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下雨飘雾的午，克拉拉·巴塞罗偷走了我的心、我的呼吸和我的梦。在文艺协会诡谲的光影衬托下，她的双手在我的皮肤上写下魔咒，此后多年，我一直摆脱不掉这可怕的诅咒。我痴迷地盯着克拉拉，她则是滔滔不绝地叙述自己的身世，以及她偶然接触到胡利安·卡拉斯作品的经过。事情发生在普罗旺斯的小镇上。她父亲当年是位名律师，与孔帕尼斯总统的内阁关系密切，他很有远见，早在内战初期就将妻女送到比利牛斯山另一边的法国。许多人认为他紧张过度了，大家总觉得巴塞罗那不会有事，还说西班牙是基督教文化的摇篮和顶尖代表，那些粗野残暴的行为，只是无政府主义者搞出来的小花样，就像骑着破脚踏车、袜子还补丁的穷光蛋，能跑得了多远呢！克拉拉的父亲常说，老百姓从来没有认真看过镜子里的自己，已到了燃眉之急的战事就更不用说了。这位杰出律师平日喜欢研读历史，他知道若要预知未来的情势，街头巷尾、商家和海报透露的讯息，比每天早上报纸刊登的新闻更准确。把妻女送到法国的前几个月，他每周写一封家书。起初，他都在议会街的律师楼写信，后来他刻意不写寄件人，最后，他偷偷从蒙锥克堡的牢房里写信。就像其他被囚禁的人一样，没有人看到他是何时被抓进去的，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出来过。

        克拉拉的母亲大声念着她父亲的家书，却掩饰不了哽咽声，她刻意跳过一些段落，觉得女儿并不需要知道那些。到了半夜，克拉拉央求表妹克劳黛再把父亲的信从头到尾念一遍给她听。就这样，克拉拉靠着借来的眼睛读信。从来没有人看过她流泪，即使在她父亲断了音讯之后，或是战况越来越紧张的时候，她一滴泪都没掉过。

        “我父亲从一开始就知道会有不幸的事情发生。”克拉拉说，“他坚持留在朋友们身边，因为他自认这是义务所在。但是，这份忠诚却置他于死地，时机一到，那些人毫不留情地背叛了他。谁都不能相信啊，达涅尔，尤其是你钦佩的人。这些人往往伤你最深！”

        克拉拉吃力地说出最后几个字，仿佛那个充满机密和阴影的年代又出现了。我沉迷于她陶瓷般的眼神中，望着她那双没有泪水、没有矫情的眼睛，听她诉说我当时还懵懵懂懂的事情。克拉拉巨细靡遗地形容她从未亲眼见过的人物、事件和场景，精确的程度宛如弗拉芒派绘画大师。她的话既像细致的织物，又如时代的回音，她的语调抑扬顿挫，呈现着不同时空的不同节奏。她告诉我，流亡法国那几年，她和表妹克劳黛有个家庭教师，一个五十多岁的老酒鬼，满怀自负的文人心态，经常自夸他可以用发音完美的拉丁语朗诵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作品，他那迂腐守旧的个性，即使经过古罗马的文化熏陶也洗刷不掉，因此，她们私下帮他取了个“罗克福先生”的绰号。罗克福先生虽然怪里怪气（他坚信猪肉香肠是对付血液循环不佳和痛风的利器，尤其是克拉拉的西班牙亲戚寄来的猪血肠更好），但其实是个品味优雅的人。打从年轻的时候，他为了吸收文化新知，每个月必定去一趟巴黎，据说他除了参观博物馆，晚上都是躺在一个美女的怀里厮磨度过，他称这女人为“包法利夫人”，但她本名其实叫作霍滕斯，而且是个没什么大脑的笨女人。

        罗克福先生每一趟巴黎文化之旅，总是喜欢去逛圣母院前的一家旧书摊。一九二九年的一个午后，就在这个摊子上，他偶然发现了当时还籍籍无名的胡利安·卡拉斯的小说。罗克福向来乐于接受新事物，他买下这本书，主要是受到书名吸引，而且，他在回程火车上也习惯阅读比较轻松的小说。这本小说的书名是《红屋》，封底有张模糊不清的作者照片，或许是照片，或许是炭笔素描。根据封底的作者资料：胡利安·卡拉斯是个二十七岁的年轻人，和二十世纪同年生，故乡是巴塞罗那，但目前定居巴黎。他以法文写作，职业是酒店的钢琴手。封面上则是夸大而老套的赞美词，用的是当时流行的优美文句，宣称这虽然是作者的处女作，但表现耀眼，是个不可多得的天才，未来将是欧洲文坛无可比拟的巨擘。接着是内容提要，语意模糊地提到这是个关于险恶、灾难的故事，叙述流畅节奏张弛有度如连载小说，对罗克福先生而言，这一点绝对有加分的效果，除了古典文学之外，他最喜欢的就是充满犯罪情节的侦探小说了。

        《红屋》讲述了一个神秘人物充满磨难的一生，为了偷窃洋娃娃和木偶，他到处抢劫玩具店和博物馆，得手后，他会先把洋娃娃和木偶的眼珠子都挖掉，再带回他位于塞纳河畔的神秘住处。有天晚上，他潜入富瓦大道的一栋豪宅，打算搜刮豪宅主人珍藏的洋娃娃。这个大富豪在工业革命时以非法手段致富，他的女儿则是典型巴黎上流社会的小姐，知书达礼，而且气质优雅，没想到，她居然爱上了这个神偷。这段充满波折的罗曼史，高潮迭起，伏笔不断，作者借由女主人翁逐渐揭开神偷挖空洋娃娃眼珠子的真相，却始终未曾提及他的名字，她还发现，她父亲和他收集的那些陶瓷人偶背后藏着可怕的秘密。最后，小说的结局就像希腊悲剧一样令人感伤。

