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数字并不是我感兴趣的事情，然而，一直以来令我感到压抑的却是，我发现阿德里安有着这方面的爱好，而且很早就不经意地，但却是明确无误地显露出来。虽然，落到上一章头上的编号恰巧是普遍为人们所厌恶并被视为不吉利的数字十三，但我依旧还是会情不自禁地叫起好来，我真希望这不仅仅只是一次偶然。然而，理智地说，这却真的是一次偶然，因为从根本上讲，哈勒大学的这一整段生活经历跟前面克雷齐马尔的报告一样自成一体，而我也一心只为读者着想，考虑到他们喜好间歇、转折和重新起头，所以我才把这段生活分成好几个章节来写，其实，平心而论，如果照我这个作者的本意而言，这样的结构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要是按照我的意思来的话，那我们现在仍旧还会停留在第十一章，但是，就因为我这个人喜欢搞妥协，所以这才促使我为施雷普福斯博士安排了十三这个数字。我特意把这个数字献给他——是的，我更愿意把十三这个数字献给那全部的对于我们在哈勒大学度过的学习时光的追忆，因为我曾经说过，这座城市的风气，神学的风气，让我感觉很不舒服，我旁听阿德里安的大学课程，我感到有些懊恼，却又无可奈何，谁叫我们是朋友呢，就权当这是我为我们的友谊作出的牺牲吧。

        我们的？我最好把话说得更明确一些：我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硬拉着我和他一起去听库姆甫或施雷普福斯的课嘛，事实上，为此我甚至还耽误了我自己学习大纲上的课程呢。我这样做完全是自觉自愿，我那时心头只有一个热切的愿望萦绕，那就是听他所听，知他所知，一句话：留心他，因为这在我看来是极其必要的，尽管也是徒劳无益的。我在这里所要表达的是一种既意识到迫切，又意识到徒劳的奇怪而痛苦的复杂情绪。我心里非常清楚，我所面对的是一个可以监督，但却不可以改变、不可以影响的生命，而我之所以仍然坚持迫不及待地去目不转睛地凝视这个生命，不离开我的这位朋友半步，则是因为我强烈地预感到，我有朝一日将会拿起笔来，为他写一本传记，把他青年时代留下来的印象进行一次总结。当然，还有一点也同样是不言而喻的，即我不厌其烦地赘述上面那些东西，主要不是为了解释我为什么在哈勒感觉不大愉快，而是出于下面这个原因，而这个原因又和我细致入微地叙述文德尔·克雷齐马尔在凯泽斯阿舍恩的报告的原因是一样的，这就是：让读者也成为阿德里安精神体验的见证人，这是我深为关切，并且不得不深为关切的事情。

        出于同样的原因，当我们在天气较好的季节里组织从哈勒出发的漫游时，我也愿意邀上他和我们这些年轻的骚客们一同出游。另外呢，又由于我是阿德里安的同乡兼密友，也由于我这个不学神学的人已经给外人造成了一种似乎对神学极感兴趣的印象，所以我自然也就成了基督教协会“温福里德”圈子里深受欢迎的客人，甚至还得以多次参加他们集体组织的旨在享受上帝的绿色创造的郊游。

        这种游玩举办的频率高于我们两人参与的频率；很显然，阿德里安不是一个热表协会的人，他的会员身份仅仅只是一个摆设，他并不按时参加协会的各项活动，也不和协会的人打成一片。出于礼貌，同时也是为了表明他乐意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他让自己加入了“温福里德”协会，不过，他却总能找出种种借口，大多数情况是拿出他的偏头痛来作托词，时不时地就缺席一下协会在小酒馆里举行的聚会，甚至过了一年多了，他还认不全协会里的七十名成员，和他们交往时明显不习惯用“你”来称兄道弟，更有甚者，他还常常叫错人家的名字。尽管如此，他们对他还是很尊重的，当他偶尔，我必须加以说明的是：破例跑来出席协会在米茨酒家烟雾缭绕的包间里举行的座谈会时，他们向他致以的问候里，虽然不乏那么几分针对他的孤僻的嘲讽，但他们也确实是由衷地欢迎他的到来的。因为，他们十分珍惜他对他们神学和哲学的讨论的参与，虽然这些讨论并不由他主持，但他的反驳却常常为这些讨论带来有趣的转机，特别是他的音乐才能每每能在这里派上大用场，他善于用钢琴为那些必不可少的轮唱伴奏，他的伴奏比别人的更嘹亮、更活泼。协会第一主席巴沃林斯基是个长着一头深褐色头发的大块头，他的眼睛看人的时候大多是被眼皮柔柔地盖着的，一张嘴巴则是跟吹口哨似的撅着的。而应他的要求，阿德里安还会独奏一段巴赫的托卡他、贝多芬或舒曼的某个乐章给大家伙助兴。不过，即便没有人叫，他有时也会自己主动坐到放在协会专用房间里的那架闷声闷气的、同文德尔·克雷齐马尔在“公益”大厅对我们进行教导时所用的那件有缺陷的乐器极为相似的钢琴旁，一门心思地埋头于自由而大胆的尝试——尤其是在开会之前等人到齐的时候。同时，他进来的样子也让我难以忘怀，他急匆匆地跟人打招呼，有时连衣服和帽子都懒得脱，脸上挂着沉思的表情，整个人径直冲着钢琴而去，似乎那才是他风尘仆仆赶来这里的真正动机，只见他指法娴熟，弹奏有力，眉峰高扬，突出过渡音，尝试那些可能在路上就已经打好了腹稿的和弦、预备和复位。不过，他的这种直奔钢琴的做法同时还带有那么一点渴望支柱和归宿的意味，似乎他害怕这个空间，也害怕在这个空间里活动的人，而他似乎要在那里，其实也就是在他自身那里，寻找一个避风港，以逃避他所流落到的这个异乡。

