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21日，萧军只身一人，身背褡裢，手拄木棍，渡过黄河，从山西吉县步行20多天，来到延安。此行延安只是路过，他原计划到五台山抗日前线打游击，但战事相阻，路途不通，才住进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毛泽东从丁玲那里知道消息后，很想会会这位鲁迅弟子，特派办公室秘书和培元前往问候。和培元提出安排时间让他见见毛主席，萧军竟然客气地回绝了：“不见了，他挺忙的，我也只住上一两个星期就走！”

        袁世凯死后，被他囚禁多时的章太炎重获自由。章太炎却突然失去了对袁的憎恨，逢人便说袁的好处：“袁世凯也是个可人呢！当年我手指着他的鼻子骂他时，他居然熟视无睹，无动于衷。现在的人，听见别人背后说他，便把人家恨得要死，谁还敢当面说他，更何况当面骂他了。”

        胡适在写给周氏兄弟和陈源的劝架信中说：我是一个爱自由的人，——虽然别人也许嘲笑自由主义是十九世纪的遗迹，——我最怕的是一个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会。我深深地感觉你们的笔战里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所以不知不觉地影响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着他们朝向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这是最可惋惜的。

        鲁迅在论及知识分子说：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以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

        鲁迅敏感，绝不妥协。在他去世前两三年，他跟朋友谈论最多的话题是“中国式的法西斯”，他跟人说：“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近来这样的黑暗，网密犬多，奖励人们去当恶人，真是无法忍受。非反抗不可。”但他又悄声对朋友说：“遗憾的是，我已年过50。”

        鲁迅曾说，正义都在他们那一边，他们的正义和我们有什么相干？而这么说说，也会有人怒目而视，因为群众是他们的，同志也是他们的，我又有什么们？好，就说是和我不相干吧，于是我成了个人主义者。

        1986年，晚年的王瑶如此认识鲁迅：“鲁迅先生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什么是知识分子？他首先要有知识；其次，他是‘分子’，有独立性。否则，分子不独立，知识也会变质。”

        成舍我说：你要享有自由，你就得用行动来证明自己配得上自由这两个字；你要享有自由，你就得与那些不让你自由的力量周旋到底。

        张申府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也是第一位把罗素介绍到中国来的学者。他晚年对舒衡哲说：“我希望可以，非常希望，我们必须坦诚地谈，因为对我来说，讲真话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曾对友人说，“我吃亏在没有写出一本大书来。”

        1931年，《中学生》杂志社向鲁迅提出一个问题：“假如先生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将对他讲怎样的话，作努力的方针？”鲁迅回答道：“请先生也许我回问你一句，就是：我们现在有言论的自由么？假如先生说‘不’，那么我知道一定也不会怪我不作声的。假如先生竟以‘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之名，一定要逼我说一点，那么，我说：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

        在罗仪凤的安排下，由章诒和和章立凡联络，章伯钧和章乃器在康同璧家的客厅得以见面。这是他们“文革”中的惟一一次见面，也是他们一生的最后会晤。章伯钧一身老旧的中式丝绵衣裤。李健生说：“去见康老和乃器，还不换件衣服。”章伯钧说：“越旧越好，走在街头好让别人认不出我来。”章乃器穿的却是洁白的西式衬衫、灰色毛衣和西装裤，外罩藏蓝呢子大衣。章诒和说：“章伯伯，你怎么还是一副首长的样子？”章乃器边说边站起来，举着烟斗说：“小愚呀，这不是首长的样子，这是人的样子。”

        1941年初皖南事变爆发后，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利用与邹韬奋在南洋公学同窗多年的关系设宴相请，软硬兼施逼他参加国民党，以洗刷其“通共”嫌疑。邹韬奋马上质问：以你的职业，看我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徐恩曾回答说：已经监视你几年，未发现是共产党的证据，不过在当今，“不参加国民党就会是共产党”。邹韬奋气愤之余只说了一句话：“我就是这样，看你怎么办！”

        1942年6月初，延安中央研究院召开了批判王实味大会，萧军也参加了。会场比较混乱，王实味每说一句，立即招来一片怒吼和痛斥声……萧军坐在会场后边，听不清前边人们说些什么。他便烦躁起来，站起来大声喊：“喂……让他说嘛，为什么不让他说话！”大会不欢而散。萧军走在回家的路上气愤地说：“这他妈的开的什么会，简直像狗打架倒尿盆，哪像个最高学府！”

        梁先生为了旧都多保留一些有价值的牌坊、琉璃宫门等古建筑，在扩大的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和自称“改革派”的吴晗同志争得面红耳赤，记得有一次，吴晗同志竟站起来说：“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气得梁先生当场痛哭失声。

