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说过，施魏格施迪尔家的这位房客并不是完全一个人躲在那个由卡施佩尔—苏索看守的修道院里，与外界隔绝的，相反，他也同城里保持着一定的社会交往，尽管次数有限，态度矜持。当然，这里看来让他感到快慰的是，所有的人都知道，他由于要去赶十一点的那趟火车而必定雷打不动地需要提前起身告辞。我们在拉姆贝格大街的罗德家聚会，我和她们这个圈子，和克虐特里希一家、克拉尼希博士、齐恩克和施彭格勒，以及吹得一口好哨子的小提琴手施维尔特费格，关系相当友好；我们另外也在施拉金豪芬家，也在位于诸侯大街的席尔德克纳普的出版商拉德布鲁赫那里，以及同样由吕迪格尔给我们引见的造纸工业家布林格尔（顺便提一下，他是莱茵地区人）那雅致的二楼上聚会；最后，我们还在狂欢节期间举办的施瓦宾艺术家节庆上聚会，在那里，你又可以重新遇见你在所有这些聚会场所结交的各色人等，因为这些圈子彼此之间也都是有联系的。

        不论是在罗德家里，还是在施拉金豪芬家那有立柱装饰的客厅里，大家伙都喜欢听我演奏浪漫古提琴，当然，这也是我这个朴素的、向来都不是十分活跃的学者和教书先生能够为社交活动所作的一点特别的贡献吧。在拉姆贝格大街，始终不忘督促我弹奏的首先是患哮喘病的克拉尼希博士和巴普提斯特·施彭格勒：他们一个是由于对古钱币和古玩感兴趣（他喜欢用他那字正腔圆的语风和我谈论提琴家族的各个历史形式），另一个则是出于对不同寻常的，也就是罕见的事物的嗜好。不过，在这栋房子里，我必须时刻提醒自己，不可忘记康拉德·克虐特里希那拼命要在人前横扫大提琴的欲望，以及这一小群观众对施维尔特费格那动人心弦的小提琴演奏所怀有的当然是自有其道理的偏爱，我应尽量对这种欲望和偏爱予以体谅。因此，当另一个大得多也高雅得多的圈子，也就是被娘家姓冯·普劳斯西的施拉金豪芬博士夫人用雄心壮志巧妙地凝聚在自己和自己那位讲士瓦本方言、听觉又很迟钝的丈夫身边的那个圈子，对我的这个始终只是作为爱好来展示的节目表现出十分热烈的需求的时候，我的虚荣心所能得到的满足可就要大得多了，我差不多每次都是被他们催着逼着地拿上我的乐器上布里内尔大街去的，在这里，我会用十七世纪的一首夏空舞曲或萨拉班德舞曲，用十八世纪的一曲《爱的欢愉》来款待在座的宾朋，或者为他们演奏亨德尔的朋友阿里奥斯逖的一首奏鸣曲，或者是海顿为低音古提琴而写，但在浪漫古提琴上也是可以演奏的曲子中的一首。

        这样的提议通常不只会由让内特·硕伊尔，而且也会由总管冯·利德泽尔阁下发起，他对这种古老乐器和这种古老音乐的青睐当然不会像克拉尼希那样，是源于一种对于古玩的科学的爱好，而是源于纯粹保守的倾向。这种区别，不言而喻，是巨大的。这位宫廷侍臣，从前是个骑兵上校，他之所以会被任命到现在这个位置上，仅仅就是因为他有个会弹一点点钢琴的名声（因为贵族出身，同时还会弹点钢琴，便能当上总管，这在今天看来都是几百年前的老黄历了呀！）。总之，在利德泽尔男爵的眼里，一切古老的和历史的东西都是抵御新时代和颠覆的堡垒，都是对新时代和颠覆所进行的一种封建性的攻击，本着这一思想，他支持它们，而事实上却对它们一无所知。对新生事物理解甚少，同时又不能在传统中游刃有余，如果对新事物不予理睬，而新事物产生自旧事物又是历史的必然性，那么，这种对旧事物的热爱必定是不真实的和没有创造性的。所以，利德泽尔十分珍视和抬高芭蕾舞，而且，按他的说法，就因为它是“优雅的”。“优雅的”这个词在他那里意味着保守向现代反叛发起攻击的一个口令。对于俄国和法国芭蕾舞的艺术传统及其代表，如柴可夫斯基、拉威尔和斯特拉文斯基，他可谓一无所知，而他距离如最后所列举的那位俄国音乐家后来就古典芭蕾舞所发表的下述观点则有万里之遥：它，作为适度的计划对于过分的感情的胜利，秩序对于偶然的胜利，作为有阿波罗意识的行动的楷模，是艺术的范例。而说起芭蕾舞，他眼前更多浮现的无外乎就是小纱裙子、小步急行的足尖和“优雅地”举过头顶的手臂——就是供坐包厢的坚守“理想”、唾弃丑陋问题的宫廷社会和坐正厅的克制的市民观看的表演。

