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支持里根竞选总统的表现不是直接捐款给里根阵营，而是在发行量大的新闻杂志上刊登整版广告，这在当时是一种新颖的政治概念。我希望安利营销人员和他们的客户知道我们支持里根，并期待他们也能支持他。

        我一直热爱美国，自认为是一位爱国者。然而我却因为宣扬自由、自由企业和对国家的热爱而备受批评。安利创业初期，因为公司名称以及使用的红、白、蓝三色为标志，有人指责我们用美国国旗来包装公司和产品。20世纪70年代我发表《销售美国》演讲时，爱国主义在许多人看来已经变得落伍及“老土”。美国人不好意思在球赛开始前起立并唱国歌，经过国旗时也不再主动把手放在胸前。当时和现在都有一些人质疑我为何如此坚定地爱国，为何大力倡导自由和自由企业体系。也许这些人从没真正感受到美国独立及开国元老们签署《独立宣言》（保障人们的生命、财富和神圣的荣誉）和制定美国宪法以来，无数先人为了保卫我们享有的自由所做出的牺牲。

        大家要记得，我这个年龄段的人曾被征召入伍，走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希特勒、东条英机等名字对我们来说耳熟能详，因为我们经历过他们活着的年代。我上中学时，希特勒的空军一直在轰炸英国，很显然，他的目标是占领英国，然后渡过大西洋来击败美国，他便能够把美国纳入不断扩大的帝国版图。希特勒被视为美国的头号敌人，日军在珍珠港偷袭美军，随后欧洲也卷入战争时，英国迫切需要美国的协防，以抵御希特勒对他们生存的威胁。

        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在家里吃饭时，我们都在讨论这个世界是否会被德军和日军占领。大家很清楚，一定要打赢这场战争，否则将失去一切。每一天，报纸都在报道哪些地方打了胜仗或败仗，或者在欧洲或太平洋战场上又收复了哪些失地，美国被视为抵抗暴政的最后防线。

        

不惜代价捍卫自由价值

        我上中学那几年，战事愈演愈烈。我知道，自己一满18岁就要入伍，所以还在高中时我就自愿加入了陆军航空部队，毕业3个星期后就收到了入伍报到单。每个体格健全的18岁男生，只要在家乡没有重要工作，都要自愿或被征召入伍。

        先前我谈到，在我乘船到太平洋战场的路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结束了，不过我还是被派到了太平洋上的小岛天宁岛，那里距离关岛大约有160千米。由于天宁岛的美军基地距离东京有2100千米，美军专门设计并制造了B–29轰炸机，以执行往返于天宁岛和东京间的任务。B–29轰炸机在天宁岛空军基地装载炸弹飞往东京，同时希望可以返航。由于这个地区没有其他岛屿可以让轰炸机在半路上紧急降落，我们损失了一些飞机和人员。

        当时美国正在计划攻打日本本土，天宁岛基地被指定为撤离受伤士兵的据点。可是，在攻打日本本土之前，“艾诺拉·盖号”轰炸机便装载着原子弹由天宁岛起飞，于是，这个小岛为接收可能因攻打日本本土而受伤的10万名美国军人所做的准备便没有用了。我被派遣到那里执行拆除及清理任务。

        俄罗斯军队在1959年进驻了古巴，那一年，我们正好创办了安利公司。当时我们非常担忧，尤其是在获悉苏联已在古巴部署核弹、可以轻易攻击美国时。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警告美国：“我们会埋葬你们。”

        除了担心核弹攻击以外，美国甚至还有人预言，自由企业及美国风格已死，这便是我爱国之心的源起，以及我坚持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捍卫自由、享受我们想要的生活的原因。因此，我站出来发言，发表了《销售美国》的演讲，鼓励美国同胞相信及了解美国的伟大之处，并力图说明本国政治与经济制度的价值与优点。

        当我们在对抗威胁我们生活方式的敌人时，如今的美国人中的大多数尚未出生。或许现在的人已不再认为那种威胁真实且急迫，可是出生在那个年代的人都心知肚明。

        作为一个爱国的美国人，我支持我认为最符合美国利益及美式生活风格的政治候选人。我第一次参与的重大政治活动是协助当时的国会议员福特。我和福特十分熟悉，因为他是我们选区的议员，安利早期的各项活动他几乎都有参与。我们还有他在一项大型剪彩活动上担任特别来宾的照片。他甚至和我们一同推荐了安利的第一个喷雾剂产品系列。福特看着安利公司发展起来，那些年，我和杰也在政治事务上与他开展了合作。我们也与盖伊·范德·贾格特（Guy Vander Jagt）合作过，他是安利公司西边选区的议员。我与贾格特合作筹款，他负责的筹款活动旨在帮助更多共和党员进入国会。我们和其他人成立了一个筹款机构，名为“共和党国会领袖议会”（RCLC），以促进民间参与捐款和筹款。我们只获得了小额筹款，但积少成多，况且我们希望吸引民众提高对共和党以及政治的兴趣。当时正是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时代，老布什（Gee h. . Bush）则担任副总统。在里根总统的两届任期之中，副总统贤伉俪经常大方地招待我们这个团体。