        随后，在他继续弹奏的时候，在他沉浸于一个固定的构思，在他改变这个构思并随意塑造这个构思的时候，围在一旁观看的人群当中就会有人发问，那人大概是小普罗卜斯特吧，一个典型的、留着一头油光闪亮的半长金发的大学生：

        “这是什么？”

        “不是什么，”弹琴的那人一边回答，一边把头摇了一下，不过，他的这个动作倒更像是在赶一只苍蝇。

        “怎么可能不是什么呢，”这一个反问道，“既然你是在弹的话？”

        “人家是在搞即兴弹奏，”大块头巴沃林斯基内行地如此解释说。

        “他在搞即兴弹奏？！”普罗卜斯特这下发自肺腑地惊叫起来，并用自己一双湛蓝湛蓝的眼睛去斜睨阿德里安的额头，好像希望那额头发红发热似的。

        在场的人全都笑了起来；阿德里安也不例外，他把两只捏成拳头的手放在钢琴的琴键上，头则低了下去。

        “哦，普罗卜斯特，你真是个傻瓜！”巴沃林斯基说道，“他这是在即兴演奏，你连这个都不懂吗？这都是他这会儿想出来的。”

        “他怎么可能一下子左右开弓地想出这么多的音来，”普罗卜斯特赶紧为自己辩解道，“而且，他怎么可以说他正在弹的东西什么都不是呢？不存在的东西怎么可以弹呢？”

        “哦，不，”巴沃林斯基温和地说道，“不存在的东西也是可以弹的。”

        德意志林，康拉德·德意志林，是一个额头上垂着一绺头发的敦实小伙儿，他紧接着进行的补充说明至今还在我的耳旁回响：“亲爱的普罗卜斯特，什么事都是以前没有，后来才有的。”

        “我可以向您……我可以向你们保证，”阿德里安说道，“这真的什么都不是，不管从什么意义上来讲。”

        他这时不得不直起他那笑弯了腰的身体，从他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心里并不轻松，他觉得自己被人揭了老底。不过，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的是，接下来进行了一场十分有趣的关于创造性的长篇讨论，这场讨论主要由德意志林来主持，探讨的内容是创造性这个概念由于各种预先的规定，由于文化、传统、继承、习俗、成规而不得不受到的各种限制，不过，尽管如此，人性和创造性，作为上帝存在之威力的遥远的反光，作为上帝那万能的“要有”呼声的回声，创造的灵感作为自上而下的降临，最终还是在神学上得到了承认。

        此外，当然也完全是顺带地提及一下，也让我感到惬意的一点则是，甚至连我这个来自世俗院系的客人，偶尔遇到有人邀请的时候，也能够操起我的浪漫古提琴来给人助兴。音乐在这个圈子里很受重视，虽然只是以一种确定的、同时也是原则上的和模糊的方式：他们把音乐视作一种来自上帝的艺术，所以必须对它怀有“一种感情”，一种浪漫虔诚的情感，就像对自然一样。音乐、自然和快乐的虔诚，这些观念在“温福里德”协会里都是十分接近和合乎章程规定的，而当我说起“骚客”一词时，这个看似不大适合神学大学生们的字眼，却恰恰是在这个意义组合上，在虔诚的无拘无束和心明眼亮地对美的静观的精神中，为自己找到了合理的依据，而这种精神也正是我现在就要回过头来讲述的那些走向大自然的旅行的指导思想。

        我们在哈勒一共呆了四个学期，其间，这种全体出动形式的旅游大概组织了两到三次，这也就是说，巴沃林斯基把七十个人全都一起叫上。这种大规模的集体行动阿德里安和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不过，个别的、相互比较熟悉的几个人也会自行结伴进行类似的出游，我们俩反复参加的就是这样的游玩，而且每次都是和几个较为要好的伙伴一道，他们是第一主席本人，敦实的德意志林，一个叫敦格斯海姆的，一个叫卡尔·冯·托伊特雷本的，以及其他几个分别叫做胡普迈耶、马特乌斯·阿尔兹特和沙裴勒尔的年轻人。我现在还记得这些名字，也大致记得叫这些名字的人是何音容笑貌，但我并不打算再对此一一赘述了。

