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德里安同文德尔·克雷齐马尔的关系从未有过中断或淡散。这个年轻的神学大学生每个假期都会和他中学时代的音乐指导见面，如果他回凯泽斯阿舍恩的话，他就会去登门拜访这位管风琴师，在他那安在大教堂的家里和他促膝长谈，他也在伯父莱韦屈恩的小楼里同他见面，而且，他还促使他的父母有一两个周末邀请他去过布赫尔农庄，在那里，他和他长距离地散步，还说服约拿坦·莱韦屈恩向他的客人展示克拉尼图形和那滴吞食的液体。克雷齐马尔和布赫尔农庄的这位已显老态的庄主相处得十分融洽，但和艾尔丝贝特太太的关系则显得有些拘谨，尽管这种关系绝对不是那种真正的紧张，原因也许在于他的口吃吓坏了后者，而恰恰又是由于这个缘故，每逢她在场，尤其是直接和她说话的时候，他的口吃就变得更厉害了。不管怎样，这都是很奇怪的：在德国受到广泛尊崇的是音乐，在法国则是文学，在我们这里，不会有人被一个人是音乐家的事实惊着、吓着，也不会有人会因此而感到不舒服或者对此进行讽刺挖苦。我也坚信，艾尔丝贝特·莱韦屈恩对阿德里安的这位年长的朋友是充满敬意的，更何况人家还是在教堂里供职呢。尽管如此，在那次，在我同时和他与阿德里安共同度过的那一个两天半里，我仍然发现，她的友善并不能完全掩饰她对这位管风琴师的难免有些勉强、冷淡和排斥的态度。而后者则如前所述的那样，用变得更为严重的、有时甚至是灾难性的口吃来回答她的问题——很难说是不是只是因为他觉察到了她的不悦、她的不信任或者别的什么，抑或是面对这个女人的天性，他心甘情愿地暴露出一定的胆怯和尴尬。

        就我而言，我不怀疑克雷齐马尔和阿德里安的母亲之间的这种奇怪的张力的根源在于他是属于她的，我觉察到了这一点，因为对于发生在这里的这场无声的争夺，我是怀着自己的感受站在两个对手之间的，是摇摆不定的，是时而偏向这一边，时而又偏向另一边的。克雷齐马尔想要什么，他和阿德里安散步的时候都说了些什么，我心里清楚得很，我私下里是支持他的想法的。他，一如既往地，坚决地、甚至是迫切地主张他的学生负有成为音乐家、成为作曲家的使命，甚至在和我交谈的时候也不例外，而我也认为他的这个主张不无道理。“他有，”他说，“作曲家的眼光，是那种内行的，而非那种稀里糊涂找乐的外行。他能够揭示别人看不见的动机联系，用问答的形式发现一个短小片段的结构，总之他看问题的方式，从内部看问题的方式，使我确信自己的判断不会有错。至于说他还没有开始去写，还没有显露创作的愿望，还只是幼稚地动手搞一些小青年的习作，但是，这又有何妨，这相反会给他带来荣誉。这和他的骄傲有关，这种骄傲不让他去模仿别人的音乐。”

        对于他所说的这些话，我只能表示赞同。不过，出于这个原因，我也十分理解一个母亲保护孩子的良苦用心，所以我常常觉得自己是站在她这一边而敌视那个宣传员的。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发生在布赫尔小楼客厅里的那一幕，我们四个人，母亲和儿子，克雷齐马尔和我，碰巧都坐在那里，艾尔丝贝特一边和那个因为口吃而不停地咕隆和喘息的音乐家说话——这是一种纯粹的绝口不提阿德里安的闲聊——一边以其特有的方式把坐在她那边的儿子的头揽进她的怀里。她的胳膊似乎在搂着他，但搂的不是他的肩膀，而是他的头部，她的一只手则放在他的额前，而与此同时，她用她那乌黑的眼睛看着克雷齐马尔，用她那好听的声音和他说话，同时让阿德里安的脑袋靠在她的胸前。——

