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梅玲和老彭离开北平的那天早上，博雅醒来时，想起梅玲在分手前一天晚上轻捏他的手，并悄声说“明天见”的甜蜜。她还叫他打她耳光，他想起来就好笑，觉得很有趣，就躺在床上回忆他们去老彭家途中在暗巷时的爱情场面。突然地他想起，在分手时她曾要他送毛衣和外套去。匆匆起身，他走到罗娜的庭院去拿衣服。

        但是当他抵达大门，就遇到老彭的佣人，拿着梅玲前一晚带去的毯子。

        “他们走了。”老佣人轻声地说。

        “谁走了？”博雅困惑不解地问。

        “老爷和年轻小姐。用完早餐他们要我叫来两辆黄包车，说他们要出城去，他告诉我将毯子带来给你。”

        博雅双手抓着老佣人，仿佛将要把他弄碎一样。

        “这不关我的事。”佣人缩开说，“我怎么知道出了什么事？”

        “他们没有留个话？”博雅气冲冲说。

        “噢，有的。老爷说他们到上海和您碰头。那位小姐也这么说……”

        “你怎么不早说呢？”博雅问道。

        “少爷，您发火，不让我开口呀，”老佣人若无其事地说，他说话慢条斯理的，使博雅很不耐烦，“噢，对了，老爷说他要走了，不知道去多久，叫我别告诉任何人。”他停顿咳嗽一下，接着说下去，“今天早上老爷很早出门，买了几根油条当早餐。小姐还在睡觉。少爷您若不见怪，我可要说现在的小姐可真能睡，太阳已经高高挂在西厢的屋顶上……”

        “快说！”

        “我不是正在说吗？我说到哪了……小姐还在睡，后来她起床，我端热水给她梳洗，所以我知道有什么事不对劲。”老佣人说得更慢了。“我帮小姐摆上早餐，老爷已经用过了。这时候，有个人来找老爷，老爷到院子去见他……噢”——他提高音调——“如此而已。小姐还来不及吃早餐，老爷就要我叫辆车，他们就走了，就是这样。”

        “那个人什么样子？”博雅问他。

        “他穿着一件普通的蓝布衫，两人低声说话，他没进屋就走了。”

        “但是老爷没说他们要怎样去上海，我们在哪里会面？”

        “谁知道。”佣人说，“他给了我一百块钱，说他不知道何日才能再来。”

        博雅失去了耐心，暗怪佣人太笨，抓起毯子就进屋去了。

        他愈想愈不解。私奔是不可能的，天底下他最相信老彭，而梅玲头一天晚上还发誓爱他。那句“永远永远”还在耳边响起。他恢复快乐，用手抚摸她触过的毯子，走到罗娜的庭院。

        霎时他恢复了理智。老彭是游击队之友，他必定知道有人要搜查，所以逃走了。但是他们为何不来向他说一声呢？而且为什么梅玲要和他一道走呢？她为何不告而别，甚至不留一张纸条？

        他进屋找罗娜，平静地说：“他们走了——梅玲和我的好友老彭。”

        “去哪里？”罗娜问道。

        “出城去了，到上海去。我不知道应做何感想。”

        冯健和冯旦都在房内，对这消息十分激动。

        “你们在玩什么名堂？”罗娜问道，“一定是你跟她说好的，你是骗不了我的。”

        “我和你一样吃惊，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那个笨佣人问不出半点话来。”

        “她的皮箱还在这儿呢。”罗娜说。

        “不错，昨天晚上她还叫我送外套和毛衣去，他们一定是仓促成行的。逃走——我想。”

        “我觉得像私奔。”冯旦冷冷地说，露出一口白牙。

        博雅没答话，冯健却说：“不可能。她怎么会和一个老头子私奔呢？”

