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说：“生长在这样一个时代，像我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可以说极有价值，也可以说极无价值。就纯粹的学术来说，我自问相当低能，丝毫没有贡献可言。就思想努力的进程而论，我则超过胡适至少一百年，超过唐（君毅）牟（宗三）至少三百年，超过钱穆至少五百年。个中的进程，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这些知识分子在种种幌子之下努力倒退，只有我还在前进不已。”

        王闿运80岁，应袁世凯之邀，出任国史馆馆长，进京途经武汉，段祺瑞来访，请求指点。王说：“世上最容易的就是做官，一个人若官都做不好，那就一无是处。过去我年富力强，有许多大事要我去做，现在我老了，无用了，便只好去做官。”

        王闿运说：功名之学，是为功名而求学，功名是登堂入室的最终目的，学问不过是敲门砖，从这门学问，不必深究圣贤的精义，不必身体力行做人的真理，功名到手，砖石尽弃，只需遵循权力场的潜规则即可。

        严复见地独特，往往反常人之道而行。袁世凯任直隶大臣时，写信请他入幕，他骂道：“你是什么东西，够得上延揽我！”但袁被贬回河南洹上老家时，他又为袁鸣不平，说朝廷“自坏栋梁”。到了洪宪帝制时，杨度拉拢他入筹安会，他很不以为然地说：“国事非同儿戏，岂能一变再变？”洪宪帝制失败后，举国声讨袁世凯，他又说：“非袁世凯无以维持残局。”

        康有为自称“教主”，说“不出十年，必有符命”。章太炎嗤之以鼻道：“康有为什么东西！配做少正卯、吕惠卿吗？狂言呓语，不过李卓吾那一类货色！”

        为引起新的文战，刘半农化名王敬轩，直斥《新青年》之非，不想却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对这些新的质疑，钱玄同和陈独秀惟痛骂而已。胡适认为不符合民主辩论的精神，陈独秀说：“吾不屑与辩，惟痛骂而已。”

        “五四”期间，社会上谣传傅斯年、罗家伦被安福俱乐部收买，胡适轻蔑地了写了篇《他也配》，说：“安福部是个什么东西？他也配收买得动这两个高洁的青年！”

        杨度第一次见到孙中山后，即对人感慨道：“与先生畅谈终日，渊渊作高山之响，汪汪若千顷之波，言语诚明，气度宽大，他日成功，当在此人，我也许是他的臂膀！”

        章太炎第一次见到陈宦，便大惊失色地说：“中国第一人物，中国第一人物，他日亡民国者必此人也。”民国初年，袁世凯在北京，黄兴在南京，黎元洪在武汉，隐然成三足鼎立之势。陈宦利用自己与南京、武汉方面的良好人际关系，献计于袁世凯，使袁得以翦除这两个劲敌，为洪宪帝制扫平了障碍，陈宦也因此成为袁世凯的心腹爱将，被重用为四川督军。章太炎死后，陈宦对人说：“从此世间无知我之人，太炎知我，我也知太炎。陆建章说太炎作一篇文章，胜过十万兵马，这是对太炎的轻视；我认为太炎一语，足以定天下安危！”

        章太炎在东京办《民报》时，陈独秀曾去拜访。章的弟子钱玄同、黄侃在座，听到客来，只好躲入隔壁的房里去。主客谈起清朝汉学的发达，列举戴、段、王诸人，多出于安徽、江苏，不知怎么一转，陈独秀忽而提出湖北，说那里没有出过什么大学者，主人也敷衍说：是呀，没有出什么人。这时黄侃在隔壁大声说：“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未必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客闻之索然扫兴，随即别去。

        泰戈尔和辜鸿铭一起获得诺贝尔奖提名，泰戈尔胜出，但辜鸿铭始终瞧不上他。泰戈尔访华，学人踊跃迎迓，唯辜鸿铭闭门谢客。他认为泰戈尔不懂，因此也不懂东方文化的精微之论，不如回印度整理诗集好些。

        英国作家毛姆拜访辜鸿铭，深为中国一些经典著作未能译成西文而遗憾。辜鸿铭答道：“代表中华文化精髓的《四书》，早在一两百年前，已经有外文译本了。”毛姆不信，辜鸿铭便约好三日后拿给他看。接下来辜鸿铭便用了三天时间，译出了英、法、德语的《四书》译本。

        胡适回国时，青春气盛，意气风发，不可一世。辜鸿铭则认为，胡适所持为美国中下层英语，而且不懂希腊文和德文，故必不能窥见西方古今哲学的堂奥。

        胡适寄自己的新作《哲学史大纲》上卷给章太炎，依新式标点符号，在“太炎”二字旁打了一根黑线。章太炎大怒道：“胡适是什么东西，敢在我名字旁边打黑线。”看到下面落款的“胡适”二字旁也有一根黑线，才略感释怀地说：“罢了罢了，这就算抵消！”

        刘文典善治，有《庄子补正》十卷，陈寅恪为之作序。他对此十分自负，有人问他古今治的得失，他说：“在中国真正懂得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文典。”他在西南联大讲，每次开讲，必先说一句：“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吴宓也常去听，总坐在最后一排。当刘讲到自以为独到处时，总会抬头向后排张望，问：“雨僧兄以为如何？”吴宓必然会站起来恭恭敬敬地说：“高见甚是，高见甚是！”

        日军空袭昆明时，警报响起，大家纷纷躲避，刘文典看到沈从文也在匆匆逃避，便忿忿不平地对人说：“我是为庄子跑警报，因为只有我能讲，他沈从文是为谁跑呵？”