        此外，师徒关系的维持靠的不仅仅只是这种重逢式的会面，他们还相当频繁地通信，我想：这种来往于哈勒和凯泽斯阿舍恩之间的交流大约每十四天进行一次，阿德里安时不时地会把有关的情况通报给我，并且还会把个别的信件拿给我看。克雷齐马尔为接手一个钢琴和管风琴班而和莱比锡的哈泽私立音乐学院进行商谈，那时，该市除了著名的国立音乐学校，就数这所学校有名，而且它的名气还会越来越大，乃至在以后的十年里如日中天，直至哈泽·克雷门斯这位优秀的教育家去世（当然，若是在今天的话，它也早就算不上什么了）——这件事我是在1904年过米迦勒节的时候知道的。第二年一开年，克雷齐马尔便赶紧抽身离开凯泽斯阿舍恩，就任他的新职位去了，从此，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就在哈勒和莱比锡之间展开，克雷齐马尔的信是一堆单面写的乐谱纸，字体粗大，笔力遒劲，龙飞凤舞，阿德里安的音讯则是写在发黄的糙纸上，涡卷形字体既匀称，又带了那么一点点古风，看得出来，他的这些信都是用鸭嘴笔写的。其中有一封的草稿，写得密密麻麻跟密码似的，到处都是插入和改动——不过，我很早就非常熟悉他的写法，所以只要是他写的东西，我总能毫不费力地认出来。他把这封信的草稿拿给我看，同时出示的还有克雷齐马尔的回信。他这样做显然是想让我在他真的决定迈出他打算迈出的那一步时不至于过度吃惊。不过，他当时还没有作出决定，他甚至极其犹豫，他满腹狐疑地审视自己，正如他在信中所说，他显然也很想听听我的意见——天知道，他是更想听我的警告呢，还是更想听我的鼓励。

        而我这边，就算是有一天既成事实摆到我面前，我也是不可能感到吃惊，也不应该有可能感到吃惊的。我知道即将发生什么事情——至于这件事情是否能成，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不过，我同时也很明白，自从克雷齐马尔搬到莱比锡之后，此事的成功概率是越来越高了。

        从他的这封信里可以看出，写信人具有非同寻常的妄自菲薄的能力，他那冷嘲热讽的痛悔表白使我深受触动。在这封信里，阿德里安向他从前的指导，也就是如今又希望，而且是态度坚决地希望再度成为他的指导的那个人，他向他阐明，是什么样的顾虑使得他迟迟不能下定决心改变职业，全心全意地投入音乐的怀抱。他一半对一半地向对方承认说，神学作为经验主义的学习让他感到失望——个中缘由当然不在于这门威严的科学，也不在于他学校里的那些老师，而是应该从他自身找原因。他根本不知道除此之外他还应该有什么样更好的、更正确的选择。这几年里，当他自己跟自己琢磨转换的可能性的时候，他偶尔也想到过转攻数学，上中学时他就一直十分喜欢这门课程。（这里的“喜欢”是他信中的原话）可是，就算他选择这门学科作为专业，献身于它，和它融为一体，那他也仍然不免有些担心，害怕自己很快就会清醒，就会失望，就会觉得它枯燥无聊，从而对它产生厌倦，就好比是在用铁锅铲吃饭一样。（我清楚地记得，这种古怪的比喻是他信里白纸黑字地写着的）“我无法向你们隐瞒，”他写道（尽管他通常尊称收信人为“您”，但有时也会沉湎于古老的“你们”形式），——既不能向你们，也不能向我自己，隐瞒这一点，即你们的apprendista有一种离开上帝的性质，不完全是工作日的那种性质，开诚布公地讲，是一种更有理由让人同情怜悯而非让人心明眼亮的性质。上帝赐予他灵敏的心智，他从小就能轻松自如地领悟教育提供给他的一切——也许是太轻松了，以至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受到他真正的尊崇。太轻松了，以至于他不会为了一个东西，为了想要得到这个东西而去热血沸腾地挖空心思。“我担心，”他写道，“亲爱的朋友和老师，我是一个坏人，因为我没有热情。虽然有句话说，应该受到诅咒和唾弃的既不是冷，也不是热，而是不冷不热。我不想说自己是不冷不热；我是绝对的冷，但是，在我进行自我评判的时候，我希望我能够保持独立性，不会由于需要顾及那个分配福祉和诅咒的权力的好恶而受到干扰。”

