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明法官在一等包厢的角落座位上舒服地坐下，打开当天的《爱尔兰时报》，扫了一眼标题然后放到膝上。

        到特拉利的4个小时缓慢旅程中有的是时间看报，他悠然地注视着窗外金斯布里奇车站的忙乱，几分钟后这列从都柏林开往特拉利的火车就要离站了。这趟火车将把他送到凯里镇，他将在那里审案。他暗自希望，这个包厢就他自己才好，以便处理一下文件。

        情况并不是这样。这个想法一闪念的时候，包厢门开了，有人走进来，他不想去看。门关上了，来人把手提包举到行李架上，然后隔着泛光的胡桃木桌坐到他对面。

        科明法官扫了他一眼，这个旅伴是个小瘦子，一络黄卷发调皮地从脑门上立起来，一双褐色眼睛忧郁哀伤。他的西服是立领的，配了一件西装背心和编织领结。法官估计他是和马打交道的，要么可能是个小职员。随后他又继续看向窗外。

        他听见外面的列车员对着下行的喷着气的老式蒸气机车司机喊话，然后是列车员的尖声哨音。正当火车鸣笛，车厢开始缓缓开动时，一个一身黑衣的高大身影追过了窗口。法官听见不远处车门霍地打开，接着有人踏进过道。不一会儿，伴随着一阵急喘，黑影出现在包厢门口，然后不紧不慢地坐到了斜对面的角落。

        法官又扫了一眼，来人是个红脸膛神父。法官再次看向窗外，他不想搭腔，这是在英格兰养成的习惯。

        “老天！你差点赶不上了，神父。”他听见瘦子说。

        黑衣人又喘了几口气。“还真有点悬，孩子！”神父回答说。

        之后，他们陷入了沉默。科明法官看着金斯布里奇车站滑出视野，取而代之的是几排难看的烟熏黑了的房子，那就是当时都柏林的西郊了。大南方铁路公司的火车铆足了劲，车轮在铁轨上的咔嚓节奏也快起来，科明法官拿起报纸。

        标题和头条新闻是关于首相——埃蒙·德·瓦莱拉的，昨天在众议院就马铃薯价格一事他大力支持农业部长，最底端是条两指宽的报道，提到某个叫希特勒的先生占领了奥地利。编辑可是有特权的人，科明法官想。报上再没有什么能让他提起兴趣的事了。5分钟后他折起报纸，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叠法律文书开始翻看。他们离开了都柏林后，基尔戴尔的绿油油田地也从窗口匆匆滑过。

        “先生！”对面一个声音怯怯地说。天哪，他想，那人想开聊了，他抬眼盯着对面那人讨好似的眼睛。

        “我用点儿桌子，您介意吗？”那人问。

        “不介意。”法官回答。

        “谢谢，先生！”那人说，话里明显带着种西南部的土腔。

        法官继续研读那些复杂民事案件的处理文书，那是他从特拉利回到都柏林得做的判决。这次作为巡回法庭法官到凯里主持每季审问，他相信，不会多么复杂。这些农村巡回法庭，以他的阅历，只弄些最简单的案件让地方陪审团来判决，陪审团的判决一般都不难明白。

        瘦子从口袋里拿出一副脏兮兮的扑克牌，排成列，玩起了接龙。法官无心去看，但只一会儿他的注意力就被吸引到一阵咯咯声上，他又抬起了头。

        瘦子牙齿间咬着舌头正全神贯注——这弄出了声响——他盯着每列最后翻开的牌。科明一瞥间注意到一张红9没接到黑10上，这两张牌那么显眼。瘦子没看出那搭配，又发了3张牌，科明法官压住好奇心回到文书上。和我无关，他心里想。

        但一个人玩接龙时是挺吸引人的，尤其是他玩得很臭的时候。不到5分钟，法官便神不守舍，看不下去法律诉讼文书了，他盯着看翻开的牌。最后，他实在按捺不住了。右侧有一个空列，第三列一张翻开的K应当挪到空位上。他咳了一下，瘦子忙抬起头。

        “这个K，”法官轻声说，“它应放到那儿。”

