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第一件大事,便是西征。而凡有大征伐,首先要筹划的是兵、饷二事。左宗棠连日深宵不寐,灯下沉思,已写成了一个筹划的概略,此时从书案抽斗中取了出来,要胡雪岩细看。
这个节略先谈兵,次筹饷。而谈兵又必因地制宜,西北与东南的地势,完全不同,南方的军队,到了西北,第一不惯食麦,第二不耐寒冷。因此,左宗棠在东南转战得力的将领部队,特别是籍贯属于福建、广东两省的,都不能带到西北。
带到西北的,只有三千多人,另外他预备派遣原来帮办福建军务,现已出奏保荐帮办陕甘军务的刘典回湖南,招募三千子弟兵,带到西北。这六千多人,左宗棠用来当做亲兵,至于用来作战的大批部队,他打算在本地招募,要与“关中豪杰”共事业。
看到这里,胡雪岩不由得失声说道:“大人,照你老人家的办法,要什么时候才能平得了回乱?”
“你这话,我不大懂。”
“大人请想,招募成军,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练成精锐,更是谈何容易?这一来,要花一两年的工夫。”
“岂止一两年?”左宗棠说道,“经营西域,非十年不足以收功。”
“十年?”胡雪岩吓一跳,“那得——”
他虽住口不语,左宗棠也知道,说的是要费多少饷。笑笑说道:“你不要急!我要在西北办屯垦,这是长治久安之计。就像办船厂一样,不能急功图利,可是一旦见效,你就知道我的打算不错了。”
“是!”胡雪岩将那份节略搁下,低着头沉思。
“你在想什么?”
“我想得很远。”胡雪岩答说,“我也是想到十年八年以后。”
“着!”左宗棠拊掌欣然,“你的意思与我不谋而合,我们要好好打算,筹出十年八年的饷来。”
胡雪岩暂且不答,捡起节略再看,大致了解了左宗棠在西北用兵的计划。他要练马队,又要造“两轮炮车”,开设“屯田总局”——办屯垦要农具、要种子、要车马、要垫发未收成以前的一切粮食杂用,算起来这笔款子,真正不在少数。
“大人,”胡雪岩问道,“练马队、造炮车,是制胜所必需,朝廷一定会准。办屯垦,朝廷恐怕会看作不急之务吧?”
“这,你就不懂了。”左宗棠说,“朝中到底不少读书人,他们会懂的。”
胡雪岩脸一红,却很诚恳地说:“是!我确是不大懂,请大人教导。”
于是左宗棠为胡雪岩约略讲述用兵西域的限制,自秦汉以来,西征皆在春初,及秋而还。因为第一,秋高马肥,敌人先占了优势;其次就是严寒的天气,非关内的士兵所能适应。
“就是为了这些不便,汉武帝元朔初年征匈奴,几乎年年打胜仗,而年年要出师,斩草不能除根,成了个无穷之累。”左宗棠一番引经据典以后,转入正题,“如今平回乱,亦仿佛是这个道理。选拔两三万能打的队伍,春天出关,尽一夏天追奔逐北,交秋班师,如当年卫霍之所为,我亦办得到。可是,回乱就此算平了吗?”
“自然没有平。”胡雪岩了然了,“有道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要花大工夫拿那块地彻底翻一翻,野草自然长不出来了。”
“一点不错!你这个譬喻很恰当。”左宗棠欣慰地说,“只要你懂我的意思,我就放心了。你一定会把我所要的东西办妥当。”
这顶“高帽子”出于左宗棠之口,弥觉珍贵,然而也极沉重。胡雪岩知道左宗棠的意思是要他负筹饷的主要责任。凝神细想了一会,觉得兹事体大,而且情况复杂,非先问个明白不可。
“大人,将来要练多少营的队伍?”
“这很难说,要到了关外看情形再说。”
第一疑问,便成了难题,人数未定,月饷的数目就算不出来。胡雪岩只能约略估计,以五万人算,每人粮饷、被服、武器,以及营帐锅碗等等杂支,在五两银子以内开支,每月就要二十五万两。
于是他再问第二问:“是带六千人出关?”
“是的。大概六千五百人。”左宗棠答说,“三千五百人由闽浙两省动身,另外三千人在湖南招募成军以后,直接出关。”
“行资呢?每人十两够不够?”
“我想,应该够了。”
“那就是六万五千两,而且眼前就要。”胡雪岩又问第三问,“大人预备练多少马队?”
