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识到卢海毅的与众不同，是在他刚进幼儿园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是九月初，是幼儿园开学的第一天，我到幼儿园去找我的球友李国富。李国富是幼儿园的伙夫，我到幼儿园去的时候，他正忙着给小朋友们做午饭，没空跟我说话，就在幼儿园里到处乱转。

        我听到东北角的教室里哭声震天，显然这一定是小班，有很多孩子是第一次来幼儿园，所以免不了要哭。我兴致勃勃地走过去看，里面的二十几个小朋友比赛一样地哭着，忽然我发现教室的正中央有一个小朋友并没有哭，在这样一群哇哇大哭的小朋友里面，他实在是显得太突兀了，他明显比别的小朋友壮实，也高很多，皮肤是黑褐色的，剃了一个几近光头的平头，穿着一件上面印有奥特曼的皱巴巴的旧t恤，他东张西望地看着那些哭哇哇的小朋友们，眼里透着不耐烦和蔑视。

        我一眼就认出这个小朋友就是街上卖粉阿香的儿子卢海毅，她的粉店就在我的杂货店的旁边，因此我们很熟。阿香长得很壮，骨架很大，卢海毅的壮实很明显是从他的妈妈那里遗传过来的。阿香的老公叫卢湖，脸圆圆的，有点矮胖，笑眯眯的，人很窝囊，街上的人都知道阿香在光明正大地偷男人。有时候卢海毅给杀猪佬们送粉过去，杀猪佬大多比较缺德，爱拿卢海毅开玩笑，问他你爸你妈昨晚上做了没有，而卢海毅也总是老老实实地回答说“做”或者“没做”——他在杀猪佬们的诱导下，早已经知道什么是“做”了。

        那时候礼建刚刚开始流行买“特码”，各种各样的传闻满天飞，大多都是谁谁谁又买中了赚了多少多少钱、谁谁谁的预测特别准之类的谣言。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一大堆人围着一个乞丐，有的给他买粉吃，有的给他钱，有的甚至给他下跪，为的就是想从他那里问出“特码”来。我自己并没有买过，不知道具体是怎么买的，从旁的人那里听来，大概就是买数字，一到四十九，赔率是一赔四十，很明显按这个赔率最后总是庄家赚钱，不过也有庄家亏钱的时候，一般庄家实在赔不起了就索性卷款而逃，不过这样的情况毕竟是少数。围绕着这个“特码”产业又产生了一些周边的产业，比如卖油印的小报（小报里有许多半通不通的诗，暗示下期“特码”出的是某个数字），很多术语也冒出来了，比如“绿波、红波、蓝波”之类，还有十二属相——码民们把数字按属相和颜色分类，以便购买和交流。买码是很方便的事，只需要打一个电话给庄家，告诉他买什么数字，买多少钱，码出来之后庄家就会来收钱或发钱。

        我知道当时小镇里最大的庄家是一个叫阿丘的女人，她的老公叫杠三，她手下有许多小弟，这些小弟由她的儿子李军生管着。阿丘自己是和广东那边的大庄家直接联系的，而在我们小镇里以及周边的村庄里又还有许多的小庄家和她联系，她不仅自己做庄，还从别的庄家那里抽取佣金，那些“特码”资料也都是由她的手下人油印和贩卖的。

        在卢海毅读幼儿园大班的那一年，阿香的粉店已经差不多要因为阿香和她的老公买“特码”亏了太多钱而做不下去了。六月间，一个圩日的下午，阿丘手下一个叫阿瘪的小头目又带着几个小弟上来收债，阿香拿不出钱来——据说她已经欠了好几万，阿瘪他们把阿香和她老公打了一顿，又把粉店砸了，砸到一半的时候，正好卢海毅放学回来——他姥姥一般都是下午五点钟去接他。

        阿瘪人还是很不错的，他看到卢海毅回来了，就喊：“不要砸了，小孩子回来了，影响不好！”然后他就带着人想要走。哪里想到，卢海毅不仅没有哭，反倒是站在粉店门口问：“你们为什么打我妈妈？”那天是圩日，虽然已经是下午，但人仍然很多，粉店门前早就围了很多看热闹的人，但也没有人想到要报警，至于说哪个人吃了豹子胆敢出来阻止阿瘪他们，就更不可能了，哪里想到竟然冒出来一个还在读幼儿园的小孩子来质问阿瘪，不仅是阿瘪笑了，围观的人也笑了，阿瘪说：“小朋友，你妈妈欠我们的钱，你说我们该不该打她？”