        哈勒的近郊是一片沙土平原，没有什么值得一看的风景，故而不是我们的目的地。但是，坐火车沿萨勒河上行，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可进入迷人的图林根地区，在那里，大都是在瑙姆堡或阿波尔达（阿德里安母亲的出生地），我们走下火车，背上背包，戴上风雨帽，像断了线的风筝一般自由自在地徒步继续我们的旅行。我们连续数日步行，我们在乡村客栈，也常常就在平地上、树丛边歇息，吃饭，我们晚上有时还会在农家的草垛里过夜，大清早睡醒之后，就用石槽里流动的泉水洗脸，抖擞精神。这种临时将就的生活方式，这种城里人和脑力劳动者在原始乡村，在大地母亲怀抱里的短暂休憩，由于我们心里十分清楚，我们不会在此久留，过不了几天我们就又必须或者说——可以重新回去享受那熟悉的和“自然的”市民的舒适：因此，这种心甘情愿的节制和简朴很容易，甚至是必然会显得有些做作，有些纡尊降贵，有些半吊子，也有些滑稽，对此我们自己也不是完全没有意识的，当然这也正是我们去一些农家借睡觉的干草时会遭到人家善意的嘲笑的原因。然而，正是我们的青春，赋予这些嘲笑些许友善、甚至是赞同；而且，青春也可以说是唯一合理的连接市民和自然的桥梁，是一种可以从中引发出年轻人全部浪漫情怀的前市民状态，是人生当中真正浪漫的年龄。这是一直善于思考的德意志林对于这件事情所作的简明扼要的概括，当时，我们正躺在一个谷仓里，利用临睡前的时间，就着一盏点在谷仓角落里的马灯所发出的昏暗的灯光，全力以赴地讨论着我们现时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当然，他之后又补充说，青年人讨论青年人是很没面子的：自己谈论和研究自己的生活方式，恰恰会因此而流于形式，而真正的存在只拥有直接的和无意识的存在。

        但他马上遭到反驳；胡普迈耶和沙裴勒尔奋起反驳他，托伊特雷本也不同意他的看法。他们说，干脆就只要老年人来评价青年人得了，青年人也只配成为别人考察的对象，仿佛他们和客观精神无缘，这样或许更好。然而，他们却是与之有缘的，即使只涉及他们自身，作为青年人，也必须被允许拥有对青年的发言权。人们称之为生活感受的东西以及相当于自信的东西，确实是有的，如果这种生命形式因此就被取消，那么，有灵性的生命就根本是不可能的了。纯粹麻木的和无意识的存在，鱼龙似的存在，是绝对不够的，今天的人们必须有意识地经受考验，并用旗帜鲜明的自信自尊捍卫其特殊的生活方式——作为青年的青年人得不到承认，这种状况持续的时间也够长的了，是该结束的时候了。

        “但这种承认更多是来自教育学，也就是来自老年人的，”阿德里安开口说道，“而不是来自青年人自身。他们有一天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大谈儿童世纪，大搞妇女解放的时代，一个根本就是很好说话的、号称拥有独立的生命形式的时代，他们当然就忙不迭地表示赞同了。”

        “不，莱韦屈恩，”胡普迈耶和沙裴勒尔说道，其他人也跟着附和他们——他们说他不对，甚至是大部分不对。正是青年人自身的生命感受借助意识的形成成功地抵御了来自世界的压力，虽然后者也不是完全没有一点承认它的意思。

        “一点也不是，”阿德里安说道，“根本就不是没有意思。”他又继续说道，这个时代，怕是只消有人跟它说上一句：“我有一种特别的生命感受”，那么，它马上就会为此而深鞠一躬。如此一来，青年整一个拿刀切黄油，有劲使不上哪。再说了，倘若青年人和他们的时代能够做到相互了解，那也就找不出任何反对的理由来了。

        “干吗这样冷言冷语的，莱韦屈恩？今天，青年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获得了其应得的权利，而且，这个成长期所特有的自身尊严也得到承认。你难道不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吗？”

        “哦，当然，”阿德里安说道，“可您的，你们的，我们的出发点是这种思想……”

        由于他的口误，他的话被一阵笑声打断。我想，下面的这段话应该是马特乌斯·阿尔兹特说的：

        “这是真的，莱韦屈恩，这种升级很好。你先是冲着我们说‘您’，然后你又生出一个‘你们’来，最后终于冒出这个‘我们’，为了它，你的舌头只怕都快咬烂了吧，这个词从你的口里说出来可真是比登天还要难啊，你这个顽固不化的个人主义者。”