        博雅突然站起身，叫罗娜把梅玲的箱子拿出来，他带着皮箱，外套和毛衣出去，一句话也不说。他直走到前门车站。到了东四牌楼，被中国警察拦住搜身，街上的日本兵也比平时多。他坐在黄包车上，打开漂亮的皮箱，仔细检查里面的东西。有的衣服——质料都很好——他看见她穿过，十分欣赏，还有几件贴身的内衣，但是既没首饰也没什么特殊之物，他找到一张梅玲十二岁时俊美的照片，旁边的女人想必是她的母亲，照片后只写了“慈母”两个字。他的手指握住这曾属于爱人的东西。

        到了车站，他在人群中徒然地找。一直到中午火车开了，他才黯然回家，一整天他都郁闷不乐。梅玲失踪，不跟他们去上海，凯男很高兴，但是她见丈夫如此激动，她因此说了些气话，两人又开始吵了。

        直到第二天中午梅玲的信来了，博雅才放下心。

        现在他急着离开北平，照计划陪太太去上海，但罗娜和冯氏兄弟也想一同南下，却又下不了决心，因而耽搁下来。

        五天后的下午，中国警察来搜捕梅玲。他们把天津警察的委任状和一份电报拿给博雅看。上面说：“据说天津某要人的逃妾崔梅玲拐带丈夫的珠宝、现款潜逃。已证实她住在北平亲王园的姚家。应立刻加以逮捕，拘留审问。”

        “你们一定弄错了，”博雅对警察说，“一定是同名同姓。前些日子确实有一位崔小姐住在我家，不过她在四五天前走了，你们可进来搜查。”

        进行了一阵子的搜查，在一番哄骗与私下的安排下，警察答应往上报，说天津情报不正确，他们搜了半天，并没有搜到什么。

        但是博雅相信梅玲遭到了麻烦。他现在明白她反对将她的真名告诉日本军官，以及她那天晚上坚持要走的原因了。她突然随老彭逃走，理由很明显，听说她做过别人的姨太太，真是令他震惊。卷走珠宝现钞是逃妾最熟悉的罪名。但是不管她做了什么事，他仍然爱着她。

        警察一来，冯舅公吓坏了，尽量想办法安抚他们。他们走后，他大发脾气，跑到罗娜的院子，用前所未有的态度对她说话，眼中充满怒火。

        “你们这些年轻人！怎么会带一个下流女子、一个逃妾到我家来呢？如果在这儿被捕，我们就犯了窝藏逃犯的罪名。现在是和警方纠缠的时候吗？我已够烦了。我想做忠实良民，你们却把娼妓带到我家。”

        “爸，你不能即下断语。”罗娜用冷冰冰的语调说。“我的朋友不见得就是他们要找的梅玲。就算是她，未始不是别人诬告她的。我们能相信天津自卫队的警察吗？”她的声音愈来愈大。“她是我的老朋友，我碰见她的时候，她一个人在这座城市里。我们这边房间很多，我如果不能请自己朋友来做客，我可以回娘家去。”

        她走出客厅，进入卧室，趴在床上大哭起来。

        冯舅公很伤心。他转身对儿子说：“你能怪我担心吗？要不是我对警方说了这么多好话，我们也许还有麻烦哩。你进去叫你媳妇静下来，我不是有心冒犯她。”

        意外事件过去了，没有人再提梅玲的名字，博雅本想多问罗娜一些梅玲的事情，但是他内心是忠实于她的，又不甘愿向别人打听心上人的资料。他要到上海见梅玲，要她亲口说出她的身世。

        这时消息传来说，中国战线快要溃败了，谁也不知道上海会有什么事发生。罗娜拿不定主意走。冯舅公希望子女留在家中。

        “上海很危险。”他对他们说。“昨天报上说，国际区内有六个中国人被炸死，还有三个外国人和许多中国人受伤。孩子，我希望你们留在这里，至少这儿安全，我们不会被炸死。我不许你们去冒险，让他们去试试是否安全。让博雅夫妇先走，如果安全，你们以后再走。”

