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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铁路上的白发渔樵

        我的英文水准很不坏,至今还记得大约10个单词,其中一个就是Clack,短而尖锐的碰撞声。我也记得那篇课文:有个男孩坐火车,耳边听到Clack,他就冒失地嚷嚷起来,“各位,前方有危险的说!”别人都要求他,闭上你的嘴!可是他还是听到Clack,继续说个不停,大家又让他收声。如是者三,终于有人说,太烦了,要不把火车停下,让他看看诸事平安好了。火车停了,铁轨果然出了问题。我想这个故事说的是关于危险的警告有多么重要,而倾听一个人微言轻的声音又是多么难。

        我不能夸张地说这个故事在多大程度上对我的新闻记者生涯有益。我只是发现,90%的新闻都是这个故事的变种。不同的是,那些新闻里的“火车”都翻了。我看到蚁力神、沙兰镇水灾是这样,胶济铁路事件更是翻版。这些新闻的核心事实是什么呢?真的是火车倾覆死伤枕藉吗?当然不是,它是这个:曾有一个Clack男孩,但他没有机会让人听到他的危言。

        如今我不再是一个记者了。某种程度上说,我已厌倦于那些大同小异的故事。当我看到“躲猫猫”,我可不觉得幽默,我能想象到我去采访的话,人们会告诉我“这是一个体制问题”。我能想到我会烦得要死。

        生活就是一个体制,你走在路上会遇到不许闯红灯的体制,睡觉时会遇到不能跟别人的女朋友一起睡的体制。我倾向于认为体制本身就是糟糕的,但它是一种必要的糟糕。真正的问题其实在于我们有一些不必要的糟糕,却被认为是必要的。问题也在于,这种执念是如此令人嫌恶,以至于Clack男孩们发现自己的警告行动就像西绪弗斯推石头上山一样无意义,于是嘟哝了一句“去你大爷的”便绝尘而去。

        我经常看到一些BBS,它们很不出色,它们存在的意义就是让我产生“懒得跟你们说话”的念头。在那里,聪明人都不爱说话,蠢货们却滔滔不绝,我们就会说,啊,这BBS有一个体制问题。倘若它还有能力让聪明人学坏,让笨蛋们失去希望,那么它就是一个严重的体制问题。如果这个体制登峰造极,就会让聪明人得到邪恶的快乐,却总是忧心忡忡,寝食难安。这种事可不仅发生在BBS上,当年隋炀帝就总是担心被人夺了性命,时常抚头自问,“好头颅,谁当斫之?”这颗头后来就果然被斫了去,这就是一个社会不能集纳智慧,只好集纳暴力。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分辨堂而皇之的话中哪些是违心之论,哪些是欺世之谈。

        因此我得重新界定采访时听到的那句“这是一个体制问题”。如果是受欺凌者哭哭啼啼,“体制啊,没办法!”那么他是一个犬儒主义者。可是如果被采访者是个地方上的小头头,貌似达观地也同样表态,那么我就只好认定他是个推脱责任的坏蛋。食君之禄,忠君之事。老百姓有句话说得好:在这个狗食盆子里吃食的没你吗?狗粮有限你觍着脸净挑贵的吃,夫复何言呢?

        如今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可以眺望远方的世界里,终于知道了人的机会和权利均等是好体制的基石。这个时代的困难也不再是晚清式的了,那时人们仿佛是在黑屋子里射箭,永远没有中靶的可能。现在我们看见靶就在那里,要是戴副眼镜,我们还能看见红心,它的名字就叫现代文明。如今的全部问题只是知易行难。何为行呢?何以行呢?其实没多么复杂,我看首先是当你感到有什么不妥之时就管他娘的,嚷嚷那么一句先。我们需要那些Clack男孩。

        可是饶是时代进步了,我们这里仍然甚少这类孩子,多的是满怀感慨的家伙。何谓“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呢?我看就是人们度过了挫败的一生,发现平生所见皆是虚诞—在典型的中国式心灵中,我们会把衰老与智慧、消极与优美、爱好秩序与因循麻木混为一谈。当年宋人打不过金人就自嘲“金人有狼牙棒,我有天灵盖!”如今我们积极多了,凡事跟别人比着来。迪拜有高楼,上海也有;新加坡有大机场,北京也有;华盛顿有白宫,安徽也有。可是人家有保护社会的报警者,有修正案,我们还只有白发渔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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