        阿德里安不愿意接受这个封号。这是完全错误的，他说道，他根本不是什么个人主义者，他对集体是绝对举双手赞成。

        “理论上也许，”阿尔兹特说，“阿德里安·莱韦屈恩除外，自上而下。”阿尔兹特接着说道，他也是自上而下地谈论青年的，那样子好像他不属于青年人似的，他也完全没有融入和适应的能力，因为就卑谦而言，他所了解的自然也不会太多。

        刚才这里说的可不是什么卑谦，阿德里安回击道，恰恰相反，是自信的生命感受。德意志林于是提议说，应该让莱韦屈恩把话讲完。

        “也就是这些了，”后者说道，“我们的出发点是这样一种思想，即较之于市民意义上的成熟的人，青年同自然的关系更亲近一些。比如，人们也说女人同男人相比更接近于自然。但我却不敢苟同。我不认为，青年和自然有一种特别亲密的关系。相反，青年人对自然的态度倒是畏缩和矜持的，原本就是陌生的。人只有随着年龄的增长才会逐渐习惯他的自然的部分，并慢慢地平静下来。恰恰是青年，我指的是发育得较为完全的青年人，反而对此感到惊慌失措，鄙视它，敌视它。什么叫做自然？森林和草地？山脉，树木，江河湖海，美丽的风景？在这方面，我认为，青年人的认识比上了年纪的平静的人要肤浅得多。我认为，青年人绝不会有太大的兴致去观赏、去享受自然。青年人是面向内心的，由精神决定的，厌恶感性的。”

        “此已证明清楚也，”有人说道，可能是敦格斯海姆，“我们这些人跑出来漫游，现在躺在草堆里，我们明天还要穿过图林根森林到埃森纳赫和瓦特堡去呢。”

        “你老是说‘我认为’，”另一个插话道，“你是不是想说：‘照我的经验来看’。”

        “你们责备我说，”阿德里安语气坚定地回答道，“我谈论青年人的时候居高临下，并且不把自己包括在内。而现在你们又说我一下子成了青年人的代言人。”

        “莱韦屈恩，”德意志林紧接着说道，“对青年有他自己的看法，但是，他显然也是把青年人作为一种特殊的必须受到尊重的生命形式来看待的，而这才是重要的。只有当青年人的自我讨论危及生命的直接性的时候，我才会去反对这种讨论。不过，这种青年人的自我讨论作为自我意识也强化了存在，而在这个意义上，也就是说在这个范围内，我是欢迎它的。这个关于青年的思想是我们的民族，德意志民族的一种特权和专长——别的民族基本上不知其为何物，作为有自我意识的青年人对他们而言几乎是陌生的，德意志青年强调本质和受到年长阶层赞许的气派乃至其非市民的装束，都让他们惊讶不已。那就让他们去吧。正是作为青年人，德意志青年代表着民族精神自身，代表着年轻而前途光明的德意志精神——不成熟，让人家说去吧，这又能说明什么呢！德意志历史上的壮举总是发自某种了不起的不成熟，而我们能成为宗教改革的民族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宗教改革也是不成熟的产物。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市民是成熟的，他在做礼拜之前会对他的太太说：‘好吧，就让我们向这个流行的错误鞠躬致敬吧！’就带来新的得到净化的信仰而言，就此而言，路德可是够不成熟的，够民族的，够德意志民族的了。如果成熟是最后的抉择，哪里还有什么世界可言！我们将再度以我们的不成熟对世界进行一些革新和一些革命。”

        德意志林说完这番话之后，我们陷入一阵沉思。显然，黑暗之中的每个人都在自己身上感受到了那种个性的和民族的青春焕发，他们因此而激情澎湃，因此而热血沸腾。“了不起的不成熟”这句话肯定让大多数人感到十分受用。

        “怎么不早说啊，”我听见阿德里安打破沉默，开口说道，“我们原本是这样的不成熟，这样的年轻，如你所说，我指的是作为民族。可我们终究还是做到了和其他的民族平起平坐，也许只是我们的历史，即我们统一并形成共同的自我意识的时间稍迟，给我们造成了一种特别年轻的假象。”

        “这可是另外一码事，”德意志林强调说，“最高意义上的青年和政治历史无关，根本就和历史无关。最高意义上的青年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天赋，是一种本质的东西，是一种结构和一种命中注定。德意志的形成，德意志的游牧，德意志的永无止境的浪迹天涯的本质，你难道从来没有听说过吗？不管你怎么想，德国人都是永远的大学生，都是地球上所有民族当中永远的追求者……”

        “还有他们的革命，”阿德里安突然大笑着插话道，“都是世界历史的狂欢节。”

        “很有见地，莱韦屈恩。但让我感到奇怪的是，你的新教教义竟然允许你变得如此机智。我称之为青年的东西，在紧急关头，还有可能受到更多的重视。青年意味着质朴，意味着接近生活的源泉，意味着能够一跃而起，摆脱一个丧失了活力的文明的束缚，敢为天下先，敢做别人没有勇气做的事情，即重新潜入基本要素之中。青年的勇气，这就是新陈代谢的精神，就是深知什么是死而后生。”