“马队我还没有带过,营制也不甚了然。只有自初步打算,要练三千马队。”
“那就至少要有三千匹马。”胡雪岩说,“买马要到张家口,这笔钱倒是现成的,我可以垫出来。”
“怎么?你在张家口有钱?”
“是的。”胡雪岩说,“我有十万银子在张家口,原来打算留着办皮货、办药材的,现在只好先挪来买马。”
“这倒好。”左宗棠很高兴地说,“既然如此,我立刻就可以派委员去采办了。”
“是!大人派定了通知我,我再派人陪着一起去。”胡雪岩又问,“两轮炮车呢?要多少?”
“‘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塞外辽阔,除精骑驰骋以外,炮车轰击,一举而廓清之,最是扫穴犁庭的利器!”
听这一说,胡雪岩觉得心头沉重。因为他也常听说,有那不恤民命的官军,常常拿炮口对准村落,乱轰一气。窝藏在其中的盗匪,固然非死即伤或逃,而遭受池鱼之殃的百姓,亦复不少。
左宗棠所部的洋枪洋炮,多由胡雪岩在上海采办,推原论始,便是自己在无形中造孽,为了胡雪岩的购办杀人利器,胡老太太不知道劝过他多少次,胡雪岩十分孝顺,家务巨细,母命是从,唯独谈到公事上头,不能不违慈命。好在胡老太太心地亦很明白,知道不是儿子不听话,实在是无可奈何。因此,只有尽力为他弥补“罪过”,平时烧香拜佛,不在话下,夏天施医施药施凉茶,冬天舍棉衣、散米票,其他修桥铺路,恤老怜贫的善举,只要求到她,无不慷慨应诺。
但是,尽管好事做了无其数,买鸟雀放生,总抵偿不了人命,所以胡老太太一提起买军火,便会郁郁不乐。胡雪岩此时听左宗棠说得那么起劲,不由得便想起了老母的愁颜,因而默不做声。
“怎么?”左宗棠当然不解,“你是不是觉得我要造两轮炮车,有困难?”
“不是。我是在想,炮车要多少,每辆要多少银子,这笔预算打不出来。”
“那是以后的事。眼前只好算一个约数,我想最好能抽个二十万银子造炮车。”
“那么办屯田呢?请问大人,要筹多少银子?”
“这更难言了。”左宗棠说,“好在办屯田不是三年五载的事,而且负担总是越来越轻。我想有个五十万银子,前后周转着用,一定够了。”
“是的。”胡雪岩心里默算了一会,失声说道:“这样就不得了!不得了!”
“怎么?”
“我算给大人听!”胡雪岩屈指数着,“行资六万,买马连鞍辔之类,算他一百二十两银子一匹,三千匹就是三万六千。造炮车二十万。办屯田先筹一半,二十五万。粮饷以五万人计,每人每月五两,总共就是二十五万,一年三百万。合计三百五十四万,这是头一年要筹的饷。”
这一算,左宗棠也愣住了。要筹三百五十四万两的饷,谈何容易?就算先筹一半,也得一百七八十万,实在不是一笔小数目了。
“而且我想,西北运输不便,凡事都要往宽处去算。这笔饷非先筹好带去不可!大人,这不比福州到上海,坐海轮两天工夫就可以到,遇有缓急之时,我无论如何接济得上。西北万里之外,冰天雪地之中,那时大人乏粮缺食,呼应不灵,岂不是急死了也没用?”
