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写完了。一个老人，他的腰也弯了，背也驼了，他写作时所处的这个时代的恐怖几乎把他压垮，现在，他终于可以把目光从这些构成他的写作内容的恐怖身上移开，颤巍巍地心满意足地抬起头来，去看一看那高高的一摞生机勃勃的稿纸了，那是他辛勤劳动的成果，是这些充斥着回忆和时政大事的岁月的产物。一项任务终于在克服了重重困难的情况之下完成了，就天性而言，我并不是适合这项任务的人，虽然我并不是为这项任务而生，但是，爱、忠诚和耳闻目睹的见证却使我负有完成这项任务的使命。爱、忠诚和耳闻目睹的见证能够做到的事情，无私奉献能够做到的事情，现在都已经做到了——算了，我也就只好这样了。

        在我开始记录这些回忆，记录阿德里安·莱韦屈恩的生平经历时，由于作者的缘故，也由于这部传记的主人公是艺术家的缘故，所以，当时是一点也没有指望日后能够把它拿出来公之于世的。这一点或许现在，在现在这个时候，这头曾把触手伸向地球乃至地球以外的空间的国家怪兽已经恣意狂欢到了尽头，它的那些个首领纷纷要他们的大夫先把他们毒死，然后再浇汽油焚尸，好让他们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得一干二净——或许，我说的是，在现在这个时候，可以去想这件事情了，即发表我的这部能够提供有益帮助的作品。可是德国却按照那些恶棍的心愿从根本上被彻底摧毁了，想要它在短期之内恢复那种展开某项文化活动的能力，哪怕是出版一本书的能力，甚至于连这一点，你都不敢去有所奢望了，而我实际上也时不时地考虑过资金和途径问题，想过要把这些书稿弄到美国去，让它们首先以英译本的形式呈现给当地的人类。我觉得，这样做似乎也并不是太违背我那已经作古的朋友的心意。当然，随着这种想法同时出现的另外一个想法则是，我的这本书肯定会在那个文明圈里引起实质性的震撼，我不无担心地预见到，把它译成英文，至少是把它的某些太过根深蒂固的德意志的部分译成英文，将被事实证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我另外还预见到的东西是，当我现在简要地汇报完这个伟大的音乐家的生命的结束并最终对我的手稿作一个了结之后，我的心里将会泛起一种空荡荡的感觉。像这样令人心潮澎湃和殚精竭虑的写作工作，我今后将是不会再有的了，我会怀念它的，多年来，我为它忙碌，坚持不懈地把它当作一项义务来履行，也正因为如此，可以说是它帮助我度过了这些岁月，要知道，如果是纯粹闲呆着的话，熬过这些岁月恐怕是要艰难得多得多，我眼下正在四处寻找一个未来能够替代它的工作，但暂时还没有找到。真实的情况是：我十一年前被淘汰出我的教师职位的种种原因正在历史的阵阵惊雷声中失去意义。德国自由了，如果可以把一个被消灭和被剥夺行为能力的国家说成是自由的话，因而，我可能很快就会再也不受任何阻碍地恢复原职，重回学校工作了。亨特普佛特勒尔阁下已经附带着向我指出了这一点。我又将会去人文中学教高年级学生，请这些学生多多用心去学习那种把对高深的众神的敬畏同对奥林匹克的理性和明朗的合乎道德的崇拜融为一种虔诚的文化思想吗？可是啊，我担心，在那狂野的十年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恐怕很难理解我的语言，就像我也很难理解他们的语言一样，我担心，我的国家的这代青少年已经变得让我感到太陌生，以至于我不大可能再做他们的老师了，而且，更有甚者：就连德国自己，这个不幸的德国，也变得让我感到陌生，陌生极了，这里面的原因就在于，我确信会有一个令人可怕的结局，我不让自己和它的罪孽沾边，而为了避开它的罪孽，我隐姓埋名，离群索居。难道非要我问自己这样做对不对吗？而且还要再问一问：我其实是这样做的吗？我追随过一个痛苦的重要的人，直到他去世为止，我用笔描绘了他那始终是让我又爱又怕的一生。我觉得，我的这种忠诚似乎可以担保我是惊恐万状地逃离我的国家的罪责的。

        那天在钢琴旁的瘫痪性休克让阿德里安陷入昏迷，十二个小时之后他才苏醒过来，他在这个从昏迷到苏醒的过程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出于对死者的崇敬，我无法再去详细描述了。他不是苏醒过来，恢复知觉，恢复他自己原来的样子，而是以一个陌生的自我而重新存在，这个陌生的自我就仅仅只是他的个性和人格的筋疲力尽的外壳而已，和那个先前叫过阿德里安·莱韦屈恩的人实际上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痴呆”这个词的原始意思不是别的，就是偏离原来的自我，即自我异化。