        “这就是你所说的德意志？”阿德里安问道。“再生曾经叫做rinasto，产自意大利。而‘回归自然’，最先是用法文推介的。”

        “这一个是一场教育革新，”德意志林回应道，“这另一个则是一种感伤的牧羊人的游戏。”

        “法国大革命就是出自牧羊人的游戏，”阿德里安坚持道，“而路德的宗教改革只不过是文艺复兴的一个分店和伦理分岔以及其在宗教上的一个运用而已。”

        “在宗教上的运用，这可是你说的。但宗教从各方面看都不同于考古式的振兴和批判性的推翻社会。宗教的虔诚，这也许就是青年本身，就是个人生活的直接性、勇气和深邃，就是意志和能力，就是存在的自然属性和魔性，而这种宗教的虔诚，我们其实已经开始通过克尔凯郭尔而重新有意识地去积极体验和充分感受其丰盈和四射的活力了。”

        “你认为宗教的虔诚是一种特别德国的天赋吗？”阿德里安问道。

        “在我们赋予它的意义上，作为心灵的青年，作为自发的行为，作为生命的信仰和丢勒之穿行在死神和魔鬼之间的骑士——当然是了。”

        “那法国呢，这个主教座堂国，它的一国之君曾经号称是全体基督徒的国王，而且这个国家还出了像博絮埃、帕斯卡这样的神学家？”

        “这说来话长。几个世纪以来，法国一直受到历史的垂青，成为欧洲范围内负有反基督教使命的大国。而德国则正好相反，对此，莱韦屈恩，如果你还是阿德里安·莱韦屈恩的话，你是会有所感触的，也就是说：你太冷漠了，所以你少年老成，你太聪明了，所以缺乏虔诚之心。凭着聪明，一个人也许能在教会里腾达，但在宗教上却几乎是不可能的。”

        “多谢，德意志林，”阿德里安笑了起来，“你，用宗教改革之前的德语，正如艾伦弗利德·库姆甫所说的那样，把你的想法直言不讳地告诉给了我。我有一种预感，我即便是在教会里也不会腾达，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教会我也成不了神学系的学生。我也知道，你们之中最有才华的人，全都读过克尔凯郭尔，全都把真理、包括伦理的真理搬进主观，反对随波逐流。但我却是不可能和你们一起搞极端主义的，再说了，你们的极端主义肯定也是不会长久的，这种极端主义是大学生的通行证，而你们学着克尔凯郭尔的样子，把教会和基督教分开，对此我也不敢苟同。在我看来，今天世俗化了的、市民化了的教会，仍然还是一座秩序的堡垒，一个服务于宗教生活的执行客观惩戒、疏导和阻止的机构，没有它，宗教生活就会陷入主观主义的荒芜和神的权力的混乱，成为阴森恐怖的幻想世界，成为恶魔的海洋。把教会和宗教分开，意味着放弃把宗教性的东西从疯狂之中分离出来……”

        “啊，听哪！”好几个人同时说道。可是：

        “他是对的！”发布这样的坦率声明的是马特乌斯·阿尔兹特，人称“社会医生”，因为社会是他的热情所在，他是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他常常引用歌德的话说，基督教是一场政治革命，但这场革命却失败了，成了道德的。他现在也说，基督教必须重新成为政治的，也就是社会的：这是真正的和唯一的惩戒宗教的手段，至于宗教的退化危险，莱韦屈恩刚才已经作了相当不错的描述。宗教社会主义，与社会相连的宗教，要的就是它，因为，找到正确的联系，是一切事物的关键之所在，而神控的责任必须和社会的责任，和承担上帝提出的社会完善任务的义务结合起来。“你们相信我好了，”他说道，“这一切全都取决于一个负责任的工业民族，取决于一个国际性的工业国家的成长，这个国家有朝一日将塑造一个纯正完善的欧洲经济社会。所有的创造冲动都由它而起，并且现在也已经渐露端倪，不单是为了一个新的经济组织的技术发展，不仅是为了对这些自然的生活联系来一个彻底的大扫除，也是为了建立新的政治秩序。”

