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高翔只是挂了个政委的空名,开过大会的第二 天,就回高阳去了。把这个新成立的支队的全部工作,留给高庆山,还要他负起整个县的地方责任来,留下李佩钟,做个助手,主要是叫她管动员会的事。
支队部就设在县城,过去公安局的大院里。从国民党官员警察逃跑了,这个以前十分森严威武的机关,就只剩不了一个大空院。不用说屋子里没有了桌椅陈设,就是墙院门窗也有了不少缺欠;院子里扔着很多烂砖头。头一天,高庆山带着芒种到三个团部巡视了回来,坐没坐处,立没立处,到晚上,动员会的人员才慢腾腾送来两条破被子,把门窗用草堵塞了堵塞。
高庆山心里事情很多很杂乱,倒没感觉什么,芒种这孩子却有点失望。他想,听了春儿的话,不跟高翔坐汽车上高阳,倒跟他来住冷店,真真有点倒霉,夜里睡在这个破炕上,看来并不比他那长工屋里舒服。这哪里叫改善了生活哩?铺上一条棉被,又潮又有气味,半天睡不着。
这样晚了,高庆山还没有睡觉的意思。他守着小油灯,倒坐在炕沿上,想了一阵,又掏出小本子来记了一阵。看他记完了,芒种探着身子说:“支队长,眼下就立冬了,夜里很冷,这个地方没法祝我们还是回五龙堂家去,大被子热炕睡一宿吧!”
高庆山望着他笑了笑说:
“怎么?头一天出来,就想家了?”
“我不是想家!家里也没什么好想的。”芒种说,“我们为什么受这个罪,今儿个,你横竖都看见了,高疤他们住的什么院子,占的什么屋子?铺的什么,盖的什么?他那里高到天上不过是个团部,难道我们这支队部的铺盖倒不如他!”
“不要和他们比。”高庆山说,“革命的头一招儿,就是学习吃苦,眼下还没打仗,像我们长征的时候,哪里去找这么条平整宽敞的大炕哩!”
芒种听不进去,翻了个身,脸冲里睡去了。高庆山把余下的一条被子给他盖在身上,芒种迷糊着眼说:“你不盖?”
“我不冷,”高庆山说,“我总有十年不盖被子睡觉了。还有你这枪,不能这么随便乱扔啊,来,抬抬脑袋,枕着它!明天有了工夫,我教你射击瞄准!”
芒种在睡梦里嘟念:
“这个硬梆梆的怎么枕呀,指望背上枪来享福,知道一样受苦,还不如在地里拿锄把镰把哩!”
随后就呼呼的睡着了。高庆山到院里转了一下,搬进两块砖头,放在头起,刚刚要吹灯休息,听见院里有人走到窗台跟前说:“高支队长睡下了吗?”
是个女人的声音,随着在窗户的破口,露出半边俊俏脸来,高庆山看出是李佩钟,就说:“还没有睡。有事情吗,李同志?”
“我到你这里看看,”李佩钟笑着走进屋里来,她穿着一 身新军装,没戴帽子,黑滑修整的头发齐着肩头,有一枝新皮套的手枪,随随便便挂在左肩上,就像女学生放学回来的书包一样。她四下里一瞅说:“炕上那是谁?”
“通讯员。”高庆山说,“你看,这里也没个坐的地方!”
“你这里和我那里又不一样!”李佩钟笑着说,“你这里像个大破庙,我那个动员会,简直是个戏台下处,出来进去,乱成一团。这里的工作,为什么这样落后呀,比起高阳来,可就差远了!高翔同志撂下就走,也不替我们解决困难。走,我们到电话局去给他打个电话!告诉他,我们连个坐立的地方也没有,真真,这怎么叫人开展工作呀!”