        玩牌的这位低下头看出来了，挪动了K。现在能翻开的是张Q，它接到了K后面。停下前，他又正确地挪了7次，K打头的那列现在接到了10。

        “这张红9，”法官说，“现在能挪过去了。”

        红9和连带的6张牌挪了过去，又一张牌可以翻开了，是A，可以先拿出来。

        “我绝对相信你能解开它！”法官说。

        “暧！我不行，先生。”瘦子说着晃了晃长着一对忧伤眼睛的脑袋。“说实在的，我这辈子还没解开过呢！”

        “玩下去，玩下去！”科明法官说着，越发来了兴趣。在他的帮助下，牌局到底解开了，瘦子盯着解开的牌局有些不敢相信。

        “解开了，你看，你做到了。”法官说。

        “嗯，但不能没有大人帮忙，”瘦子说，“先生，您对牌很有一套啊！”

        科明法官不知道玩牌的人会不会知道自己是个法官，但推想那人不过是用当时爱尔兰的一般方式称呼一个多少值得尊敬的人。

        神父甚至也放下了那本已故纽曼大主教的讲经选集，转而看着纸牌。

        “哦，其实不怎么样！”法官回答，他在基尔代尔街区俱乐部和老友也打打桥牌、玩玩扑克。

        私下里，他是很为自己的那一套自豪的：优秀的法律脑瓜加上训练有素的观察力，再精通演绎又记忆力敏锐，这总是能打一手好牌的。

        瘦子不摆了，开始懒懒地发着5张一组的牌，他翻看了一下后，又放回到整副牌里面。最后，他放下纸牌叹了口气。

        “到特拉利还远着呢！”他若有所思地说。

        过后，科明法官怎么也想不起来究竟是谁提到“玩扑克”这个词，但他怀疑可能是自己。随随便便地，他拿过牌自己也发了几手牌。其中有一手，他高兴地注意到是个葫芦，三张J和两张十。

        瘦子拿起一手牌举到前面，他含着笑，仿佛在惊讶自己的放肆。

        “先生，我敢打赌，假设一个便士，你拿不到比这手牌更好的牌。”

        “来吧。”法官说，然后又发了一手牌，他也举到前面，这次不是葫芦，是一对9。

        “好了吗？”科明法官问。瘦子点点头，他们放下了牌，瘦子有三个5。

        “哎呀！”法官说，“但我没摸新牌，我本可以摸的。重来，伙计！”

        他们重来了一次，这次瘦子摸了三张牌，法官两张，法官的牌大。

        “我赢回了那假设的一便士！”法官说。

        “你是赢回去了，先生。”另一个说，“那是手好牌，你玩牌有窍门，我看得出来。虽然我自己没有。真是，先生，有窍门儿！”

        “只不过是推理清楚和有算计地冒险。”科明法官纠正说。

        这时他们互问了名字，当时的惯例也只是姓而已，法官省掉了自己的头衔，只简单地告诉对方他姓“科明”，另一位自称是“奥康纳”。5分钟后，在萨林和基尔代尔之间，他们友好地玩了一会儿扑克。5张牌的摸法看来比较合适，又不用啰咦，当然也不耍钱的。

        “问题是，”奥康纳在第三把后说，“我记不住谁押了多少，大人的好记性帮帮忙吧。”

        “我有办法。”科明法官说着从公文包里得意地翻出一大盒火柴。他早饭后要享用一根雪茄，晚饭后再来一根，而且从不用汽油打火机去点四便士一根的哈瓦那雪茄。

        “就是它了。”当法官分给每人20根火柴时，奥康纳惊喜地说。

        他们玩了十几把，有那么点尽兴，输赢还平均。但两个人玩扑克还是麻烦，因为如果一方牌不好，想扣牌的话，另一方也就玩不成了。刚过了基尔代尔，奥康纳问神父，“神父，玩玩不介意吧？”

        “哦，恐怕不行。”红脸膛神父笑着说，“因为我不太会玩。”他又说，“不过我倒是和神学院的兄弟玩过一次‘惠斯特’。”