        我是按照这些年轻人的原话进行复述的，他们用的都是文绉绉的术语，然而，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这种语言的矫揉造作；相反，他们用起这种矫揉造作来还满心欢喜和得意扬扬得很呢，他们娴熟地知足地把踩着高跷的刁钻苛求彼此抛来抛去，自然而然得很哪。“自然的生活联系”和“神控的责任”，就是这类的忸怩作态；他们完全可以说得简单一些，但那样的话，就不是他们的神学科学的语言了。他们喜欢提“本质问题”，喜欢说“神圣空间”或“政治空间”，或者说“学术空间”、“结构原则”、“存在的对应”等等。德意志林现在也两手交叉抱着后脑勺地提了一个本质问题，是关于阿尔兹特的经济社会的生物起源的。他说，这不是别的，只可能是经济理性，而也只有它才能在经济社会里得到体现。“但我们必须清楚的是，马特乌斯，”他说道，“经济社会组织的社会理想产生于一种具有启蒙意义的独立思想，简言之，产生于一种还根本没有被高于和低于理性的巨大威力所控制的理性主义。你以为从人的纯粹的认识和理性中就能发展出一个公正的秩序来，你在这里把‘公正’和‘有益于社会’相提并论，而且，你认为，从中将会产生新的政治秩序。但经济空间却是完全有别于政治空间的，而从经济的功利思想到关乎历史的政治意识，这中间根本就没有直接的过渡。我不明白，你怎么可以连这一点都认识不到。政治秩序关系到国家，而国家是一个不由功利来决定的政权和统治形式，当然，其他的不同于企业家代表和工会秘书所熟悉的特质，如荣誉和尊严，也会在这里得到体现。对于这样的特质，我亲爱的朋友，经济空间的人们并没有带来存在所必要的对应。”

        “啊，德意志林，瞧你说的，”阿尔兹特说道，“作为现代的社会学者，我们都非常清楚，即便国家也是由有用的功能所决定的。这里是法律裁决，这里是安全保障。再说了，我们根本就是生活在一个经济时代，经济简直就是这个时代的历史特征，而如果国家不懂得从自身出发去认识和领导经济关系，荣誉和尊严是帮不上它半点忙的。”

        德意志林对此表示承认。但他否认说，有用的功能是证明国家存在的基本理由。国家的合理性在于它的主权、它的独立，这种自主因此是不依赖于个人的尊严而存在的，因为它——同社会契约的借口截然相反——是站在个体的面前的。超个体的联系拥有和单个的人一样多的存在根由，正因为如此，一个经济学家有可能对国家一窍不通，因为他对它的超验的奠基一窍不通。

        托伊特雷本这边紧接着说道：

        “对于阿尔兹特所主张的社会和宗教的结合，我当然不无好感；不管怎样，有总比什么都没有要好，而且马特乌斯说的简直是太对了，一切都取决于找到正确完美的结合。不过，为了正确完美，为了同时是宗教的和政治的，这种结合也必须是民族的，而我现在要扪心自问的是，从这个经济社会之中能否产生出一个新的民族特性来。你们到鲁尔区去看看：你们的眼前将呈现出一个个人群的聚集中心，而决不是什么新的民族细胞。你们去坐一坐从罗伊纳开往哈勒的慢车试试！你们会看到工人们坐在一起，头头是道地大谈工资标准问题，但从他们的谈话之中你却看不出来，他们从他们的共同活动中收获了哪怕是一点点的民族力量。在经济中，赤裸裸的有限性越来越多地占据着主导地位……”

        “但民族性也是有限的，”另有一个提醒道，那不是胡普迈耶，就是沙裴勒尔，我无法确定是他们当中的哪一个。“说民族是某种永恒的东西，我们搞神学的对此是不会答应的。激动的能力不是什么坏事，信仰的需要对青年人而言也是很自然的，但这也是一种诱惑，新的联系在自由主义逐渐消亡的今天随处可见，对于它们的实质必须仔细审视，观察其是否具有真实性，并同时观察制造这种联系的东西是真实的，还是可能只是一种，我们不妨这样说吧：一种结构浪漫主义的产物，这种结构浪漫主义依靠唯名论的方式，说得难听一点，就是虚构的方式，为自己炮制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我认为，或者说我担心，被偶像化了的民族特性和被视作乌托邦的国家就是这样的结合，而对它们的信奉，我们这样说吧：对于德国的信奉，就带有了某种不受约束的味道，因为这种信奉同个人的实质及其所含的特质毫不相干。这样的问题根本就不会有人提，而如果一个人说‘德国！’并宣布这为他的义务，那么，他就根本不需要去证明，而且也没有人会去问他，他自己也不会去问自己，他在个人的，也就是说：在量的意义上到底实现了多少德意志的民族特性，他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维护德意志在世界中的生命形式效忠尽力。这就是被称作唯名论，或者说得更明确一些：拜名教的东西。我认为，这就是意识形态的偶像崇拜。”

