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月选的那门课，是个小班，总共也就十多个人的样子。大多是艺术系的学生，也有一两个像望月那样纯粹是来长见识的。一个班里，不是白脸就是黑脸，反衬得望月一张黄脸有些稀罕起来。

        同学间，也是极熟稔的，下了课，就在走廊上，打打闹闹的。一包炸薯条，在中间传来传去，传到望月跟前，就停了下来。听起课来，都把脚齐齐地搁在前头的凳子上，嘴里吧唧吧唧地嚼着口香糖。望月眼观鼻鼻观心地坐着，倒也没人看她，自己就先觉出了自己的不合群。上课老师讲的，半懂不懂的，试着去问同学。同学倒是耐心的，也给细细地解释，反解释得比先前越发糊涂了。只好买了一个小录音机，带到教室里来，把老师的话录了，再回家一遍一遍地听。每晚蚂蚁啃骨头般地，蘸着字典啃着那点课堂上的东西。无奈脑子就跟沙漠似的，永远饥渴地饮着，却始终盛不住多少。这才体会了卷帘当年的苦。

        望月的老师，叫雅可夫·奥斯克逊。怎么叫怎么拗口，于是望月也跟着众人，只叫他“牙口”。牙口的祖上，从斯德哥尔摩来，长得自然也是典型的北欧人样子。前额凸出，在日光灯下展现着一马平川的光亮，又有些汗水细珍珠似的洒在其间。眼睛深陷，越发衬出一管笔直的鹰钩鼻来。一把美须，从腮帮子上蓬蓬地长到下颏，将嘴唇仔仔细细地掩藏起来。望月从前在国内认得的舞文弄墨的朋友圈子里，也有几个爱做愤世嫉俗状的。却没有一个，能把胡子留得这般干净，这般顺理成章。

        牙口的个子极高。大老远地走过来，便见他的头悬在众头之上，随着脚步上下晃动着，竟像是在人海里浮游似的。一天一换的衬衫，平平整整地塞在洗得发白的牛仔裤腰里头。两条长腿，把裤管撑得直直的，毫不费力地托起一个细腰圆臀来。望月看着，就想起自己开平来。开平该比牙口年轻些的。这些年烟酒饭局地应酬下来，腰身却是明显地松垮了。平日人前西服领带的，端着宽肩大膀和微微隆起的小腹，人见了都夸是个好衣裳架子。只有她知道，回家来脱了衣服上床，是个什么样子：手在腰腹上轻轻一捏，便能拽起一圈脂肪来。这个牙口，去了衣裳腰身还不知是怎样坚实的呢。那一把胡子，也不知是怎么留的？那胡子留在脸上，自然是清俊的；若长在了别处，又是什么个风味？望月这么胡思乱想着，自己倒是吃了一惊，心跳得一屋都听得见。

        牙口上课，甚是诙谐，总爱加些佐料，堂堂课逗弄得人乐不可支。望月十有八九是听不懂他那些笑话的，也只好随着众人笑。一日牙口又故技重演，口吐莲花，望月还没想明白，众人早已哄哄地笑将起来，又有人回头看她。便猜着是和自己有关呢，却不知是不是句好话，就不敢随人傻笑，也吃不准该做个什么表情回应是好，一时甚是尴尬。竟再也静不下心来，一堂课就稀里糊涂地过去了，笔记也没记下一个字来。

        下了课，望月看也不看众人一眼，拎了书包便匆匆走了。没走几步，就听见有人在后头叫：“中国月亮！中国月亮！”

        叫了几声，望月方明白是在叫自己。回过头来，竟是牙口。

        “你走路和飞毛腿似的，追也追不上。”

        望月没想到牙口竟会说中文。虽说得不甚地道，能把舌头卷成这样，也算是不容易了。一时甚是惊奇，便问在哪儿学的。

        牙口就拉着望月到咖啡馆去坐着，说了些旧事给望月听。

        牙口的家在美国的肯塔基州。肯塔基地肥水美，盛产牧草，人称“蓝草之乡”。因着牧草，便有了畜牧业。因着畜牧业，便有了好些富有的农场主。牙口的爹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肯塔基南部一个叫卡文顿的地方，拥有四个极大的农牧场。牧草从他们家门前延伸到天边外，牛羊骡马在围着原木栏栅的草地上悠然散步，俨然是伊甸园再现。