        罗克福先生阅书无数，还经常写信指正出版品的文句，那一大摞巴黎各出版社主编亲笔签名的回函，是他最自豪的收藏品。他确认出版这本小说的是一家二流出版社，有那么一点名气，以出版食谱、工艺等书籍著称。旧书摊的老板告诉他，《红屋》出版后，曾有两家当地报纸作了相关评论，只是出现的版面和讣闻一样小。在那短短几行的文字当中，书评家毫不留情地建议新生代小说家卡拉斯，千万别辞掉酒店钢琴手的工作，因为他恐怕是无法靠文学创作来糊口了。罗克福先生心很软，皮夹子更软，碰到让他感动的事，掏钱比谁都爽快。于是，他当下决定花费半法郎，买下没名气的作家卡拉斯的小说，同时还带走福楼拜的一本经典巨著，因为他始终自认是这位文坛大师的传人。

        开往里昂的那班火车已经客满，罗克福先生不得已，只好和几名修女同坐在一节二等车厢。火车才开离巴黎车站，修女就开始交头接耳，偶尔还不客气地瞪他一眼。罗克福见她们这样探头探脑，决定从皮箱里拿出小说，用书本遮起自己的脸。让他惊讶的是，火车跑了几百公里之后，他已经完全忘了那群修女的存在，对于火车的晃动毫无感觉，也不再觉得车窗外的夜景像是卢米埃尔兄弟电影里恐怖的画面。他一整夜专心读着那本小说，根本没注意到修女们如雷的鼾声，或是火车在清晨薄雾中短暂停留的车站。天亮了，罗克福正好也翻到小说的最后一页，他发现自己眼眶含着泪，内心充满了羡慕和感动。

        就在那个星期一，为了询问更多关于胡利安·卡拉斯的信息，罗克福先生打电话到巴黎的出版社。因为他一再坚持，那个说话有气无力、语气倒是很尖酸刻薄的女接线员，终于耐着性子答复他：卡拉斯先生并没有留下地址，他和出版社也已经没有合约关系了，因为他的小说《红屋》出版以来，总共只卖掉七十七本！而且买书的不是头脑简单的年轻女孩，就是他在酒店的老主顾捧场。剩下那些卖不掉的书，一捆一捆地都回收到废纸场去了，那些再生纸就用来印刷弥撒经本、罚单或彩票。

        不过，这位神秘作者的悲惨命运，却完全征服了罗克福先生的恻隐之心。接下来十年，他每次造访巴黎，一定会去旧书摊寻找卡拉斯其他的作品。他找了十年，却一本都没找到。几乎没有人听过这位作者，即使听过这名字，也对他几乎一无所知。曾经有人很肯定地提到，卡拉斯另外还出版了几本书，不过都是在不知名的小出版社，印刷发行的数量也都少得可怜。这些作品即使真的曾经存在，恐怕也不可能找到了。有个书店老板说，他曾经有过一本胡利安·卡拉斯的小说，书名是《教堂神偷》，不过那是多年前的事了，他对书名并不是很确定。1935年年底，消息传出卡拉斯出版了新作，由巴黎的一家小出版社出版。他写信到出版社要求买书，但始终未获回音。来年，一九三六年春天，他有位在塞纳河畔经营旧书摊的老朋友，问他是否依然对卡拉斯感兴趣。罗克福以坚定的语气告诉这位老友，他可是从来没放弃过。他就是固执，即使全世界都要把卡拉斯推进遗忘之墓，他也不会屈服。老友向他解释，几周前听闻了关于卡拉斯的传言，这位潦倒的作家似乎总算否极泰来了：他即将和一位家世显赫的小姐结婚，而且沉寂多年后所推出的新作，首度获得《世界报》好评。然而，就在厄运转为幸运之时，有人看到卡拉斯在拉雪兹神父公墓和人打斗，至于原因为何，至今成谜。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打斗就发生在卡拉斯大喜之日的黎明，那天，新郎始终未曾在教堂现身。

        事情的发展，众说纷纭：有些人说他在那场打斗中丢了性命，尸体埋在一处无名冢；另外一些人看法比较乐观，他们宁可相信卡拉斯惹了大麻烦，不得不抛弃在神坛前等着他的新娘子，秘密逃出了巴黎，回到巴塞罗那。而且，根本没有人看到过那个无名冢。不久后，新版本的谣言开始流传开来：一生落魄的胡利安·卡拉斯，最后死在故乡巴塞罗那，下场相当凄惨。他弹钢琴维生的那个酒店里的小姐们凑了一点钱，帮他办了简单的葬礼。遗体下葬在一处公共墓穴，和他合葬在一起的，不是街头乞丐就是港口的无名浮尸，要不就是冻死在地铁里的游民。

        罗克福先生一心希望事实刚好相反，而且，他后来一直没忘记卡拉斯这个人。买下《红屋》十一年之后，他决定把这本小说借给这两个女学生，期盼这本特别的小说能唤起她们对阅读的兴趣。当时，克拉拉和克劳黛都还是十五六岁，亭亭玉立的怀春少女，对所有的新鲜事都感到好奇。虽然家庭教师努力督促她们多读书，但两位小姑娘对古典文学依然没什么兴趣，伊索寓言和但丁的，她们避之不及。这两个小女生根本不读书，满脑子尽是胡思乱想，罗克福先生就怕万一克拉拉的母亲知道了，会气得开除他。他决定让她们看卡拉斯的小说，因为这是一本能让她们感动落泪的小说，真实人生的爱情故事，差不多也就是这样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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