        当然，施拉金豪芬家里所上演的瓦格纳的东西也不少，因为富有戏剧性的女高音歌唱家塔妮娅·奥尔兰达，一个强有力的女性，和歌剧中扮演主角的男高音哈拉尔德·克约耶伦德，一个戴夹鼻眼镜、有着金属般嗓音的肥胖男子，都是那里的常客。不过，瓦格纳的作品同时也是他的宫廷剧院赖以存在的基础，尽管它们是那样的高亢和激烈，冯·利德泽尔先生多少还是把它们纳入到了封建加“优雅的”范畴，并对它们表示敬重，而一旦有必要对较新的和比较更新的作品进行拒绝，而且还可以保守地利用瓦格纳来当挡箭牌的时候，他的这分敬重就更是发自内心的了。因此，甚至出现了阁下大人亲自坐到三角大钢琴前为两位歌唱家伴奏，让人家感到受宠若惊的场面，尽管他的钢琴技巧难以胜任钢琴改编谱，甚至还不止一次地危及人家的演唱效果。我极不喜欢听功勋歌唱家克约耶伦德演唱西格弗里德的《铸剑之歌》，没完没了不说，还相当乏味，更何况他的音量之大，甚至刺激得客厅里稍微敏感一些的装饰物，花瓶、艺术玻璃制品什么的，也随之一起颤动和嗡嗡作响。尽管如此，相反，我却承认，我很难抵御一个英雄的女声所带来的震撼，奥尔兰达的声音那时就是这样的。她的个性的冲击力，嗓音的威力，炉火纯青的戏剧腔，使我们如梦如幻，仿佛一个激情四射的女人，高贵威严的女人横空出世，而大约在唱完伊索尔德的“你难道不认识爱情夫人？”到她那令人消魂的“这火炬，它可是我的生命之光，我大笑着将它熄灭，没有犹豫彷徨”（女歌唱家同时将自己的一只手臂急速而有力地向下挥去，以示对这一戏剧情节的强调）之后，眼里满含泪水的我差点便要拜倒在这位备受欢迎的面带胜利微笑的女性脚下了。顺带提一下，这一次自告奋勇为她伴奏的不是别人，正是阿德里安，而当他起身离开琴凳，目光掠过我那热泪盈眶的激动表情时，他也是面带微笑的。

        倘若自己也能乘着这股激情洋溢的东风，为增进各位聚会来宾的艺术雅兴助上一臂之力，岂不美哉，因此，当冯·利德泽尔阁下用他那虽具南德色彩、却又不免些许长官命令的口吻，鼓动我重演我前不久已经在此用我的七弦琴演过的米郎德热作于1770年的行板和小步舞曲，而且他的这一鼓动立即得到风度高雅的长腿女主人的附和时，我完全被感动了。人是多么软弱啊！我感谢他，全然忘记了自己对他那光滑而空虚的，不错，因为经久不衰的恬不知耻而在某种程度上是明显的贵族相貌的反感，对他那被捻过的金色的小髭须、刮掉了胡子的圆脸，以及对他那泛白的眉毛连同眉毛下边眼睛里闪闪发光的单片眼镜的反感。我当然知道，对于阿德里安而言，这位骑士人物不值一提，不值得恨，也不值得鄙视，甚至都不值得嘲笑；他连肩膀都懒得为他一耸，而这其实也就是我的感受。然而，在这样的时刻，即当他邀请我参与助兴活动，以让聚会的宾朋能够通过某种“优雅”从那股以革命性著称的风暴之中缓过气来的时候，我却没有办法不去遂了他的心愿。

