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一大早就来找我，要对我进行问询。我答复说，会尽量在这周过去。

        “您没理解我们的意思。”年轻警察说。他就是当时和警察局长在一块儿的那个警察。局长死后他升了职，现在成了市里警察局的负责人。“您现在就得跟我们走，去科沃兹克。”

        他说这些话时的语气让我始料未及。我把房门关上就跟他们走了，以防万一我还带上了牙刷和药，现在我就差在那儿发一次病了。

        雨连续下了两周，发起了大水，我们在相对安全的柏油路上行驶，却还是开了很久。从普瓦斯科维什高原驶下山谷的时候，我看到一群鹿。它们站在那里，毫不畏惧地看着警车。我发现自己并不认识它们，这倒让我感到高兴。它们一定是最近才刚从捷克那边来到我们这片鲜美多汁的嫩绿草场。警察对这群鹿并不感兴趣。他们既不和我搭腔，互相之间也没有交流。

        他们给了我一杯加入人造奶油的速溶咖啡，之后便开启了问讯。

        “您当时要送董事长回家？是这样吗？请告诉我们详细情况，您具体看到了什么？”

        随后还问了许多类似的问题。

        我能提供的信息不多，但我尽可能地把每一个细节都描述准确。我告诉他们，当时里面太吵了，因此我打算在外面等董事长出来。那时已经没有人在意缓冲区的事了，所有人都在屋里抽烟，这让我感觉很不舒服。所以我就坐在台阶上望着天空。

        雨后的天空中出现了小天狼星，北斗七星的勺柄也抬了起来……我在想，星星是不是也在看着我们。如果是的话，它们会怎么想我们呢？它们真的了解我们的未来，会同情我们吗？同情我们受困于当下，没有逃离的可能？但我想，尽管我们脆弱又无知，但与星星相比，无论如何我们还是有着不可思议的优势——那就是为我们服务的时间，它赋予我们宝贵的机会，让我们得以将痛苦煎熬的世界变得幸福和平。被囚禁于自己力量之中的其实是星星，它们根本没法帮助我们。它们只是设计了网络，在宇宙的织机上编织着经纱，而我们则必须用自己的纬纱去缝补填充。那时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有趣的假设，也许星星看我们就如同我们看自己的狗——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比它们更为深刻，某些时候比它们更清楚什么是对它们有好处的。我们用链子拴着它们，以防它们跑掉；给它们绝育，避免它们过度繁殖；带它们看兽医，为它们治病。可是它们不知为何如此，目的何在。就算是这样，它们却依然屈服于我们。因此，或许我们也应该屈服于星星对我们的影响，但同时，不放弃唤醒我们的敏感。这就是那晚我在黑暗中，坐在台阶上所思考的问题。当看到大部分人走了出来，陆陆续续步行或开车回了家，我便走了进去，想提醒董事长我会送他回家。但他既不在里面，也不在别处。我去厕所找过，还绕着消防站走了一圈。我也问了那些兴奋的采蘑菇爱好者是否知道董事长的去向，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在唱着《嘿，猎鹰！》；另一些人则不顾禁令，在外面把啤酒喝了个精光。但他们都已意识迷离，无法给出什么有意义的答案了。我想，一定已经有人送他回去了，是我没注意到。直到现在我仍坚信自己的这个推测是合理的。能发生什么不好的事呢？那一夜很暖和，就算他醉倒在牛莠丛里，也不会有任何危险。对此我没有一丝怀疑。于是，我带着“武士”一起回了家。

        “‘武士’是谁？”警察问道。

        “一个朋友。”我如实回答。

        “请说出他的姓名。”

        “铃木武士。”

        他愣住了，另一个警察则在一旁偷笑。

        “杜申科女士，请告诉我们……”

        “杜舍依科。”我纠正道。

        “……杜舍依科。您是否知道谁可能有谋害董事长的动机？”

        我惊讶不已。

        “你们没看过我的那些信吗，我在信里把一切都解释得很清楚。”

        二人面面相觑。

        “没看过，但我们现在是严肃地在问您这个问题。”

        “我也在很严肃地回答。我给你们写了信，只是至今仍未得到回复。不回信这种做法不是很合适。《刑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被询问人有权在规定范围内进行自由陈述，而后方可向其提出旨在补充、解释或核实其陈述的相关问题’。”