        博雅听到这个决定，心里很欢欣。但是一切等待却漫无目的，船票又难买。因此，过了两个星期他们夫妇才到上海。

        日本人的“第四大进逼”最后终于失败。闸北附近两个半月的战斗证明白费力气，敌人的攻击更加猛烈了。这不合乎一切军事原则。根据一切战争法则，钢铁和血肉对阵，血肉应该会逃走。掌握空军、超级坦克、超级枪炮，尤其是海军大炮的攻击，毫无疑问，应赢得胜利，防卫早该粉碎。但是这一仗打了十多个星期，中国战线还坚守着。日本人开始抱怨中国人用“不公平”的自杀战术。这是一位日本军官气冲冲宣布的。“根据一切战争手册，”他说，“中国人已经败了，他们却不知道。”

        基于两个半月的经验，日本人首次启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名的“无声弹幕”老伎俩。这次对准中国战线中心的大场，如果他们能攻出一个缺口，中国人在江湾和闸北的右翼就被切断了。炮弹一寸寸摧毁中国的防线，日本人占领了郊区的小村。大场的中国司令自知责任重大，必须不顾一切坚守住，大场被夷成瓦砾，所有壕沟和防御工事都被夷成平地，士兵都坚守至死，一营营遭到敌人突破，这是整个抗战中流血最多的战役，双方损失很大。

        老彭和梅玲——现在是丹妮了——就在这场战火中到达此地。

        丹妮不愿被人看见，他们就在远离战火的外国区艾道尔第七街上找到了一家为中国旅客和中下层店主而设的小旅馆，他们只租到一间房间。

        第二天他们到柏林敦旅社找博雅的亲戚留话。那间旅社位于包柏灵威尔路，是一流的旅邸，是一个中国人向外国店东买下来的。房客大多是中国人，也有少数外国客人，那边还运用外国旅馆的规则，服务生都穿白色，像丧服一样。

        老彭和丹妮进去找博雅的叔叔阿非。老彭仍穿着旧棉袍和那双没有擦油的皮鞋，脚跟又宽又低，门僮差一点儿挡驾，但看见旁边有一个美丽摩登的小姐，才让他们进去。台边的职员用电话告诉了房客的身份，他们就上了三楼。

        阿非不在，他太太宝芬在房里，和木兰姑姑的曾家嫂嫂暗香在一起。暗香的两个女儿也在，正和宝芬的两个女儿玩得起劲呢。

        老彭自我介绍：“我是姚博雅先生的朋友，我刚从北平来。”

        宝芬叫客人进屋。

        “阿非不在家，我是他太太。这是曾太太，我的表嫂，经亚的太太。我猜你听过我们的名字。”

        “这是我侄女丹妮。”老彭说。

        然后宝芬介绍她十四岁和十二岁的女儿银红、银珠，以及经亚的女儿：十五岁的宛若和八岁的宛珍。

        丹妮很兴奋。她看过罗娜的家庭相簿，也听说博雅有很多迷人的姑婶。宝芬的美貌、衣着和仪态有些吓住了她，但是暗香穿得很朴素，具有一种单纯的气质，显得和蔼可亲。

        “我曾在北平做过罗娜的客人，”丹妮说，“听她提到所有迷人的亲友。”

        宛若是四个孩子中最活泼的一个，她连忙和妹妹宛珍冲进隔壁房间，激动地对父亲曾经亚和哥哥宛平大叫：

        “北平家乡有位朋友来，爸爸。”

        “还有一个小姐，”宛珍说，“她有一头漂亮的卷发，说话声音很好听。”

        经亚正在教儿子中文。宛平今年十八岁，是一个谨慎、聪明、好习惯的少年，他帮忙家里管账。孩子们拖着父亲进屋，等大人介绍。丹妮喜欢这些孩子。他们都很漂亮，宝芬的女儿继承了母亲的容貌，但是宛若活泼顽皮，最吸引丹妮的注意。孩子们立刻带来了快乐、舒适的家庭气氛，那是她梦寐以求的。