“这样深更半夜,不要去打扰他吧!”高庆山说,“他那里的工作更忙。”
“你说对了,他真是个忙人!”李佩钟笑着说,“他是我们这里的一个大红人儿!他没来的时候,我们这些土包子们,只知道懵着头动员群众,动员武装,见不到文件也得不到指示,他一来把在延安学习的,耳闻眼见的,特别是毛主席最近的谈话和讲演,抗日战争的方针和目的,战略和战术,给大家讲了几天几夜,我们的心里才亮堂起来,增加了无限的信心和力量。他忙的很,到处请他讲演,到处总有一群人跟在他后边,请他解决问题。高翔同志又有精力,又有口才,资格又老,历史又光荣,又是新从革命的圣地、毛主席的身边来的,我们对他真有说不出的尊敬。他还给我们讲过红军长征的故事,提到了你,高支队长!你的历史更光荣,你给我讲个长征的故事吧,你亲身经历了的,一定更动人!”
高庆山笑了笑说:
“十年的工夫,不是行军,就是作战。走的道儿多,经历的困苦艰难也多,可是一时不知道从哪里讲起。总的说起来,一个革命干部,要能在任何危险困难的关头,不失去对革命的信心,能坚定自己,坚持工作,取得胜利,这种精神是最重要的!”
“你不对我好性讲,”李佩钟微微突了突嘴唇说,“你具体的讲一段最精彩的!要不,你就教我一个新歌儿!”
这时睡在炕上的芒种,说起梦话来,叫老温喂牲口,喊老常哥套车。李佩钟听了听说:“我认识他,这是我们家的小做活的。”
高庆山说:
“你给我讲讲你怎样参加的抗日工作吧,子午镇,你们那个家庭……”“那不是我的家。”李佩钟的脸红了一下,“我和田家结婚,是我父亲做的主。”
“听说你们当家的跑到南边去了,”高庆山说,“你能自己留在敌后,这决心是很好的。”
“高支队长!”李佩钟说,“不要再提他。你是我的领导人,我愿意和你说说我的出身历史。我娘家是这城里后街李家。”
“也是咱们县里有名的大户。”高庆山说。
“我也不是李家的正枝正脉。”李佩钟的脸更红了,“我父亲从前弄着一台戏,我母亲在班里唱青衣,叫他霸占了,生了我。因为和田家是朋友,就给我定了亲。不管怎样吧,我现在总算从这两个家庭里跳出来了。”
“这是很应该的,”高庆山说,“有很多封建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参加了我们的革命工作。‘七七’以前,你就参加革命活动了吗?”
“没有。”李佩钟说,“从我考进师范,在课堂上作了一篇文,国文老师给我批了一个好批儿,我就喜爱起文学来,后来看了很多文艺书,对革命有了些认识。可是我胆小,并没敢参加什么革命行动。抗日运动,对我是一个大提示,大帮助,它把像我这样脆弱的人,也卷进来了。我先参加了救国会的工作,后来,又在高阳的政治训练班毕了业。”
“抗日运动是一个革命高潮。”高庆山说,“我们要在这次战争里一同经受考验,来证明我们的志向和勇气。”
“我想,和高支队长在一块工作,我会学习到好多的东西,主要是你的光荣的革命传统。”李佩钟激动的说,“我希望你像高翔同志那样,热心的教导我吧!”
“我明天和你去把动员会的工作整顿整顿,不要什么事都去找高翔,”高庆山笑了一下说,“他既然把这里的工作委托给我们,我们就要负起责任来!”
放在炕角上的小油灯细碎的爆着烛花,屋里的光亮,都是从破纸窗照进来的月色。在城墙根那里,有高亢的雄鸡叫明的声音,李佩钟说:“你睡吧,你没有盖的东西,我到家里给你拿两条被子来吧!”
“你刚说和家庭脱离,就又去拿他们的被子!”高庆山笑着说。
“这里是我娘家。”李佩钟也笑了,“根据合理负担的原则,动员他们两床被子,不算什么!”
高庆山说不用,李佩钟就小声唱着歌儿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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