        “您说得对。”其中一个警察说。

        “他真的全身都被甲虫包裹着吗？”我问道。

        “为了保证调查顺利进行，我们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那他是怎么死的？”

        “是我们在问您问题，而不是您问我们。”一个警察说道。

        “在大家做游戏的时候，有证人看到您和董事长站在台阶上。”

        “的确如此，我当时正在告诉他，他的妻子托我送他回家。但那时他好像已经不太能集中精力听我说话了。我想，莫不如就在那儿等到舞会结束，到时他肯定得往外走。”

        “您认识警察局长吗？”

        “当然认识。您应该很清楚啊。”我对那个年轻的警察说，“何必明知故问，这不是浪费时间吗？”

        “那安泽勒姆-福南特沙克呢？”

        “他叫安泽勒姆？真是让人意想不到啊。我在这里见过他一面，就在小桥边上。当时他和一个女性朋友一起。很久以前的事了，大概三年前。我们聊了一会儿。”

        “聊了什么？”

        “就是一般的聊天，我已经不记得了。那个女人当时也在场，她可以证实我的话。”

        我知道警察喜欢一切能够得到证实的东西。

        “狩猎期时您曾有过激的举动，这个情况是否属实？”

        “我只能称之为愤怒，而不是过激。二者之间是有区别的。我表达的是对他们杀害动物的愤怒。”

        “您曾威胁要将他们杀死吗？”

        “有时候愤怒会把各种话语送到嘴边，但同时也会让人瞬间遗忘。”

        “有证人称，您朝他们吼叫，我引用一下证词，”说到这里，他看了一眼桌上铺开的那几张纸，“我要杀了你们，你们这群（违规词语），你们难逃罪责。你们恬不知耻，毫无敬畏之心。我要把你们的头拧下来。”

        他毫无感情地读完了这段话，我不禁笑出了声。

        “您在笑什么？”另一个警察没底气地问道。

        “我觉得自己能说出这样的话实在是很滑稽。我是个平和的人。可能是你们的证人夸大其词了吧？”

        “您否认自己曾因推倒、毁坏狩猎坛而被传唤出庭吗？”

        “不否认，我完全没打算否认。我当庭缴纳了罚金，有文件为证。”

        “那么哪件事情没有文件为证？”其中一个警察自以为提了一个很狡猾的问题，却被我巧妙地绕过去了：“警察先生，很多事情都没有，无论是我还是你，我们的人生皆是如此。言语尚且无法表达清楚一切，更何况是公文呢。”

        “您为什么这么做？”

        我像是看天外来客一样地看着他。

        “您为什么要问我呢，您应该最清楚不过了。”

        “请回答问题，我需要把它写在笔录里。”

        我已完全松弛下来。

        “哦，这样啊。那我再说一遍：为了让他们不再射杀动物。”

        “您是如何了解到这么多凶案细节的？”

        “哪些？”

        “比如董事长案的细节。您从哪儿知道那些甲虫是——他看了下记录——红翅扁甲的？您是这么跟女作家说的。”

        “哦，我是这么说的？那是这里很常见的一种甲虫。”

        “您从何而知？是那个昆……那个研究虫子的，春天时曾住在您家里的那个男人告诉您的吗？”

        “可能是吧。但主要是通过星盘，我已经解释过了。星盘既可涵盖万物，又能细致入微，甚至是您今天感觉如何，最喜欢穿什么颜色的内衣，都可以通过星盘得知。只要你懂得解读这些信息。当时董事长的第三宫相位不佳，第三宫与小型动物有关，昆虫也在此列。”

        两个警察已经忍不住了，意味深长地看着对方，在我看来这一举动十分不礼貌。在工作状态下他们不应对任何情况感到惊讶。我已经看出他们就是两个蠢蛋，所以自信满满地继续说道：

        “我研究占星术多年，也算是经验丰富。万事万物皆有联系，我们所有人都身处一张一切事物均互相关联的网络之中。你们应该在警校学学这些知识。这是斯威登堡传下来的古老传统。”

        “谁传下来的？”他们异口同声地问道。

        “斯威登堡，一个瑞典人。”