        当老彭和大家谈话时，丹妮开始和女孩们聊天。宛若起先很害羞，只回答她的问题。但是她一直崇拜美貌，于是自言自语说：“是宝芬舅妈漂亮呢？还是这位新来的小姐？谁是第一？”因为她心里早就把宝芬列为第一，木兰第二，尚未决定谁是第三，有时为了忠心而把母亲列为第三，暗香却说她不配。现在她的排名全乱了，她一直盯着丹妮，最后她鼓起勇气，问起她们此行的经过，于是丹妮有机会描述河西务的战争和响尾蛇的故事。

        小孩充满敬畏。“响尾蛇是什么？”他们问道。

        “咝——咝——咝！它的尾巴先响几下再攻击呀！”丹妮挥了一下手臂说。

        这个声音和手势太精彩了，大家的谈话都停下来，丹妮告诉孩子这段刺激的经过，其他的人也注意听。午夜的毛毛雨……黑庙的聚会……响尾蛇临行的歌声……黎明伤者回来，以及外面妇女哀悼死者的哭声，造成了一个强烈而无法磨灭的印象，只有年轻的心灵才能接受。

        “咝……咝……咝！再说一遍。”小宛珍说。

        “咝……咝……咝！”丹妮又用同样的手势再比一遍。

        大家都笑出声，现在孩子和丹妮混熟了。

        小宛珍望着她颈上的红胎记。

        “这是什么？”她问道，“我能碰一下吗？”

        暗香的孩子就是这样，学会了不怕大人。

        “当然可以。”丹妮说道，弯身让宛珍一次又一次好奇地摸着。

        “你摸摸看。”他对姊姊说。

        宛若也很想摸，又有点怕。

        “不要没礼貌。”暗香说着。宛若没有摸，但是那天晚上她躺在床上，真后悔没摸。

        老彭若是说出博雅和丹妮计划在上海见面，或是说他俩彼此有意思，都不太好。他宁可说他和博雅打算一起南下，但是城中情势突然紧张，他们就分散了，他说他急着离开上海，等见过博雅就走。于是他要经亚把他在张华山旅社的地址交给博雅，但别告诉别人。

        回到旅社，老彭和丹妮一心等博雅来。全国各地有钱的难民均涌向国际区和法租界，尤其是艾道尔第七街，就连张华山这种廉价的旅社也客满了，包袱和皮箱，一直堆到天花板上，就连走廊尾端也租给人当卧铺。外面艾道尔第七街的人行道则充当穷难民生活和睡觉的场所。

        老彭在街上乱逛，到廉价饭店和路边小摊吃三餐。难民的处境堪怜。日本兵已攻破大场，战斗期间一直守在家园的村民现在涌入外国区，不知道该上哪儿好。男男女女宁可冒着机枪扫射的危险，越过杰士菲桥和马克汉路，而不愿在侵略者的通道上等死。长长的艾道尔第七街人行道很宽，吸引了这群人。丹妮以前常陪母亲去的“大世界娱乐中心”已变成大难民营，连水泥台阶都充作睡觉的地方。找不到住处的人还在附近游荡，希望能分到难民厨房的施粥。

        丹妮尽量不出门，她由旅社窗口看那些悲惨的民众，学着用老彭的眼光来观察。他每次回来，总不忘记带馒头。丹妮看他回来，发现他总是将馒头分给难民，他们会为馒头打架，老彭只好奔逃脱身，气喘地回到房里。

        “总是强壮的人抢到，”他气冲冲地说，“弱小的人没有半点机会。有一个妇人带着一个瘦巴巴的孩子——他们快饿死了。”

        “我能不能拿东西给他们吃？”丹妮问道。

        “你会被人踩死。玉梅，你比较壮，把这一块钱拿去，到转角的小店去买一块钱馒头——最便宜的。把篮子和毛巾带去，小心盖好带回来。避开群众，赶快由边门溜进旅馆。”