        “规则一样，神父！”法官说，“学过就不会忘，就是5张牌；如果你一直觉得牌不好可以模新牌，5张为止。然后你算计一下你手里牌的好坏，如果好，你就押比我们的好；如果不好，你别下注，然后扣牌。”

        “我拿不准下注啊！”神父没有把握地说。

        “这只不过是火柴棍，神父！”奥康纳说。

        “不会有人要花招吗？”神父问。

        奥康纳不满瞪了一眼，科明法官不以为然地笑了。

        “不会耍花招。”他说，“你拿的牌是有严格分值的，瞧……”

        他在公文包里翻了一阵，然后抽出张白稿纸，从内口袋里掏出贴金自动铅笔，他开始在纸上写，神父凑过去细看。

        法官说：“最大的牌是至尊同花顺，意思是5张牌，同花顺次以A打头，既然得按顺序那就是说，其它的必须是K、Q、J和10。”

        “我猜是这样。”神父领会地说。

        “然后是四条。”法官边说边在至尊同花顺下写着这几个字，“那就是字面意思，4个A，4个K，4个Q依次到4个2，不必管第五张牌。当然了，4个A要比4个K和其它的都大，懂了吗？”

        神父点点头。

        “接着是葫芦。”奥康纳说。

        “不对，”科明法官纠正说，“伙计，接着是一手同花顺。”

        奥康纳拍了一下脑门，就像有人承认自己犯傻那样。“的确，那对。”他说，“你看，神父，一手同花顺就像至尊同花顺那样，只是不以A打头，但5张牌必须同花连续。”

        法官在纸上“四条”下写上了他的解释：现在才是奥康纳说的葫芦，意思是3张同点和两张同点构成的5张牌，如果3张牌是10另两张是Q，这就叫葫芦。3张10和两张Q。

        神父又点点头。

        法官接着往下列，解释着每种牌，从“同花”、“顺子”、“三条”、“两对”、“一对”到“单张A比大小”。

        “那么，”列完后他说，“显然了，‘一对’、‘单张A比大小’或是杂牌通常叫做臭牌，是很糟糕的，你不要在它们上下注。”

        神父盯着单子，“我能参考一下吗？”他问。

        “当然！”科明法官说，“你拿着吧，神父，当然可以的。”

        “那好吧，就看成只是赌火柴棍……”神父说着就加入进来，偶尔的友谊赛毕竟不是什么罪恶，赢火柴棍也不是罪过。他们把火柴分成三等份，开始打牌。

        前两把神父早早扣了牌，看着另外的两个叫牌，法官赢了4根火柴，第三把神父脸色一亮。

        “这该是好牌吧？”他边给那两人看牌边问。牌不错，是葫芦，J和K。

        法官懊恼地扣下自己的牌。

        “是，这很不错了，神父！”奥康纳耐心地说，“但你不应该给我们看，明白吗？因为一旦我们知道你有什么，如果我们的牌没你的好，我们就不下注，你自己的牌应该……对了，就是应该保密。”

        这让神父懂了，“应该保密！”他重复着、“啊，我明白了。一个字也不告诉别人，嗯？”

        他为此道了歉，他们又开玩了。到瑟勒斯的60分钟里他们玩了15把，法官的火柴堆成了小山，神父快输光了，奥康纳也只剩了一半，他时不时地出错；神父看上去不知所措；只有法官起劲地玩着，用那训练有素得法律脑瓜算计着出牌，估量着让步余地。牌局恰当地证明了他的头脑胜过运气的理论。刚过瑟勒斯，奥康纳看上去在走神儿，法官不得不两次提醒他回到牌上来。

        “用火柴棍玩恐怕没什么劲了，”第二次走神后他坦言，“我们别就这么结束吧？”

        “哦，我得说我还挺喜欢的。”法官说。大多数赢家都喜欢这玩法。

        “要不我们玩点有意思的？”奥康纳歉意地说，“我天生不是赌徒，但几个先令没什么关系。”

        “只要你们愿意，”法官说，“但我可看到你们输了些火柴。”