        卢海毅说：“我们老师说了，打人不对！”围观的人笑得更厉害了，阿瘪的脸上好像有点挂不住。卢海毅的姥姥在外面喊：“海毅，过来！”她自己也不敢过去把卢海毅拉过来。阿瘪摇摇头，走过去伸出一只手，想把卢海毅推过一边去他好带人走，哪里想到卢海毅抓住他的手腕一扯，阿瘪就踉踉跄跄地摔了出去，重重地摔在街那头的臭水沟里，一时间爬不起来。

        这一下所有人都愣住了，四周一下子静下来，只有阿瘪在水沟里挣扎着要爬又爬不起来，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几只绿头苍蝇“嗡”地飞起，看看没什么了，又“嗡嗡”地飞回来，在他头顶上转。阿瘪手下的几个小弟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上去打这个小孩子嘛，说出来都让人笑话，不打嘛，他明明又刚把阿瘪摔出去。大家一下子都愣在那里。这时候卢海毅的姥姥突然鼓足了勇气，从人群里跑出来，一下把卢海毅拉进粉店里去了。那几个小弟才急忙跑过去把阿瘪扶起，阿瘪已经站不住了，两个小弟架着他匆匆走了，还有一个小弟跟在他们后面，一边跑一边回头看，大约他到现在也还想不通刚才阿瘪怎么就被摔出去了。

        等了一会儿，李军生自己骑着一辆“五羊本田”上来了，那时大家才刚刚把阿香和卢湖扶起，正准备要送他们去医院。

        李军生长得白白净净瘦瘦高高，喜欢穿阿迪达斯的运动鞋，不知内情的人，还真不知道他是干黑社会的。卢海毅还以为没事了，正捧了一碗粉，站在店门口“唏溜唏溜”地吃。李军生一句话也不说，冲上去照卢海毅的胸口就是一脚，卢海毅的身子一下子飞起来，重重地砸在墙边的柴堆上，那碗粉也给踢得飞上了瓦顶。阿香从店里面冲出来，一边哭着喊：“不要打我的孩子！”一边拦在李军生身前想护住卢海毅。

        李军生说：“妈屄的还在吃奶的小孩子都敢打我的人！”

        整条街的人都在看着这里，但没有一个人敢过来。

        卢海毅站起来，把他的妈妈推开，问：“你为什么打我！”

        李军生又骂了一句：“小杂种！”冲上去又是一脚。他是打架打惯的人，动作特别快，也不讲什么招式，反正怎么实用怎么来，卢海毅又被他一脚蹬出去，摔在墙角。旁边的人都以为他这回肯定是要死了，哪里想到他又若无其事地爬起来，双眼圆睁，一低头冲上去，抱住了李军生的大腿，李军生虽然个子比他高得多，但是卢海毅的力气实在太大，李军生竟然站不住，一下子摔在地上，卢海毅跳上去骑在李军生的胸口上，一只手卡住李军生的喉咙，另一只手握着拳头作势要打他。李军生一边拼命要翻过来，一边骂：“妈屄的小杂种！”卢海毅从小在街上跟着杀猪佬一起长大，自然听得懂李军生在骂什么，拳头一下就砸了下去，正砸在李军生的嘴上，李军生的白白的牙齿飞出老远，落得到处都是，血也喷出来了，他嘴里还在骂，但是已经“呼噜呼噜”的听不清在骂什么了，卢海毅又狠狠地在李军生的头上打了几拳，才被他妈妈冲过来抱住。李军生已经被打得昏迷不醒，后来还是阿丘跑上来把他送去了医院。

        这件事情竟然似乎就这样平息了。卢湖要出李军生的医药费，还说要想办法还那几万块买“特码”欠的钱，但是阿丘都不要了。报警自然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本身就是上不了台面的事，而卢海毅又不过是一个还不到七岁的孩子。

        阿丘的“特码”也还照样卖下去，只是再也不会卖给阿香和卢湖了。李军生从医院出来之后，就再也没有在礼建出现过，有人说曾在南宁看到他，已经装了满嘴的假牙，还有人说他已经到广东去了。

        卢海毅的名声传出去很远，很多人为了看他一眼，特地大老远地跑到阿香的粉店吃粉，有些自以为力气很大的人还想跟卢海毅比试，但卢海毅从没答应过，他还是像往常一样老老实实地去幼儿园读书，外地人到礼建来，会觉得他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孩子，只不过长得比较壮实罢了。

        到卢海毅读小学二年级的那一年，他的力气已经不像以前那么惊人了，据说阿香并不想他的力气太大，因此一直在限制卢海毅的饮食，而且还逼着他每天喝一种能让他力气变小的中药，那个中药方子是阿香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弄来的，似乎还真有用。