        因此，我现在要讲的就只是：他没有继续留在普菲弗尔林。吕迪格尔·席尔德克纳普和我义不容辞地承担了把这个病人送往慕尼黑的艰巨任务。上路前，屈尔比斯大夫给他服用了镇定剂，我们把他送到位于奴姆芬堡的那家全封闭精神病医院，阿德里安在那里呆了三个月，由冯·赫思林大夫对他进行治疗。这位经验丰富的专家的预后诊断很快就毫无保留地表明，他所患的是一种精神疾病，其病情不会好转，只会恶化。而最典型的症状却恰恰会在病情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消退，正确的治疗可以使病情转入即使不是更有希望，但却是较为安静的阶段。正是这个信息促使我和席尔德克纳普几经商量之后决定，等等再说，暂且不去通知他的母亲，远在布赫尔农庄的艾尔丝贝特·莱韦屈恩。她儿子的生命遭受这样一场劫难，她要是接到消息，肯定马上就会赶到他那里去，而如果说还有什么安慰可以指望的话，那么，不要让她看到她的孩子在住进精神病院接受治疗之后病情仍未得到缓解的情况，不要让她看到这种令她震惊、甚至是难以承受的情形，看来就是最为人道的做法了。

        她的孩子！阿德里安·莱韦屈恩又重新只是她的孩子，而再也不是别的什么了，因为，这个年迈的女人终于有一天——正值这年的入秋时节——来到了普菲弗尔林，为的就是把他带回图林根的故乡，带回他童年的地方，他的外在的生活框架其实早就已经同这些地方处在了一种奇特的对应之中：一个无助的、没有行为能力的孩子，对于他曾经作为男子汉所曾有过的骄傲的飞翔，他不再留有记忆，或者说只留有非常模糊的、埋藏在了他的心底的记忆，他跟从前一样牵着她的围裙，而她也跟早年一样，不得不，或者说——被允许等待他、管教他、呼唤他、批评他“不听话”。如果一个人已经勇敢顽强地从他原初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而且还是在他头晕目眩地绕着世界转了一圈之后，再又疲惫沮丧地重返母体，那么，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感到寒心和哀怨的了。然而，我的信念却是建立在明确无误的印象的基础之上的，我坚信，这一个，这一个母体，在经历如此悲剧性的回归的时候，尽管会感到万分痛苦，却也并不是没有感到一点满足，没有感到一点惬意的。对一个母亲而言，她的英雄儿子的这种伊卡洛斯飞行，这种陡峭的不再需要她的呵护的男人的冒险，实际上就是一种有罪的，同时也是不可思议的误入歧途，每当她听见误入歧途的他说出那句感情疏远的思想严厉的“女人，我与你何干？”时，她都会暗自神伤，尽管如此，她还是原谅了一切，让这个摔倒的人，被摧垮的人，这个“可怜的、亲爱的孩子”，重新回到她的怀抱，她的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假如他永远没有脱离过的话，他的情况会好得多。

        我有各种理由相信，在阿德里安安心于郁郁寡欢地享受这种就算是筋疲力尽的人也可通过其精神的谢幕而赢得的舒适之前，一种对于这种温柔的侮辱的恐惧，一种对于它的本能的抗拒，还作为他的傲慢的残余，依然存活在他的精神黑夜的深处。能够说明这种本能的愤怒和逃避母亲的渴望的是，至少能够部分地说明的是，在我们设法让他明白并告诉他说，艾尔丝贝特·莱韦屈恩已经接到有关他身体不适的通知，并且已经上路，马上就要赶来看他的时候，他曾经试图自杀。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在赫思林的医院接受治疗期间，我获准探望他的机会极少，而且每次也都只有很短的几分钟时间，这样治疗了三个月之后，某种程度的平静——我不说：好转，某种程度的平静达到了，赫思林大夫因此同意把病人接回宁静的普菲弗尔林进行家庭护理。经济上的原因也支持这样做。于是他又被他所熟悉的那个环境所接纳。刚开始时，他还必须忍受那个送他回来的男看护的监督。但他的行为似乎证明，即便是这样的看管，撤走他也是合理的，于是，照顾他的任务首先就又全部落到了农庄里的人们身上，而首当其冲地又落在了他们之中的施魏格施迪尔太太头上，她，自从格雷翁把一个精明强壮的媳妇给她娶进门后（与此同时，克莱门蒂娜也成了瓦尔茨胡特火车站站长夫人），只消守着终老财产享清福，因此有闲暇向她的这位多年的房客奉献她的人道，这个房客虽然身份地位比她高，但其实早就已经变得像是她自己的一个儿子了。他信任她胜过任何人。他和她手拉手地坐在修道院院长办公室或屋后的园子里，这显然是他最满意的状态。当我第一次重返普菲弗尔林去探望他时，我就发现他是这个样子的。当我迈步上前向他走去时，他先是向我投来一种既有点火热，又有点迷惘的目光，随后却是迅速地垂下眼皮，阴沉着脸，一副不情愿的样子，很令我痛心。或许他认出我就是那个陪他过清醒时的生活的人，而他却拒绝人家向他提起他清醒时的生活。施魏格施迪尔老太太见状，就小心翼翼地劝他还是要跟我说句好话，打个招呼，结果他的表情反而变得更加阴沉，甚至是危险起来，我万般无奈，只好伤心地退下。