        可惜，和天底下所有的儿子一样，牙口无心继承父业。

        牙口的叛逆和两个名字都以“S”打头的人有关。

        那个夏天，牙口的学校终于放暑假了。成长的身子早就期待着从硬板的天主教校服里解脱出来，双脚欢呼着从皮鞋里跃出踩入松软的运动鞋里。在门前的空地上与邻人的孩子抢着篮球的牙口，心却飞在千里之外。天蓝蓝的，云白白的，麦子在灌浆，马儿在歇息，南北疆界都无战事。少年的脸上却没有欢颜。

        只因为少年看了两本书。

        一本是关于一片黄土地的。另一本也是关于那片黄土地的。

        那两个叫史沫特莱和斯诺的人，细细地叙说了些关于黄土地的事。说它的遥远，说它的贫瘠，说它的苍凉，说它的遍身疮痍，说它的博大生命。黄土地里渗着千年的血，万年的泪。苦是苦的，却是平等的苦；难是真难，却是有盼望的。

        少年一口气把书读完了，眼泪夹着叹息落在书页上，洇出一朵希望的花来。这才知道自己的眼界原来是这般狭窄，狭窄得只装得下几个农场；自己的生活原本是这般单薄，单薄得承受不起一丝褶皱；自己的生存空间里堆满了瑕疵，竟放置不下一个小小的理想，一种牵牵的企盼。从此，黄土地拴在他的梦里了。

        那一年，牙口十七岁。

        牙口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越南就轰轰烈烈地打起仗来了。牙口的同学，陆陆续续地就有人被送到了前线。起初还寄封信过来，后来便没了音讯。牙口无心向学，成日和同学一起，坐在市政厅的广场上，焚烧星条旗。

        直到有一天，牙口也收到了国防部签发的征兵通知书。

        在一个月白风清的夜晚，牙口提了一个小箱子，像我们熟悉的故事里的主人翁那样，告别了故土，悄悄地越过了国境线，来到了美国北面的邻国。当车子离开美国境内的尼亚加拉瀑布，边境桥被轰鸣的水声雾气裹住，不再清晰时，牙口竟没有丝毫伤感留恋。当然他也没想到，这一别，竟跨越了一整个时代：卡特总统下达大赦令，准许当年逃兵役的人返国，不再追究刑事责任，已是十几年以后的事了。

        初到加拿大，牙口也试图静下心来做些学问的。可是那片黄土地的呼唤，一日比一日清晰，一日比一日嘹亮，竟像是融进了他的血里，随着脉搏一声声地撞击着他的身体，撞得他兴奋至极又疲惫不堪。终于有一天，他被这种单相思折磨得几欲疯狂，就写了一封信给那片黄土地。而这封信，又落到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手里。于是，他成了尼克松访华之后第一批到中国留学的西方人士之一。尽管他到了那儿才知道，黄土地在好几年以前，就已经成了红海洋。

        牙口在中国读书，一读就是五年。五年里，牙口一次又一次地申请去史沫特莱和斯诺走过的地方，可他的申请一次又一次地遭到了拒绝。直到有一天，写申请和批申请的人的耐心同时抵达了极限。从炽烈的理想主义者到温情的旁观者的裂变，就在那一天里被催化完成。牙口在黄土地的边缘上徘徊等待了整整五年，也近近地听见了它的沉重的呼吸，却始终无缘去亲自体验它的悲悲喜喜。仿佛在山边上看山，看见了关于山的一切，却又没有看见山，因为山挡住了山。

        牙口在中国的五年，刚巧落在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交叉路口上，牙口便有机会看到了从灰卡其中山装到花的确良衬衫到迷你裙的演义，从周围人对他的眼光里体验到了由怀疑到审慎到开放心扉到趋之若鹜的变迁，也知道了那个从黄土地变成红海洋再变成花世界的地方，的确是人人平等，只不过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平等而已。终于懂得了，美与丑原本只是眼睛的偏差，世界根本就是大同小异的。多年的痛苦挣扎，至此方日渐平复下来。于是，像一只熟了的桃子，不再喧嚣热烈的花朵，竟怀着些遁世的心念，回到了加拿大。到头上长出第一丝华发的时候，才静下心来开始做学问。