“说得是,说得是!我正就是这个意思。雪岩,这笔饷,非先筹出来不可,筹不足一年,至少也要半年之内不虞匮乏才好。”
“只要有了确实可靠的‘的饷’,排前补后,我无论如何是要效劳的。”
接着,胡雪岩又分析西征军饷,所以绝不能稍有不继的缘故。在别的省份,一时青黄不接,有厘税可以指拨,有钱粮可以划提,或者有关税可以暂时周转,至不济还有邻省可以通融。西北地瘠民贫,无可腾挪,邻省则只有山西可作缓急之恃,但亦有限,而且交通不便,现银提解,往往亦须个把月的工夫。所以万一青黄不接,饥卒哗变,必成不可收拾之势。
这个看法,亦在左宗棠深思熟虑的预见之中。因而完全同意胡雪岩的主张,应该先筹好分文不短,一天不延的“的饷”,也就是各省应该协解的“甘饷”。
谈到这一层上头,左宗棠便很得意于自己的先见了,如果不是撵走了他的“亲家”郭嵩焘,便顶多只有福建、浙江两个地盘,而如今却有富庶的广东在内。要筹的饷,自然先从这三省算起。
三省之中,又必先从福建开始。福建本来每月协济左宗棠带来的浙军军饷四万两,闽海关每月协济一万两。从长毛余孽肃清以来,协浙的四万两,改为协济甘肃,现在自是顺理成章归左宗棠了。至于海关的一万两,已改为接济船厂经费,此事是他所首创,不能出尔反尔,这一万两只得放弃。
其次是浙江。当杨岳斌接任陕甘总督,负西征全责时,曾国藩曾经代为出面筹饷,派定浙江每月协解两万。上年十月间左宗棠带兵到广东,“就食于粤”的计划既已实现,在胡雪岩的侧面催促之下,不得不守减除浙江负担的诺言。在浙江等于每月多了十四万银子,马新贻是很顾大局的人,自请增拨甘饷三万两,每月共计五万银子。
“浙江总算对得起我,马谷山为人亦很漂亮,每月五万银子协饷,实在不能算少了,不过,”左宗棠停了一下说,“有两笔款子,在浙江本来是要支出的,我拿过来并不增加浙江的负担,你看如何?”
“这要看原来是给什么地方?”
“一笔是答应支持船厂的造船经费,每月一万两。现在设厂造船,全由福建关税、厘金提拨,这一万两不妨改为甘饷。”
这是变相增加福建负担的办法。胡雪岩心里好笑,左宗棠的算盘,有时比市侩还精,但只要不累浙江,他没有不赞成之理。因而点点头说:“这一层,我想马中丞决不会反对。”
“另一笔协济曾相的马队,也是一万两。照我想,也该归我。雪岩,你想想其中的道理。”
“曾相从前自己定过,江苏协济甘饷,每月三万,听说每月解不足。大人是不是想拿浙江的这一万两,划抵江苏应解的甘饷?”
“是呀!算起来于曾无损,为什么不能划账?”
就事论事,何得谓之“于曾无损”?胡雪岩本想劝他,犯不上为这一万两银子,惹得曾国藩心中不快。转念又想,若是这样开口一劝,左宗棠又一定大骂曾国藩,正事便无法谈得下去。因而将到口的话又缩了回去。
这下来就要算广东的接济了。广东的甘饷,本来只定一万,造船经费也是一万,仿照浙江的例子协甘,共是两万。左宗棠意思,希望增加一倍,与福建一样,每月四万。
“这一定办得到的。”胡雪岩说,“蒋中丞是大人一手提拔,于公于私,都应该尽心。事不宜迟,大人马上就要写信。”
“这倒无所谓,反正蒋芗泉不能不卖我的面子,现在就可以打入预算之内。”
“福建四万、浙江七万、广东四万、另加江海关三万,目前可收的确数是十八万,一年才两百十六万。差得很多。”
“当然还有。户部所议,应该协甘饷的省份,还有七省。江西、湖北、河南三省,等我这次出关路过的时候,当面跟他们接头,江苏、河南、四川、山东四省的甘饷,只有到了陕西再说。我想,通扯计算,一年两百四十万银子,无论如何是有的。”
“那,我就替大人先筹一半。”胡雪岩若无其事地说。
“一半?”左宗棠怕是自己没有听清楚,特意钉一句,“一半就是一百二十万银子。”
“是,一百二十万。”胡雪岩说,“我替大人筹好了带走。”
“这,”左宗棠竟不知怎么说才好了,“你哪里去筹这么一笔巨数?”
“我有办法。当然,这个办法,要大人批准。等我筹划好了,再跟大人面禀。”
左宗棠不便再追着问。他虽有些将信将疑,却是信多于疑,再想到胡雪岩所作的承诺,无一不曾实现,也就释然欣然了。
“大人什么时候动身,什么时候出关?”
“我想十一月初动身,沿途跟各省督抚谈公事,走得慢些,总要年底才能到京。”
“到京?”胡雪岩不解地问,“上谕不是关照,直接出关?”