        “很好，胡普迈耶，”德意志林说道，“你说的这些完全正确，不管怎样我都会向你承认，你的批判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我不同意马特乌斯·阿尔兹特的看法，因为我不喜欢功利原则在经济空间占据主导地位；不过，在这一点上，即神控的义务自身，也就是说，宗教的东西普遍地，带有某种形式主义的和不具体的色彩，需要世俗经验的填充或运用或证明，需要一种服从上帝的实践，在这一点上，我和他的意见却是完全一致的。而现在，阿尔兹特选择了社会主义，卡尔·托伊特雷本则选择了种族。但正是这两种义务，我们今天要在它们之中进行选择。那种认为意识形态自自由的空谈失去人心以来开始泛滥的观点，我是否认的。事实上只有两种宗教驯服和宗教实现的可能性：即社会的和民族的可能性。但不幸的是，它们两者都有着各自的疑虑和危险，而且是非常严重的。民族性信仰频频表现出一定的唯名论的空洞和个人实体的缺乏，这一点胡普迈耶已经十分正确地指了出来，如果推而广之的话，也许还应该加上一句，即站到提高生活的客观化这一边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如果这样做对个人的生活创造毫无意义可言，而目的只是为了庄严的动机的话，我甚至还要把迷醉的殉道列入其中。只有两种，即事业的和牺牲的永恒价值和持久特质属于真正的牺牲……但我们碰见的情况却是，个人储备，这么说吧：全体德意志民族的，可谓非常巨大，也完全可以不由自主地具体化为牺牲，然而，对民族义务的信仰不仅根本缺失，而且这种信仰还遭到了最激烈的否定，以至于这种悲剧性的牺牲恰恰就在于存在和信仰的对立……关于民族义务，今天晚上就到此为止吧。不过，就社会义务而言，它的困难在于，当经济空间被调节到最佳的时候，生存意义的实现的问题和有尊严地活着的问题却依然跟今天一样悬而未决。总有一天我们将对地球进行全面的经济管理，取得集体主义的完满胜利——不错，现在还因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灾难性质而存在着的人的相对的不安全感将随之而消失殆尽，也就是说：对人类生活所遭受的威胁以及随之出现的精神问题的最后的记忆残片将会消失殆尽。人们会问，那样还活着干吗……”

        “你想保留资本主义制度，德意志林，”阿尔兹特问道，“因为它能够时刻提醒人们记住人类生活在遭受威胁吗？”

        “不，我并不想这样，亲爱的阿尔兹特，”德意志林生气地回答道，“你总还能允许别人把这种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悲剧性的自相矛盾指出来吧。”

        “根本没人需要你去把它们指出来，”敦格斯海姆叹息着说道，“这真是一种绝望的困境，而作为宗教的人有必要问一下自己，这个世界是否真的就是仁慈的上帝一个人的造物，是否更是一件集体创造，我不会说和谁。”

        “我想知道的是，”冯·托伊特雷本提醒说，“其他民族的青年是不是也这样躺在干草堆上冥思苦想这些问题和自相矛盾。”

        “恐怕不会，”德意志林一脸鄙夷地回答道，“他们那些人的思想简单得很，也不爱动脑筋。”

        “俄国的革命青年，”阿尔兹特说道，“也许不应该包括在内。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他们的讨论也是热烈和不知疲倦的，充满了辨证的紧张的。”

        “俄国人，”德意志林故作庄重地说道，“有深度，却没有形式。西方人有形式，却没有深度。把两者加以结合的只有我们德国人。”

        “哦，只要这不是民族的义务！”胡普迈耶笑了起来。

        “这纯粹是同一种观念的结合，”德意志林信誓旦旦地保证说。“这正是我所说的那个要求。我们所肩负的责任是非同寻常的，根本不是我们业已实现的那个程度。在我们这里，应该和实际之间的距离比在别人那里大，就是因为这个应该的目标定得太高了。”

        “不管怎样，还是应该把民族的东西撇开，”敦格斯海姆警告说，“而把这个问题完全同现代人的生存结合起来考察为宜。事实上，自从直接的对存在的信任消失之后，要在以前，这种信任是被纳入事先存在的整体秩序之中的结果，我指的是浸透着神圣的对启示真理具有一定的意向性的秩序……自其瓦解以及现代社会形成以来，我们同人和物的关系变得扑朔迷离和错综复杂起来，除了问题和不确定性就不再有别的什么了，以至于对真理的构想大有停滞不前和绝望而终之势。因为土崩瓦解而企盼推动新秩序的力量的崛起，这种期望是普遍的，尽管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期盼在我们德国人这里显得尤为真诚和迫切，别的国家的人，要么因为比我们强大，要么因为比我们麻木，而用不着像我们这样深受历史命运之苦……”

        “是要麻木些，”冯·托伊特雷本语气坚决地说道。

        “这是你说的，托伊特雷本。可是，如果我们把尖锐的历史心理问题和意识算作我们的民族的荣誉，并把致力于新的整体秩序的追求等同于德意志的民族性，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其实就已经开始献身于一个其真实性值得怀疑、而其傲慢无礼却是毋庸置疑的神话，也就是说，那个种族的神话连同其武夫类型的组织浪漫，这种浪漫不是别的，而是用基督教来粉饰的自然异教，而且，它还把救世主封为‘天使之主’。这可真的称得上是一种严重受到恶魔威胁的状况啊……”

        “那么，还有什么呢？”德意志林问道，“除建立秩序的特质外，恶魔的力量还隐藏在每一场生机勃勃的运动之中。”