        我看到其中一个警察记下了这个名字。

        他们像这样又和我继续谈了两个小时。当天下午，他们宣读了对我进行四十八小时拘留的决议以及对我家进行搜查的搜查令。我迫切地想知道自己有没有把脏内衣随手扔在了外面。

        晚上我拿到了一个袋子，我猜是迪迦和“好消息”给我的。里面有两支牙刷（为什么是两支？难不成牙刷还分早晚？），一件奢华性感的睡衣（一定是“好消息”从新到货的衣服里淘出来的），一些甜食和一个叫福斯托维奇的人翻译的《布莱克文集》。真是我的好迪迦啊。

        这是我第一次进监狱，实实在在的监狱，真是一段难熬的经历。监室虽干净，但却阴暗简陋。当他们在我身后关上那道门时，恐慌将我包围，心在怦怦直跳。我真害怕自己尖叫起来。我坐在铺位上，不敢动弹。当时我一心想着，宁可去死，也不能在这种地方度过余生。对，没有丝毫怀疑。我一夜没睡，甚至都没有躺下，而是保持着一个姿势坐到了天亮。浑身是汗，蓬头垢面。我甚至觉得那天从嘴里说出的话都玷污了自己的唇舌。

        一个古老的传说中曾经提到，火星儿来自光的源头，由最纯净的光亮构成。每当有人降生于世，火星儿便开始坠落。它飞过外太空中的黑暗，穿过银河系，最终坠落于地球。在它坠落之前，可怜的小火星儿会被弹到行星的轨道上。每一个行星都会以自己的某些特性污染火星儿。于是，火星儿逐渐暗淡。

        冥王星率先勾勒出这场宇宙实验的框架，并揭示了它的基本规则——生命是一个短暂的事件，随后便是死亡，有一天死亡会让火星儿逃出陷阱；除此之外别无他法。生命恰似一个要求极为严苛的实验场。自生命伊始，你的一切所作所为、所思所想都将被记录，这并不是为了给奖赏或惩罚提供评判标准，而是因为你的世界正是由它们构成的。这是生命机器运转的规律。火星儿继续坠落，穿过海王星的云状带，迷失在雾蒙蒙的蒸汽中。为了安慰火星儿，海王星呈现出诸多幻觉，有的是于逃离的朦胧记忆，有的是关于飞翔的梦想，有幻想，有毒品，有书籍。天王星则赋予了火星儿反抗的能力。反抗，成为火星儿来自何方的记忆证明。当火星儿经过土星带时，一切已成定数，在下面等待着它的便是监牢。随之而来的是劳改，是医院，是规章制度，是身体抱恙，是不治之症，是至亲过世。然而木星会给它带来一些安慰，给予它尊严和乐观，还有一个美好的礼物：顺其自然。火星为它添加了力量和侵略性，它们日后定能派上用场。当它飞过太阳时，太阳的光芒使它炫目，曾经漫长、久远的意识只余下渺小，被辖制的自我，和其余的部分分离，并将永远如此。在我的想象中它是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躯体，一个羽翼被折断的残疾生物，一个被残忍的孩子折磨的苍蝇。天知道它要如何在这黑暗之中生存下去。我们应赞美女神，因为维纳斯的金星阻挡了它的坠落之路。火星儿从金星那里得到了爱的天赋——最纯净的同情心，这是唯一能够拯救它自己和其他火星儿的礼物。是金星的恩赐使它们得以团结在一起，相互扶持。就在坠落之前，它捕捉到一颗奇特的小行星。那颗小行星像是被催眠的兔子，并不绕着自己的轴转动，而是向着太阳迅速移动——它便是水星。水星赋予了它语言和交流的能力。经过月亮时，它获得了如灵魂般触不可及的东西。

        直到此时它才坠落到地球上，披上了人、动物或植物的形骸。

        传说就是如此。

        第二天，难熬的48小时还未过完，我便被释放了。他们三个人一起来接我，我和他们抱在了一起，恍如隔世。迪迦哭了一场，“好消息”和鬼怪则直挺挺地坐在后排一动不动。看得出来，这件事给他们带来的惊吓比我还要严重，到头来竟是我来安慰他们。我让迪迦停在一个商店旁，大家一起买了冰激凌吃。

