们也许会后悔的，啊——”玻璃碎片，割破了她的手指。
“你——你这是有意的吗？”左葳把她那血流如注的手指，放进自己嘴里吮吸着。曾令儿含着眼泪，微笑地看着他。
“我真愿意再割破一个手指。”
“你这个傻瓜！”他咆哮着。
她把头靠在他的肩上，就这样，他们一动不动地坐在地板上，直到黄昏的来临。
“今天晚上，我不走了。”她在黄昏的暗影里，柔声地说，那声音立刻融入夜色。
曾令儿用一个晚上，完成了一个妇人的一生。
左葳奇怪地端详着她，看她冷静地将发辫用发卡在脑后卡成一个发髻；看她胸有成竹地在房间里，从这头走到那头；看她一言不发地把衣衫整好……这一切，都让他感到有些不同寻常。
他不能想象，眼前这个冷峻的曾令儿，就是昨天晚上的那个曾令儿。难道他们事后真像婴儿那样抱头痛哭过吗？难道她真像要摄走他的魂儿，目不转睛地痴望过他吗？……
“把那封介绍信给我。”曾令儿用嘶哑的声音命令道。
“好，现在让我们到阳台上去坐一坐。”她又命令道。
时间还早，树上的蝉儿还没有开始啼鸣，太阳刚刚把树梢染红。送牛奶的老头骑着三轮板车走过，玻璃奶瓶叮叮当当地碰出一片声响。露珠儿还在花瓣、青草和树叶上滚动，远处好像有汽笛在鸣叫，清洁工人收工了……
“但愿你会记得这个早晨。”她没有说，但愿他记得昨天那个夜晚。然后古怪地瞧着他，站起身来，走开去。远远地站在阳台的另一头，迅速地把手里登记结婚的介绍信，撕成了碎片。左葳连忙奔过去抢，曾令儿却将身子探向阳台之外，伸平手掌……一阵轻风适时吹来，将她手上的纸屑，一片片吹去了。
小小的纸屑，在风中抖动着，像一片片雪花，或坠入尘土，或落进树丛，或随风飘去……
“你看，像雪花一样，很快就会融化。”她顽强地笑着。因为一夜未睡，眼圈发黑，脸色苍白，像一具还魂的僵尸：“我们已经结过婚，你已经还清了我的债，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分手了。”
左葳既想痛哭，又想大笑。一种永远不能与人言说的解脱，渗透了他的身心。
他明白了，这就是他们昨天晚上，为什么互相抱头痛哭的缘由，也许曾令儿知道，那就是永诀。
此后，曾令儿一直拒绝见他。左葳死守在女生宿舍楼前的那棵老槐树下，从那里可以望得见曾令儿宿舍的窗户，想必她也望得见他。
左葳要她知道，他在等她，但他又更多地希望她坚持下去。他像走在黄山天都峰的鲫鱼背上，向下望去，两边都是无底深渊，不论掉进哪一边，都要他的性命。他又像煎锅里烤着的饼，两面都要烤得焦黄，这饼才算烤得漂亮。
他拼命作践自己，不吃、不喝、不睡……他瘦了，委顿了，两颊和眼窝深深陷下去，眼睛里闪着恶狠狠的光，但他心里明白，这一切都不能和曾令儿为他付出的相抵。
她就那样走了，没有留下片纸只字，没有留下一句谴责的话。
当然也不会有人送她。当火车启动的那一刹那，她向月台上张望过吗？她流泪了吗？她原谅他了吗？……
他都无从得知了。
左葳曾在抽屉里寻找，希望找到她的一个纪念物。哪怕是一根扎过小辫的皮筋，一张照片，或她的一张便条也好。
可是没有，什么也没有找到。
他记得，条子是有过的，然而看完之后，都让他随手扔进了纸篓。那时他总以为，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哪。再说曾令儿的“情书”，实在不像情书，连个“亲爱的”也没有，有什么保留价值？她还说“亲爱的”那种字眼太肉麻。她表示爱慕的方式很怪，只是不停地给他解数学题，又快速、又准确，不知道世界上，有没有第二个人用这种方式求爱。
至于发结啦，发卡啦，笔记本啦，她用过的手帕啦，他都是随时发现，随时还给她了。他总想，人都没有了，还保留那些东西干什么，像外国人那样，把爱人的头发藏在胸口的事，他才不干呢，他觉得那些剪下来的头发不干不净的，让人恶心。
…………
曾令儿就这样从左葳的生活中消失了，像来来去去的时日，看不见，也摸不着啦。
如今，她又重新出现。虽然卢北河只是简单地告诉他，曾令儿也将参加微码编制组的工作，希望他以工作为重，注意不要把个人恩怨，带到工作中去。要他和曾令儿很好地配合，为国家四个现代化的早日实现，同心协力。
但左葳总感到，她讲的和她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他们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左葳到现在也不完全知道，卢北河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只知道，对她的话应该言听计从，因为从效果上看，她的意见，无一不比他的高明，而且使他受益匪浅。
在进行这番谈话时，他们谁也不看着谁。他觉得似乎他们再次摸进一栋老房子，再次准备合伙打劫。往昔的经验，向他暗示了这一点。
这很卑劣吧？他不敢再往深处想，他也不愿往深处想。而且这是卢北河的安排，与他无关，他只是把脑袋更深地往枕头底下缩去。
他忽然想起童年时代做过的一个智力游戏：一斤铁和一斤棉花，哪个重？
可又不由自主地被那个问题抓住：谁能告诉我，那孩子的父亲到底是谁？
曾令儿感到些许的眩晕。
昨天晚上没有睡好，那原因说起来似乎好笑，因为她今天即将置身于一列火车中。
她常听见人们抱怨失眠的痛苦，那一定是有着各种各样重要的原因。她懂得，因为她也曾有过那样的夜晚。
而现在，曾令儿的夜晚是宁静的，宁静得如那蓝黑色的、永远听不见尘世一切喧嚣的苍穹。
自从陶陶溺死之后，曾令儿好像也到阴曹地府走了一遭，喝了忘川的水，把前尘往事都遗忘净尽。
如果一定要问她还有什么期待的话，她期待的，不过是每个夜晚准时通过的那列火车，好像那列火车终会给她带来什么。
她会准时醒来，静静地躺在自己那离铁路很近的小土屋里，怀着些许的欣喜，耐心地等待那列火车，哐当哐当地从旷野那方驶来；又听着它哐当哐当地向旷野那方驶去。好久好久，她还能感到它那巨大的、使大地颤抖的力量，好久好久，她的神思，还在旷野里追逐着那连回声都没有的汽笛。
那火车究竟给她带来了什么？她也说不清楚，但在火车驶过后，到天亮前的那一小觉，她总是睡得格外安宁，像吮足了母亲的乳汁、尿布也没有被濡湿的婴儿。
今夜，她终于踏上了这列火车。
火车像一支黑箭，带着呼啸，无可阻挡地穿过黑夜，并把它一撕两半。还有金属不要命的撞击声，好像铁轨和车轮都怀着无比的仇恨，正不顾一切地把对方化为粉末。
这些，都让曾令儿感到激动。
和这拼搏相反，车厢里一片平和安逸，过道里，脚灯柔和的光，安详地、公平地守候着每个人不同的睡梦。
曾令儿睁着眼睛，一动不动地躺在卧铺上。她怎么能睡得着！
她听见对面中铺上的新婚女子在梦中轻笑，喃喃地说着含糊不清的梦话，她是和丈夫一同去E市度蜜月的。曾令儿有点不安、害臊，好像她窃听了旁人的秘密。
上铺汉子的鼾声，从低到高、周而复始、循环无穷，兼有雷霆万钧之势。
下铺的小男孩从梦中惊醒：“妈妈，我怕，我怕大老虎。”想必那汉子的鼾声，亦如虎啸？
年轻的母亲和瞌睡挣扎着，轻一下、重一下地拍着儿子的小脊背，含糊地安慰着他：“不怕，不怕，乖乖睡觉喽，嗯——嗯——”
曾令儿可不是这样。陶陶小的时候，哪怕是轻轻地蹬一下腿，曾令儿也会从酣睡中惊醒，且精神抖擞，好像从来没有合过眼。
她有二十多年没乘过火车了，好像一个多年不归的旧主人，突然回到阔别已久，且翻修过的老房子，感到又熟悉，又陌生。
不时伸手去摸摸那光滑的隔板，米色的塑料贴面上，饰有棕色花纹。记得她当年来边疆的时候，卧车上的隔板是用木条拼接的，中铺在白天不用时，还要放下来，否则坐在下铺上的乘客，腰也直不起来。连那过道上的小木桌，也不是固定的，可以撑起，也可以放下，要是谁不小心碰了桌下的支架，桌子便会哗啦一声塌下来，把放在桌上的东西，散落满地。