        他继续写道：

        “想起来很可笑，但总的说来，中学的那段时光仍然还是最美好的，我那时的感觉应该还算是得心应手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学的预科天南地北的什么都有，一个紧接着一个，让人目不暇接，一个观点接替另一个观点，45分钟一换，一句话，就是因为还没有职业。然而，就连这45分钟的课也让我觉得太长，也让我感到无聊——这世上最冷的东西莫过于此。最迟不超过15分钟，我就开始了，而那位好好先生还要和那些男孩子一起咀嚼30分钟呢；读文学作品时，我就往前读，再说我在家里就已经往前读了，而如果说我总是欠回答问题的话，那也只是因为我其实已经提前在看下一节课的东西了，三刻钟的《远征记》，这让我的耐心无法承受，这种无法承受的信号就是头痛的出现”（他这指的是自己的偏头痛），“——因为努力而引起的疲劳从来不会导致头痛，头痛是由厌倦、由冷冰冰的乏味造成，而且，亲爱的老师和朋友，自从我不再是需要一节课连着一节课去上的男孩子，而是和一个职业、一种大学学习联姻以来，这个毛病就更是变本加厉了。

        “伟大的上帝，您将会相信，我认为自己从事任何职业都是一种极大的浪费。相反：我会为每一种被我拿来作为我的职业的职业感到惋惜，而且，倘若我真的会为音乐而感到极其特别的惋惜，这在您眼里可能就是一种对它的欢呼——一份对它的爱的宣言。

        “您会问：‘你就不为神学惋惜吗？’——我让自己隶属于它，并不是——即使同时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因为我把它看作最高的科学，而是因为我要让自己屈服，让自己低头，让自己守纪律，让自己的冷漠自负受到惩罚，一句话，出于沉痛的悔悟。我渴望穿上粗呢制服，并在制服里面系上粗糙的皮带。以前曾有人跑去恪守清规戒律的修道院，跑去敲修道院的大门，我这是向他们学来的。这种学院式的僧侣生活，固然有其荒唐可笑的一面，然而，一种隐秘的惊恐却在警告我不要放弃，不要收起《圣经》逃向音乐，是您把我领进音乐的大门，倘若它真的成了我的职业，我可是会为它感到万分惋惜的，这您能理解吗？

        “您认为，我就是为这门艺术而生的，还让我明白，只消跨出一小步就能上道。我的新教教义也赞同这样做，因为在它看来，神学和音乐是相邻的和相通的两个领域，而在我个人眼里，音乐始终是神学和令人十分愉悦的数学的一种神秘的结合。同样，它也少不了从前的炼金术士和魔术师的那种苦苦钻研和坚持不懈，这种活动虽然是在神学的前提下进行，但同时也是受到了解放和背叛的影响的——它曾经是背叛，不是对信仰的背叛，这是不可能的，而是在信仰中背叛；背叛是一种信仰的行为，而一切都存在和发生在上帝的身上，从上帝身上掉下来的渣子更是如此。”

        我的每处引文并不全是原话，但几乎都是原话。我完全可以信赖我的记性，再者，有好多东西我都是看完草稿之后便会立即拿纸和笔记录下来，特别是关于背叛的那一段。

        他接着为他的谈不上离题的离题道歉，随后转入实质性问题，他问克雷齐马尔，如果他听从他的敦促，他到底应该留意哪一种形式的音乐活动。他告诫他说，他在独奏技巧方面，一开始就是毫无发展前途可言的，这也是众所周知的；因为，“如果真是荨麻，到时候就会烧起来，”他写道，更何况他接触乐器的——甚至于产生接触它的念头的时间也太迟了，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缺乏推动自己朝这个方向发展的本能。他去摸钢琴键盘并不是因为想成为演奏大师，而是基于发自内心深处的对音乐本身的好奇，通过音乐或趁音乐之机在观众面前表现自己，这种开音乐会的艺术家所特有的吉普赛人气质他可是一点也没有的。他说，属此之列的还有在他这里得不到满足的精神性前提：渴望与众人交流爱，渴望鲜花，渴望阿谀奉承和伴随雷鸣般掌声的飞吻。——他回避那些原本是可以表达得清楚明了的措辞，他说他，即便在这方面的起步不算晚，但也会因为太害羞、太骄傲、太冷漠、太孤独而不适合当技巧的大师。