        于是，写信给她母亲，委婉地把他的这些情况告诉她，现在就是时候了。越是拖延给她写信，就意味着越发削弱她的权利，而那封告知她动身前往的电报也是当天就发出的。如我所说，我们把她即将到来的消息告诉给阿德里安，但并不确定他是否已经领会了这个消息的含义。可一个小时之后，当人家以为他还在小睡的时候，他却突然偷偷溜出屋外，当他在夹子湖边脱掉他的上衣，下到急速变深的湖水里，而且湖水已经淹到他的脖子时，格雷翁和一个男仆才总算是追了上来。就在他的身影开始在水里变得越来越模糊的时候，那个男仆一个猛子扎进水里，奋力朝他游去，把他救上岸来。在他们带他回农庄的途中，他一个劲儿地反复絮叨说湖水很冷，说一个人要想淹死在他经常洗澡和游泳的水域里很难。可他实际上从未在夹子湖，而只是当年还是小男孩的时候，在他家乡的那个与之对应的湖里，在那个“牛槽”里，游过，洗过。

        根据我那几乎可以等同于确定无疑的预感，他的这次逃跑尝试虽然失败，但在背后支撑它的却还有一种神秘的救世观念，这种救世观念是那种较为古老的神学，也就是早期的抗罗宗很熟悉的那种：即认为，那些召唤魔鬼的人不管怎样都可以通过“牺牲肉体”来拯救他们的灵魂。这个思想很可能也是阿德里安采取行动时的参照之一，而不让他治疗到底，这个决定正确与否，那就只有天知道了。并非所有在疯癫中发生的事情因此就一定可以被阻止，而在这里，履行那种维持生命的义务几乎不符合任何一个人的利益，从中受益的只有他母亲——因为毫无疑问的是，一个这样的母亲宁愿重新回到她身边的是一个没有行为能力的儿子，而不是一个死人。

        她来了，约拿坦·莱韦屈恩的遗孀，褐色的眼睛，一袭白衣，头发梳得平平整整，她决定把她精神错乱的孩子带回童年。重逢的时候，阿德里安依偎在母亲胸前抽搐了很长时间，他叫她妈妈，用“你”称呼她，因为他之前都是用妈妈和“您”来称呼站在一边的这里的那一位的。她和他说话，她的声音依然优美动听，可惜，她一辈子都没有用它来高歌过一曲。然而，在路上，在向北进入德国中部的途中，这位儿子却突然无缘无故地对母亲大发起雷霆，所幸的是，陪同他俩回去的还有阿德里安熟悉的那位来自慕尼黑的男看护，于是，莱韦屈恩太太由于他的这种令人始料不及的发怒而被迫在剩下的几乎是一半的行程里换到另外一节车厢，只好让这个病人和那位男看护单独呆在一起。

        这次发怒是一次性的。类似的事情从此再也没有重复过第二次。其实早在火车到达魏森菲尔斯，而她又重新尝试接近他时，他就已经开始和她说话，表现出了爱意和欢喜，回到家里之后，他更是和她寸步不离，形影相随，成为她的最听话的小孩子，她呢，则是全心全意地，无私忘我地，尽一个母亲所能地照顾着他。在布赫尔的家里，也同样有个媳妇当家多年，还有两个孙子也逐渐长大成人，他住的仍旧是楼上他小时候和他哥哥一同住过的那个房间，而且，现在也不再是那棵榆树，而又是这棵菩提树的树枝在他的窗前摇曳，至于美妙的菩提花香，那他可是早在当年呱呱坠地之时就已经有过易感性的先兆了。他也老爱坐在这棵树下的环绕着树干的圆形长椅上乘凉打盹，农庄里的人们已经能够十分镇定地任由着他，通过这种半睡半醒的法子去消磨时光，而这里也正是当年管牲口棚的汉芮和我们小孩子一起练过卡农曲的地方。他的母亲负责他的身体运动，她的做法是，手挽手地和他一起到宁静的田野里去散步。路上每每碰到人时，他总会去和别人握手，她也并不制止，与此同时，被他这样问候的人和莱韦屈恩太太会彼此宽容地点头示意。

