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金瓶梅词话》里潘金莲说了一句名言：“南京的沈万山，北京的大树，人的名儿，树的影儿。”沈万山相传是元末明初金陵的巨富，名富，字仲荣，行三。金陵即南京市。《明史》里称沈万山为吴兴的沈秀；“秀”是当时对官僚贵族子弟和有财有势的人的称呼。沈万山曾经帮助建设三分之一京城，又请犒军，太祖大怒要杀他，后来改为流放云南。传说他有点金术，家藏聚宝盆，好多古书上都提到他，潘金莲时代的明朝他的名气还很大，潘金莲才会羨慕他的“名儿”。北京的大树也向来有名，汪曾祺有文章论香港的高楼和北京的大树，说香港没有什么大树，到大屿山梅窝的时候，作家古华说：“为什么山上没有大树？如果有十棵大松树，不要多，有十棵，就大不一样了！”汪曾祺说，山上其实是有树的，有台湾相思树，枝叶都很美，只是大树确实没有。我常常想起北京的大树：天坛的柏树，北海的白皮松，雍和宫的林荫，连胡同里的枣树都显得特别高。难怪汪曾祺说所谓故国者非有乔木之谓也，然而没有乔木是不成其为故国的。

        （二）

        艾芜和汪曾祺在大屿山晨起散步，听见斑鸠叫；夜间还听见蟋蟀叫。有记者问汪先生对香港的观感，他说：“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并说在香港听到了斑鸠和蟋蟀，觉得很亲切。记者问他斑鸠是什么，汪先生只好摹仿斑鸠的叫声，记者连连点头。“也许她听不懂我的普通话，也许她真的对斑鸠不大熟悉”，汪先生说。我不相信那位记者小姐听不懂普通话；我想她是个城市里长大的孩子，不熟悉飞禽的名目而已。香港好多年轻人都已经学会普通话了，会听会讲。那并不完全是因为回归，而是因为普通话是自己国家的共同语言，学不会不太像话。一个多月前我读到我们教育署长余黎青萍的一篇演讲稿，说的是强力推行中文教学的问题，她末了好像还主张所谓“中文”还是指粤语，她不相信学生不学普通话中文就不会好。当然，学校今后当会步步加强教普通话的课程，香港下一代的中国人迟早都会讲普通话，会写通顺乾净的中文。这是必要的。

        特别行政区高官宣誓就职的仪式里，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念誓辞的国语字正腔圆，好听得很。第一届行政会议召集人锺士元满口的广东半官话，虽然滑稽，他毕竟是七八十岁的老臣子模样，跟一些“乡音未改”的中国领导人差不多，听来不悦耳也不怎么样。终审法院首席大法官李国能的表演比较惊人，几位律师朋友都有“蒙羞”之恨，大叹献丑！我看问题是锺士元的半调子官话是广东腔；李国能说的则是洋人洋话的腔调。他下半截用英语念誓辞的时候既是如释重负，又是如鱼得水，加倍显得他这个地道的中国人，外国话才真正地道，要命。说老实话，这样重要的仪式，这样多人观看的表演，这样具有象徵意义的时刻，这样短短几个字的誓辞，李国能就算花一两个晚上请人逐字教导，逐字苦练，也是值得的。没有大树，弄一棵相思树来撑场面也好。小小一株玫瑰毕竟弱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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