        他继续写道，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也成不了指挥家。做穿燕尾服的重要演员，在乐队前面挥动指挥棒，做音乐的演绎大使及其在人间的全权代表，他觉得自己没有这方面的天分，就跟没有天分做乐器的杂耍艺人一样。在这里，他失口说出一个词，而这个词正好属于我认为插进来很能说明问题的那种类型：他说的是害怕见人。他自称“害怕见人”，而且丝毫没有以此自吹自擂的意思。他评价说，这种性格，是缺乏热情、缺乏同情、缺乏爱的表现——而这种性格的人能否成为艺术家，这一点还真的是很成问题的呢，因为成为艺术家恐怕也就始终意味着：能否成为热爱世界的人和为世界所爱的人。——独奏和指挥，假如去掉这两样，还能剩下什么呢？喏，反正呀，还有作为音乐的音乐，还有对它的承诺和以身相许，还有密闭的实验室、炼丹房、作曲。多么神奇！“你们将把我，阿尔贝尔图斯·马格努斯的朋友，领进那个神秘的理论学说的天地，而且肯定的，对于这方天地，我将会有所感觉，我将会预先对它有所知晓，其实，我已经凭借经验对它略知一二了，我将不会是一个完全白痴的门徒。我将领悟所有的窍门和束缚，而且是轻而易举地领悟，因为我的精神欢迎它们，不仅为它们准备好了土壤，甚至其自身也都已经开始孕育一些种子了。我将对这所谓的原始物质进行改良，我要为它添加那所谓的智者之石，我还要用精神和烈火去驱动这个物质穿过重重狭窄关隘，穿过曲颈蒸馏罐得到提纯！这是多么壮丽的事业呀！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比这更刺激，更神秘，更高，更深，更好，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能够让我如此心悦诚服地去为之献身。

        “尽管如此，为什么仍有一个内部的声音在用拉丁文的‘逃离他去行正义吧’警告着我呢？我无法完全清晰地回答这个问题。我能说的只有：我害怕对艺术作出承诺，因为我怀疑自己——姑且完全撇开天分问题不谈——是否就是专为满足它而生，因为我不得不承认自己身上缺乏那种强有力的率真，而这种率真，就我所见，也是一个艺术家必备的特质之一。我没有这种率真，反倒是生就一种浅尝辄止的灵性，对于这种灵性，我敢说，我可以对天发誓，我对它不报丝毫幻想；而它呢，连同那种与它密不可分的疲惫和（伴随着头痛发生的）作呕倾向一道，成为导致我胆怯和忧虑的原因，它将要，它也应当决定我去禁欲。你们瞧，我的好师傅，虽然我还很年轻，可我所懂得的艺术知识却足以让我明白——要是连这个都不明白的话，我恐怕也不必当你们的弟子了——艺术超越成规、一致性、传统习俗，不只是一个人向另外一个人学习，不纯是窍门绝招，也绝不是‘怎么去做’那样简单，当然不可否认，所有这些东西当中，总是会有很多成分都是与之息息相关，我眼见着事情就要发生（因为我的这种预知能力也是与生俱来的，也不知道这是遗憾还是幸运），我将会由于无聊乏味，要知道，即便是天才的艺术作品，它也需要这种无聊乏味来充当它的承重支架，来充当使之成为可能的强力材料，而我将会由于这种无聊乏味，将会由于那种自身附着着共有精神财富和文化的东西，将会由于那些在取得美的过程中的习惯——凡此种种，我将会为它们感到不自在，为它们脸红，为它们而疲劳虚弱，为它们而得头痛的毛病，而这一切马上就要来临了。