那只蓝色的玻璃杯，就是这样打碎的……
记得当时她急得脑袋大如空斗，额上渗出一粒粒豆大的汗珠，紧咬着牙齿，紧握着拳头，直到指甲抠疼了自己的手心。一阵阵揪心的痛楚，使她泪如泉涌……
对左葳，曾令儿能够留住的，只有他给她的这只蓝色玻璃杯了。唉，为什么给了她这么一个易碎的东西？
她痛悔得不得了。为什么非要把它拿出来在这种场合使用？好像那些初恋的小姑娘，急不可待地向人炫耀，她已经收到了情人的第一件礼物？
不，当然不是那样，她是有些害怕。毫无准备就开始了坎坷的旅程，守着那个杯子，就像守着左葳，那旅程也就不显得十分可怕了。
那时她还不知道，她已经有了陶陶。像一粒扣子那么大的陶陶，已经在她那修长的、黝黑的身体里沉睡。
尔后，她是如何地欢喜若狂，原来她是那样地富有，好像发现了一个金矿。一夜之间，她从一个穷光蛋，变成了百万富翁。
夜晚，当她拖着疲倦的身子，吃力地爬上床后，总是把手轻轻地叠放在日益隆起的肚皮上，生怕压伤了那个暂时比拳头大不了多少的陶陶。默默地祈祷着她并不相信的上帝，给她一个儿子，一个像左葳的儿子。
她还自谴自责，过去不该抱怨命运对她的不公正。不是吗？它这样慷慨地又把左葳还给了她。
她心平气和了，以至可以毫不畏缩地回顾左葳种种的不堪，原谅了他的薄情，只留下了对他的感念。
她甚至比从前更加漂亮，前额更加饱满，双眸更加含醉，脸色更加红润。
啊，有个儿子和她在一起呢！别管她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遭到什么样的侮辱，她总是这样安慰自己。
“你必须老实交代，检查犯错误的政治根源、思想根源、历史根源、社会根源……和谁干的？在哪儿？是初犯还是屡教不改？这样做的动机和目的……”
人们轮番找她“谈话”，让她交代。她呢，只是用双手护着肚子，一个劲儿地摇头。
“政策我们已经向你交代清楚，如果你拒不交代和检查，只会加重对你的处分，延长你的改造时间，你现在的罪行是双重的，右派分子加坏分子，地、富、反、坏、右，你一个人就占了两项。”
曾令儿还是一言不发，还是一个劲儿地摇头。
有多少人在戳她的后背，简直能把她的后背戳穿。开会也好，听报告也好，在食堂吃饭也好，没有人愿意和她同行，也没有人愿意挨着她坐，更没有人愿意和她交谈。
有一次听报告，她占了一个座位后，出去上厕所。一位后到的女同志，不知那是她的座位，便在她座位的旁边坐了下来。等她上完厕所回来，在自己座位上坐下后，那个在她一旁落座的女人，竟尖叫一声跳开，还不停地用小手帕在鼻子前扇来扇去，在周身掸来掸去。闹得全礼堂的人，纷纷站起来往她这边看。
就连食堂里的大师傅，也敢说些不三不四的话调戏她，好像她这种下贱女人的便宜，不占白不占。有个大师傅，竟然挑起她的下巴颏，她实在忍受不了这样的侮辱，将手中的一碗菜汤扣了过去，把他从头淋到脚。他抡起大勺，劈头盖脸地朝她乱打一气，还专门打她的肚子。周围的人只管看热闹，没有一个人出来劝阻，因为她是一个双料的专政对象，活该如此。
她弯着腰，用双手紧紧护着自己的肚子，一声不响地任他打，既不肯求饶，也不肯逃跑。
那大师傅一面打，一面骂：“臭婊子！嘿嘿，大家瞧瞧，还护着肚子里的野种哪！偷汉子的贱货，还跟我这儿装正经！”
事后，机关领导反倒把她叫去申斥了一顿：“不要忘了，你是改造对象，态度放老实一点。”
儿子不安地在她肚子里翻转、踢脚，她安慰着尚未出世便体味了人间冷酷的儿子：“哦，宝贝，别怕，别哭。让他们骂去吧，岁月会向他们证明……一生，够了吗？还可以再加上一生，只要没人戳爸爸的脊背，妈妈不论受什么苦，也是值得的。”
从那儿以后，食堂里的大师傅们，不论卖给她菜或是饭，从不按量给够，案板上明明放着刚蒸出来的米饭、馒头，他们偏偏把剩的、馊的卖给她，还一唱一和、阴阳怪气地挖苦她。
那时候，她过的是出苦力的日子，用架子车给机关拉和煤饼的黄土、拉菜、拉书、拉纸、拉杂物……不但她需要大量的食物补充，连陶陶也靠她有得吃，才能长大。食堂不给她吃饱，她也没钱上街买来吃，一个月只有十八块钱的生活费啊。她好饿、好饿，常常饿得头晕眼花。
她也没有经验，直到羊水破了才往医院走。那时候还没有出租车，又是三更半夜，连个三轮板车都找不到。机关里倒是有车，曾令儿没有去要，即便她要，人家也不会给她。就那样，她忍着子宫收缩的阵痛，走一阵、爬一阵，总算爬到了医院。她的身后的血痕，就像蜗牛爬过后留下的那道湿痕。
入院表格是护士替她填写的，因为她一进医院就上了产床。
姓名、年龄、籍贯、工作单位、住址、电话……
“爱人姓名？”
“……”
那些叮叮当当的刀子、剪子、钳子，全都静了下来。
“曾令儿，问你爱人的姓名。”护士一字一顿，几乎厉声问道。
“……”
“啪！”护士合上了病历夹子，活像掴在曾令儿脸上的一记耳光。
一应住院所需，曾令儿一样也没有带上，也不可能带上，机关里也没有人前来探望。
生下陶陶第二天，她请护士帮她到医院小卖部买一套洗漱用具。
“你自己去吧，我没工夫。”护士霜着脸说。那医院的穿堂风可真冷啊，虽说外面已是桃红柳绿四月天。
妇产科主任阴沉着脸，吩咐护士给她抽血化验。曾令儿不明白自己得了什么病，问道：“我怎么了，护士同志？”
那护士从眼角里瞄了她一眼：“查查你有没有梅毒。”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人！”曾令儿愤怒了。
“这是你们机关的要求。”
原来机关有人来过，难怪医生和护士对她的态度，比她急诊入院，不回答爱人姓名时更为恶劣。曾令儿不再埋怨他们，一个双料的阶级敌人，还能指望人们善待？
病房里的其他三个产妇，格外矫情地向前来探望的丈夫撒着娇。
“看好啊，是不是你的儿子。”其中一个，推推搡搡地把孩子往丈夫怀里塞去。
“瞧那招风耳朵，还能有错？”为了让妻子开心，丈夫讨好地嘲弄着自己。
另一个说：“跟你说了，我不要吃鸡，不要吃鸡，你偏偏弄了鸡来。”她把广口保温瓶一推，筷子一摔，扭过身去，给丈夫一个脊背。
“哎哎，别生气，别生气。你想吃什么，说嘛，我给你弄去。”
“我要吃你的心。”
“好，好，明天我就给你煮了来。”妻子白他一眼，扑哧一声笑了，总算端起碗来，喝了几口鸡汤。
第三位抱着婴儿靠在丈夫的肩上说：“你看，他认出你来了。喏，你看，你看，他盯着你瞧呢。”
“真的哟，嗨，小子，叫爸爸。”
“去你的，他那么小，会叫吗？我看你想当爸爸都想疯了，没出息。”
“瞧瞧你，这么厉害啊，别忘了，生儿子的功劳，有我一半呢，没有我，你生得出来吗？”
…………
这些打情骂俏的话，让曾令儿听了害臊，于是她在病房里，总是转过脸去面壁。
没错，在她们丈夫眼里，她们都是有功之臣。
每天早上，她们还要耸动着鼻子，东嗅嗅、西嗅嗅，然后把病房的门大大打开，话里有话地说：“唉哟哟，咱们这个房间，怎么那么臭啊。”好像曾令儿已经是个全身溃烂的，晚期梅毒患者。
…………
但只要抱起陶陶，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
陶陶似铜墙铁壁，陶陶似千军万马。
可是陶陶长得好小、好瘦，他总是吃不饱。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吃不饱，出生后，可想而知曾令儿的奶水也不够，她既没有鸡汤，也没有鱼汤……陶陶皱着干瘪的小脸，使劲吮吸着她的奶头，吮得她好疼、好疼。
因为饥饿，因为营养不良，他的哭泣老气横秋，却不是抗议、抱怨、诉求，或许他不懂得何致如此，而是天经地义他就该没得吃……那种哭声让曾令儿心都抖碎了。
