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发真理标准大讨论

        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是从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开始的。这篇文章的最终出炉，可以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1977年9月，南京大学哲学系老师胡福明把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文章寄给了光明日报社。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张德成的文章《标准只有一个》，文章明确提出：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但由于针对性尚有欠缺，以上文章一时还没有在社会上引起重大反响。

        1978年4月，新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杨西光，在《光明日报》转学专刊第77期大样上看到了胡福明的文章（《光明日报》马沛文、王强华等人已经将标题修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觉得文章的主题非常重要，但又感到分量不够。恰巧这时胡福明到北京开会，杨西光便让他利用在京时间作了修改。与此同时，当杨西光得知中央党校的孙长江也在写同一主题的文章，便通过《理论动态》的吴江和孟凡，邀孙长江等到光明日报社帮助修改。4月下旬，胡福明修改后的校样送到中央党校，孙长江根据吴江的意见，将胡福明的文章与他此前写好的同一主题的文章捏在一起，形成一篇6000多字的新稿，文章题目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后，由胡耀邦审阅定稿。

        5月10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理论动态》发表。11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此文，新华社当天向全国转发。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纸全文转载此文。此后，全国许多地方性报纸也转载了这篇文章，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引起重大反响。一方面，广大干部群众对此表示支持和欢迎；但另一方面，它也受到了赞成“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一些人的责难和压制。

        

真理的胜利

        6月15日，汪东兴召开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的紧急会议，点名批评了胡耀邦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文章，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批评一时间占了上风，胡耀邦等人也为此承受了很大的政治压力。刚刚兴起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面临夭折的危险。

        在形势发展最为关键的时候，邓小平挺身而出。

        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刚刚发表时，邓小平并未予以关注。但他很快明确表示了支持。

        1978年5月30日，邓小平在同一些同志的谈话中指出：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6月21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号召要“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邓小平的这一讲话，新华社当天就进行了报道。6月3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纸都在显着位置作了报道。6月6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又刊登了讲话。6月30日，邓小平的讲话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与华国锋、叶剑英的讲话同时下发，对处于关键时刻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形成了有力的支持。

        一些理论工作者也以非凡的勇气和对真理的信仰，陆续发表了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据不完全统计，到1978年底，报刊发表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多达650多篇。

        这场大讨论，从一开始就已经超出了纯粹的理论讨论范畴。在两种观点的不断斗争中，正确的观点逐渐占据了上风。从1978年8月初开始，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和军队其他各大单位，或以集体名义，或以主要领导个人名义，纷纷表明态度，表示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支持。

        1978年11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邓小平对持续半年多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作了结论。他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至此，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取得了胜利。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樊篱，拨开了“文化大革命”的思想迷雾，开始把人们从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此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转折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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