        玉梅带回一篮馒头，老彭就拿出毛巾，包了十二个，藏在他的长袍下。

        丹妮和玉梅在窗口张望，看见老彭沿街走去，避开人行道，走了一段路，再转向那个女人和三个病童呆坐的地方。他偷偷地把馒头迅速倒在女人的膝盖上，转身就跑。

        一场战斗开始了。有些难民追赶老彭，有些人看到母子身上的十二个馒头。那个女子被人推来挤去，却以母狮的毅力抓紧馒头，孩子们也尖叫奋战着，最后丹妮看到那个女子保住了三四个馒头，其他的被人抢走了。

        “喔，她有没有拿到？”老彭气喘吁吁进门说。

        “拿到了几个。”丹妮说。

        第二天，丹妮下去叫那个女子到旅舍的边门来，但是要和她隔一段距离。

        女人进屋，只穿一件不到膝盖的破单衣。她认出老彭，拜倒在地。大家扶她起来，拿出一篮馒头。

        “尽量吃。”老彭说。

        女人双手颤抖，伸向馒头堆。

        “不用急，”老彭说，“坐下吧。”

        他先将其他馒头拿走，逼她坐下。然后倒一杯茶给她。

        “噢，我不敢当。”老妇人说，“我的孩子……”

        “先别管你的孩子，你先吃。”

        “她病了。”丹妮说。

        “病了？”老彭吼道，“她饿坏了，就是这么回事。等她吃饱就没事啦。你不明白饥饿的滋味吧！”他声音突然又柔下来。“不错，只是饿坏了。”

        “是的，只是饿坏了。”那个女人也呆呆地重复说。

        她吃饱了，大家送她出门，要她把孩子送上来，丹妮会在边门等他们。

        他们每天这样做，老彭也用同样的方式接济别人，难民都不知道别人吃过了，也不知救命恩人是谁。

        丹妮每天盼博雅来，仅三天就不耐烦了，催老彭再去看他的亲戚。但是老彭说，博雅一来，知道了地址，一定会赶来看她的。

        这时候全上海都被孤军营英勇抗敌的行为感动。虽然中国军撤出了闸北，日本人占领该区，第八十八师的五百多位弟兄在谢团长指挥下坚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英军和美军当局再三允诺让他们到国际区避难，叫他们解除武装渡河，这一群勇士却坚守下去。日本人投手榴弹进屋，孤军营就由窗口伏击日本兵。那是一栋钢筋混凝土的建筑，又在闹市区，难以使用大炮轰击，日本人在附近屋顶上搭架，以便对它开火。

        群众却由河岸的国际区这边观察双方开火的情况，丹妮也和玉梅一起去看，却正好看到一位中国女孩在枪林弹雨中沿河游去，把一面中国国旗送给孤军营。少女回来的时候，旁观者呼声响彻云霄。国旗升上了仓库的屋顶，在蓝天中随风飘摇。一丝阳光穿透云层，在红底蓝徽上映出一道金光，象征着中国人民辉煌的勇气。丹妮不觉流出泪来。

        她被这面国旗感动，她为戴钢盔的中国狙击手和黑裙棕衣的女童军感动，内心颇为同胞而骄傲，她庆幸自己逃出天津和北平。她比过去更爱中国了。

        博雅还没到，老彭也不耐烦了，距他们上次去柏林敦旅社，已经过了七天。他们自感和经亚、阿非他们不太熟，不好意思打扰，但是老彭打电话去那家旅馆。

        “不，博雅还没回来。”

        第二天他们又去找阿非，建议他们拍一份电报，那是十月三十日。阿非答应拍电报，但是军事电讯优先，一般电报则要好多天。

        丹妮每一个小时都在等回音。这几天下大雨，街上一片惨状，难民来回奔跑找栖身之处，也有人站在外头淋雨，使他们心情更糟。第四天北平拍来一份电报，说博雅夫妇在七日成行，大约十二日或十三日到上海，船期根本不确定。