有多少次，曾令儿望着那绿色的邮筒发呆，想写封信给左葳，告诉他，他们有了儿子。告诉他陶陶吃不饱，而她对此无能为力……她的心，在对左葳的爱和对儿子的爱中间挣扎着，但她终于没有写出一封信，她不知道这是不是对不起陶陶。
只有一次，陶陶病危，她真是急得没了主意，像疯子一样跑到邮电局，要了一个长途电话。等到电话接通，她却紧张得说不出话来。
她听见左葳的声音，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过来：“喂——喂喂——”忽而清晰，忽而模糊，还夹杂着电路感应的啪啪声。她感到，生命在挣脱她的躯体，情感在挣脱她的理智，不顾一切地向左葳飞去。她的身子顺着隔音室的墙壁，向地板上滑去。她紧紧抓住耳机，使劲把它贴紧面颊、耳朵，更恨不得把耳机插进耳朵里去。她不明白，当时自己为什么咬紧舌头不出声，心里却渴望着来自左葳的声音，哪怕只是一声“喂”，可是对方“咔嚓”一声，放下了电话。
她含着被自己咬疼得麻木的舌头，垂着酸痛的臂膀，梦游人似的走回家去，把头靠在陶陶的枕边，在陶陶床前跪了一夜。
早上，太阳升起的时候，陶陶退烧了。她喃喃地对陶陶说：“你看，我什么也没有对他说。我们还是撑过来了，对吗？等你长大了就会知道，顶好的办法是谁也不靠，而是靠自己。”
可是陶陶没有长大，十五岁那年，他和小朋友到水塘游泳，一个猛子扎下去，就没再出来。等到打捞出来，才发现他的鼻子里、嘴巴里，全是淤泥。总有两三年的时间，曾令儿都摆脱不了嘴巴和鼻子被淤泥窒息的感觉。
她不明白，为什么她有若干次机会救出陶陶的爸爸，却不能有一次机会救出陶陶。她枉做了渔人的女儿，陶陶也枉做了渔人的外孙。陶陶连海还没见过呢，却在一个小池塘里丧生。她太大意了，以为只有海才可以吞噬生命。
对面座位上的新婚夫妇，在争抢一个装饼干的透明纸袋。纸袋很漂亮，印着深绿、浅棕色的图案和商标。
就连这个纸袋也让曾令儿感到愉快，她记得过去的包装纸，可没这么讲究……她就像刚从深山野洞里走出的“喜儿”，不知道生活已经变化到了这个水平。
新娘子躲闪着丈夫的挑逗，从纸袋里拿出最后一块饼干，在丈夫鼻子前头晃来晃去。“就剩这一块了，我吃。”
“不，我吃。”新郎伸手去抢。
新娘娇嗔地嘟起嘴巴：“好，好，给你。”
新郎刮了一下她的鼻子：“跟你闹着玩儿的，当然你吃。”
“不，你吃。”
“好吧，咱们猜拳，谁赢了谁吃。”
他赢了，然而还是让新娘把饼干吃掉了。
曾令儿带着哀伤的向往，看着这动人的游戏。看到人们倾心相爱，是多么快活的一件事啊。
从车窗外吹进的风，掀动着新婚夫妇丢在小桌上的一本日文杂志，里面有着花花绿绿的插图和照片，无所事事的曾令儿想，翻翻它也是一种消遣，便问：“我可以看看这本杂志吗？”
“您请。”新娘答道。
那是一本消遣性、趣味性的读物，正适合旅途翻阅。广告、世界珍闻、旅行指南、笑林、名人轶事，还有一些软性小文章。曾令儿信手翻看下去，一直翻到《星座运程》那一章，前面，还有一段关于诞生石的文字。文中说到，从十六世纪开始，便有人把一年中的十二个月，配上不同的宝石，作为人们出生的标志，这代表每个月的宝石，就称作诞生石。每个人的诞生石，常被镶嵌在戒指、项链上，作为生日或其他名义的礼物。下面，还一一列出了代表十二个月的宝石。
曾令儿又顺着《星座运程》看下去，上面极为详尽，又言简意赅地写着，一年十二个月的三百六十五天中，人们各自出生的日子与他们个性和命运的关系。
带着一点好奇，她找出自己的生辰年月，在她出生的日期后面写着：祖母绿。无穷思爱。
她放下手中的杂志，朝车窗外望去。窗外，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瘠薄的荒原，好久好久也看不到一个村落。一茬又一茬野草在荒原上死去，一茬又一茬野草在荒原上新生。多刺的紫蓟，开出苦涩的紫花，为这荒原装点出一些颜色。一株歪脖子老树，枝桠低低地垂向地面，像一个慈祥的老祖父，拥抱着环绕在膝下的儿孙。就在这瘠薄的荒原上，有那么多的生命和希望，在生生灭灭地繁衍。
路基旁的沟洼里，一片片小树苗在风中颤抖，全向同一个方向，弯曲着细苗苗的身杆儿，树上的叶子，也向同一个方向，偏着自己的小脸，远远看去，像一面面迎风招展的绿色小旗帜。
突然，在荒原的尽头，与蓝天相连的地方，出现了一匹孤零零的马，谁也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好像就那么一下从地里冒了出来。它慢吞吞地走着，朝着天边，可又老也走不到似的。
“妈妈，我要拉惨剧。”
曾令儿猛然回头，恍惚中觉得是陶陶在叫她。
不，当然不是。
昨晚被鼾声惊吓的小男孩，用两只胖乎乎的小手，扒着开裆裤对妈妈说。年轻的妈妈，抱着他上厕所去了。
有一年，曾令儿刚新买了一个白瓷面盆回家，陶陶就在里面拉了一堆，他对什么新鲜事儿都很好奇，还要亲自试巴试巴。曾令儿很少给家里添置新东西，这就使陶陶更加好奇。她穷，有点钱也给陶陶买吃的了。那是三年困难时期，一斤高价点心六块钱，她买不起一斤，只能给陶陶买一块，每每看到陶陶吃完那块点心，心满意足地叹口气，又余味无穷地吮着每个手指头，好心酸哪。
陶陶成熟得早，完全不像曾令儿那么糊糊涂涂，好对付。曾令儿本来就不会骗人，骗陶陶就更难了。
因为没有爸爸，同学们常常欺负他，老师们也因为略知底细而对他另眼看待。是嘛，那么小的一个小城，城东有人放了一个屁，城西的人就会嚷嚷臭不可闻。
陶陶却从不向曾令儿诉苦。有一次，陶陶从学校回来，鼻子上有血迹，衣服上的口袋也撕开了线，前襟上湿了一大片，想必是滴上了鼻血，又让他偷偷洗掉了。
“陶陶，你和人打架了？”
“没有。”陶陶的眼睛看着别处，再问，就闭紧了嘴巴，一声不响。曾令儿也不好再问，她不能强迫他。
晚上，陶陶在布帘后的小床上躺下，好久好久没有动静，曾令儿以为他睡着了，谁知他又爬了起来，走过来坐在她的小书桌旁，说：“妈妈，你可以停止一会儿工作吗？”
“当然可以。”曾令儿放下手中的笔，伸手去摩挲他额头上的柔发。陶陶躲开了她的手，带着和年龄极不称的严肃，问道：“我有爸爸吗？”
曾令儿缩回自己的手。想，来了，这一天终于来了。她知道，早晚有一天必得回答这个问题，然而没想到这么早。因此显得难以回答，因为陶陶还小，他能懂吗？
“有的。”
陶陶喘了一口气，对她的回答显然满意：“他是什么样的？”
“他是很可爱的。”
这回答陶陶似乎不很相信：“那他为什么不来看望我和你？”
“因为他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有多远？”
“远得永远也走不到……”
“妈妈！”陶陶突然大叫。
“嗯？”
“等我长大后，不论你在多远多远的地方，我都要去看你。”
“谢谢你，好儿子。”
“妈妈？”
“嗯？”
“您哭了？”
“没有。”
“让我看看您的眼睛。”
曾令儿几乎不能，但她还是朝陶陶转过自己的脸：“傻儿子，妈妈从来不哭。好了，睡吧，快去睡吧，妈妈还要工作呢。”
陶陶学写作文了。第一篇作文的题目偏偏是。
曾令儿记得那篇作文的每一个字——
我的爸爸就是我的妈妈，我的妈妈就是我的爸爸。因为我的妈妈比别人的爸爸做的事情还多，她什么都会做。
冬天她挖菜窖，储存过冬的菜，还拉着架子车，到很远很远的郊区拉煤，和和煤的土。她伸着脖子、弓着腰，真像生产队里那些可爱的小毛驴。我跟在架子车后面，跑、跑、跑，推、推、推……我累了，我不说。可是妈妈什么都知道，她把我抱起来，放在架子车上。
我说：“高兴。”因为我从来没有坐过车，什么车也没有坐过。妈妈说，等我长大了，她就送我坐火车，去很远很远的地方上大学。我不想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我要帮妈妈拉架子车……