        “哎呀，大人，我的手气就要来了。”奥康纳调皮地笑着说。

        “那我得退出了，”神父最后说，“因为我的钱包里恐怕只有3英镑，那还要维持我和我妈在丁格尔度假的花销呢！”

        “但是，神父，”奥康纳说，“没有你我们玩不成啊！就几个先令……”

        “就是几个先令，孩子，对我来说也太多了。”神父说，“圣母教堂可不是让人口袋里铜板叮当作响的地方！”

        “等等。”法官说，“有办法了，你、我、奥康纳一起分火柴。我们每人借给神父等量的火柴，从现在起火柴有了价值，如果他输了，我们不要债，如果他赢了，再还回我们借给他的火柴，这下平衡了。”

        “大人，你真是个天才。”奥康纳惊喜地说。

        “但我不能赌钱。”神父反对说。

        一阵难捱的沉默。

        “除非赢的钱给教堂慈善会嘛，”奥康纳提醒说，“想必上帝不反对吧？”

        “是主教反对，”神父说，“我得先经他同意，但是……丁格尔有个孤儿院，我妈在那儿做饭，冬天那破屋子冷死了，可炭价又……”

        “捐款！”法官有些得意地大声说。他转向那两个迷惑不解的同伴，“无论神父赢了多少，超过我们借给他赌金以上的，算我们给孤儿院共同捐款，你们说怎么样？”

        “我看就是主教也不能拒绝一笔给孤儿院的捐款。”神父说。

        “捐款也是份礼物，算是你陪着玩扑克的回报。”奥康纳说，“这下好极了！”

        神父这下同意了，他们又开始了。法官和奥康纳把火柴分成两堆。奥康纳注意到火柴不到50根，他们可能会用光。科明法官又搞定了那个问题。他们把火柴一折两半，有硫磺头的半根顶没有头的两个。

        奥康纳自称身上带着度假的30多英镑，不超过这个数他就可以玩，没有谁反对科明用支票，他显然是位绅士。

        这么定了后，他们借给神父10根有头的火柴和四根没头的，每人出一半。

        “那么，”科明法官边洗牌边说，“赌注是多少？”

        奥康纳举起没有头的半根火柴。

        “10个先令怎么样？”他问。这让法官受了点震动。盒子里倒空的40根火柴现在成了80个半根，代表着60英镑，在1938年那很可观的了。神父面前有12英镑，另两位每人有24英镑。法官听见神父长出了一口气。

        “小钱也赢，大钱也赢，上帝保佑！”神父祈祷着。

        法官无所谓地点点头。他没什么好担心的。头两把他赢了，几乎赢了10镑。第三把奥康纳早早地扣了牌，输掉了10先令。又下注。神父押下了4根一英镑的火柴，科明法官看着自己的牌，他有个葫芦，3个7和2个人再大点就好了。神父只剩下7英镑了。

        “我跟你的4镑，神父，”说着法官把火柴推到中间，“我再加5镑。”

        “天啊！”他说，“我要输光了，怎么办呀？”

        “只有一个办法，”奥康纳说，“如果你不想让科明先生再押到你不能跟的赌注，你也跟5英镑然后要求看牌。”

        “我要看牌！”神父一边把5个有头的火柴推到前面一边像背诵公文似的说。法官亮出葫芦等待着。神父亮出4个10。他赢回了自己的9英镑还有法官的9英镑。算上30个先令的底金再加上手里的2英镑，他有21英镑10先令了。

        就这样他们到了利默里克中转站。这个中转站是爱尔兰铁路系统的一个大站，它并不在利默里克，却靠近蒂珀雷里。因为下行列车搭不上月台，火车驶过主站台，又倒了回去。有几个人上下车，但没谁进这节包厢，也没谁打断牌局。

        到查尔维尔时，神父赢了奥康纳10英镑，奥康纳看起来忧心冲忡，牌打得慢下来。奥康纳想快点扣牌，但等到另一家也决定扣牌时总还得摸许多牌。快到马洛时，经商定，他们拿掉了所有小牌，留下了7以上的牌，凑成了一副32张的扑克牌，这下牌打得又快起来。