        上海战况改变了。经过七十六天的英勇抵抗，中国军队已在二十七日放弃闸北。第二天早上敌人发现闸北一片火海，战线已经转移西郊。

        但是十一月五日，日本兵在杭州湾的乍埔登陆，眼看就要切断铁路以及中国军在杭州的右翼。日本兵向淞江进发。中国人必须建立新战线，于太湖四周延伸到八十五里。到南京的交通更困难了。

        老彭不知道如何是好。若他等到博雅来，或许内地的交通已全然断绝，只能迂回走南道，那对老彭的生活水准来说又嫌太贵了。战局移向内地，他不想留在上海。

        战争确实会带来奇妙的改变。由于打仗，丹妮才离开天津舒适的生活，与老彭、玉梅凑在一起，而几周前他们还是互不相识的陌生人呢。老彭越看丹妮，愈觉得她可成为博雅的好妻子。她具有贤妻良母的一切小优点，她干涉他个人习惯的态度更显得她是一个倾向正常的女子。她爱整洁，连同玉梅把他们的小房间弄得清爽宜人，与外边紊乱的环境成对比。她们以主妇的智慧，将小东西塞起来，将包裹收好，沙发永远干干净净，他忘记盖的热水瓶，丹妮总是把它盖好。他一直相信她具有温暖和热情的本性，可当博雅的好情人。她说要和博雅找一个地方同住下来，两人遗世独立，而语调中充满热情，可见她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不过若是热水瓶始终开着，或开罐器放错地方，那么世间一切理想主义都没有用处。

        他们只有一间两张床的小房间。女人全赖床帘来遮掩自己，但是旅社为求通风都用现代松松的床帘，作用不大。只有晚上才互不相见，他们总是熄了灯才脱衣服，最窘的是玉梅。

        白天老彭常出去，在街上瞎逛，他对衣食却不注重，他的原则是饿了才吃，因为肚子不按时饿，三餐就没有规律。有时他很晚才回家，丹妮问他吃过没，他说吃过了，半小时后肚子饿了，才想起来还没吃晚餐呢。

        他只有早餐较定时，丹妮劝他每天早上要喝一杯牛奶，并亲自看他喝下去。他老是嘲笑都市的奢侈，厌恶现代生活的夸张，但是他曾计划要开乳酪场，又读过不少资料，对牛奶颇有信心，所以他早餐时桌上少不了牛奶。

        “别忘了喝牛奶，”丹妮常说，“我们不知你一天吃什么。”

        老彭大笑：“我一天吃什么？别傻了。我们吃得太多啦。一般人和乞丐的孩子吃什么？我们的生活都不对。你若做粗活，干得真饿了才吃，你什么都吃，食物也消化进身体……”

        但丹妮只关心他的福利，使他很感动，丹妮常常用天真而尊敬的方式，要他明白早饭后用热毛巾擦脸，又叫他站直，出门前要先刷刷长袍。

        “你怎么不戴我给你买的新帽子呢？”

        “我从来不戴帽子。”

        “但是也许会下雨，你会感冒的。”

        “别担心。我没有帽子还不是活了一辈子。”老彭不戴帽子就出去了。

        “他好固执。”丹妮说。

        不过事实上老彭已开始习惯他所谓女人的“暴政”。丹妮经常清理烟灰缸，对他是一种沉默的谴责。两位女士也把替他整理床铺后才吃早饭视为是她们的天职。她们负责洗衣服，每天早晨都向他要手帕。头几天老彭说他会洗，但丹妮说这是女人的工作。

        “我们年轻，你应该被服侍。”她补充说。

        老彭很高兴有人尊敬他年长，于是由长袍口袋里掏出脏手帕来。

        “只闻他的手帕，就知道头一天吃什么。”丹妮对玉梅笑着说。

        “昨天他吃油条和烧饼——有油条味，前天吃粽子有糯米粘在上面。”

        “他是一个好人。”玉梅说。

        “是啊，但却很固执。我硬是没法叫他去理发。”

        “你俩是好人。”玉梅说，“我有福气碰到你们，你应该嫁一个好丈夫。”