不，乖乖，挖菜窖的还有你呢。那时候你还没有锹把高，你笨拙而吃力地挥动着那把大铁锹，累得鼻涕都淌出来了，可你顾不上擦，只是不停地把“过河”的鼻涕，吸回鼻孔里去。我不得不时时停下来，帮你把鼻涕擤干净。当我捏着你那圆圆的、湿漉漉的小鼻子头儿时，心中暗暗惋惜，这样的时日已经不多，你很快就要长成一个大孩子，再也用不着妈妈帮你擤鼻涕了。
妈妈做的弹弓好极了，不是用钢丝窝的，那种弹弓不好，射得不远，石头子儿还容易蹦回来，打疼自己的手，她用小树杈子给我做弹弓。她告诉我，喜鹊的窝，底儿是尖的，乌鸦的窝，底儿是圆的，而小麻雀没有窝，它们随便钻进什么小缝，或屋檐底下都能睡觉……
但是第一个弹弓没有做好，没用几下就从中间劈开了。你忘了，还是不愿说出妈妈的无能？后来做了那个枣木的，还让班主任给没收了。
她还会缝漂亮的衣服，“六一”儿童节，给我缝了一套水手装……
陶陶，别那么说，那会让妈妈心里难过。妈妈很少给你买新衣服，那套水手装，也是用妈妈的旧衣服改的，而且一点也不合适，你不懂。
凡是我不会的功课，她都会做，她给我讲的功课，好懂极了。她每天都演算，要算到很晚很晚的时候，我半夜起来撒尿，她还趴在桌子上算呢。
我有点恨她那些算术题，为了那些算术题，她少给我讲好多故事，少和我做许多游戏……
哦，乖乖，我真后悔。妈妈白天要劳动，只有晚上，才能做自己心爱的事情。
你那时小，总是哭，我怕影响工作，便拿个橡皮奶嘴塞进你的嘴里。后来看了书，才知道这样做，会使你的肚子吸进很多冷空气。我不得不做个兜布，像广东人那样，把你背在背上。你不哭了，我也可以安心做我的工作，可是我的后背，经常被你尿得湿漉漉的。只有在给你换尿布的时候，我才放松一下自己，逗你玩上一小会儿。你张着没牙的嘴，笑得好开心啊，我要花好大好大的力气，才能强迫自己回到桌子旁去。
妈妈是条好汉，不管遇到什么倒霉的事，她从来都不哭……
不，妈妈会哭的，宝贝，当夜深人静，当你睡熟之后……
语文老师用红笔在陶陶的作文本上，批了一个大大的“优”字，还拿着陶陶的作文本，进行了家访。
那还是第一次有老师到家里访问，曾令儿高兴得心慌意乱，以至忘记炉子上还炖着一锅肉。老师走后，才发现炉子上的肉煳了，让她心疼了好一阵，两斤多肉，够陶陶吃好几顿了。
“你是忍辱负重，苦尽甘来啦。陶陶这孩子有出息，将来一定会成为大作家。”说着，语文老师自己先红了眼圈。
苦？曾令儿也不觉得怎么苦。人一有了寄托，就不觉得那么苦了。可是，这与她相依为命，使她忘忧解愁的陶陶，半路上没了。
没了。
她像祥林嫂一样，自言自语地唠叨着：“我只知道海可以淹死人，谁知道那么小的池塘，也能淹死人啊。唉，我不该让他去游泳，真的，我不该……”
女人们流泪了，男人们沉默了，由于她的不幸，人们原谅了她的过去。
然而，她有什么需要原谅的吗，她的不幸，只是现在才开始，或是已经了结？
没有了陶陶，这一切对她还有什么意义？！
她需要验证，她还不知道自己是否足够强大。因此放下行李后，曾令儿便急不可待地走了出去。
几乎是一跳两级地下了楼梯。噢，她的腿脚还很灵活，步子的节奏、跨度，掌握得均匀自如，这使曾令儿感到高兴，上楼一步两级很容易，下楼一步两级就不简单了。
她和那对度蜜月的新婚夫妇，在宾馆门口相遇。
“嗨，一起游泳去吧？”新娘说。
“不，晚上去吧，现在没意思。”
“他也这么说，那我只好自己去喽。”
“实在对不起了。”曾令儿急于脱身，她想独自一人，到那旧梦里去走一走。
“那么，晚上一起去？”新郎说。
“好的，晚上。你们住几号？”
“207。”
“我住321。打电话给我好吗？再见，晚上见。”
“晚上见。”
真奇怪。已经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那个两层楼的邮电局，还原样不动地站在那里，鞠躬尽瘁地为人们传递着彼此的信息。她感慨地抚摸着邮局门口的绿色邮筒，顺手又把在路边摘的一朵小黄花，插在标有开箱时间的小铝板上。
左葳曾在这里寄出一封异常激动的信，告诉他的父母，曾令儿如何救了他的命。
她重新审度自己，仅仅因为那是左葳吗？换了别人，难道她就不会那样做吗？会的。她再次肯定，会的。自小父亲便这样教育她。
也许是左葳判断上的错误，就是从那时开始，他把对她的感激，当成了对她的爱。这就是问题所在，谁让她总是在关键时刻，扮演他救命恩人的角色。
他完全不必为了“回报”，进入这个一失足成千古恨的误区。难道她要求过、企望过这种交换吗？没有，她只是愿意为一个她爱的人，做她所能做的一切。她实实在在希望听到的是爱的回声，而不是一种交换。
而她也错了，错把那种交换，当成了爱的回应。
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再来做这种解剖……曾令儿笑笑，她已经不怕看那把寒光闪闪的手术刀，除了这个时刻来得太晚，她没有别的遗憾。
然后，她走进E市那个唯一的土产公司，买了一顶饰有绿色飘带的草帽戴上。那一年，他们在这里度夏令营的时候，也是在这家店里买的草帽。有一顶饰有绿色草帽辫的男式草帽，实在漂亮，曾令儿给左葳买了一顶，他因帽子上有绿色，死活不肯戴。好像他真把忠贞不贰、矢志不渝，看得那么严重。
在工艺品商店，一枚戒指令她驻足。细细的指环，镂花的托子上，镶着一粒珍珠，标价是一百五十元。曾令儿想起在火车上看的那本杂志，这辈子，从没有人在她生日的时候，送一个镶有她的诞生石的饰物给她，除了已故的爹娘，恐怕也没有一个人记得她的生日。
她忽然心血来潮，现在，她要买件镶有她的诞生石的饰物，送给自己。
“请问，有‘祖母绿’的戒指吗？”
“真对不起，没有。那种宝石很少见，也许在北京、上海那些城市的古董店里，可以找到。”售货员耐心地向她解释。
哦，没有，当然没有。那本杂志上说，它是一种比较罕见的绿宝石。
“那么，请把这只镶珍珠的戒指给我看看。”
曾令儿把戒指戴在左手的无名指上试了试——当然应该戴在这个手指上，她是个结过婚的女人，她不会忘记这一点。戒指的大小很合适。
“那好，我就买这一只。”
现在，一百多块钱的月工资只有她一个人开销，不必掂量再三，却只能给陶陶买一块饼，而是可以给他买很多饼，可是陶陶已经不需要一块，或者是很多块饼了……
她摩挲着手指上的戒指，走出了工艺品商店。
戴戒指的无名指上，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好像她刚和哪个人结了婚。不过那个人绝对不是左葳。
卖蜡烛的商店，仍在十字路口。只是卖蜡烛的老头，已经换成一位姑娘，她正埋头读一本又厚又旧的书。
玻璃橱里，依然陈列着各式各样的花烛。曾令儿一一细看过去，一对粗大的龙凤花烛，赫然映入她的眼睛。那年，和左葳定情之后，他们也来逛过这家花烛店，看到过和这副一模一样的龙凤花烛，那时她下定决心，等他们结婚时，一定要买一对这样花烛。左葳曾笑她“土气”，她不服气，认定卧室里点上这样的蜡烛，比电灯的情调更好。
可惜她这辈子，再也用不上这样一对花烛了。
“同志，请问这蜡烛多少钱一对？”
“十八块。”
“我买一对。”
曾令儿把那包着蜡烛的纸包，小心翼翼地装进手提袋，回去送给那对新婚夫妇，他们会喜欢吧？她一面走，一面想象着他们点燃这蜡烛时的情景，心里好生高兴，好像是自己终于实现了多年前的夙愿。
果然，下了斜坡，就看见了那家西餐馆子。
左葳在这里请她吃过一次西餐。那是她头一次吃西餐，不知道怎么用叉子、刀子，把盘子弄得叮当乱响，怎么也切不开盘子里的鸡。最后，那块鸡还滑出了盘子，掉在桌子上，弄污了洁白的桌布，还碰倒了桌上的酒杯，很扫左葳的面子。而现在，她什么都不怕了，虽然知道这一次比上一次高明不了多少。但不和左葳在一起，样样事情都显得轻松，自如，自信。