        到了黑德福德，倒霉的奥康纳没了12英镑，法官没了20英镑，都输给了神父。

        “我现在还回那开始借的12英镑应该不是什么坏主意吧？”神父问。

        两人都同意，各自拿回6英镑。神父剩下32英镑，奥康纳继续谨慎地玩着。只押了一次，用葫芦胜了两对和同花，赢回了10英镑。基拉尼的三大湖泊掠过窗户，谁都无心去欣赏湖光。过了法兰福时，法官知道终于等到了他要的牌，摸了3张牌后他兴奋地看着手里的4张Q和一张梅花7，奥康纳也肯定有好牌，因为当法官跟了神父的5英镑又加他5英镑时，他也跟了牌。神父跟了5英镑又加押了10英镑后，奥康纳慌神了，扣了牌。他只剩下开始的那12英镑了。

        法官咬着大拇指指甲。随后，他跟神父的10英镑又加了10英镑。

        “还有5分钟到特拉利！”列车员从车厢门探过头来说。神父发慌地瞪着桌子中面的火柴，又瞪着自己那堆值12英镑的火柴。

        “我怎么办哪？”他说，“哦，上帝啊，我该怎么办哪？”

        “神父，”奥康纳说，“你不能再下注了，你必须跟并要求看牌。”

        “我想也是。”神父沮丧地说，把10英镑的火柴推到桌子中央，自己就剩下了2英镑。“我那会儿干得还不赖，我有32英镑时，就应该留给孤儿院了。但现在我只剩下2英镑给他们了。”

        “我来补到5英镑，神父！”科明法官说，“瞧！4个圈儿。”

        奥康纳打了个口哨，神父看看亮开的Q，又看看自己的牌。

        “K没Q大吗？”他疑惑地问。

        “比Q大，只要你有4张。”法官说。

        神父把牌摊到桌子上。

        “可是我有。”他说。他真有！“上帝保佑！”他喘着气说，“我以为全输了，我还以为你一定有至尊同花顺！”

        火车开进特拉利时，他们清理了纸牌和火柴。奥康纳拿回自己的扑克，法官把断火柴放到烟灰缸里，奥康纳从口袋里数出12张一英镑的钞票递给神父。

        “上帝保佑你，孩子！”神父说。

        科明法官不无遗憾地掏出支票本。“应该是整整50英镑吧，神父。”他说。

        “可以这么说，”神父说，“的确是。但我都忘了咱们开头怎么说的啦。”

        “我保证给你我欠孤儿院的50英镑。”法官说。他准备开支票，“你说的是丁格尔孤儿院吗？我就那么开吗？”

        神父显得迷惑不解的样子。

        “嗯，我想他们没有银行户头，那么个小地方！”神父说。

        “那我最好是开到你名下了。”法官说着，等神父说出名字。

        “但我也没户头。”神父有点为难地说，“我从来没管过钱。”

        “这么办吧。”法官礼貌地说。他飞快地写完，撕下支票，递给神父。“这是付给持票人的，特拉利的爱尔兰银行能兑现，我们刚好赶得上。他们还有半个小时关门。”

        “你是说在银行里凭这个他们给我钱吗？”神父小心地拿着支票问道。

        “当然！”法官说，“但小心别弄丢了，那是付给持票人的，所以谁拿了都可以兑现。好了，奥康纳、神父，这是次非常有意思的旅途，虽然不便宜。祝你们今天好运！”

        “至于我，”奥康纳郁郁地说，“上帝一定是偏向您，神父。我还没见过这样的牌，这对我是个教训。别在火车上玩扑克，至少别和教堂里的人玩。”

        神父说，“我负责在日落前把钱存到孤儿院的账上。”