        章士钊认为康有为的文章，多有夸大之词，是其性习使然，又系政治作用为之也。他以为“南海诗文，向欠洗伐之功，笔端起处，即倾河倒峡而出；其勉强趁韵处，往往活剥生吞，无暇咀嚼，以诗律言，诚达不到一个细字。”

        胡适跟陈独秀关系非常，或畅谈，或争论。有一次争论得厉害，陈独秀问：“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胡适生气了，说：“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拿起拐杖，在地板上连连笃了几下，就走了。而他在检讨自己时，对陈独秀的苦干精神是佩服的，他说自己“一方面不能有独秀那样狠干，一方面又没有漱溟那样蛮干，所以我是很惭愧的”，他崇敬两人的精神，相形之下他自己显得软弱多了。

        黄侃到中大教书，最初尚受尊敬，后来朱骝先作校长，朱是党国机要，无暇顾及对他的礼貌，黄勃然大怒，说是师道沦亡，一定要卷行李滚蛋。国文系再三挽留，朱亲自出马挽留，他还不肯，写信给他的学生们：“……但既已恳辞于前，又复勉留于后，直视去就如儿戏，诸生何取焉？‘慎尔忧游，勉尔遁思’，诸生爱我，当为我咏也。”

        1930年，陈独秀贫匮无以自济，精神却异常饱满。他对郑超麟说：“吾恍似回复‘五四’建党之初，精力正无穷也。”

        1944年，西南联大国文学会举办“五四”文艺晚会。晚会最后，主席罗常培宣布：“今天唱压轴戏的是杨金甫先生，杨先生将赴美国讲学。”杨金甫讲完后，闻一多径自上台说：“今天唱压轴戏的，不是杨先生，而是我！我研究中国文学二十年，目的就是摧毁这座封建的精神堡垒！”

        五省联帅孙传芳拜谒马一浮，马不见。马的家人提议：“可以推说不在家。”马说：“告诉他，人在家，就是不见！”

        曹聚仁在南社演讲，说到南社和辛亥革命的关系，认为辛亥革命是浪漫气氛很浓的政治运动，南社的诗人是龚自珍气氛的诗人，而林庚白就是活着的龚自珍。柳亚子深以为然。但林庚白极不满意，他说：“我心目中尚且无李杜，更何有龚自珍！”他曾说：“十年前论今人诗，郑孝胥第一，我第二。倘现在来看，那么我第一，杜甫第二，郑孝胥还谈不上。”

        抗战中，马寅初常发表激烈演讲，抨击政府的腐败。蒋介石召他去问话，他说：“文职不拜见军事长官，没有这个必要，见了就要吵嘴，犯不着！再说，从前我给他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应该来看老师，哪有老师去看学生的道理！”蒋介石知道后对人说：“我请他来是为了谈经济问题，以后有时间，他随时可以来！”

        钱钟书曾在余英时等人面前批评陈寅恪太“trivial”（琐碎、见小），即指《元白诗笺证稿》中考证杨贵妃是否以“处子入宫”那一节。余恍然钱钟书对陈寅恪的学问是有保留的。余本想说，陈氏那一番考辩是为了证实朱子“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的大议论，不能算“trivial”，但那时钱钟书正在余家作客，这句话余无论如何当众说不出口。

        1941年圣诞节，日本军队袭入香港。经过九死一生的挣扎，梁漱溟终于逃脱虎口。他乘船逆西江而上进入广西。在安全抵达国统区以后，他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这一番话，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内的许多的人讥评，而梁漱溟却回答他的朋友说：“狂则有之，疯则未也。”

        中共建国后召开第一次文代会时，聂绀弩和楼适夷作为香港地区的代表参加。会议结束前，他们接到通知，某首长在北京饭店接见。到了出发时间，聂绀弩仍高卧在床，楼三番五次叫他也无结果，只得动手揭他的被子。他坐起来，睁开睡眼说：“要去，你就去。”“约定的时间到了。”“我不管那一套，我还得睡呢。”说完，他又钻进被窝大睡去了。楼只得一人去见首长，还得为聂绀弩找一番托词。

        “雷震案”之后，在公开场合下，殷海光常常独自不语，见到一些老友时，脸上也显得一片“冷漠”。傅乐成有一次与之谈及“雷震案”，殷海光只说了一句：“怎么得了啊！”这时他的心情，正像当年在西南联大那个寒夜中长吟李白的那首诗一样：“拔剑四顾心茫然”，颇为绝望。后来殷海光生病，傅乐成与杜维运去医院看他，“他只是微笑，不发一言；继而杜维运也上前搭讪，态度仍是一样，弄得我们十分尴尬。”离开医院，傅乐成无奈地对杜维运说：“你看他像不像苏格拉底？”

        钱钟书拒绝新闻界采访，他的名言是：“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好吃，这就行了。何必要看生蛋的鸡是什么模样？”他也从不做寿。在他八十岁要过生日时，家中的电话一度闹翻了天。学士通人，亲朋好友，机关团体，纷纷要给他祝寿，他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还准备为他开一个纪念会或学术讨论会，但钱一律坚辞。对这类活动，他早已有言在先：“不必花些不明不白的钱，找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些不痛不痒的话。”

        钱钟书出名后从不参加任何会议是出了名的，对雨后春笋般冒出的各种学会他也一律谢绝挂名。杨绛因翻译《唐·吉诃德》而获西班牙政府颁发的大奖，西班牙驻华使馆请她，第一任大使邀请，她谢绝了；第二任大使送来正式的书面邀请，她正式地书面谢绝了；第三任大使通过原社科院院长马洪去请，她才赖不掉了。钱钟书不无得意地对人说：“三个大使才请动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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