        而当冯·利德泽尔的保守主义遭遇另一种保守主义的时候，一种非常奇特的，尴尬与滑稽参半的局面就会出现了。这种保守主义既不是“还”也不是“又”，而是后革命和反革命的，是从另一个方面，不是从先前，而是从事后，对资产阶级自由的价值取向发动的进攻。这样的令老式的并不复杂的保守主义感到欢欣鼓舞，同时也感到瞠目结舌的相遇的机会，实在是由时代精神所提供，而在施拉金豪芬太太雄心勃勃积聚起各色人等的沙龙聚会上，也有人提供了这样的机会：这个人就是不担任固定职务的学者哈依姆·布赖萨赫尔博士，一个高度热情而又思想进步的，也就是那种非常危险却又丑得迷人的类型，在这里，他显然是带着某种幸灾乐祸的快意来扮演一个起发酵酶作用的异物的角色。女主人十分欣赏他的善于雄辩的口才，他另外还带有很重的法尔茨口音，而他的奇谈怪论则能够让女士们一边发出拘谨古板的欢呼，一边将双手举过头顶击掌。就他自己而言，在这个圈子里卖弄炫耀，恐怕首先是为了附庸风雅，其次则是因为他需要这些外表光鲜、头脑简单的人去为他的那些观点感到大惊小怪，要知道，他的这些观点在文人聚会上是很可能不会引起多少轰动效应的。我压根儿就不喜欢他，一直把他看作是一个存心捣乱的知识分子，而且我始终坚信，就是阿德里安对他也是十分反感的，尽管我们之间，出于我不是完全清楚的原因，从未就布赖萨赫尔有过一次比较详细的意见交流。当然，他对时代的精神运动的洞察和感知，他对时代的精神运动的最新的意愿和观点的嗅觉，我却是从不否定的，而且，这其中的有些东西，我还是最先通过他本人和他所发表的沙龙谈话才得以接触到的呢。

        他是一个博学的人，对任何事情都能侃侃而谈，而作为一个文化哲学家，他的思想却是反文化的，因为他把全部的文化史都只假托为一个没落的过程。在他的嘴里，最具鄙视意味的用语是“进步”一词；他采用一种毁灭性的方式把它说出来，而人们能够感觉到，按照他的理解，他对进步所进行的这种保守的讽刺是他参加这种社交聚会的真正合理合法的理由，也是他合乎上流社会交际礼仪的标志。他对绘画从原始平面到透视画法的进步大肆嘲弄，尽管显得很有思想，但却不大招人喜欢。谁用前透视法艺术来拒绝透视法对视觉的迷惑，谁就是无能，就是无助，就是左倾原始主义，这种看法以及对此同情地耸耸肩表示不知道或无可奈何的做法，都被他解释为新时代的幼稚可笑的傲慢的一种登峰造极。他说，拒绝、放弃、藐视并不是没有能力、不接受劝导，并不表示贫乏。似乎幻象就不是艺术中最低级、最适宜乌合之众的原则，仿佛对它不感兴趣就说明格调不够高尚似的！对某些东西不感兴趣，这种近乎于智慧的或者更相当于一部分智慧的能力，可惜已经丧失，而鄙俗的唐突冒失却要自诩为进步。

        对于参加娘家姓冯·普劳斯西的夫人举办的沙龙聚会的成员而言，这些观点多少让他们感到了几分亲切，而且，我以为，他们还会觉得，他们其实并不想真心实意地去为他的这些观点喝彩，除此以外，他们还更会觉得，布赖萨赫尔其实也并不完全能够真正地代表他们。