        他们在特拉利站的月台上分手后，科明法官来到旅馆。明天上午要开庭审案，他想早点睡下。

        上午的两起案子很简单，过失抗辩，他罚款结案。特拉利选出的陪审团百无聊赖地坐陪着。

        第三个被告被传唤时，科明法官正在埋头写文书，从下面只能看见他的法官假发。

        “带罗南·夸克·奥康纳到庭！”法庭执事低沉地喊道。

        一阵踢踏的脚步声，法官继续写着。

        “你是罗南·夸克·奥康纳吗？”执事问着新被告。

        “我是。”那人应声说。

        “罗南·夸克·奥康纳，”执事说，“你被起诉用牌诈骗，触犯了1845年《赌博法》第17条之规定。案件中，你，罗南·夸克·奥康纳，于今年5月13日在凯里镇，利用扑克，或是打牌，靠欺骗或非法手段从一位叫卢根·基息处赢得大笔金钱，由此构成了以欺诈手段从上述的卢根·基恩处获取了大额现金。对起诉有无异议？有罪还是无罪？”

        在陈述过程中，科明法官小心地放下笔，凝视了一会儿自己的文书，好像希冀着用这种方式来处理整个审讯一样，最后他抬起眼睛。

        长着一双讨好眼睛的小瘦子从对面有些吃惊地默视着他，科明法官也同样吃惊地看着被告。

        “没有犯罪。”奥康纳小声地说。

        “等一下。”法官说，法庭的人静坐着，看着他坐在凳子上纹丝不动。他那掩饰的面孔背后，内心一片混乱。他本可以马上不审这个案子，只要说出自己认识被告即可。

        随后他想到，这将意味着重审，额外花销要由与本案有关的纳税人来付，因为被告现已被正式起诉。他心里想，现在的关键问题在于：他能不能信任自己公正地判案，并向陪审团做出真实公正的结论呢？他肯定自己能做到。

        “请向陪审团宣誓。”他说。

        执事照做了，然后问奥康纳是否有律师。奥康纳说他没有，但希望能自我辩护。科明在心里暗暗发了誓。现在，公平就要求他站在被告一方对付公诉人律师。

        律师现在站起来陈述事实，他说的很简单。5月13日，特拉利的杂货商——卢根·基恩在都柏林登上了从都柏林开往特拉利的火车回家，他碰巧身上带了一大笔现金，即对英镑。

        旅途中他偶然参加了与被告及另一个人的赌局，用的是被告的扑克牌。他输的钱太多了，于是产生怀疑。在法兰福，特拉利的前一站，他找了个借口下车，找到铁路公司的一名员工，并要求在特拉利站台上警察能到场。

        他的第一证人是特拉利警察，这个面容严肃的高大男子为逮捕做了证。他发誓说，5月13日得到消息后他就来到特拉利站，正当都柏林的火车进站。他在那儿遇到这个人给他指出了被告，后来知道那人是卢根·基恩先生。

        他让被告和他去一趟特拉利站警署，那人和他去了。在那儿他搜了身。东西中有一副扑克牌，基恩认得那是在火车上玩扑克用的。

        他说，“这些东西已被送到都柏林检查，一收到都柏林的检查报告，奥康纳就被起诉犯法。”

        如此而已，下一个证人是都柏林爱尔兰警察诈骗科的。法官心中暗想，他昨天显然也在火车上，但坐的是三等车厢。

        探长发誓说，经过严格检查，这副扑克是做过记号的，公诉人律师拿起一副纸牌，探长按照记号分辩出来了。这副牌传给了法官，律师询问说：“这副牌是怎么做记号的？”

        “用两种方法，大人！”探长对法官说，“用俗称的明暗处理和描边法。四种花色的每张牌背面不同位置都描了边，牌的两端也描了，这样无论哪端朝上都不影响。描边法中，图案边界和牌边缘之间的白色界限被改得宽度不一，这种变化虽很细微，但从桌子对面能看出来，这样就为骗子指明了对家拿的是什么花色。这么说明白了吗？”

        “完全明白！”科明法官盯着奥康纳说。

        “大牌，从A到10，是用明暗法区分的，也就是用化学药物轻微改变纸背面图案小区域的明暗，这种区域很小，并不比手指尖儿大，但足以让桌子对面的人认出来，因为他知道自己在找什么。”