        应该说，从这次短暂拘留开始的那一刻我便心神不宁。我无法接受警察竟搜了我的家。自那之后，我总觉得他们无处不在。他们不停地翻腾着抽屉、柜子和书桌。他们什么都没找着，能找到什么呢？但他们扰乱了秩序，打破了安宁。我在屋子里四处游荡，什么也干不了。我一直自言自语着，后来连自己都意识到自己似乎不大对劲。屋子里的几扇大窗户吸引着我——我站在窗前，无法移开视线——我看到红棕色的草在荡漾，是无形的风使它们舞蹈。我看到一片片的绿色在阴影中闪烁。我陷入了沉思，一待就是几个小时。我把钥匙留在了车库里，一周都没找着；我烧干了水壶；我把蔬菜从冰箱里拿出来，却等到它们变们变蔫后才找着。我用余光瞥到房子里的动静——人们进进出出，从锅炉房爬上楼，又走进花园，就这样来来回回。我的“小姑娘们”欢快地跑过门厅。妈妈坐在露台上喝茶，我听到勺子撞击茶杯的声音和她绵长而又悲伤的叹息。只有迪迦来时世界才会安静下来。“好消息”几乎每次都会和他一起过来，只要第二天没有新衣服到货。

        有一天，疼痛愈发严重，迪迦打电话叫了救护车。我的状况严重到必须去一趟医院了。这个时节救护车较容易开进来——八月，天气晴好，道路干燥而结实。此外，多亏了行星的提示——我早上已洗过澡，双腿干干净净。

        此刻我躺在一间病房里，出奇的空荡，窗户开着，园子里的气息透过窗户飘了进来——是成熟的西红柿、干枯的草和烧掉的秸秆。太阳进入了处女座，处女座已开始进行秋季的整理，为过冬做准备。

        当然，他们都来看望我了，没有什么比来医院探望更让我难受了。完全不知道要从何聊起。在这么一个令人不愉悦的地方，每段对话都显得那么的生硬，不自然。希望他们不会因为我赶他们回家而生我的气。

        皮肤科医生阿里经常来看我，坐在我的床上。他从隔壁科室给我带来几张已经被翻烂的报纸。我给他讲自己在叙利亚建造桥梁（我很好奇那座桥是否还在？）的故事，他给我讲自己在沙漠游牧部落工作的经历。他曾给这些牧民做过一段时间的医生，和他们一起四处迁徙，给他们看病、治疗，漂泊不定。他自己就是一个牧民，从未在任何一家医院工作超过两年。时间一长，他有可能会突然感到疲惫，于是他会去别的地方找一份新的工作。那些克服了各种偏见，终于开始信任他的患者们最终会被他抛弃——某一天，他诊室的门上会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阿里医生将不再接诊”。流浪般的生活方式和他的出身自然会引起各个情报部门的注意——因此他的电话总是被监听。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

        “您自己有什么疾病吗？”有一次我问他。

        哦，对了，他有。每年冬天他都会陷入抑郁，乡政府分给他的职工宿舍又加剧了他的忧郁。他有一个珍贵的物件，是他工作多年挣来的盏大灯。它会散发出类似日光的光线，让阿里得到灵魂的提升。当他在利比亚、叙利亚或是伊拉克的沙漠中进行精神漫游时，常常整晚都面对着那盏人造太阳。

        我在想，他的星盘会是什么样的。但我实在病得太重，无法为他测算。这一次我的状况真的不太好。我躺在阴暗的病房里，严重的光过敏让我的皮肤发红，起了水泡，刺痛得像是被小手术刀割开了一样。

        “您得躲着太阳。”他警告我说，“我从没见过这样的皮肤，您生来就该活在地下。”

        他笑了笑，对他来说这简直无法想象。因为他完全是向阳而生，好像向日葵一样。而我却如同白菊苣和土豆芽一般，适合在锅炉房度过余生。

        我很欣赏他的是——如他所说，他拥有的所有东西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打包到两个行李箱里。我决定向他学习，出院以后就开始练习。其实对每个人来说，一个背包、一个笔记本电脑，就已足够。也正是因此，阿里才能做到人在何处，家就在何处。

        这个流浪医生提醒我，无论在哪里我们都不应让自己过得太舒适。照这么说，我对于自己的家过于疏远了。阿里给了我一件阿拉伯袍——这是一件长至脚踝的白袍，袖子也极长，脖子下方系着扣子。他说白色能像镜子一样反射光线。