        他说，类似的情况还包括音乐从单声部到多声部、到和声的过渡，人们十分喜欢把这种过渡看作是一种文化的进步，而正是在这里，它却恰恰曾经是野蛮的一个吆喝。

        “这是……对不起……野蛮的？”冯·利德泽尔先生高声嚷道，他大概已经习惯把野蛮看成是保守的一种形式了，尽管是一种有点丢人的形式。

        “当然，阁下。多声部音乐，也就是五重唱或四重唱的起源地，它们是远离音乐文明中心，远离美声及其崇拜盛行的罗马的；它们位于嗓音沙哑的北方，似乎曾经是一种对于嗓音沙哑的补偿。它们位于英国和法国，尤其是原始荒芜的大不列颠，这里甚至是首先把三度音程纳入和声的地方。所谓的向前发展，复杂化，进步原来有时就是野蛮造就的成果。是否应该为此而称赞这样的野蛮，我听凭您自己来决定……”

        明眼人一看便知，他这是在捉弄阁下和沙龙聚会的全体成员，他所采用的方法就是同时保守地讨好他们。显然，只要还有人知道他下面想的是什么，他就会觉得不舒服。当然，复调的声乐，这种进步的野蛮的发明，从它到和声和弦原则，以及随之向最近两个世纪的器乐的历史性过渡一旦完成，它就会成为他保守的庇护的对象。现在，这后一个便是没落，即伟大的和唯一真实的对位艺术，这神圣冷漠的数字游戏的没落，按照他的说法，这种游戏，感谢上帝，还不曾沾染一丝情感的卖淫和肆无忌惮的活力；他说，来自埃森纳赫的伟大的巴赫已经深深地陷入这股没落的漩涡，歌德就曾经非常正确地把他称作一个和声家。一个人，如果他不是平均律钢琴，也就是那种多义地去理解每一个音并用等音混淆它们的可能性，也就是近代和声变调的浪漫主义的发明者，那么，他就不配得到魏玛的那位行家所给予的这个硬邦邦响当当的称号。和声的对位？没有这个东西。这不是肉，也不是鱼。软化、娇弱化和歪曲，使古老和真实的、作为各种声部的相互交融而被感受的复调音乐变为和声和弦的改换，在十六世纪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而一些人，如帕莱斯特里纳、两个加布里埃利和我们本地乖巧的奥兰多·迪·拉索业已无耻地参与到其中去了。这些先生最贴近“人性地”给我们带来声乐复调艺术这个概念，哦，是的，因此在我们看来，他们就是这种风格的最伟大的大师。但这里真正的原因其实却是，他们大都已经开始卖弄、炫耀一种纯粹和弦的作曲法，同时他们对待这种复调风格的方式也已经由于要顾及和声的调和，要顾及谐和音和不谐和音的关系而被相当可怜地软化了。

        大家伙都对这些可气的言论感到吃惊，情绪也高涨得直拍大腿，我于是便乘机四处张望，想看看阿德里安会是什么眼神；可惜他没有给我这样的机会。至于冯·利德泽尔，不幸得很，脑子里只剩下一片混乱。

        “对不起，”他说道，“请您允许我……巴赫，帕莱斯特里纳……”

        对他而言，这些人可都是大名鼎鼎的保守主义的权威泰斗，而现在他们却让人给拽到了现代主义的瓦解的阵营。一股同情不觉涌上他的心头——与此同时，他甚至还激动得一把摘下戴在眼睛上的那只单片眼镜，从而导致他脸上的智慧光芒荡然无存。布赖萨赫尔接下来话锋一转，把文化批判的矛头指向《旧约》，也就是主攻他个人的来源、犹太部落或民族及其精神史，并且正好也是在这里表现出一种极为暧昧的，甚至是不成体统的，同时却又是幸灾乐祸的保守主义，即便是在这样的时候，他老人家的日子也没有好过多少。如果按照他的说法，那么，没落、愚民化以及丧失任何同古老和纯真的联系的苗头其实早就提前，并且还是在非常值得尊敬的地方出现了，这可是任何人做梦都没有想到过的呀。我只能说：全都是一派滑稽之极的胡言乱语。对他而言，像大卫王和所罗门王这样的为每一个基督之子所敬畏和景仰的圣经人物，还有那些先知连同他们关于天上亲爱的上帝的高谈阔论，其实就已经是一个苍白褪色的晚期神学的没落代表。希伯来民族的埃洛希姆耶和华，其古老纯真的真实面目，这个神学不再知道，而只知道把人们在具有真正民族性时代用以祭祀这位民族之神或者强迫他肉身显灵的礼拜式勉强视作“原初时代之谜”。他尤其对“智慧的”所罗门心怀敌意，因而对他大肆虐待，致使在场的男士们吹起口哨起哄，女士们则发出诧异的欢呼。