        “搞鬼的人发牌时也有必要作假吗？”律师问，他知道陪审团都非常感兴趣。这毕竟和审讯偷马案大大不同。

        “发牌可能作假。”诈骗科的探长承认说，“但没什么必要。”

        “有可能把这样的赌徒赢了吗？”律师问。

        “绝对不可能，先生！”证人对法官说，“搞鬼的人知道对手有好牌时可以不跟牌，知道自己有好牌时可以多押赌注。”

        “没有问题了。”律师说。奥康纳又一次放弃盘问证人。

        “关于证人证词你有权问任何问题。”科明法官对被告说。

        “谢谢，大人！”奥康纳还是缄口不语。

        律师的第三个，也是最后的主要证人是特拉利的杂货商——卢根·基恩。他进了证人席就像是公牛进了斗牛场，他瞪着奥康纳。

        经律师提醒，他作了陈述。那天他在都柏林了结了一桩生意，所以他身上带了一大笔现金，在火车上，他被诱骗参加了扑克赌博。他以为自己是个老手，但还没到法兰福就输掉了60英镑。他犯嘀咕了，因为无论他的牌多么好，他还是赢不了人家，还是输钱。

        在法兰福，他下了火车，确信自己是上当了，于是请警察在特拉利车站到场。

        “我就知道，”他转向陪审团大声地说，“他用作了记号的牌玩。”

        陪审团的12位好心人都一一严肃地点点头。

        这时奥康纳站起来盘问证人，他看上去无比忧郁，就像是牛棚里无辜的小牛。基恩先生怒视着他。

        “你说我掏出了那副牌？”他沮丧地问道。

        “对！”基恩回答。

        “怎么掏出来的？”奥康纳问。

        基恩看上去不明所以，“从你口袋里。”他说。

        “对！”奥康纳赞同地说，“从我口袋里，但我用它干什么了？”

        基思想了一想说，“你开始玩接龙。”

        科明法官简直要相信这种惊人巧合的可能性了，他的心又咯噔一沉。

        “是我先和你搭腔的？”被告问，“还是你先跟我搭腔的？”

        身材魁梧的杂货商看起来很懊丧的样子，“我先和你搭腔的。”他又转向陪审团说：“但他玩的太差劲了，我忍不住。黑牌连红牌，红牌接黑牌，他看不出来，所以我给他指了几个。”

        “但玩扑克的时候，”奥康纳追问，“是我建议玩友谊赛还是你建议的？”

        “你建议的。”基恩恨恨地说，“你建议说咱们少赌点，玩得有意思点儿，那可是大赌啊。62英镑不是小数啊！”

        陪审团又点头。的确是，够一名工人一年的开销了。

        “我说是你，”奥康纳对基恩说，“是你建议玩扑克的，是你提议赌钱的，那之前我们正用火柴棒玩！”

        杂货商仔细地想了想，他一脸诚实忠厚。他想起了什么，他不会撒谎。

        “或许是我。”他承认道。接着他又想起了什么，转向陪审团说，“但那不就是骗局吗？那不就是搞鬼的人想干的吗？他设的圈套，诱骗人赌博。”

        他显然喜欢上了“诱骗”这个词，对法官而言那是个新词。陪审员点头同意，显然他们也厌恶被诱骗。

        “最后一点！”奥康纳郁郁地说，“当我们清账时，你付给我多少？”

        “62英镑！”基恩愤怒说，“血汗钱啊！”

        “不对。”奥康纳在被告席上说，“就我本人，你输给我多少？”

        特拉利的杂货商仔细地想着，他的脸拉长了。“没输给你。”他说，“没有。是那个农民赢了。”

        “我从他那里赢钱了吗？”奥康纳问，他此时快要哭出来了。

        “没有！”证人说，“你输了大约8英镑。”

        “没有问题了。”奥康纳说。基恩先生正要走下去，这时法官叫住了他，“等一下，基恩先生。你说‘农民赢了’，到底谁是农民？”

        “包厢里的另一个人，大人！他是韦克斯福德来的农民，玩的不好但手气好。”

        “你没问他名字吗？”科明法官问。

        基恩看起来迷惑不解的样子，“没问。”他说，“是被告拿的扑克，他就是要诈骗我！”

