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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杀手

        偶尔我会跟一些不大熟悉的人共进一顿中产阶级式的、有文化的晚餐,然后我就会第一万次地发现中国是个巴别塔,而我就生活在它的脚手架上。大致上我是个自由主义者而且为人坦率,这常常就是小麻烦的根源。比如有人会信口开河:“中国人压根就没有民主素质。”—还别以为这种事不常见,以我的经验来看,十个手握鸽蛋大的权力或者家产超过可怜的20万美元的人里有九个会这么说—我就会忍不住接口:“你有没有想过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呢?”然后我会一直说上两分钟,接着就发现自己已经成了闯进瓷器店的大象。我说完之后大家附和地哈哈一笑,继而陷入瞬间沉默,人们的表情在说:啊,他怎么会对这种事情有兴趣呢?

        我想的却是:真该,他们是哪种人类,怎么会对严肃的事情没兴趣呢?我觉得一个人对于社会问题有那么一点儿兴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否则难道只关心自己的那点破事儿吗?这就是巴别塔上的情形:我跟他们坐在同一张餐桌旁边,却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

        一般来说,有些人会比别人更热爱生活一些,他们喜欢穿得好,吃得好,也有自己的精神生活,觉得各种较劲都不是太有意义;另一些人则比前者更热爱真理一些,他们对于破解世界的秘密有一种癖好,又不觉得精致的生活有什么意思。前一种人会嘲笑后一种人是愤青或者书生气,后一种人则会认定前一种是目光狭小者或者异化者—这后一种定义,其实正是中产阶级的本质。

        这就是我们的巴别塔的一个缩影,而且我们并不觉得这种相互的隔膜应该弥合。如今人们常常叹息说:“每个人都是座孤岛。” 这当然是对的,我们每个人都孤筏重洋,不胜战栗地面对这个存在了亿万年的世界,可是在原句中,约翰?邓恩的意思恰恰相反:“No man is an island.”

        问题是,这两种人尽管大不相同,交往起来又龃龉颇多,却在这个世界上有着很相似的位置。这个发现源于某一天,我认出了那种由我自己引发而弥漫在餐桌上的那种“拉夫烈茨基尴尬”。

        拉夫烈茨基是我高一时看过的屠格涅夫的小说里的人物,此君跟我差不多,算得上蛮有涵养,可是因为关心俄罗斯的前途而染上了一种恼人的毛病:面对蠢话绝不妥协,非得争个是非黑白不可。这样一来,虽然他友善又容易沟通,还是被看作是狂热分子或者怪人。他到处寻找和推广拯救祖国的妙方,内心受到无数的煎熬,最终怎么样呢?他发现自己惟一做到的事就是弄得别人很是尴尬。别说俄罗斯人民不理解他,连他喜欢的姑娘都觉得他太古怪。至于他的改造祖国的理想、对农奴的悲悯、对悲惨现实的义愤等等,理所当然,屁用都没有。

        这种人就是彪炳文学史的“多余的人”。有趣的是,除他这一类之外,还有另一种多余的人,就是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那一类,他们是个人主义者,更多地考虑个人享受,只是生活在自己的狭小天地中。换言之,他们跟我在晚餐时遇到的那些家伙差不多—敢情话不投机了半天,我们大家还是一路人,都是这个世界上的废物点心,即便我猜他们大概不会承认这一点。

        我倒是有另外一个衡量标准:如果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而有漂浮感,那么你就是多余的人。

        我每天都漂浮得像一只热气球,并不觉得自己的多余有多么可怕,反而觉得挺有趣,可是我又觉得,倘若各种有社会理想的人都多余着,就是大大不妙的事情。谁都明白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尽善尽美,可是一者不改变也能活着,再者对于中产阶级来说,不改变也似乎活得不错,倘若很多人都认这个理,倒也可得片刻安生,在北京市朝阳区某处就会有一顿本该风趣又亲切的中产阶级晚餐。不妙的是,他们恰巧邀请了我,我既不认这个理,又无耻地不担心让别人感到尴尬——于是晚餐杀手又来了。倘若我们的当代生活是一顿晚餐,那么这正是我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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