        “你马上就会看到他了。”丹妮微笑着说。

        “他很俊——又很有钱？”玉梅说道。

        由于玉梅对她的婚事这么关心，逗引了丹妮。玉梅是一位健壮的姑娘，肤色健康，当她谈到婚姻时，两颊要比以往更圆更红了，她的眼睛也眯起来了。丹妮为了不使她多想，再次保证她生的孩子是中国人，她就不再担心了。丹妮花了两三元买鞋袜送给她，一时慷慨又给她买了一件新衣服。玉梅生活在从未有过的奢华当中，她对丹妮的用品却非常好奇——她的面霜、现代胭脂，还有一件她初次看到非常困惑的东西——奶罩。

        “这是干什么的？”她问道。

        丹妮解释得很详细：“中国妇女多年来都像你一样，将身子缠紧，不让胸部露出来。”

        “是啊！”玉梅说，“我娘说我们应该如此。”

        “但是现在流行把胸部挺出来，又高又尖。”看到玉梅注目的眼神，她迟疑了半晌，“男人似乎喜欢我们这样，”她大胆地说下去，“所以我们就戴奶罩。”她有些词穷地说。

        “这真羞死人了。”玉梅大声尖叫。她满脸通红，似乎羞愧欲死。“小姐，你是一个正经人哪。”

        丹妮笑笑：“就连都市里的淑女们现在也都穿呀。”

        丹妮正在洗奶罩，洗完交给玉梅拿到火炉上去烘。玉梅接过来，当做是最邪恶的东西，不安地看着。

        “我们不能让他看见。”玉梅道。

        那天下午，大雨倾盆，老彭到伤兵疗伤的小佛庙去帮忙。战事此刻转到上海西郊，佛门和尚都组织救护队，自战场上抬回伤兵。老彭下午回家，头发和衣服都湿透了。

        “衣服都湿透了，脱下来我替你烘干。”丹妮道，“坐在火边，以免得重感冒。”

        她拉来一张椅子，奶罩还挂在椅背上。玉梅连忙抓起来，匆匆塞在枕头下。“该死！”她自言自语。

        老彭脱下长袍，丹妮摸了摸，发现雨水渗到夹棉里。她拿一条毛巾，要他把头发擦干，看他用洗脸毛巾擦脚，不觉吓了一跳。

        “你要上床暖一暖。”她说。

        他乖乖上床，她替他塞好棉被。

        “等雨停了，我就要走了。”他几乎是在自言自语。

        “你不等博雅吗？”丹妮惊讶地说。老彭似乎猜透她的心思，他慢慢地说：“你留在这儿等他，我不想困在上海，我在走之前会去看他的亲戚，并要他来时务必和你联络。你和玉梅留在这儿，不会出事的。我会在汉口和你们碰面。”

        丹妮知道老彭带她来上海，已经离开了原有路线，不愿再进一步麻烦他。

        雨还在下，街上的难民都失踪了，只有少数人在徘徊，无处可去，街道上都是湿的。老彭下床，站在窗前俯视着下面的大道，陷入回忆中。雨水打在窗框上，偶尔街车电线的火花会在他脸上发出紫色光芒，偶尔也会听到喇叭声。

        “一个干爽的床铺。”他叹口气对自己说，然后转身回到床上。女士们等他静下来，才解衣就寝。

        午夜里，丹妮被臭虫骚扰，她偷偷起床找手电筒。声音吵醒了老彭，他本来就睡得不沉。

        “怎么啦？”他问。

        “臭虫。”她回答。

        “开灯吧。用手电筒找不到的。”

        “我怕灯火会打扰你。”

        “别介意，我也醒了。”

        她起身点了根烟，穿上夹袍滑下床，坐在沙发上。

        “我想跟你谈。”她说。她的双脚用一件毛衣遮盖住。

        “你最好上床吧，不然你会受寒的。炉子已经熄了。”