        案件调查结束。奥康纳站在证人席上为自己作证，他发了誓。他的陈述简单平淡。他贩卖马匹为生，这没什么违法的，他喜欢打打小牌，但不是什么高手。5月13日乘火车的前一周，他在都柏林酒吧里逍遥地喝着黑啤酒，突然觉得椅子上大腿旁边有个硬东西。

        那是副扑克牌，显然是前一个坐在这儿的人丢下的，确实不新了，他想过交给店主，但又想这么一副旧扑克不值钱，便自己留下了，也好用它在买马贩驴的漫长旅途中玩玩接龙找点乐趣儿。

        如果牌作了记号，他也毫不知情。他不懂探长所说的什么描边和明暗处理，也不知道这副从酒吧椅子上捡来的扑克牌背面能看出什么名堂。

        至于说诈骗，诈骗还不赢钱吗？他问陪审团，他自己的8英镑10先令全输给了陌生人。他自己也是个傻瓜，因为那个农民手气太好，如果基恩先生赌输的比他多，那或许是因为基恩先生比他更沉不住气。至于诈骗，他和那没关，不然他肯定不会输掉那么多血汗钱。

        在盘问证人时，原告律师想找出陈述破绽，但瘦子谦恭又顽固地坚守着，无懈可击。最后律师不得不坐了下来。

        奥康纳回到被告席等着法庭结论。科明法官朝他看过去。你是个可怜虫，奥康纳！法官想：不管你的话哪个是真的，你都是个背运的牌手，否则的话，你也是个窝窝囊囊的耍钱鬼。不管怎样，你两次都输了，用自己的扑克，在火车上输给了陌生人。

        但在总结中他没说别的，他向陪审团指出：被告声明自己是在都柏林的酒吧里发现了这副牌，并且完全不知道那牌有记号。陪审团私下里可能信也可能不信，但事实是：按照爱尔兰的法律，原告并不能推翻被告辩护，原告必须要有确凿的证据。

        其次，被告指出不是他而是基恩先生要玩扑克又要赌钱的，并且基恩也承认可能是这样。

        但更重要的，起诉要件是：被告用欺诈手段从证人卢根·基恩那儿赢了钱。不论诈骗是真是假，证人基恩已经直言不讳地承认被告没赢他的钱，他，即证人，连同被告都输了钱，只是数目悬殊而已。就这点而言案子得败诉。他有责任指示陪审团宣布被告无罪。他很了解庭审的规矩，所以顺便指出还差15分钟就到午饭时间了。

        不让特拉利的陪审团错过午饭也是不可或缺的法律程序之一。这12位先生没用10分钟就做出无罪判决，返回法庭。奥康纳被释放了，他离开了被告席。

        科明法官在法庭后面的更衣室换下法袍，把假发挂到钉子上，然后去吃午饭。他脱下了法袍和假发后，别人就认不出他来了，他从人行道上的人群中穿行过去。

        他穿过马路朝镇上的旅馆走去，他知道他肯定能点一盘香农河大马哈鱼来享用一下，正在这时他看见旅馆前院驶出一辆又气派又闪亮的名车。奥康纳开着车。

        “你看到那个人了吗？”一个人的声音从旁边问他。他向右侧瞅了一眼，发现特拉利的杂货商正站在身旁。

        “看到了。”他说。

        小轿车悠悠地驶出旅馆大院，坐在奥康纳旁边的人穿一身黑衣服。

        “你看到谁坐在他旁边吗？”基恩问。

        汽车峻地驶向他们，那个关心了格尔孤儿院的神父露出亲切的微笑，向人行道的人们打了个V形手势，然后汽车沿街而去。

        “那是宗教祝福吗？”杂货商问。

        “或许是吧！”科明法官应承说，“但我看不像。”

        “他怎么穿那身衣服？”卢根·基恩又问。

        “因为他是神圣教堂的神父。”法官回答。

        “他才不是哪！”杂货商气愤地说，“他就是韦克斯福德的那个农民。”

        （肖忠哲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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