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英文水准很不坏，至今还记得大约10个单词，其中一个就是Clack，短而尖锐的碰撞声。我也记得那篇课文：有个男孩坐火车，耳边听到Clack，他就冒失地嚷嚷起来，“各位，前方有危险的说！”别人都要求他，闭上你的嘴！可是他还是听到Clack，继续说个不停，大家又让他收声。如是者三，终于有人说，太烦了，要不把火车停下，让他看看诸事平安好了。火车停了，铁轨果然出了问题。我想这个故事说的是关于危险的警告有多么重要，而倾听一个人微言轻的声音又是多么难。

        我不能夸张地说这个故事在多大程度上对我的新闻记者生涯有益。我只是发现，90%的新闻都是这个故事的变种。不同的是，那些新闻里的“火车”都翻了。我看到蚁力神、沙兰镇水灾是这样，胶济铁路事件更是翻版。这些新闻的核心事实是什么呢？真的是火车倾覆死伤枕藉吗？当然不是，它是这个：曾有一个Clack男孩，但他没有机会让人听到他的危言。

        如今我不再是一个记者了。某种程度上说，我已厌倦于那些大同小异的故事。当我看到“躲猫猫”，我可不觉得幽默，我能想象到我去采访的话，人们会告诉我“这是一个体制问题”。我能想到我会烦得要死。

        生活就是一个体制，你走在路上会遇到不许闯红灯的体制，睡觉时会遇到不能跟别人的女朋友一起睡的体制。我倾向于认为体制本身就是糟糕的，但它是一种必要的糟糕。真正的问题其实在于我们有一些不必要的糟糕，却被认为是必要的。问题也在于，这种执念是如此令人嫌恶，以至于Clack男孩们发现自己的警告行动就像西绪弗斯推石头上山一样无意义，于是嘟哝了一句“去你大爷的”便绝尘而去。

        我经常看到一些BBS，它们很不出色，它们存在的意义就是让我产生“懒得跟你们说话”的念头。在那里，聪明人都不爱说话，蠢货们却滔滔不绝，我们就会说，啊，这BBS有一个体制问题。倘若它还有能力让聪明人学坏，让笨蛋们失去希望，那么它就是一个严重的体制问题。如果这个体制登峰造极，就会让聪明人得到邪恶的快乐，却总是忧心忡忡，寝食难安。这种事可不仅发生在BBS上，当年隋炀帝就总是担心被人夺了性命，时常抚头自问，“好头颅，谁当斫之？”这颗头后来就果然被斫了去，这就是一个社会不能集纳智慧，只好集纳暴力。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分辨堂而皇之的话中哪些是违心之论，哪些是欺世之谈。

        因此我得重新界定采访时听到的那句“这是一个体制问题”。如果是受欺凌者哭哭啼啼，“体制啊，没办法！”那么他是一个犬儒主义者。可是如果被采访者是个地方上的小头头，貌似达观地也同样表态，那么我就只好认定他是个推脱责任的坏蛋。食君之禄，忠君之事。老百姓有句话说得好：在这个狗食盆子里吃食的没你吗？狗粮有限你觍着脸净挑贵的吃，夫复何言呢？

        如今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可以眺望远方的世界里，终于知道了人的机会和权利均等是好体制的基石。这个时代的困难也不再是晚清式的了，那时人们仿佛是在黑屋子里射箭，永远没有中靶的可能。现在我们看见靶就在那里，要是戴副眼镜，我们还能看见红心，它的名字就叫现代文明。如今的全部问题只是知易行难。何为行呢？何以行呢？其实没多么复杂，我看首先是当你感到有什么不妥之时就管他娘的，嚷嚷那么一句先。我们需要那些Clack男孩。

        可是饶是时代进步了，我们这里仍然甚少这类孩子，多的是满怀感慨的家伙。何谓“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呢？我看就是人们度过了挫败的一生，发现平生所见皆是虚诞—在典型的中国式心灵中，我们会把衰老与智慧、消极与优美、爱好秩序与因循麻木混为一谈。当年宋人打不过金人就自嘲“金人有狼牙棒，我有天灵盖！”如今我们积极多了，凡事跟别人比着来。迪拜有高楼，上海也有；新加坡有大机场，北京也有；华盛顿有白宫，安徽也有。可是人家有保护社会的报警者，有修正案，我们还只有白发渔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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