        牙口从讲课夹里找出张照片来，递给望月看。那照片有些年月了，色调便不怎么明亮。是在长城脚下。牙口穿了件灰色的粗布中山装，头上戴顶同样色调的八角帽子，想必是学延安军人的模样，只是腰里缺根皮带，脚上少副绑腿。风吹过来，撩起一个衣角，那样子煞是年轻，也煞是可笑。望月想他那张照片是随身揣着的。多伦多大学里这么多的中国学生，也不知他给多少人看过呢。就不稀罕。

        牙口就问望月到加拿大来做什么呢。望月说：“上海太热闹，想上加拿大找块地来种。”牙口将头拨浪鼓似的摇了：“从前我们洋鬼子到你们中国抢地，如今轮到你们中国鬼子上我们这儿来抢地了。一报还一报，不得了，不得了。”

        望月将脸儿沉了，说：“从前你们来，才真叫抢地，不给钱的，逼着人哭哭啼啼地拱手相让。现在我们来，是买地，要付钱的，你们政府还不许还价。那价码，哼，那价码。”

        牙口这才听出望月是投资移民过来的，心里一惊，脸上却笑着：“好呀，真想种地，上我家来，留块地给你种，不收你钱。其实，地就在你心里，要想种，不用出门就能种。不想种，跑到天边也找不到地种。”

        望月听了一愣，心想这个牙口虽长了张洋脸，说的话想的事倒比中国人还中国人呢。

        牙口又问望月在这待得还习惯？望月就埋怨，说你们的英文太难学了，舌头怎么也翻不过来。牙口忙说：“再难，能难过你们的汉语？我刚去北京的第一年，学了好些骂人的话，上街也敢和公共汽车售票员顶嘴。就以为自己学得不错了。到了毕业那一年，才知道自己是连个门都没进去呢。大考时，老师出了个题‘一个愉快的星期天’，叫大家都写篇作文。我就写了：今天是星期天，阳光灿烂，空气新鲜，我到我朋友李小力家玩。昨天刚下过雨，他家的院子里都是水。他们全家都很努力，一起打扫阴道……”

        还没说完，望月早已咯咯地笑出一眼的泪来。笑完了，才回过神来原来是这么个笑话，又是这么个男人说出来的，本是不该笑的。就有些懊悔。立时想起一件事来，就问牙口今天课堂上到底说了些什么好笑的。

        牙口不慌不忙地笑着：“我猜你是没听懂。可是句好话呢。你若真想听，我就告诉你。”说着，两眼就直勾勾地看到望月的眼里去。望月被两泓湖蓝色的水漫着，如遭了定身法似的，一时动弹不得，也不知该说想听还是不想听。心里懊恼着自己如何会被糊里糊涂地牵进这么个情景里去，竟像跟人调上情了似的。就决计不掉进那口井里去，说：“不说也罢。反正我是有录音的，回去也能听。”

        谁知那人非但不恼，反而越发地笑眯眯起来：“那是的。不过最好关起门来，你自己一个人听。”

        望月回了家，果真迫不及待地打开了录音机。一边听，一边查字典，也把那意思听出个十有八九来。原来是在说艺术对比呢。说西方油画，没有线条，空间立体关系全靠光线不同来表现。凹的就暗些，凸的就亮些。画起裸体来就得心应手，一目了然。中国画就不同，线条是用来标界的。平面的还好办，立体的便麻烦些，还得经过脑子做番想象，是个含蓄的功夫。什么叫含蓄？比如你们穿得少露得多，要表达个什么意思，我一看全知道。这就不是含蓄。也有人穿得多露得少，其实要表达的，也是同一个意思，不过故意先让我想象一番罢了。那就叫含蓄。

        望月倒是没听人这么解释艺术的。再往深里想了想，就咬牙切齿地恨起了那男人的轻薄来。恨着恨着，却有一丝浅笑，悠悠地漾上了眉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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