        “对不起，”冯·利德泽尔说道，“我是，温和地说……所罗门王辉煌灿烂……您不该……”

        “是的，阁下，我不该，”布赖萨赫尔答道，“这个男人是个被性爱的享受搞得筋疲力尽的美学家，但他在宗教方面则是一个进步的傻瓜，从对这个具有显灵作用的民族之神，这个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民族力量的化身的崇拜到宣扬一个来自上天的抽象的和普照人类的上帝的退化，即从民族宗教到万能宗教的退化，对于这样的退化，他是具有典型性的。要想证明这一点，我们只须再去查阅一下他在第一个神庙完工之后所发表的那番骇人听闻的演讲，他在那里面问道：‘上帝他能和凡尘之中的人住在一起吗？’——好像以色列全部和唯一的任务并不是为上帝造房子、搭帐篷和千方百计保证他的持续光临似的。而所罗门竟然恬不知耻地叫嚷：‘上天都难以抓住你，我建的这座房子就更不知要难上多少倍了！’这是一派胡言，也是终结的开始，即诗篇诗人的上帝观念开始蜕化变质，在他们那里，上帝已经完全被放逐到了天上，他们不停地歌唱天上的上帝，而摩西五经则根本不知作为神灵所在地的上天为何物。在那里，在一根腾起的火柱中，埃洛希姆走在这个民族的前列，在那里，他愿意和这个民族同吃同住，在这个民族之中游走并拥有自己的屠宰台——为了避免人类后来使用的那个叫做‘圣坛’的单薄的字眼。一个诗篇作者让上帝问道：‘我吃公牛的肉，喝公羊的血？’您认为这可能吗？让这样的话从上帝的口里说出简直就是闻所未闻，这是无耻的启蒙打在摩西五经脸上的一记耳光，在摩西五经里，献祭品被强调为‘面包’，也就是耶和华真正的食物。从这个问题，当然也包括智慧的所罗门的那些言论，到迈默尼德斯，两者之间只有一步之遥，此人据说是中世纪最伟大的犹太教经师，其实却不过是亚里士多德式的一个同化之徒而已，把献祭品‘解释’成一种上帝对这个民族之异教直觉的妥协，就是他干下的好事，哈哈，哈哈！好啊，这血和脂肪的献祭品，这在以前是拌上盐和有刺激性气味的佐料拿去供上帝食用，为他制造一个肉体并敦促他在场的，但对于诗篇作者而言，这种献祭品却勉强只是一个‘象征’而已；（布赖萨赫尔博士吐出这个字眼时所用的那种极度鄙夷的腔调至今还在我的耳边回响）——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被宰杀的不再是动物，而是感恩和谦卑。‘谁宰杀感恩，谁就是尊敬我’，这就是现在的口号。还有另外一种说法：‘献祭给上帝的牺牲是一个悔恨的心灵。’简言之，这早就不再是什么民族、血统和宗教之真了，而是人道的清汤寡水……”

        布赖萨赫尔高度保守的倾诉既让人发笑，也让人反感。上述这些就权当是其中的一个取样吧。他不厌其烦地说，真正的礼拜式，即对于真实的和绝不是抽象意义上无所不包的，因此也不是“万能的”和“普遍存在的”民族之神的崇拜，是一种魔术，是一种对肉体并非没有危险的动态的操纵，在这个动态的操纵过程中，很可能，也很容易由于错误和过失而导致不幸的事故、灾难性的短路发生。亚伦的儿子们死了，因为他们带来了“异质的火”。这就是一个技术上的不幸事件，就是一个错误的前因后果。一个名叫乌撒的人在运输途中发现，那个箱子，即所谓的约柜，就要从车子上滑落，便不假思索地赶紧伸手去扶，结果自己立马就给摔死了。这也正好就是一种超验的动态爆发，由疏忽造成，而且是由竖琴弹得太多太多的大卫王的疏忽造成，因为他其实也是一窍不通地学着庸人的样子让手下用车子来运送那柜子的，而不是遵循摩西五经里那条理由充分得不能再充分的规定用挑子去挑。大卫业已和所罗门一样，变得远离本源，变得无知，说得难听点：变得粗蛮了。比如，他对于人口普查的动态危险一无所知，于是就通过举办这样的一个活动而引发了一场沉重的生物学意义上的打击，引发了一次流行病的爆发，引发了死亡，作为可以预见的玄学意义上的民族力量的反应。因为一个真正的民族是承受不起这样一种机械化的登记造册的，这种数字化的消解动态整体为同质个体的……