西餐馆的生意很好，算她运气，竟然找到一张靠窗的座位，从窗里可以看见海……然后她满意地低下头来，研究菜单。
“请问，我可以坐在这里吗？”一个男人的声音在问。
曾令儿吓了一跳，这声音太像左葳的声音，以至她抬起头来，愣愣地、视而不见地对那男人望了很久。
“对不起，别的桌子都坐满了。”穿花格子衬衣的年轻男人，以为她不同意，便客气地解释道。
“当然，当然可以。”不是，当然不是左葳，她松了一口气，把自己的餐具，往跟前挪了挪。
“谢谢。”他入座了，“您也是来开会的吧？”
“哦，是的。您……”
“我也是来开会的。”
他也是来开会的……好年轻啊。他们这代人真走运，一从学校出来，就碰上了好时候。不像他们，一生中最出成果的年华，白白地丢失了，再也追不回来了。
“您是……早年毕业的吧？”
“六十年代初。”
“噢，正是我们学界的领头人呢。”
汤上来了。
“请问有胡椒吗？”
“自己拿去。”服务员冷冷地说。
“您坐着，我去拿。”年轻人说。
“谢谢。”
炸猪排又上来了。
“辣酱油呢？”曾令儿又问。
“自己拿去。”
曾令儿笑眯眯地看了年轻人一眼，他也在对她顽皮地笑着，然后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自己拿去！”都忍不住大笑起来。
那顿饭吃得很愉快，谈话对手虽然年轻，但接受和储存信息的能力似乎很强。跟他谈话，似有新鲜血液，注入曾令儿的心中。
她羡慕不已地想，年轻，该有多好，还有很多时间，去做更多的事情。
午饭后，她到海滩上去了。她把鞋子脱下，提在手里，向很远很远的岸边走去。新草帽的绿色飘带，在她的脑后随风飘拂。
开始涨潮了，潮头似乎很大，她想了想，对了，今天不是阴历初一，就是初二。
浪头一个接着一个向岸上扑来，溅湿了她膝盖以下的裤脚，湿漉漉的裤脚紧裹在她的小腿上，让海风一吹，还真有点凉飕飕的。
她在一片礁石旁收住了脚。这便是那一年，他们游泳的出发点，叫做“老虎头”的地方。它一如当年，岿然不动地伏在原地，承受着海浪的冲击……
原以为往事如风一般吹过，如云一般流散，而记忆也如荒草覆盖的小径，再也找不到回去的路了，然而到了这里，才知道那些东西并没有死。就像马王堆里，和那女尸一同在暗无天日的地底，深藏了两千多年的种子，据说还能发芽。
但……
到底已和当初不同。
她已明白，令她心潮激荡、无穷眷恋的，已非左葳，而是她度过如许年华的大地，以及她慷慨献出自己所有的，那颗无愧的心。
她终于相信了那句老而又老的话：“时间可以治愈一切创伤。”而留下的，肯定是那最结实的东西。
“无穷思爱”……
这句话真好，像她，像她的一生。
赤裸的脚心，感到了细沙被回浪带向海里的流泻，也感到了几乎感觉不到的、微微的下沉，要是她当初站在这里一动不动，也许已经沉入海底？
她爬上礁石的最高处，面向大海坐下。看女人们用一枚细细的铁钎，在礁石上剜海蛎子。
还有一个钓鱼的老头。他的运气似乎不太好，又过分性急，每当他收起渔竿，都会失望地叹气，还要四下里望望。可见他很好面子，不愿意别人知道，他是个不中用的渔翁。所以每当他收回渔竿的时候，不等他四下张望，曾令儿就赶紧别过头去，她不愿使老头难堪，当然也不忍心眼看他人的失败。
曾令儿想起自己的父亲，那绝对是个不同的人，他不怕把自己的错处摊给人看，就好像他很为自己的错处得意。
天阴了，南面生起了可怖的黑云，也将远处的海面染黑了，看样子会有一场大雨。
剜海蛎子的女人走了，钓鱼的老头也走了。游泳的人们急急地向岸边游返，躺在沙滩上观海的人们，裹紧五颜六色的大浴巾，纷纷返回自己的住地。远远望去，像一群迁徙的阿拉伯人。
曾令儿依旧坐在礁石上，瞧大海如何倾尽自己的力量，从遥远的地方赶来，一次又一次奋不顾身地冲向礁石，又被礁石撞得粉碎……从海诞生那天起，直到现在，从未息止。
她闭上眼睛，一面倾听着大海被礁石粉碎时，发出的壮烈轰鸣，一面想：海啊，你为什么一定要到陆地上来呢？
好大的雨啊，它把沙滩上的树枝、木片、汽水瓶、罐头盒、塑料袋……一切肮脏的东西，一股脑儿地往海里冲去。陆地干净了，海却脏了，脏得一塌糊涂，不堪入目。
回到宾馆，曾令儿已全身湿透。
天色很暗，桌上的台灯亮着，是服务员为她开的灯吗？
桌上有一张便条。
适才来访不遇，深感遗憾。六点半钟，我在楼下餐厅等你，我们共进晚餐如何？
卢北河？
她跌坐在桌前的沙发椅上，旋即又跳起来——她的衣服上全是雨水，会把椅子弄湿。
“曾令儿同志”！这称呼让她感到有趣，也使她想起卢北河那总是一本正经、老成持重的样子。难道她现在还是那个样子？她当然要和卢北河“共进晚餐”，她多么想知道老同学们的消息。
但她先要洗个澡，在火车上熬了几天几夜，她脏得像个泥猴儿。
刚洗完澡，电话铃就响了。
“喂，请问哪一位？”
“是我们呀！”新郎的声音，从话筒里传了过来。
“嗨，我买了一对龙凤花烛送你们，你喜欢吗？”
“当然喜欢，太谢谢你了。”
“真的？”曾令儿哈哈大笑。
“怎么样，不是说好了，晚上一块游泳去。”
“哎呀，实在对不起，晚上有个老同学约我一起吃饭呢。再说——”她看看窗外，依旧豪雨如注，“这样的天气，还是在家待着为好。”
“不对，这样的天气游泳才有意思。”
那位新郎准是个喜欢冒险的家伙，像我年轻的时候一样，曾令儿想。也许他还想在新婚的妻子面前，一展男子汉的气魄？
“你不去也罢，我们去，明天你再和我们一道去吧。”
“你们打算上哪儿去游？”
“‘老虎头’啊。”
“那地方不能去——”
“为什么？”
“不行，绝对不行，四千米外，有一处涡流。”
“你放心，我不往那么远的地方游就是了。”
“我劝你还是别去。”
“好，好。谢谢你的关心，咱们明天见。”新郎挂上了电话。
然后曾令儿下楼到理发室去。
“烫头发吗？”
“不，吹干就行了。”
为什么要去“老虎头”？曾令儿不安起来。可怕的“老虎头”旋涡啊……
那年夏天，他们在E市过夏令营时，那些不屑以晒太阳为主的游泳高手，天天晚上，总是结伴从“老虎头”出发，向着月亮游去。
月亮的清辉，从天边垂落下来，在海面上铺设出一条碎银般的路，从海的尽头，一直铺到人们的脚下。你觉得那条路，距你顶多不过五尺，谁都可以轻易地越过那五尺，踏上那条碎银铺就的路。可是等你游过那五尺，它又往前挪了五尺，继续闪烁着诱使你前游的银辉……
有一天，曾令儿忽然在自己的右侧，发现了左葳，他每挥动一下左臂，就把那张笑嘻嘻的脸儿朝着她。
一刹间，同学们的呼喊听不见了，海潮掀起的涛声也听不见了，她只知道随着左葳，不停地向着月亮游去。好像那儿就是他们的新屋，她和左葳将住在那如水一般清纯的月亮里。
隆隆的浪头压过来了，来得那么突然，曾令儿赶紧吸口气，钻进浪底。等那轰鸣的海浪从她头顶滚过，她又猛然钻出海面时，却不见了左葳。她顿时魂飞魄散，急急地四面张望，什么也看不见了，连月亮似乎也沉进了海底。
“左葳！——”
没有回声。
“轰——”又一个浪头，山一般地压过来了。她知道，水下一定有搅动的急流。她为左葳感到害怕，不知左葳的水性到底如何，有没有足够的经验，对付这危险的情况。
“左葳！——”
仍旧没有回声。曾令儿哭了，她放开喉咙，嚎啕大哭。像老家那些渔民的妻子，跪在海滩上，面对大海，呼天抢地地哭那出海不能回来的丈夫，直哭得死去活来，天昏地暗。
但她终于看到不远的海面上，忽沉忽现地漂着一个黑乎乎的、葫芦瓢样的东西。她潜下水去，像条箭鱼那样快地蹿了过去，伸手往前一扑，啊，那是软软的头发，左葳的头发。
她用力把他朝自己身边拉来，可是，有一股强大的、无法与之较量的力量，轻易就把他们拖下海的深处，如果没有死亡等在下面，这种沉落，甚至给人一种无法言说的快感。
曾令儿意识到，他们被卷进了涡流。