        朱光潜本来对自由主义价值观是很向往的，他认为既然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就不应该有组织。因为有组织就得遵守共同的信仰和纪律，因而难免“党同伐异”“阿其所好”。“我敢说在三十年乃至五十年的未来，中国真正的民意还要藉社会上少数优秀自由分子去形成、去表现。假使这一部分人被逼得终归于没落，民主政治的前途恐怕更渺茫。”

        批林批孔运动一起，吴宓便宣称“宁可杀头，也不批孔”，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1978年，吴宓被遣返回老家，住在他年老的妹妹那里，眼睛已经看不见，加上腿又伤残，步履维艰，不胜痛楚，竟致卧床不起，神志也一天天昏迷，他最后的声音只是渴了就喊饿了就叫：“给我水喝，我要吃饭，我是吴宓教授。”

        早在“大跃进”前讨论长江三峡应否筑坝修库的国务院会议上，与会者众口一词，主张立即上马开工，唯独电力部副部长李锐一人唱反调。周恩来即说：“有一人说困难，这很好。”此案即被搁置。

        五十年代后期，毛泽东提出了“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农业八字宪法”。当年正上中专的袁隆平说了句“八字宪法”少了一个“时”字，搞农业不能违背农时。结果被定性为反对毛主席，被斗得死去活来。

        1966年8月27日，千家驹买了一瓶二锅头酒，坐公共汽车去了香山，决心在“鬼见愁”跳崖自杀。结果，他到半山被红卫兵发现，被迫下山，在中途一处跳崖，未死获救。被工商局派车接回机关。家人知道自杀事件后，妻子流着泪说：“我这次被红卫兵打得头破血流，也没有流过一滴眼泪，听到你自杀，我才真的哭了，你怎么可以去死呢？你死后，我们怎么办呢？你还有老母亲，有我，有孩子，教我们怎么生活下去呢？”千家驹为之十分痛悔：“本来，蚂蚁尚且贪生，一个人非万分无奈，谁愿意好端端去死呢！我不是一个胸襟狭窄的人，如果不是出于万分痛心，万分悲愤，是决不会出此下策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自杀的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名教授、名演员、名大夫、名作家、名记者、何止千千百百。在我的熟朋友中就有老舍、翦伯赞夫妇、范长江、金仲华、邓拓、孟秋江……等人。孰无父母，孰无兄弟，孰无儿女，孰无亲友，他们生也何罪，死也何辜！”

        1966年8月，章乃器被一群红卫兵拉到王府井，参加“集体打人”大会，由于他拒不认罪，态度恶劣，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浑身上下见不到一块好肉。红卫兵把他的家抄个精光，还当着他的面，把新夫人王者香活活打死。一个蹬三轮的车夫，见他还有一口气，便把他拖上车，拉回了家。谁见了，都说他活不过三日。可章乃器不愧是条硬汉，靠着气功和意志，居然活了下来。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的那些干部，没有一个理他，同情他。倒是原来粮食部的一个司机，隔几日便悄悄在他家门口，放上一屉热馒头。他就是这样挺了过来。

        高文彬，81岁，曾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翻译、中国检察官秘书，当年他从卷帙浩繁的资料中找出了证据，将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这两名原可能逃脱罪责的战犯送上绞架。1952年后高先生被打成“反革命”，在鄱阳湖修大堤，一修就是28年，每天挑土几十趟，累得连早晨上工的击锣声都听不见。1980年代初获得平反，有关方面要给他补偿损失，他说：“我人生中最好的时光，能用钱补回来吗？”

        1974年10月23日，彭德怀知道自己不行了，又一次对侄女彭钢谈到骨灰的处理问题，他紧拉着哭成泪人似的彭钢的手，流着眼泪说：“我多么想把骨灰同我的两个弟弟埋在一起。但他们都是革命烈士，而我是一个反革命呀！我玷污了他们呀！”

        柏杨青年壮年多有不幸，他在晚年回忆时说：“我并不认为我是天下最受苦的人，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比我更受苦，这是民族的灾难，时代的灾难，而不是某一个人的灾难。回顾风沙滚滚的来时路，能够度过这些灾难，我比更多的中国人要幸运得多，这使我充满感恩之情。”

        徐复观对殷海光说：“无论如何，你所表现出的一种反抗精神，在中国长期专制的历史中是非常宝贵的。仅仅这一点，就可使你不朽。”殷说：“我不是反抗，而是超越。”

        在20世纪70年代最黑暗的隧道里，在贫病交加的最后岁月，顾准以他无与伦比的坚定、深邃与睿智留下了这样的遗言——“要有笔杆子，要有鲜血作墨水的笔杆子。”

        李泽厚说：似乎是被偶然扔入这个世界，本无任何意义的感性个体，要努力去取得自己生命的意义，这意义不只是发现自己，而且是去创造，建立只能活一次的独一无二的自己。人作为个体生命是如此之偶然，短促和艰辛，而死却必然而容易。所以人不能是工具，手段，人是目的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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