        “我想到一个办法啦！”她说，“我今晚可睡沙发。”

        她再度跳起身来，把被子和枕头移到沙发上。玉梅在床上翻身说：“怎么回事？”

        “我要睡沙发，你睡你的。”

        她躺在沙发上，盖好棉被。身上仍穿着夹袍，没扣，把枕头靠起半躺着，可舒适地和老彭谈话。

        “你真的要走，不等他了？”她问道。

        “是的。到汉口的铁路已中断了。多延误一天，就愈不容易走了。”

        “你答应我要向博雅解释的。”她说。

        “我很高兴为你做，”他慢慢地说，“但是你能把告诉我的一切，也原本告诉他呀。你可以说得比我更清楚，我了解博雅，他会谅解的。”

        “你可能不知道我害怕的原因。我想你从未恋爱过。”

        “我不知道。博雅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但他不甘寂寞和虚度光阴。他需要你这样的妻子与他共相厮守，他会快乐……你留在这儿，能够时就去汉口。我能否问你一件事？”

        “什么？”

        “我曾仔细察看你，你是博雅的好女人，如果你俩一块走，你有没想过你要做什么？”

        “我从没想过这一点。”

        “为别人做点事，而不是为你自己。博雅很富有，可帮助战争的受难者、穷苦之人及无家可归之人——你会赞成博雅这样做吧？”

        “当然。我想我的生活太自私了，不过我从未有机会呀。”

        老彭慈爱地抬头说：“博雅婚姻不幸福，因此对自己和一切都不快乐。他告诉我他无法想象他太太会随他去内地。你知道我一向不同情自私的富人。说到他太太，这一点就够了。博雅的问题就是他的婚姻。”

        “你认为我可以帮助他？”丹妮问道。

        “我是这么认为，他需要你这种人，你可使他快乐。别忘记他很有钱，我相信你会帮他把钱花在正道上的，来帮助他人——这是富人花钱唯一的正道。”

        “噢！我答应。”她大声叫着，“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了，那将是我理想的生活。”她的声音充满热诚，老彭很高兴。

        “来，手伸过来。”老彭说着。她由沙发上起身，伸出手去，老彭握住。

        “我答应。”她又说一遍，坐在他的床边上。

        他握住她的小手：“你的脚会着凉的，把脚放在这儿。”他换一下睡姿，她就把腿伸到他的棉被下角。

        “你知道我是在帮一个女人抢别人的丈夫，”他说，“我为什么要这么做？老实说，是为了民众。博雅是一个很不平凡的人，我看过太多，知道女人可造就男人，也可毁灭男人。女人不是块宝，就是垃圾。你会使他幸福的，你会造就他的。”

        “你能确定吗？彭大叔。”丹妮颤抖地说。

        “我能确定。”他回答说，“但是男女之间的爱情若非建立在爱人和助人的基础上，就是自私的。丹妮，你已见过街上的难民，将他们乘上几千万倍，你就知道内地发生的情况了。这是有钱人最好的机会，有东西吃有地方住——这是无家可归的人最大的愿望。一个干燥温暖的床，还有什么比这更简单的？但是给他们这些——便是至高的幸福。”

        老彭说得很热切，声音平静而诚恳，丹妮深深地感动了。

        “大叔，你教了我许多以前我不知道的事。我只想到自己，你真叫我惭愧。”

        “我没看错你。”他说。

        “我们去内地怎么找你呢？”

        “我要和难民沿河上行。我只能给你充福钱庄的地址，他们会转信的。现在上床吧，你不去想臭虫，臭虫就不会打扰你了。”

        “我现在不在乎臭虫了。”她高兴地说。

        丹妮转身熄了灯，摸回沙发上。她听到他在暗处拍被子。

        “彭大叔。”过了一会儿，她说。

        “现在别说话。”

        “我太高兴了，你有没有在庙里祷告过？”

        “我从来不祷告。”

        “我希望你为我祷告。你让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子。”

        “菩萨会保佑你的。现在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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