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向世界展示了自己全新的外交姿态，提出了“一边倒”“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三大外交方针，其主旨就是不受过去任何屈辱外交传统的朿缚，不继承旧中国的外交遗产——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三大外交方针，符合当时条件下新中国的根本利益，为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奠定了基础。在坚持以上外交方针的基础上，建国初期的中国政府对香港和澳门采収了灵活机动的策略。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之后，即迅速挥师南下，横扫华南地区，很快打到与香港紧邻的深圳。如果当时中国政府用武力解决香港问题，驻港的英军可以说不堪一击，但一到深圳与香港交界的深圳河畔，解放军却戛然止步。原因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对香港问题作出了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决策——“暂不收回，维持现状”“长期打算，充分利用”。

        建国之后，中国政府对香港和澳门问题的处理一直非常冷静和策略。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早在建国之前就已作出的决策。毛泽东曾经就此对当时来中国访问的苏联代表米高扬作出过解释：目前，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过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周恩来也强调，我们在全国解放以前已决定不去解放香港。从长期的全球战略讲，不是软弱，不是妥协，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进攻和斗争。从国内发展的角度看，主要是为了充分利用香港的经济地位，“那个地方大有可为”“我们进行社会止义建设，香港可以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1959年，针对党内少数人的急躁情绪，毛泽东指出，香港还是暂时不收回来的好，我们不急，目前对我还有好处。到建国10年之后的1960年，中国政府总结历史经验，进一步明确了对港澳“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即对香港和澳门的未来要作长期打算，在可以预见的将束，不采取改变香港和澳门现状的政策，同时要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外交战略服务。1963年，针对国外有人对中国港澳政策提出的责难，中国政府公开声明：“香港、澳门这类问题，我们一贯主张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经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以前维持现状。”“中国人民不需要在香港、澳门问题上显示武力，来证明自己反对帝国主义的勇气和坚定性。”

        历史的发展充分证明，中国政府当时对香港和澳门采収的策略方针是正确的。在建国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的形势下，香港成为中国内地与世界联系的一个重要窗口，成为当时中国突破封锁禁运的前沿阵地。

        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后，外交形势对中国愈来愈有利。1972年11月8日，第二十七届联合国大会以99票对5票通过有关将香港、澳门从殖民地名单中删除的决议，确认了中国对香港主权的立场和要求，避免了香港问题的国际化，排除了其他国家介入香港问题的可能性，从而为中国政府最终彻底解决香港问题奠定了基础。

        血浓于水，在坚持正确策略方针的同时，中国政府一直关心着香港和澳门。1962年至1963年，香港发生严重的水荒。消息传到中南海，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给予了充分重视，立即批示加速东江——深圳供水工程的建设。广东省克服重重困难，紧急调动了10万民工，第二年即完成了东深供水工程的建设。40多年过来，东深供水工程经过多次扩建，供水能力提髙了10倍以上，已经成为香港淡水供应的主线，被香港同胞称为“生命水”。1962年，在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下，内地又开通了3趟专供港澳鲜活商品的快车，被港澳同胞称为“生命线”。可以说，中国政府对香港和澳门人民的关怀，是中国最终彻底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的一个感情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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