        “就让我们直呼其名吧，”沙裴勒尔要求道；说这话的也有可能是胡普迈耶。“这恶魔般的东西，说白了就是：欲望。而这恰恰就是，今天的人们甚至利用欲望来为贩卖形形色色的义务大造舆论，他们不惜把它也拉扯进来，还用欲望心理学来粉饰那古老的唯心主义，为的是造成真实度更高的动人印象。所以，这种贩卖可能依然还是欺骗……”

        这里，我只能说“等等”了，因为时间到了，我对这次谈话——或者说一次这样的谈话——的复述也该结束了。当然，这次谈话实际上还没有结束，它仍在长时间地继续进行，直至深夜，大家用“两极的态度”和“具有历史意识的分析”，用“超越时间的特质”、“存在的自然性”、“逻辑的辨证”和“现实的辨证”，海阔天空、漫无边际地大谈特谈，最后以不了了之告终，也就是说：以睡觉告终，第一主席巴沃林斯基提醒大家睡觉，因为第二天一大早——其实已经将近凌晨——还要准时上路呢。值得感谢的是，友善的天性随时预备着睡眠，以接纳这样的谈话并让它在梦乡中被遗忘，而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吱声的阿德里安则趁着我们往床上躺的工夫，用几句话对这种情形进行了概述：

        “是的，晚安。能够一吐为快，把想说的话说出来真幸福啊。讨论就应该只在睡觉之前进行才好，因为有等候一旁的睡神护架。如果富于才思的谈话结束之后，人还清醒得很，还要跑出去四处游荡，那才叫难受呢！”

        “这可是一种逃避的态度，”又有人咕噜道，随后，我们的谷仓里就响起了第一批鼾声，平静地宣告植物性状态的来临，而几个小时的植物状态就足以恢复这些可爱的青年人的体力，使他们既能感激不尽地呼吸自然的气息，欣赏自然的美景，又能进行必不可少的神学加哲学的辩论了，这样的辩论几乎从未中断过，而在这样的辩论中，大家彼此攻击，彼此佩服，互相学习，互相促进。每年六月份左右，图林根盆地一望无际的深山密林间便会飘溢浓郁芬芳的茉莉和欧鼠李的花香，在这个风和日丽的时候，徒步穿过这片几乎没有工业痕迹的良田沃土及其友善的村庄和村里木框架建筑风格的民居，真可谓美妙无比，岂有不美之理；而走出农田，就进入以牧业为主的地区，沿着卡姆山脉两边长满云杉和山毛榉的山间小路——“仁恩山径”，这条可以眺望深不可测的维拉峡谷的山路从法兰肯林山一直延伸到埃森纳赫这座位于赫尔泽尔河之滨的城市，沿着这条路往前走，景色就会越来越美，越来越有意义，越来越浪漫，而阿德里安关于青年对于自然的无动于衷，以及他关于精神讨论之后渴望进入梦乡的言论，似乎并不特别奏效，甚至对他本人都难以奏效，因为，如果不是偏头痛让他不能说话的话，他对参加白天的闲聊积极着呢，而且，即便自然不能诱发他的热情惊叹，即便他看它的眼光有些沉思内敛，不管怎样，有一点我是不会怀疑的，这就是：它的图景、节奏、高远的旋律更深地进入他的、而非他的同伴的灵魂，而后来从他思想厚重的作品里凸显出来的一些短暂的纯洁而松弛的美感使我不能不想起我们共同收获的这些印象。

        是的，这几个小时，这几天和这几周是激动人心的。野外生活的清新，空气中的氧气，风景，还有历史的印记，都让这些年轻人兴奋不已，它们撩拨起他们思想的情愫，这些思想不免大学时代所特有的那种奢华和自由尝试色彩。要知道，这些思想在他们日后乏味的职业生涯中，在那种市侩的状态里——不管这是否有可能是一种精神的市侩——可是根本找不到用武之地的。我常常在他们进行神学加哲学的辩论时凝视他们，并且想象着，他们中的有些人以后总有一天，会把他们这段“温福里德”时光视作他们人生当中最伟大的一个片段。我凝视他们，也凝视阿德里安——怀着那种清晰得不能再清晰的预感，即他肯定不是这样来看待这段时光的。如果说我作为非神学系学生是他们当中的一个旁听者，那么他，尽管是学神学的，却更是一个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旁听者。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无压抑地感觉到，有一条命运的鸿沟横在这些有追求的高雅青年和他的生命存在之间，两者的生活轨迹截然不同，前者是很好的、甚至是优秀的等闲之辈，注定不久就会从逍遥自在的、跃跃欲试的小青年行列转入中规中矩的市民生活，而后者则是一个已经被暗中打上了记号的人，他将永远不会离开那条荆棘丛生的精神之路，天知道他会在这条路上走多远，而且，他的目光，他的永远不会完全融化为兄弟之情的姿态，他在说你和你们以及我们时的障碍，也都让我，或许还有其余的人，感觉到，他对这种差别也是有所觉察的。

        实际上，早在他的第四个学期开学的时候，就已经有迹象表明，我的这位朋友打算在第一次大考来临之前中断他的神学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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