        就我个人而言，我再次见到这个可敬的男人是在1935年，那时已经退休我跑到布赫尔农庄去庆祝他五十岁生日，却不曾想，高兴而去，败兴而归，叫我好不伤心。那天，菩提树已经开花，他坐在树下。我现在承认，当我手里拿着一束花，和他母亲一起并肩走向他时，我的双膝在发抖。我觉得他人变矮了，这可能跟他斜弯着身体的躺姿有关，又由这种躺姿使然，他的一张脸也缩小了，整一个“看哪—这人”的表情，他的皮肤的颜色显示出乡村的健康，当他抬起头来看我时，他的嘴巴是痛苦地张开着的，两只眼睛很是无神。如果他上次在普菲弗尔林已经不愿意认我的话，那么，现在毫无疑问的是，他不再把我的面貌同任何一种回忆联系起来，即使老夫人在一旁提醒了好几次也是白搭。我跟他说他的这个生日的重要性，跟他说我来看他的意义，不过，我所说的这些话，他显然是一点也没有听明白。只有我带来的那些花似乎还能激起他的些许兴趣，但也好景不长，没过一会儿，就连花儿们也被他晾在一旁，懒得问津了。

        我在1939年德国战胜波兰之后还见过他一次，那是他去世的前一年，而他死的时候，他的母亲已是八十高龄，可怜啊，这大年纪还要经受这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不幸。我记得，当时是她把我领到楼上他的房间里去的，她一边进屋，一边还鼓励我说：“您只管进来，他不会注意您的！”可我一到门口就停住了脚步，我完全惊呆了，吓坏了。在屋子最里面，在一个无靠背的沙发榻上，由于沙发榻的脚端是转向我这边的，所以我能够看见他的脸，只见那里躺着那个曾经是阿德里安·莱韦屈恩的人，这个人的身上盖了一条薄薄的毛毯，这个人身上不朽的东西现在也叫这个名字。他的一双惨白的手放在胸前交叉成十字，就跟中世纪的坟墓形象一样，而这双手的多愁善感的形态曾经是那样的为我所热爱。他的胡子比以前更加灰白了，从而也把他的那张缩小的脸拉得更长了，以至于这脸现在看上去特别像葛雷柯画笔下的一个贵族。这可真是造化弄人啊，恰恰是在精神消失的地方，居然可以造出具有最高的精神之美的图景！他的两只眼睛深陷在眼窝里，两道眉毛变得更加浓密，在眉毛的下面，这个幻象向我投来一道极其严肃的、审视威逼的目光，然而，这道让我浑身颤抖的目光好像只持续了片刻就不攻自破似的，但见他的两个眼珠子向上翻去，被眼皮子半遮半掩着地在那里六神无主地来回乱转。他母亲不断邀我只管走近一些，但我没有照她的话去做，而是含着眼泪转身离去。——

        1940年8月25日我在弗莱辛这里突然接到一个生命残余消逝的消息：这个生命，它曾经以爱、紧张、恐惧和骄傲，把其本质的内容注入给了我的生命。在奥伯魏勒尔的小小墓地上，除去亲属，和我一起站在挖开的墓穴旁的还有让内特·硕伊尔、吕迪格尔·席尔德克纳普、库尼恭德·罗森施蒂尔和梅塔·纳可黛，外加一个蒙着面纱、无法辨认的陌生女人，而在人们用泥土掩埋下葬的棺材的时候，这个女人重又消失得无影无踪。

        德国，它的面颊现出肺病患者的潮红，它那时正陶醉在放荡的凯旋的巅峰，正准备借助一个条约的力量去赢得全世界，它以为它可以守约，它于是用它的鲜血签署了这个条约。今天，它正在倾覆，它已经被恶魔缠身，一只眼睛被它的一只手蒙住，它的另一只眼睛在盯着恐怖发呆，它每况愈下，从绝望走向绝望。它会在什么时候抵达那深渊的底部呢？什么时候才会否极泰来，从最后的绝望中生发出一个超越信仰、承载希望之光的奇迹呢？一个孤独的男人正在这里双手合十地祈祷：愿上帝宽恕你们可怜的灵魂吧，我的朋友，我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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