        八月下旬，我的病情恶化。他们把我送到弗罗茨瓦夫做进一步检查。我没太在意那些检查，一连几天都处于半睡半醒之中，为我的豌豆感到忧心忡忡。第六代到了需要人照顾的时候了，否则我的研究结果会失去意义。如此一来，我们又会假定自己不会汲取人生的经验，会认为世界上的所有科学都是徒劳无益，会认为自己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东西。我梦见自己给迪迦打电话，但他没接。我的“小姑娘们”刚生了很多孩子，前厅和厨房的地板上到处都是。刚生下来的那些，是人类，是动物生下的全新人种。他们还没睁开眼睛，看不见东西。我还梦到自己在大城市里满怀希望地寻找着我的“小姑娘们”，怀揣着那愚蠢的痛苦的希望。

        一天，女作家来到弗罗茨瓦夫的医院看望我，一是出于礼貌前来安慰我，同时也为了委婉地告诉我，她要把房子卖了。

        “这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地方了。”她一边说着，一边把阿嘉塔做的蘑菇煎饼递给我。

        她说自己总能感觉到振动，寝食难安。

        “这儿发生了这么多的事，已经没法在这样的地方继续生活下去了。不仅因为那些骇人听闻的谋杀案，还有背后暴露出的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看来我一直活在一群怪物中间。”她愤慨地说，“您是这里唯一一个正直的人。”

        她的恭维让我有些措手不及，于是我说道：“您知道吗，我本来也打算从明年冬天开始不再照看那些房子。”

        “您的决定是对的。去个温暖的国度对您有好处……”

        “……没太阳就行。”我补充道，“这样的地方，除了卫生间，您还知道别的吗？”

        她直接忽略了我的这个问题。

        “卖房信息已经挂在报纸上了。”她想了一会儿，接着说，“这里的风还那么大。我受不了大风呼啸个不停。耳边一直有东西在沙沙作响，使我没法集中精力。您发现树叶的噪音有多大吗？尤其是杨树叶，实在让人忍无可忍，从六月到十一月一直摇来晃去，简直是噩梦。”

        我倒是从未想过这个。

        “他们盘问了我，您知道吗？”她突然换了个话题，生气地说着。

        我丝毫没有感到惊讶，因为他们详细地询问了每一个人。这个案子现已成了“当务之急”——多可怕的一个词啊。

        “怎么样？您帮上他们什么忙了吗？”

        “您知道的，有时我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想象的世界里。我们可以给自己设定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自己描绘意义的地图……之后便穷尽一生为自己设想的东西而奋斗。问题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义图景，正是因此人们才难以互相理解。”

        她的话有些道理。

        道别时，我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一只鹿蹄送给了她。打开包装纸时，她一脸厌恶。

        “天呐，这是什么东西？杜舍依科女士，您给我的是什么啊？”

        “请您收下吧。这东西类似于上帝的手指。它已经完全脱水了，不会有臭味的。”

        “我拿它来做什么？”她沮丧地问。

        “用在合适的地方就是了。”

        她把蹄子重新用纸包上，在门口又踟蹰瞩了一会儿，之后走掉了。

        “灰女士”的话让我思考良久。我认为她的话与我的一个观点相符——人产生某种心理其实是为了避免使我们看到真相，使我们得以不必直面这个机制。心理是我们的防御系统——确保我们永远不会理解周遭所发生的事。它的主要任务是过滤信息，虽然我们的大脑拥有巨大的潜能，却还是无法承载这些知识。因为世界上的每个微小粒子都是由痛苦构成的。

        就这样，我离开了监狱，而后又离开了医院。我一直在与土星的影响做斗争。然而到了八月，土星移位，不再构成凶相位，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度过了后半个夏天。我躺在阴暗的房间里，鬼怪负责打扫屋子，迪迦和“好消息”则负责做饭和购物。当我感觉稍好些之后，我们又去了一趟捷克，到那家不同寻常的书店看看宏扎和他的那些书。我们和他吃了两顿午饭，还办了一场小型的布莱克研讨会。当然，没有欧盟资金资助和支持。

        迪迦在网上找到了短片，不到一分钟。是一只俊美的鹿在攻击猎人。镜头里它正用两条后腿站立着，而两条前腿则在进行攻击。猎人摔倒了，但动物并没有停下来，而是疯狂地在他身上踩踏，让猎人无法从它的蹄下逃脱。猎人试图保护自己的头部，从暴怒的动物身下逃走，但那只鹿又再次将他击倒。

        这个短片没有结局，不知猎人和鹿后来如何。

        仲夏时节，我躺在自己昏暗的房间里，一遍又一遍地看着这个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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