        我和杰支持里根竞选总统（老实说，在1980年党内初选时，我是支持布什的）。我们支持的表现并不是直接捐款给里根阵营，而是在发行量大的新闻杂志上刊登整版广告。我们个人跟竞选阵营并没有任何关联，我和杰支持的是里根的自由企业理念。我记得，我们是唯一刊登此类广告的人，这在当时是一种新颖的政治概念。我和杰希望安利营销人员和他们的客户知道我们支持里根，并期待他们也能支持他。广告或许也吸引到了不少选票，这个假设是合理的。我和杰同时认为，广告可以进一步帮助安利营销人员体会自由企业理念对他们的成功所起的重要作用。

        

与美国总统的情谊

        我与贾格特的关系促使里根总统任命我担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财政主席。回想起当时的情况，我觉得在接受那项职务之前，我应该对其多加了解才对。

        我刚答应，就发现我在公司实在太忙了，根本抽不出时间来。这样，我就担负起了两份全职工作。那是我在一开始就犯下的两项严重失误中的一项。第一，我无法全职工作。第二，我接任时提出了两项建议：在捐款人会议上设立接受现金付款的吧台（如果没有，饮料都要用组织的经费来支付），以及剔除掉那些“闲人”（不做事只领薪水的顾问）。

        我认为我们一边出去帮共和党候选人筹款，一边在自己身上花那么多钱，实在是不合理。我真的认为应该用明智的方法来改变现状，但我的两项假设都未被接受。慷慨的捐款人或公司会接受筹款活动的邀请，但通常不会亲自参加，而是派代表来，这些人期待的是免费“大吃大喝”；而“闲人”们其实很活跃，不论有没有付出，他们都不想少领薪水。

        我接任主席时曾说过：“我从未向这个政府的任何人要求过任何好处。我做这份工作，是因为我相信共和党的理念：自由与自由企业，以及所有美国人民的个人权利。保障这些理念的顺利实现是我的首要动机。”此外，我还要求看财务报表，我说，如果我了解运作细节的话，就能更有效率地筹款。但我的要求被拒绝了。

        我们从小额捐款人处筹集到了不少资金，共和党国会领袖议会的成员和我都想为小额捐款人举办活动，因为他们是支持共和党的活跃选民，应该以某种方式予以表彰，但这点也是无法做到的。

        我在任内很努力地工作，也学习到了不少经验，但当反对力量逐渐压过了支持力量时，我就知道该辞职了。

        但是，我并未放弃政府或是公民应尽的责任。我在华盛顿结交了一些朋友，也争取到了一些赞同我的立场的政府官员。里根总统要筹组艾滋病委员会的时候，贾格特建议我加入。他设法将我还有其他一些人列入了委员名单，于是，总统任命我们组成该委员会。

        在加入艾滋病委员会以及为共和党担任筹款人期间，我和里根总统建立了很好的交情。他会在白宫东厢和委员会成员谈话。在会议前，我有好几次曾私下和他聊天。

        里根总统就职1周年时，我在华盛顿特区的希尔顿饭店主持了一项大型筹款活动。身为活动负责人，我和里根总统、布什副总统和他们的夫人们一同待在贵宾休息室。当时只有我们5个人待在房里，等着里根总统上台向这场入场券早已销售一空的大型活动的来宾们讲话。里根总统刚刚被一个全国性的新闻电视台在节目中横加指责，他真的“气炸了”（他本人的原话），抵达休息室时仍火冒三丈。他向第一夫人南希、副总统夫妇和我大倒苦水。很少有人能像我这样看到美国总统表露真性情的一面。

        在认识美国总统并和他们私下相处之后，你会明白他们只是平凡的人，关心和担心的事情和你我都一样。他们关心的是保护这个国家及其自由，关注的重点是如何为国家服务。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人进入政府。

        

知道进退的重要性

        2001年，海伦和我承诺协助政府设立费城国家宪法中心（National s-titutioer）。《费城问询报》（Philadelphia Inquirer）的一名记者在报道我们的承诺时表示：“他们的初衷是爱国，而不是支持政党。”这家博物馆开幕以后，海伦和我又组织了一次捐款，并计划维持赞助。帮所有的美国人，尤其是年轻人，了解及感谢美国宪法，对我们而言意义重大。为了让美国人了解这个国家如何一路走来，并激发他们对所享受自由的感恩之情，我们进行了漫长的努力，宪法中心便是其中一项。《费城问询报》说的没错：我们的参与是爱国的表现。政府和国家如今充斥着党派斗争，但在我看来，爱国心却不够。