        那一年——就是卢海毅读小学三年级那年——的春天，一个举重教练也慕名来找卢海毅，但阿香并没有放卢海毅去南宁，说是练举重的都长不高，所以不让卢海毅去。举重教练怏怏地走了，不久之后，卢海毅突然就失踪了，一开始阿香还以为一定是举重教练不死心，偷偷把他带走了，她让卢湖到区举重队去找，但是举重教练说他根本就不知道这回事。卢湖回来，阿香把他臭骂了一顿，说他不会办事，她自己收拾了一下，坐中巴车跑到南宁去，绕了半天找到区举重队，双手叉腰站在人家大门口破口大骂，逼着他们一定要把卢海毅交出来，后来区举重队没办法报了警，阿香才觉得事情不对，跟警察说自己的儿子真的失踪了。

        阿香哭着回来，粉店也不开了，跟卢湖一起跑来跑去找儿子，又到派出所去哭天抢地，但过了好几天，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学校那里说卢海毅是按时放的学，没见到有什么异样，而派出所找了几天，找不到，也就懈怠了，说还有别的案子要办，不能光顾着你一个人。阿香也不敢在派出所撒泼，只好回来，把粉店门一关，一边哭，一边把卢湖拿来乱骂。

        我记得很清楚，那周的周末我们乒乓球俱乐部有一个活动，是到上林去跟另一个俱乐部打比赛。从礼建去上林有两条路，一条路很远，要绕一大圈；另一条路是从大明山上翻过去，虽然近得多，但是不好走。开车的也是我们俱乐部的人，叫阿五，他说不要紧，走大明山快一点，我们自然也没有意见。同去的有七八个人，坐的是镇计生局的大面包车（阿五是计生局的司机），比赛定在早上九点，一大早六点钟我们就出发了，到大明山山脚下的时候刚七点不到，从山脚下已经看到山腰上雾气迷蒙了，但走到这里不可能再退回去，我们只好硬着头皮往山上走，阿五一直说让我们放心，说他开了十几年的车，什么路都走过。

        大明山是广西南部最高的一座山，海拔有一千多米，山顶大半年都是积雪的，我们的路虽然只是从半山腰上翻过去，但也非常高了。路很窄，路边是陡峭的长满灌木的崖坡，点缀着一丛丛正在盛开的杜鹃。幸好路倒不滑，就是雾非常大，十几米之外就看不清人了。我们开上去的时候，隐隐听到前面也有一辆车在走，但是看不清是什么车。我们也没打算赶上去，就这样一前一后地走着。路是盘山的，翻过最高处往下走的时候，雾散了一些，有时可以隐约看见前面那辆车，是一辆破旧的柳州五菱，但是车牌什么的就看不清了。又绕过一个弯之后，我们看到柳州五菱停下了，下来两个人，从车里拖出一包什么东西扔到山下去了，然后又上车，车门推上，继续往山下走。我们慢慢地把车开过去，阿五用下巴示意，让我们看路边上，我看到有红红的一摊什么东西在路边的草地上，觉得不太对头，让阿五把车停下，我们下车一看，果然是血，而且还是热的。

        从山上往下看，全是白雾，什么也看不到。我和李国富决定下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别的人就在上面等着。我们一前一后地从崖边往下滑，可能花了有十多分钟，才滑到底，我们看到有一个小孩子仰着躺在一丛杜鹃花下，没穿衣服，脸上血肉模糊。

        我使劲地压住从胃里翻上来的酸水，掏出手机想报警，但一点信号都没有。我朝山上喊：“快打110！快打110！”李国富没有出声，他走过去试那个孩子还有没有气，但很显然他一定是已经死了。

        “是卢湖的孩子。”李国富说。

        我听见山上车发动的声音，有人在喊：“怎么回事！？”我喊道：“是卢海毅，已经死了！”

        汽车引擎的声音猛地变大了，然后车子像疯了一般沿着山路冲下去——不知道他们能不能追上那辆柳州五菱。我和李国富无力地坐在卢海毅身边——他的眼睛圆睁着，牙齿已经被拔光，一张血污的嘴半张着，无神地望着天空。

        我们什么话也不想说，只是不断地发抖。

        李军生不久之后就被抓住了，公审大会是七月的时候开的，那时距卢海毅的死已经过了三个多月.法院为了方便,把一群偷牛贼也拉到公审大会一起公审，这样李军生就和那群偷牛贼站在了一起。他的光头是开公审大会前剃的，脖子上留着许多发茬，天又热，一出汗他脖子上就特别痒，他的手又被铐住了，因此他就只能不断地扭头耸肩膀地止痒。他的假牙在监狱里被取走了，嘴于是只能瘪着，像极了一个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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