就在这时，左葳死死地抱住了她的左臂，她顿时失去了大部分力气。她明白，她应该朝左葳的头部猛击一拳，他才可以松开她的手臂，不然他们很快就会葬身海底。然而她下不了手，只是无谓又无望地挣扎着，白白地消耗着体力。腿和手臂，很快就变得铅样沉重，她要死了，她想，和左葳一起。想到左葳会死去，她才猛然清醒，她不能沉下去，她必须活着，只有她活着，左葳才能活，他的命此刻就系在她的身上。
于是，她狠起心肠，朝左葳头上猛击一拳，他哆嗦了一下，松开了死死抓住她的手指，曾令儿重又抓住他的头发，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然后放松自己的肌肉，让身体随着那股涡流，上下旋转，等她觉得上升到旋涡的喇叭口时，便奋力一跃，划出水面。
她深深吸了一口气，想：有救了！然后一只手揪着左葳，一只手臂向前划去，她的牙齿咯咯咯地磕出声响，不是因为寒冷，而是因为后怕。
左边的小腿，因为用力过度，开始抽筋，她只好放平自己的身体，任它随海浪漂浮。她节省着每一丝力气，只在海浪把她托上浪峰时，才用臂膀划动……
就这样，凭着非人的意志，她终于把左葳带上了岸。
左葳复原了，曾令儿却因肌肉拉伤，一瘸一拐了很久。
“您看看，满意不满意？”女理发师问道。
曾令儿猛然一抖，从那可怕的回忆中醒来。
镜子里，是一个变了模样的她。原来胡乱盘着的长发，被挽成一个油光可鉴的髻子，堆在脑后。露出了她高而宽的前额，右鬓那一绺宽宽的白发，反倒为深棕色的头发，平添了一份神采。
“谢谢你把我打扮得这么漂亮。”
“那是您本来就生得漂亮。”女理发师笑着说。
曾令儿大笑，并且认真地对着镜子瞧了瞧自己：“天哪，这辈子，我还是头一次听见有人这么赞美我。”
她付了钱，走出理发室。看看表，正好六点半，便向餐厅走去。
窗外，雨还在下着，曾令儿又感到一阵莫名的不安。
雨为什么还不停呢？
她们静静地相视而笑。
曾令儿目光温暖地瞧着卢北河的眼睛，卢北河却在瞬间打量了曾令儿的全身。
她竟没有变。哦，也许说她变得更漂亮了才恰当。她的那双眼睛——啊，也许因为有些近视，显得蒙眬。
墨绿色带小白点的绸衬衣，系在白色的长裤里。式样尺寸都不合适——想必是在他们那个小城做的——然而色调却是雅致的。
卢北河怎么忘了，不论什么衣服，穿在曾令儿身上，都很洒脱。记得她刚入学那年，还穿着渔家女儿的宽脚裤呢，又短又肥，但穿在她的身上，自有一种飘逸之感。
腰身还保持着女孩子的窈窕，卢北河甚至不愿相信她档案上的那些结论和处分。
她注意到曾令儿手上的戒指，是为了纪念某人或某事吗？只有在她的安详自若里，才可以看出，她已是个成熟的妇人。那是一个饱经忧患，或是死而复生的人才有的神情。
面对这样一个曾令儿，卢北河忽然觉得失去了自信。
“我们又见面了。”卢北河说，语调中不觉流露出真正的高兴，甚至还有一点儿羡慕。她被自己这种情绪吓了一跳：曾令儿有什么可让她羡慕的？
卢北河觉得自己今天有些奇怪，有些不像自己了。她甚至羡慕起那些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轻薄姑娘，她们一个个扭着细细的腰肢，旁若无人地在男人面前和餐桌之间走来走去。再看看自己身上那套灰色派力司的衣裤，好生沉闷：过去我怎么不觉得呢？其实，她的一生，都是在这沉闷的灰色中度过的。
“真好。”曾令儿安静地说。
看见了卢北河，她好像重又回到学生时代，一支她很喜欢，又久已不唱的歌曲，在心头响了起来：
“你，过得可好？”
“还好。你呢，老同学们呢？告诉我他们的消息，毕业以后，我和一切人都失去了联系。”
卢北河摆弄着手里的筷子，分开、合起；分开、合起……“八五年，我和左葳结了婚……”她抬起眼睛，看着曾令儿。
哦，这消息有点突然，但任何消息，曾令儿都会感到突然，因为她和过去的生活，脱节了那么多年。左葳当然应该结婚，和卢北河，或是和一个别的女人。她早已心平气和，早已原谅了他的薄情。她的理智和对他的爱，持之以恒地拼搏、较量了二十多年，现在，她足以经受任何程度的考验。
她的心里，仍在唱着：
最困难的事情已经过去，卢北河想。她继续说下去：“我们有一个儿子，刚上大学一年级。”
儿子！曾令儿想，如果陶陶还活着，应该二十五岁了，该是那男孩同父异母的哥哥。
“像你，还是像左葳？”曾令儿惊异自己说出“左葳”，如说出雨伞、鞋子、玻璃杯……那样容易。
“唉，谁都不像。”
但陶陶像左葳，简直是左葳的缩小版。
“也许取你们两个人的优点。”
“缺点吧。”卢北河自嘲地说。好了，这个不可避免的话题，总算过去了。
“我们点菜吧，你爱吃什么？”
“我好像什么都爱吃。”
“好吧，酒呢？”
“‘四特’怎么样？”
“我随你。”卢北河说。
曾令儿有好胃口，样样菜肴都令她发出惊叹：“内地的烹调技术太好了，我久已没有吃过这样的饭菜，恨不得自己有两个胃才好。”
可曾令儿还是那么瘦，肚子瘪得像——像钢板。不像她，已经显得大腹便便。她笑了起来：“你还记得你的绰号吗？”
“当然记得。‘钢板’对不对？就是现在，再做二百多个‘仰卧起坐’也不成问题，你要不要我做给你看？”曾令儿推开椅子，仿佛立刻就要躺到地板上做“仰卧起坐”。
“当然，当然。”卢北河握住曾令儿的手臂，“你不会喝得太多吧？”
曾令儿举起酒瓶看了看：“喝了不少，不过我有好酒量。我爹曾希望有个儿子，可以陪他出海，可以陪他吃酒。可我娘偏偏生了个女儿，不过等我长大以后，他对我说，他不再懊悔，我多少也顶个男儿了。”
她好像很兴奋，眼睛闪闪发光，两颊泛起桃红，还不断笑着，话也很多……也许这是个谈话的好机会。
“曾令儿同志……”
“叫我曾令儿，谢谢，这会多给我些快乐。”
“好吧，曾令儿，知道请你来做什么吗？”
“开会嘛。”
“这个会议不光务虚，还要务实，会议结束后，就要落实任务。你将会留下来，担任微码编制组副组长的工作。”
曾令儿双手一拍，抱在胸前：“卢北河，你太可爱了，给我这样一个好消息。就是在梦里，这也是我爱不释手的工作。真的，有时做梦，都梦见我在编码。”
“你爱得太多，又太竭尽全力。”卢北河想，她必定也梦见过左葳。
“对，爱一切。”曾令儿想起“无穷思爱”那句话，笑了。
“可为什么要当副组长？你知道，我从来不是当官的材料，在学校的时候，你好像还封过我一个文体委员的角色，因为工作不称职，让人家给罢免了，你不记得吗？”
“这不是官，就是个召集人而已，何况还有一位正组长呢。”
“哦……”曾令儿点点头，似也同意了这种安排，“不过那位正组长，好合作吗？”
“这个……不那么困难，也……也许不太容易，这正是我所担心的。”卢北河深感为难地说。
“不必为我担心，我会随他的意。只要能做这个工作，我就心满意足了。”
“但……那个人是左葳。”
曾令儿放下手里的筷子，瞪大眼睛瞧着卢北河，卢北河低下了头。
“这是哪个家伙安排的？”曾令儿觉得一定有人在恶作剧。
“对不起，是我。”卢北河几乎说不出声。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难道不知道，这有多么不合适？”曾令儿悄声对卢北河说。
“知道。不过，那难道是永远不能解开的仇恨吗？有人年轻时相爱，分手，然后又各自有了美满的家，当他们重新聚首时，仍然可以像老朋友一样，道声‘你好’。原谅他吧，曾令儿。”
相爱……
分手……
不，卢北河根本不懂，也根本不知道她和左葳之间，发生过什么，这个秘密只能带进坟墓了。
陶陶！
那难道是少男少女间聚散匆匆的爱吗？像喇叭花一样，只开一个早晨？
陶陶！
左葳是什么？就算她曾把他的名字文在自己的皮肤上，她也会连皮带肉、带血地把它抠掉。就算他印进过她的脑子，她也会敲开脑壳，把脑子取出来，烫平那一道记忆的皱褶。经过二十多年的奋战，她总算完成了这个工程。
左葳对她，已成过去。
只有陶陶，才是融进她血液中，渗进她灵魂里的哀痛，为什么要拿左葳来戳这个哀痛呢？