        我们需要提醒美国公民以及政府的民意代表，美国宪法所代表的意义及其内涵。由家乡做起，安利开始重新激发美国本土的营销人员对自由企业、美国价值观和政府原则的了解。我们甚至在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Gee ason）的故居弗农山庄（Mount Vernon）举办了一次高成就的安利营销人员的会议。该活动极为成功，让许多人深入了解了乔治·华盛顿在美国开国历程中扮演的角色，他既是位将军，也是位政治家。立国之初，美国便拥有全世界最伟大的成就纪录。

        我在国家宪法中心遇到的人们都了解美国历史，但许多美国人对美国历史缺乏了解，不知道为何写下宪法的开国元老要说出那些话。举例来说，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乔治·华盛顿只出任了两届总统便告老还乡，而当时甚至还未修改宪法以限制总统任期。他相信，做两届总统便已足够，美国需要其他人来担任总统，以此昭告世人，这个新国家在推翻君主立宪制之后已是个不折不扣的民主共和国。他并不贪恋总统权力，他只是想为国效力，然后返回故里。

        此后，美国不断发展，政府一直在扩大规模，民选官员在任期即将结束时越来越急于进军华盛顿，而不愿返回故里。竞选连任已成为重头戏，太多国会议员逐渐习惯于不对棘手议题表示明确立场，这些议题或许对国家有利，却会害他们在下一次选举时流失选票。他们发现坐上或靠近权力大位是如此令人上瘾，许多人尽可能竞选公职，即使早已任期将尽，也依旧留在华盛顿。他们成为华盛顿大型公司的律师或游说人士，因为那里才对他们有利。对某些人来说，为民服务已变成无法轻易放弃的自大之旅。

        我和杰有一天谈到了这方面的问题，我们的结论是，任期限制正是解决之道。我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聘请已故总统艾森豪威尔（D Eisenhower）的儿子约翰·艾森豪威尔（John Eisenhower）担任主席。这个过程并不顺利，在全国境内推动尤为困难，但我们在好几个州成功地通过了限制任期的办法。然而，州政府无法决定全国参议员或众议员的任期——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修改宪法。最后，我们只好满足于在州政府获得的进展。

        我们需要提醒美国公民以及政府的民意代表，美国宪法代表的意义及其内涵。由家乡做起，安利开始重新激发美国本土的营销人员对自由企业、美国价值观和政府原则的了解。我们甚至在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故居弗农山庄举办了一次高成就的安利营销人员的会议。

        

为美国价值观奋斗

        当时在华盛顿的生活成本并不便宜，至今依然昂贵。福特被尼克松总统任命为副总统时，虽然已经担任了多年的国会议员，仍然身无分文，还要指望副总统的第一笔薪水来支付房贷以及供养四个学龄子女。尽管他的薪水足够生活，却还不够退休后的生活。卸任总统之后，他在全国性企业担任董事，以此增加收入来源。现在，进入美国国会服务已成为一项薪水丰厚、福利优渥的职业，但这种生涯只有在任内才能维持，所以必须花很多时间、精力和金钱竞选连任。我至今仍然认为，没有任何在全国范围内通过民选或任命出任某职的官员可以永久担任该职务，每一项公职都应该有明确的任期限制。

        自从创办安利以来，美国国会通过了许多法律和法规，这些规定让我怀疑今天还有没有人可以复制安利的成功。增税造成了他们的损失。人民自由在许多方面都越发受到限制。人们逐渐依赖政府救济，党派之争侵蚀了生活中几乎各个层面。美国不再被世人视为“山丘上的闪亮国度”。

        放眼海外，我们看到欧洲经济颓圮，那是因为政府债务沉重、人民过度依赖政府福利；在中东，一些人为了民主而奋战，从而受到了目标正好与其相反的人群的反对；非洲国家和其他一些地区拥有良好的气候、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勤劳的人民，其发展却受到腐败的独裁者和政府的阻挠。

        那么，美国人民该如何做出必要的改变，以适应全国和全球局势，并仍然维持天赋的与后天取得的自由呢？当然没有简单的方法，但美国公民必须随时保持警觉，防止我们珍惜的价值观和自由遭到侵犯。美国人民必须成为受过教育、信息丰富的公民和选民，选择可以成为真正的人民公仆的民选官员；他们必须接受公职责任，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不同族裔与政党内诚实与忠诚的人民应该肩并肩，为正确、真实与可造福子孙后代的价值观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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