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若泽·萨拉马戈自称“讲故事的人”，在代表作中，他以非凡的想象力虚构了一个离奇的故事：某个没有名字的城市突然爆发“失明症”，男女老少陆续失明，被当局关进废弃的疯人病院，由军警严加看管。人人惊恐不安，度日如年。萨拉马戈着重描写了几位被塞进其中一个病室的人物，他们同样没有名字，只有职业或绰号：医生，医生的妻子，第一个失明者，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戴黑眼罩的老人，戴墨镜的姑娘，斜眼小男孩……他们当中唯有医生的妻子奇迹般地没有失明，得以伪装成盲人默默帮助难友，成为他们的领袖和灵魂，并且为读者见证了他们经历的种种苦难，特别是一伙恶棍盲人垄断食品分配权，强迫女盲人服“淫役”的残暴行为，以及难友们蒙受的屈辱和挣扎、反抗……应当感谢萨拉马戈，故事竟有个圆满的结局，让善良的人战胜邪恶，活下来，恢复了视力，重见天日，并且相互成为亲密的朋友！

        作为的姊妹篇，的故事发生在“失明症”过后的第四个年头。萨拉马戈又开始讲故事了。四年前复明的市民欣逢盛世，衣食无忧，享受着自由生活，即将参加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医生，医生的妻子，戴黑眼罩的老人，戴墨镜的姑娘，斜眼小男孩……又在故事中出现，只不过医生的妻子由中的一号人物成了二号人物，把原来的地位让给了一位同样没有姓名仅有职位的人：警督。

        谁能料到，“复明”也成了社会病症。又是一个寓意深刻、动人心弦的故事！

        我于二〇〇一年年初退休前完成了的翻译，次年在澳门葡文书店参加了第一版的首发式。现在，姊妹篇中文译本由新经典文化出版，两者相隔十多个年头。

        这些年里，话题不断，风生水起。

        香港话剧团于二〇〇六年八月二十六日至九月二日演出根据改编的话剧《盲流感》。

        为纪念中国话剧诞辰一百周年，中国国家话剧院于二〇〇七年六月六日至六月十七日演出根据改编的话剧《失明的城市》。

        两者的编剧都是中国国家话剧院的冯大庆女士，导演也都是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王晓鹰博士。

        甚至名不见经传的河南信阳师院晨曦话剧社也排演了《失明的城市》，估计使用的也是冯大庆女士改编的剧本。

        几乎同时，巴西、日本和加拿大联手将拍成电影，中文片名为“盲目”，很快，中文字幕的在网上传播开来。

        香港话剧团和中国国家话剧院的海报上，都写着“文学顾问：范维信”，说实话，我既没有顾，也没有问，因为这两部话剧的原料商是葡萄牙的萨拉马戈，制造商是香港话剧团和中国国家话剧院，我不过用中文对产品进行包装，充当了一个中间商。一个表演艺术的门外汉去给表演艺术家做“顾问”，岂不滑稽。我谢绝了他们的盛情邀请，仅仅去欣赏了中国国家话剧院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的一场演出。

        其实，文学翻译只是我的业余爱好，我的本职是新闻工作。一九六四年从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外语系葡萄牙语专业毕业以后，我一直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葡萄牙语部从事翻译、编辑、记者和播音工作。粉碎四人帮后也曾阴差阳错兼任了几年行政职务，但始终没有离开过葡萄牙语业务。改革开放了，一是由于个人兴趣，二是因为别无他能，我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一些文学和历史著作，不承想一发不可收拾，获得了“中国首届鲁迅文学奖”等奖项和葡萄牙总统颁发的“绅士级功绩勋章”。

        二〇〇一年我退休了，离开了钟爱的对外广播事业，不能再主持“北京夜话”和“中国成语”等节目，不能再面对话筒与葡萄牙语国家听众谈古说今。这时，澳门终审法院邀请我去担任院长办公室翻译顾问，为期两年，我答应了，结果一去就是五年多。

        二〇〇七年初离开澳门回到北京。自改革开放以来，上班忙于工作，下班从事文学翻译，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没有时间孝顺老人，没有时间关心家庭，现在年近古稀，一些老年病随之而来，所以下定决心，脱离葡萄牙语，开始真正的退休生活。

        这几年中，能经常去看望年迈的母亲，跟老人家唠叨唠叨陈年旧事，学着买买菜，做些洗碗倒垃圾等技术含量不高的家务活，读一些多年来想读而没有时间读的书，特别是朋友赠送的译作和著作，上上网，看看报纸和杂志，过得还算悠闲。

        早已知道萨拉马戈出版了，也曾有过再做冯妇的想法，继续翻译的念头像小虫子在心里蠕动，与刚刚戒烟看到别人吞云吐雾时的那种感觉非常相似，但我还是压住了内心的冲动，理由有二：第一，我不是职业翻译家，文学翻译只是我的业余爱好；第二，这一点更为重要，我是个急性子，管不住自己，只要开始翻译就会不顾一切，废寝忘食。

        直到二〇〇八年的一天，一位葡语界的老朋友前来看望，把葡萄牙道路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版的甩在我的写字台上，直截了当地说：萨拉马戈的小说只有两本译成了简体中文，和，而且都是你翻译的，这本是的姊妹篇，你不翻译谁翻译？你是业余时间完成的，仅用了八个月，现在你用上几年的时间翻译，难道会打乱退休后的生活节奏？

        快人快语，振聋发聩。听人劝，吃饱饭，只要安排得当，鱼与熊掌可以兼得。

        的翻译悄悄开始了。我下定决心要守口如瓶，不考虑出版，绝对不着急，不打乱原有的生活节奏。像普通读者一样把原书看了两遍，便着手“先啃骨头后吃肉”。我从心里感谢电脑这个现代化工具，使我能以特别的方式翻译：看一个自然段，如果觉得不难，就跳过去，开始看下一段；如果觉得难，称得上难啃的骨头，就下手翻译……每天一两个小时，最多三小时，有时一两周只字未译。直到二〇一一年五月，与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的编辑商讨和的再版一事时，才告诉他们的“骨头”已经啃完，“肉”也吃掉了一大半。感谢新经典文化，他们欣然同意出版。这就是翻译长达四年之久，与的再版同步出版的故事。

        还应再次提醒读者，萨拉马戈的作品风格独特，葡语国家的读者也认为阅读不易，需要多读几遍方能体味其妙处所在。标点符号的使用也是萨拉马戈的一大特点。葡萄牙语和中文一样，有句号、逗号、分号、冒号、问号、感叹号、引号、括号、省略号、破折号等多种标点符号，而萨拉马戈的作品，至少在、和这三本书的五十多万字中，只有两种：逗号和句号，人物对白则通过首字母大写的方法表示，然而翻译成中文却不能照方抓药，否则会贻笑大方。我绞尽脑汁，最后得出结论，障碍无法逾越，只能绕行，在翻译中增加一个分号。我曾当面与萨拉马戈谈及此事，他耸耸肩膀，摊开双手说，两种文字差别太大，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在中文译本第一版“译后记”的最后，我曾写道：“莫非我的文学翻译生涯就此终结？难道是我的最后一部译作？”

        看来，真的是我翻译的最后一部小说了。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于北京乐府江南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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