一个人的一生中，可能会有一次轰轰烈烈的爱情，然而它不一定是生活中最伟大、最永恒的感情。
“不是原谅不原谅的问题——你不知道，我并不恨他。实话对你说，在来E市之前，甚至在来E市的火车上，我都不能肯定，我和左葳是否已经了结。我以为到了E市之后，会触景生情，旧情复萌。然而我终于弄清楚了，在我心中恢复的，不过是爱的感觉罢了。爱海湾、爱礁石、爱不相干的旅伴、爱记忆、爱逝去的年华、爱我年轻时爱左葳的那颗心、爱微型电子计算机、爱微码编制组，爱一切……却偏偏不是爱左葳。真奇怪，就像听惯了紧箍咒的孙悟空，某个早上，一觉醒来，突然发现头上的箍不知什么时候掉了。有很多、很多年，我不会爱，也不能爱……你有没有尝过不能爱的滋味，那感觉可怕极了。我真高兴，我重又变成一个可以充分感知的人。”
“难道只是因为你不再爱左葳，便不肯和他合作吗？”
“哦，不，不。只是太难堪了。”
“他需要帮助……”卢北河烦恼地闭上眼睛，把前额支在交叠的双手上。
卢北河沉重而痛切的语调，让曾令儿吃惊：“这怎么可能？以他的能力来说，完全可以胜任。”
卢北河睁开双眼，那里面似乎藏着许多不能与人言说的苦恼：“曾令儿，你完全不了解他，虽然你那样疯狂地爱过他，然而你爱的不过是他的某些部分，我接受的，却是他的全部。”眼下，她再不是那个无知无觉的泥菩萨，而是一个像曾令儿一样普普通通的女人，一个由于丈夫不尽责任而操尽了心的女人。
“别那样说他。”曾令儿不喜欢听人抱怨。
“你不了解他。”卢北河再次强调这一点，“帮帮他吧，你曾多次在他困难的时候帮助过他。”卢北河有气无力地说。谈话越深入，她好像越没了主意，她的果断和铁腕都跑到哪里去了？
只有低声下气地继续恳求，因为，曾令儿是慷慨的。
三年级的时候，左葳得了肺结核，他不愿休学，那将会耽误一个学年，可是校医室不同意，担心他会传染其他同学。
整整一年，曾令儿既要听课，做笔记，做作业，还要替左葳补笔记、补功课。从三年级开始，又是大学生活最为忙碌的时期。
她没有一天在十二点之前就寝，常常是一个星期也顾不上洗澡，更不要说是洗换衣服。
左葳每每在她身旁坐下后，总要像一只娇气的猫那样，不停地扇动着鼻翼：“你洗洗头发好不好？”
曾令儿便会红着脸儿，用双手捂着自己的头：“啊，真对不起，我——我忘了。”她甚至不敢说，她忙得一塌糊涂，怕他因为占去她的时间，而心生不安。再说，他有病，心情和脾气都不佳。
或者，当曾令儿给他边讲解边做图示的时候，他不去看那图示，却常常盯着她衬衣袖口上的污迹，不高兴地说：“你不能换换衣服吗？”
曾令儿抱歉地笑笑，无奈地把袖口往里折一折。
“折一折有什么用，难道它就干净了？令儿，我喜欢女孩子总是清清爽爽的。我请求你，为我这样做吧。”
他对她在数学演算方面的才能，也似乎失去了兴趣，这让曾令儿感到忧伤。她太笨，没有多少“爱情招数”，只会用比赛数学演算的办法，去赢得左葳的青睐。过去，每当她轻而易举地战胜一切对手之后，总会换来左葳热烈的目光。可是，汗馊味儿的头发和肮脏的衬衣，把什么都毁了。
她只有睡得更晚，就连吃饭的时候，也在背课堂笔记，就连走路、骑自行车的时候，也在背外语单词，直背得她从自行车上翻倒下来，滚到汽车轮子旁，差点让汽车碾死。
那司机好意要载她去医院，为她包扎好流血的额头和膝盖，她却说：“不，不，这不怪你。我还有急事，您别担心，没事儿。”
她咬着牙，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屈伸着摔破的膝盖给那司机看。然后又在路边的水龙头下，冲洗干净额头和膝盖上的血迹，赶到左葳家里给他补课。
她瘦了，晚上有盗汗，还有干咳，不过她并不在意，她想都不曾想过，左葳的肺结核可能传染给她。
学年考试的时候，不论考试科目或考查科目，左葳全达到了升级的标准，并没有因休学一年而耽误升级，而且病也好了。
“怎么谢你呢？”他心情好的时候，真像天使。
“亲我一下就行了。不，不是嘴唇，是这儿，对，脑门儿。”
“那有什么意思！”
“咦，你没听说过吗，我的脑门又高又宽，这里面有——有智慧。亲了我的脑门儿，你下学期的数学，肯定更有长进。”
“什么智慧！你这再傻不过的小傻瓜。”
曾令儿疲倦地笑着，闭上眼睛，享受着左葳那并不多见的温存。心里想，我要好好睡上三天三夜，然后洗澡、洗头发，换一套干净的衣服，还要买一瓶香水——也许应该买一瓶鱼肝油，她晚上盗汗得更加厉害。不过她还是买了一瓶香水，因为——左葳喜欢。
那一年暑假，她回到海边的老家。爹见了她那青灰的脸色，黑洞洞的眼圈，吃惊极了。“怎么，那学校里有吸血鬼吗？我交出去的闺女，结实得像铁蛋，现在怎么变成了纸扎的空架子！你们学校是干什么吃的，我找他们算账去。”
“爹，别胡说了。”说完，曾令儿便懒懒地在沙滩上躺下。
整整一个假期，她躺在沙滩上睡呀，睡呀，好像她缺了一辈子的觉，要在这里一下子补齐。她在海风里吹呀，吹呀，任新鲜的空气，洗干净她的肺。她在爹的督促下吃呀，吃呀，吃尽了海里的宝贝。爹乘船出海，爹扎猛子下海，他知道从海里取回什么，才能治好曾令儿的病。
爹拿主意，又给她续了一个月的“事假”，曾令儿才算缓了过来。
临回学校的时候，曾令儿说：“爹，我最爱您。”曾令儿的母亲过世早，爹疼她，没有再娶。“等我毕了业，我接您到城里去。”
“嗯，你爱爹。爹也知道准还有什么东西，揪着你的心。可是爹不难过，人总是一茬接一茬地活下去……去城里就算了吧，爹离了海，离了船，反倒活不长了。你记着常回来看看我就行了，别等弄成这个样子才回来，像从棺材里爬出来的。我这心里——不好受啊！”
没有，曾令儿再也没有回来过，因为她后来的情况，比从棺材里爬出来还惨，她不愿让父亲心里难过。而且人家也不准劳改分子探家，就连爹去世的时候，也没允许她回老家送葬……
“我好像和你跑了一组接力赛，你跑前二百米，我跑后二百米。”卢北河苦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她和曾令儿换了位置，可怜兮兮的不是曾令儿，而是她自己。
她们好像海面上擦舷而过的两条船，一条是富丽堂皇的白色游艇，绘有金色的图饰，船儿随着自己的意志，在海面上平稳地行驶。一条是老旧的木船，补缀过的风帆，任风的意志，东西而南北。曾令儿吃力地撑着舵，划着桨，木船随着海浪上上下下地颠簸。
卢北河的船很快就把曾令儿的木船甩在了后面，信心十足地向着目的地驶去。她站在船舷上回头远望，曾令儿那一摇一摆、上下颠簸的木船，影子越来越模糊了。
可是船员突然告诉她，船上的主机出了故障，再也无法修复，而油泵房也开始进水……
真可怕，她怎么到今天才明白这个道理：她这一生并没有目的，也就永远没有目的可以达到，她不过是在虚幻的海市蜃楼间穿行。
她这是怎么了？也许是酒的作用。她不该再喝，可是她的手，不由地又拿起酒瓶，把曾令儿和自己的酒杯斟满。
“你已经超脱了，因为你不再爱了。一个人只要不再爱，就胜利了。因此，我想说几句不怕你不高兴的话，多少年来，我们争夺着同一个男人的爱，英勇地为他做出一切牺牲，到头来发现，那并不值得。而他对我们的牺牲全然不觉，或许他认为理应如此。”卢北河慢慢呷着杯中的酒，冷静地说着这些似乎和自己毫不相干的话。在她成年后，这也许是她头一次袒露自己。几十年的压抑，却在这里找到一个缺口，完全不是因为什么特殊的理由和需要，只是她的船翻了，如此而已。
“别这么说。你爱，那就谈不到是牺牲。”曾令儿不知道卢北河在别后的日子里，有过什么样的经历，难道她和左葳过得不快活吗？“你们过得不幸福？”曾令儿同情地问。
“不，幸福极了。我们从来没有拌过嘴、吵过架，幸福得如同一个随心所欲的主人，和一个唯命是从的奴隶。”
看见曾令儿睁大了惊奇的眼睛，卢北河又说：“你觉得奇怪吗？其实，过去你在和他的关系里，扮演的是和我一样的角色。”