        “‘您理解这些吗？’如果提出这样的问题，那该是多么愚蠢和刁钻啊！因为您怎么会不理解呢！假如真想把事情办得漂亮，那么就应该这样来办：大提琴的琴声独自响起，一段忧郁沉思的主旋律，它质问世界的荒诞，质问人间的种种煽动、喧嚣、追逐和相互折磨，其意义何在，它的质问于天真诚实中透出哲理，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大提琴的琴声弥漫开来，大提琴们睿智地摇头晃脑，对这个不解之谜表示遗憾，就这样持续了一阵子之后，在它们叙说到某一个确定的点，一个可以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点时，向后挥臂作好出击准备的管乐合奏随着一声让肩膀耸起又落下的深深的叹息开始加入进来，成为一种赞美诗圣歌，演奏庄重动人，华丽和谐，铜管乐器闭塞音的威严和柔和控制的力量被展现得淋漓尽致。洪亮的旋律就这样一直推进到一个高潮的附近，但它依据经济的法则暂时还要避免这个高潮；它在这个高潮面前却步，它要把它省出来，省下来，它在沉降，即便这样它依然很美，但它却退出让位于另外一个对象，一个如歌的简单的，诙谐风趣的架子十足的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看似天生强壮的对象，不过，这个对象可是狡猾得很，就它在管弦乐分析和色彩改变技巧方面所表现出的几分老道圆滑来看，它被证明是具备惊人的诠释和精炼能力的。现在这一阵子就要用于忙活这首小歌曲了，要把它经营得聪明可爱，它被拆析，它被逐一审视和变换，由此而产生的一个迷人的形象被从中等音域向上领入魔力四射的小提琴和笛子的高音区域，还在那上面作出些许晃动，而这样的逢迎作用是最好的，现在，前面那柔和的铜管乐器，刚才的那首赞美诗圣歌，又再度拿到发言权，走上前台，但却不是将将地，像第一次那样向后挥臂作好出击准备地从头开始，而是作出它们的旋律似乎已经重新响起过一小会儿的样子，隆重地继续延伸着地奔向那个高潮，那个它们的旋律在第一次时明智地为自己所保留的高潮，目的就是为了取得更大程度的令人惊叹的效果，取得更大程度的情绪的高涨，现在，这个旋律一路毫无保留地，在大号和谐连贯的乐音的强有力的支持下上升，光荣地达到那个高潮，随后，似乎是在很威严很满足地回顾业已完成的大业似的，令人尊敬地唱到曲终。

        “亲爱的朋友，我为什么会忍不住想笑出声来呢？可不可以更天才地去利用这种传统的东西，去供奉净化这些手法花招呢？可不可以用更老练的感觉去取得美呢？而我这个堕落的人不得不笑出声来，尤其是听到邦巴东号所发出的那些嘟嘟囔囔的支持音时。——咚、咚、咚——砰！我的眼里也许同时还含有泪水，可是我太想笑了，无法克制——我真该死，我只要是见到神秘莫测且印象难以磨灭的现象时就非得笑出声来不可，从来都是如此，也是由于这种对于滑稽事物的过度敏感，我逃向了神学，希望以此来平息这种欲望，不曾想随后又在神学那里找到大量耸人听闻的滑稽性。为什么在我眼里几乎所有事物都无一例外地必然是它们自身的滑稽模仿呢？几乎所有的，不，就是所有的艺术手段和习俗仿佛今天都还只能是适用于滑稽模仿，为什么在我看来必然是这样的呢？——这可是两个真正的反问，我以前恰恰连那种期待有人对它们作出回答的心情都没有。然而，就这样一颗绝望的心，就这样一张狗嘴，您却认为有音乐‘天分’，更乐意呼唤我走向它，走向自身，而不是让我谦卑地在神的科学那里咬牙坚持到底？”