        一个贵妇人插话说，她以前根本不知道人口普查还是这样的一种罪恶。而这正是布赖萨赫尔所求之不得的。

        “罪恶？？”他用夸张的疑问语气回应道。不，一个真正的民族的真正的宗教，在这样的宗教里根本不存在什么诸如“罪恶”和“惩罚”之类的概念，这些黯然无光的神学概念纯粹还停留在伦理的因果关联意义上。这里所涉及的是错误和事故的因果关系。宗教和伦理，只有当后者是前者的没落的时候，两者才会相互发生一点关系。所有的道德的东西都是一种对礼拜式的纯粹精神的误解。难道还有什么东西比这个“纯粹精神的东西”更遭上帝遗弃的吗？那些没有个性的世界宗教最后还能做的就只是把这个“祈祷”，请别见怪，变成一种讨厌的乞讨，变成一种“赦免申请”，变成一声声“啊上帝”、“上帝，发发慈悲吧”，变成一声声“救命”、“给点吧”和“行行好”。这个所谓的祈祷……

        “对不起！”冯·利德泽尔说道，这一次用的倒是真正强调的语气了，“您这话说得固然有理，但这个‘脱帽祈祷’怎么总让我觉得……”

        “这个祈祷，”布赖萨赫尔毫不留情地替他把下面的话说完，“是庸俗化了的和注入了理性主义水分的某种极具活力的、积极的和强大的东西：魔咒的、上帝强制的晚期形式。”

        这位男爵真的让我感到遗憾。眼见自己的贵族保守主义被返祖现象的聪明绝顶的发挥和酣畅淋漓的表演，被一种极端的，不再是贵族气的，而是比任何自由主义都更具某种革命性的，都让人感到更有破坏力的，同时却又好像故意气人似的，不乏值得赞赏的保守主义感染力的保守所战胜，他的灵魂深处肯定会陷入一片茫然。我心想，他会为此而彻夜不眠的，不过，我这或许也是出于同情而有点言过其实了吧。不过，布赖萨赫尔的言论也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例如，对献祭品的精神蔑视并不是最先在预言家们那里，而是在摩西五经自身就可以直接找到，即在摩西那里，他直截了当地宣布献祭品是次要的，而把所有的力量全都放在服从上帝、遵守他的训诫上面，如果能够向他指明这一点，就很容易将他驳倒。然而，这个比较敏感脆弱的人儿却讨厌打搅人家；他讨厌用逻辑的或历史的反驳去冲破一个已经领会的思路，而且仍然还在通过反精神来景仰和爱护精神。今天的人们都看到了，我们的文明那时所犯下的错误就是，太过慷慨地实施了这样的爱护和这样的景仰——而对立面回应它的却是赤裸裸的肆无忌惮和干脆果断的绝不容忍。

        凡此种种，我其实早已想到，那还是在我刚刚动笔开写这本传记的时候，当时，我虽然承认对犹太人怀有好感，但同时也限制性地作出以下说明，即我偶尔也碰到几个这种血统的相当可气的例子，于是乎，不任固定职务的学者布赖萨赫尔的名字便早早地跃然纸上。这个犹太人，如果他对于未来，对于新鲜事物的耳聪目明的敏感也在先锋性和反动性叠合的复杂情况下被证明是可靠和有效的，那么，你还能够去对他妄加指责吗？不管怎样，那时，在施拉金豪芬家里，我这个对于反人道的新世界之前可谓一无所知的良民，正是首先通过这位布赖萨赫尔，正是通过他，我才开始对于这个反人道的新世界的存在变得有所觉察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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