“天！你说什么？我一点没有这样的感觉。”曾令儿拼命摇头。
“也许这根本不是左葳的错，而是我自己有什么地方不对头……你还背得出我们的历史大系，以及历代皇帝吗？”卢北河神经质地笑笑，提出这个曾令儿在读中学时，不知回答过多少次的提问。
曾令儿认真地想了想，摇摇头，笑了：“不，背不出了，虽然我常常为这道题拿五分。”
“可是人们记得李白、杜甫……对吗？”
曾令儿咂摸着她话里的苦涩：“是啊，人生里原有成千上万种角色，可供我们选择……珍惜你得到的吧，也许我这是庸常之辈的想法……你只要想想，有人想得还得不到呢。比方说，一个女人，她可能是数学博士，然而她却不一定赢得爱情，不能体味做妻子的幸福，不得不忘记她是一个女人……对某个具体的人来说，人生的某些高度，是他注定不能越过的。大家如是，自古难全，你我亦然。还有……不必对左葳有更高的要求。”她握住了卢北河的手，很凉，于是她慢慢揉搓那手，想要使它温暖起来。
卢北河心烦意乱：“还是……我们还是把这件事做完吧。”
“什么事？”
“左葳。”
“……”
“求求你，帮我把这最后一棒跑完。”什么危难卢北河都能躲过，却躲不过左葳。也许曾令儿说得对，人生里的某些高度，是她注定不能越过的。
“你让我想一想……”曾令儿拿起酒杯，抿了一口，“莫使金樽空对月，来，再喝一点吧。”
卢北河却一仰脖子，满满一杯“四特”下了肚。
酒是好东西，借着它的热力，卢北河努力振奋自己，几十年来，她把“卢北河”这个角色演得好好的，今天险些毁于一旦。她真是昏了头，好在曾令儿是个没有心计的人。
“让我们把刚才说的话，全忘了吧。”卢北河用手掌理好自己的头发，抚平自己的衣襟，之后，好像又钻回她那套灰西服里去了。
好快！曾令儿不得不佩服她的自制力。
“当然，你什么也没说，我什么也没听见。”曾令儿会心地微笑着。
卢北河把这样一个难做的题目推给了她。
她对卢北河说，她并不恨左葳，也知道左葳已成过去，那么，究竟是什么在妨碍她呢？
左葳后天就要到会场上来了，卢北河说。曾令儿有足够的勇气和他见面、点头、握手……但她无论如何不能面对面地，从早到晚和他一起工作几年之久。他们之间，有着太多的痛苦而又难堪的回忆，他们之间，隔着陶陶。
她想起背着小陶陶夜读时的情景，想起自己常常被陶陶尿湿的背。想起为这一天的到来，为了把自己含辛茹苦，奋斗、积蓄了二十多年的能力和才智贡献给社会，她多少次拒绝了陶陶“和妈妈玩一小会儿”的要求。
“我恨你的演算题！”——有一次她答应带他去春游，却未能如约，陶陶留下这样一张字条，一个人去了……
她永远无法补偿陶陶于一二了。如果有一天，我能对这个世界有所贡献，她想，那贡献里，必也包含着陶陶的一份努力和牺牲……曾令儿的眼睛湿了。
唉，这本应是一个美妙的夜晚。听风的怒号，听雨的淅沥，听涛的呼啸，听自己心底那已然远去的波涛的回声……有多久了，她再也没有贴近海？
她蜷身缩进被筒……
怎么，她好像听见被风吹得如断如续的呼喊……谁在喊，喊什么？
她打开床头灯，看了看表，已是半夜十二点多。风似乎住了，雨也停了。那若断若续的呼唤，变得更加清晰。
好像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似嚎似哭，听起来好瘆人啊。这声音曾令儿太熟悉了，因为她自己也这样嚎过，为左葳、为陶陶。
她跳下床来，走到窗前，掀开厚重的窗帘向外望去。只见远处的海滩上，有几盏灯火，在黑黝黝的天地间闪动着。
她心头猛然一惊，发生了什么事？不由得想起楼下那对新婚夫妇，一个不祥的预感，迅速闪过心头，便急忙穿好衣服，向海滩上跑去。
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在海滩上漫无目的地来回疯跑，一面跑，一面发出撕人心肺的嚎叫。
曾令儿跑上前去，认出她就是来此地度蜜月的新娘，立刻猜到发生了什么事。
她一把抱住那几乎癫狂的女人，怜爱地把她搂进自己的怀里。她的衣衫已被大雨淋得湿透，上下牙齿磕碰出嗒嗒的声响，停一阵又叫一阵地哭嚎着，在曾令儿的怀里盲目地挣扎。
“我是老曾，我是老曾啊！看看我，看看我！”
新娘看了她很久，似乎认出了她，无言地挥手往海面上一指，身子便瘫软地往沙滩上倒下去。
曾令儿坐在湿漉漉的沙滩上，让新娘的上半身靠在自己的胸前，她们一动不动地看着两艘快艇，在海面上穿梭，用聚光灯在海面上扫来扫去。
曾令儿清清楚楚地知道，这一切都已徒然。那个不听她警告的新郎，已经陷入那个涡流。像自己当年那样，能从旋涡里跳出，实属偶然，只能说那是一个奇迹，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人都可以逃脱。
她无比清晰地记起差不多三十年前，身处那涡流中的恐惧、绝望、无力……她为什么不更加珍惜那经过几乎没有生还希望的搏斗而获得的生命呢？这珍惜，意味着使这个生命在更阔大的背景上，获得更大的意义。
靠在她怀里的新娘，已经嚎不动了，她全部的精神、力气，都已耗尽。只有一双眼睛还活着，死死地盯牢在海面上搜索的两艘快艇。
天就要亮了，大海渐渐从黑暗中显出它无比庄严的雄姿，那使大海得以显现的光亮，似乎不是来自天上，而是从海洋深处透出的光柱，将海水映得一片昏黄。渐渐地，从东方的云层里，又透出瑰丽的朝霞。一片金光突然从海面跃出，这金光和霞光又将海面染成金红。
退潮了，海浪哗哗地响着，每响一次，便向海的深处退去一步，而将昨夜暴雨抛进海里的浊物，一口一口地吐出。那些树枝、木片、空酒瓶子、罐头盒子、塑料袋……重又回到海滩上来。
海，越走越远，越来越干净了。碧澄澄、清澈澈的，在朝阳下闪着宁静的光辉。
曾令儿心里呼道：我智慧的海啊！
忽然，打捞的人们向一处海滩迅跑，曾令儿搀起新娘，也向那个方向跑去。
果然是他！永远不再醒来。大海连他也吐出来了，它不肯接受这陆地上的一切。
新娘已是欲叫无声，欲哭无泪。只是用双手抚摸着自己的丈夫，从他的头发摸起，一寸、一寸地，摸过他的全身，直到他的脚尖。仿佛不相信，这个面目浮肿，遍体鳞伤的男人，就是她挚爱的丈夫。然后她厉声一叫，向大海跑去，人们拖住她，把她抱回了旅馆。
曾令儿为她脱去已经撕成碎条的衣裙——不知她是在昨夜的疯狂中自己撕碎的，还是让海滩上的灌木丛剐破的。
又在浴池里放了热水，连搀带抱地把她浸在那池热水里。那可怜的人儿，血液好像都已冻结，全身乌紫。曾令儿守在浴池旁，直到她全身的肤色恢复正常。
给她擦干全身，又换上干净的衣服，逼她服了两粒安眠药，抱她躺在床上。
她睡了，像死亡那么安静。
曾令儿打开他们房间所有的抽屉和柜子，把她丈夫的东西收敛在一起，装进箱子，然后锁好。她真想把那箱子和箱子的钥匙扔进大海，但她想起大海留给她的印象，那印象，她永生不会忘记——把一切不干净的东西吐出去。
又拿过一把椅子，在靠海的窗口坐下，眯起眼睛，一瞬不瞬地望着远处的海，那智慧的海。
就在此时，曾令儿觉得，她已越过了人生的另一个高度。她将与左葳合作，既不是因为对左葳的爱或恨，也不是因为对卢北河的怜悯，而是为这个世界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她舒心地叹了一口气，把双手放在窗台上，尽情地嗅着海的气息。她要等，等那新娘醒来。她将告诉她，她的爱情已经得到过呼应，这种可以呼应的爱情，哪怕只有一天，已经足够。因为还有那么多人，过完了没有被呼应的人生。
还要告诉她，“无穷思爱”那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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