        这就是阿德里安进行抵抗的自白。我手里目前也没有作为文献的克雷齐马尔的回信。莱韦屈恩的遗物里面也没有它。他可能有一阵子保存着它并一直带在身上，而且，他可能在一次变换居留地的时候，可能在搬往慕尼黑，搬往意大利，搬往普菲弗尔林的时候把它给弄丢了。然而，不管怎样，即使我当时没有用笔对它进行记录，我照旧能够非常清楚地记住它，我现在几乎可以把阿德里安当时所说的话一字不落地回忆起来。那个说话结巴的人依然故我，依然一如既往地发出他的召唤、警告和诱惑。阿德里安的来信中没有一句话，他这样写道，能够扰乱他的这种信念，哪怕是片刻都没有，他坚信，正是音乐，其实命运已经注定要他这个写信人为音乐献身，命运要求他去渴望音乐，音乐也在渴望他。而他倒好，羞羞答答，忸怩作态，搞些半真半假的性格和体质分析，在它面前玩起躲猫猫的把戏来，就跟他最初通过荒唐地选择神学作为职业，以使自己能够藏起来躲避它一样。“矫情，阿德里，您的头痛加重就是对您的这种矫情的惩罚。”那种让他自得或是让他自责的幽默滑稽感将会和这门艺术兴味相投，其协调一致将远远胜过他当下所从事的人为的忙碌，因为前者同后者相反，可以用得上它，可以让他所说的他自身所有的那些讨厌的性格特征派上更好的用场，派上比他所认为的，或者说，比他找借口假装认为的还要好得多的用场。这里涉及多大程度的自我诽谤，对于这个问题，他克雷齐马尔无意纠缠，他决定原谅他在他们的通信往来中对艺术所作的诽谤；因为，把后者等同于就是同人群、抛飞吻、盛装展示的相结合，等同于就是拉动情绪高涨的风箱，这其实是一种轻率的误解，而且是一种蓄意的误解。当然，发生在他身上的情况则是，他有意拿这门艺术的特性来给自己找理由，而后者恰恰渴望这些特性。像他这样的人，正好就是这类人，恰恰就是这门艺术当今所迫切需要的——而这个玩笑，这个骗人的捉迷藏的玩笑，恰恰就是这样一个玩笑，即阿德里安本人对此心知肚明。他的冷漠，他的“很容易就得到满足的智性”，他的乏味感，他的疲惫，他的厌倦倾向，他的作呕的能力：这一切都非常适合于将与此相连的天分提升为天命。为什么？因为它们只有一部分是属于个人的个体，而另外一部分则是属于超个人的自然，而且它们还是一种集体的对于艺术手段的历史性耗尽和枯竭的感觉的表达，是一种对此感到无聊乏味并同时致力于寻求新的途径的表达。“艺术在迈步前进，”克雷齐马尔这样写道，“而它是通过个体来做这件事情，个体是时代的产物和工具，在个体身上，客观和主观的动机相互交融，难分彼此，这一些动机具有那另外一些动机的形态。艺术对于革命性进步，对于产生新生事物的旺盛需求是依赖于下面这种手段的，即最强烈地从主观上感觉到落伍了，不再有话可说了，还在通行的方式已经变得不可能了，于是它使用看似不旺盛的东西，使用个体的疲乏和智力的单调，使用那种目光犀利的面对‘如何做’的作呕，使用那种该死的喜欢用自己的讽刺性模仿去看待事物的倾向，使用那种‘滑稽感’——我说的是：艺术的生命和进步意愿戴上这种心灵疲惫的个人特性的面具，目的是为了借此来展示自己，使自己客观化，使自己得到实现。您是不是认为这里玄学的成分太多了点呢？但其实只是刚刚够而已，只是将将的真理——实质上也是为您所熟知的真理。您赶紧吧，阿德里安，您下决心吧！我等着。您已经二十了，而且您还有一大堆费力的手艺要掌握，它们很难的，足以让您受刺激。与其去为驳斥康德关于上帝证明的驳斥而头疼，不如去为那些卡农、赋格和对位练习而头疼。够了，这种神学的处女状态！

        处女诚然宝贵，终究要为人母，

        否则就如一片没有播种的泥土。

        他最后在信的末尾引用《天使漫游人》两句作为结束，看到这里，我把目光从信上移开，我抬起头来，我发现，阿德里安正在冲我狡黠地微笑。

        “回击得不赖吧，你是怎么看的？”他问道。

        “绝对不赖，”我回应道。

        “他知道他想要什么，”他继续说道，“而令我感到相当羞愧的是，我却对此知道得并不是十分清楚。”

        “我想，你对此也是知道的，”我说道。因为，我确实从未在他自己的那封信里看出一种真正的拒绝。——当然，我也并不认为他写这封信是为了“假装客气”，我没有这样想过。这信里的话肯定没有恰当地表达出他的那种意愿，即他希望自己难于作出一个他正在斟酌的决定，他希望用疑虑去深化这个决定。这个决定终将是会作出的，这一点我激动地预见到了，而接下来的有关我们双方下一步打算的谈话也正是以这个几乎就要作出的决定为前提的。我们无论如何是要分道扬镳了。我尽管高度近视，却仍然通过了服兵役的体检，所以打算现在就去服役；我计划在瑙姆堡的第三野外炮兵团服完自己的兵役。阿德里安那边则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要么是因为瘦弱，要么就是因为他那习惯性的头痛，所以可以不定期地免服兵役，他于是有意在布赫尔农庄呆上几周，以便，如他自己所说，同他的父母商量一下变换职业的问题。不过，他同时也流露出这样的意图，即在他们面前把事情说成好像只是转学一般——他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样来看待这件事情的。他也许会这样对他父母说，他想“更加着重于”对音乐的研究，因此就想搬到他中学时代的音乐指导正在任职的那个城市里去。这里没有说穿的只是他要放弃神学。而且，他还要在当地那所大学重新注册，选修哲学课，以便攻读这个专业的博士学位，这才是他的真正意图。

        1905年冬季学期开学的时候，莱韦屈恩去了莱比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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