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的“新政”让杨名时、谢济世和李绂等人深受鼓舞，谢济世接到进京的消息后，心情非常激动，泛起阵阵涟漪，这涟漪的名字叫“皇恩浩荡”。

        谢济世激动之下，竟然起草了一份奏折，让乾隆取消密折制度。谢济世说现在天下大治，密折制度很容易制造阴郁气氛，让小人谗害君子，被穿小鞋的人甚至都不知道是谁告自己，没法申辩，长此以往，很容易造成大臣互相猜忌，君臣互不信任的悲剧。谢济世让乾隆效仿唐太宗，从谏如流。

        用乾隆的偶像来打动乾隆，谢济世的建议应该说是很有杀伤力的。乾隆有没有接受呢？

        刚继位的乾隆毕竟年轻，对谢济世大加夸奖，谢济世深受鼓舞，高兴得不行。回京的路上，谢济世的心情非常舒畅。让谢济世更兴奋的是乾隆对雍正的三大模范督抚的评价，乾隆很快就对田文镜定论，说这个人苛刻搜刮、匿灾不报，让河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乾隆还说，雍正朝三大名臣中，田文镜不如李卫，李卫又不如鄂尔泰。

        那些在雍正朝被打压的人，听到新皇帝如此表态，哪个不心存感激。乾隆是冒着被人指责为不孝的罪名为他们翻案。

        官场中也有一些眼光深刻的人，河南总督王士俊就是这样的人，对乾隆新政，他一直保持冷眼旁观的姿态。蜷伏一段时间后，他就嗅出乾隆新政面临的困境，乾隆改革的幅度过大，造成了政治上的不稳定，乾隆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必须回到雍正政策上，必须延续雍正的政策，保持政权的连续性。

        果然，在乾隆元年上半年，乾隆忽然抛出一句“矫枉不可过正”的话，乾隆还说治国要遵循中庸之道，宽严相济，两者不可偏废。

        王士俊自以为嗅到了新的政治气息，自作聪明地给乾隆写了一个奏章，大意是：“雍正朝政策虽然过于严苛，但根本原因在于大臣们不奉公守法，错不在先帝。现在有一些新进之辈，动不动就指责先帝的政策，这些逢迎谄媚之辈甚至说‘只要将世宗时事情翻案，就是好的条陈’这些人实在太可恶了……”

        王士俊发这个奏章原本是为了政治投机，他自以为比别人提前嗅到了政治新动向，但他没想到这一节：就算你看到了潮流，也不该由你来引领这个潮流。

        乾隆接到奏章后，非常愤怒，王士俊这是在否定自己的新政。还有多少个潜伏的王士俊呢？万一这些人集体发难，自己的政策就面临危险了。

        乾隆将王士俊的奏章分发给大臣们看，让他们谈谈看法。但是，大臣们集体选择了沉默。为何？

        大家都意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弄不好就会引火烧身，没人能准确地预知乾隆对此事的态度。乾隆看大臣们不发话，只好自己表态，痛斥王士俊，说此人居心叵测，借口直言，实则是想搞政治投机。

        乾隆表态后，朝臣马上活跃了起来。第二天，御史舒赫德就参奏王士俊。巡抚傅德也参王士俊，说他丧心病狂。王士俊因此而被刑部关押，拟定斩立决，乾隆改为斩监候，第二年法外施恩，将王士俊削职为民。

        这次风波虽然平定了，但乾隆的思想却陷入了激烈的斗争中，他不仅反思皇考的政策，也开始反思自己的新政。宽政有宽政的好处，也有弊端，严政有严政的好处，也有弊端。宽政的弊端在康熙朝就表现出来了，严政的弊端在雍正朝也很明显。想来想去，乾隆觉得只有宽严相济这一条路可以走。

        乾隆元年初一，七十六岁的杨名时病逝，乾隆赞扬他“学问纯正，品行端方”，追加太子太傅头衔，谥号“文定”。

        杨名时去世后，政治气氛已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乾隆第一次让李绂尝到了苦味是因为保举进士之事，李绂这个人特别爱才，推举人才这事让他很兴奋，结果李绂推荐了一大堆，还让同僚跟着自己一起保举。

        不知为何，乾隆对此很不高兴，觉得李绂这个人爱慕虚名，指责了他几句。李绂随后回奏说：“老臣多言滋事，今天蒙圣上教诲，以后一定永远不再妄言。”乾隆回答说：“你这不是妄言，而是妄举。朕即位以来，从来没有因为哪个臣子‘妄言’而加以处分，你这么说是企图避重就轻，降二级以示警戒。”

        乾隆八年，李绂请求告老还乡，乾隆问他：“你还有没有什么要上奏的？”李绂说：“慎终如始。”七年后，李绂在家乡临川逝世，乾隆对此非常冷淡，连个谥号都懒得给他。

        接着来说说谢济世，他的命运也不比李绂好。有一段时间，谢济世负责重新编纂《大学注》《中庸疏》等书，删去了曾经被雍正指为“怨诽”的文字，并说自己是遵古本，不遵程朱。结果，乾隆大怒，让他掂量自己几斤几两，骂他跟程朱有云泥之别。

        乾隆二年，谢济世上书建议乾隆“去邪勿疑”“出令勿贰”，乾隆听了，逆耳得很，指责他废话一大篇。谢济世没想到，自己曾经寄予厚望的明君变得越来越专断独裁了，这对一个御史来说真是一场悲剧。

        乾隆二年，劝谏的人越来越少了，谢济世压抑得厉害，居然斗胆劝谏，还说正因为半年以来没人进言，自己不能跟着别人一样沉默。不用说，谢济世又触了逆鳞，乾隆痛骂他上奏的言论怪诞支离，分明是想通过攻击君主博取名声，居心阴险简直是国家的害虫。

        谢济世快崩溃了，在崩溃之前他作出了一个明智的抉择，请求乾隆允许自己回家照顾老母。乾隆心想，苍蝇走了也好，至少可以清净许多。乾隆让他担任湖南粮储道，换句话说，就近照顾老母，不断你的工作，继续拿薪水。

        尽管远离了京城，谢济世还是没有远离麻烦，湖南巡抚蒋溥跟谢济世有私怨，向乾隆告发谢济世在湖南私自刊印自己注的《大学注》和《中庸疏》。乾隆以诋毁程朱的罪名，要对谢济世进行惩罚，不过好名的乾隆又说自己从来不以文字罪人，只要谢济世把书烧毁就行。

        谢济世死于乾隆二十年，在死之前乾隆准备整他，幸好那时谢济世已经垂垂老矣，还没逮捕，就已经撒手人寰。

        谢济世死后十三年，风波还没有消停，受齐周华“逆书案”的牵连，在谢济世的儿子谢梦熊家中抄出《梅庄杂著》。乾隆看过该书后说：“如果谢济世还活着，朕一定将他明正典刑。”

        这就是御史谢济世寄予厚望的明君乾隆。明君如同明星，只是一种光环，谢济世也许永远都不明白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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