“这哪里是上头的意思?无非有些人挟天子以令诸侯。他们怕我进京找麻烦,我偏要去讨他们的厌,动身之前,奏请陛见。想来两宫太后决不至于拦我。”左宗棠停了一下又说,“至于出关的日期,现在还不能预定。最早也得在明年春天。”
“那还有三四个月的工夫。大人出关以前,这一百二十万一定可以筹足,至于眼前要用,二三十万银子,我还调度得动。”
“那太好了!雪岩,我希望你早早筹划停当,好让我放心。”
这又何消左宗棠说得?胡雪岩亦希望早早能够定局。无奈自己心里所打的一个主意,虽有八成把握,到底银子不曾到手。俗语说的“煮熟了的鸭子飞掉了”,自是言过其实,但凡事一涉银钱,即有成议,到最后一刻变卦,亦是常有之事。一百二十万两不是个小数目,西征大业成败和左宗棠封爵以后能不能入阁拜相的关键都系于此,关系真个不轻。倘或功败垂成,如何交代?
兴念及此,胡雪岩深深失悔,何以会忘却“满饭好吃,满话难说”之戒?如今既不能打退堂鼓,就得全力以赴加紧进行。
所苦的是眼前还脱不得身,因为日意格、德克碑与中国官场打交道,大至船厂计划,小至个人生活,都要找他接头。在左宗棠,对洋人疑信参半,而有些话怕一说出来,洋人戆直,当场驳回,未免伤他的身份与威望,因而亦少不得胡雪岩这样一个居间曲曲转达的人。
这就难了!左思右想,一时竟无以为答,坐在那里大大发愣。这是左宗棠从未见过的样子,不免诧异,却又不好问得。主宾二人,默然相答,使得侍立堂下的戈什哈亦惊愕不止,因为平日总见左宗棠与胡雪岩见了面,谈笑风生,滔滔不绝,何以此刻对坐发呆?
于是,有个左宗棠亲信的戈什哈上前问道:“可是留胡大人在这里便饭?”
这下使胡雪岩惊醒了,“不,不,多谢!”他首先辞谢,“我还要到码头去送客。”
“送什么人?”左宗棠问。
“福州税务司布浪。”
“喔,他到上海去?”
“是的。”胡雪岩答说,“是驻上海的法国总领事白来尼找他谈公事。”
“谈什么公事?”左宗棠问道,“莫非与船厂有关?”
胡雪岩灵机一动,点点头答说:“也许。”
“那可得当心。”左宗棠说,“洋人花样多。日意格、德克碑办理此事,起先越过他们总领事,直接回国接头,白来尼当然不高兴。而此刻一切合同,又非白来尼画押不可,恐怕他会阻挠。”
“大人深谋远虑,见得很是。我看——”胡雪岩故意踌躇着,“办不到的事。算了!”
“怎么?”左宗棠问,“什么事办不到?”
“我想最好我也走一趟,盯住布浪。只是这里不容我分身。”
左宗棠摸着花白短髭,沉吟了一会,徐徐说道:“速去速回,亦自不碍。”
听得这话,胡雪岩精神一振,“是!”他立即答说,“我遵大人吩咐,速去速回。如果布浪谈的公事与轮船无关,不过三五天工夫,就可以回福州。”
“好!”左宗棠说,“你就请吧!我还有好些大事,跟你商量,尤其是那一百二十万银子,一天没有着落,我一天心不安。”
胡雪岩这一次不敢再说满话了,只答应尽速赶回。至于在福州,唯一不放心的日意格与德克碑有萌退之意,深恐事生周折,斡旋无人,以致决裂,而左宗棠却劝他不必过虑,同时拍胸担保,必定好言相劝,善为抚慰。如果有什么意见不能相合之处,自会暂且搁下,等胡雪岩回到福州以后再说。
得此保证,胡雪岩才算放心,回到寓处,匆匆收拾行装,赶到码头,与布浪同船,直航上海。
到上海第一件事是访古应春密谈。
古应春近年又有新的发展,是英商汇丰银行的买办,照英文译名,俗称“康白度”,在银行中是华籍职员的首脑,名义上只是管理账目及一切杂务,其实凡与中国人的一切交涉,大至交接官场,小至雇用苦力,无不唯买办是问。而中国人上外国银行有业务接头,更非找买办不可。因此,古应春在汇丰银行权柄很大,他又能干而勤快,极得洋东信任,言听计从,这就是胡雪岩所以首先要找他的缘故。
“我要请几家外国银行的‘档手’吃饭。”他一开口就说,“你倒替我开个单子看!”
“小爷叔,”古应春问道,“是不是为船厂的事?”
“不是!我要跟他们借钱。”
平时向外国银行借钱,一二十万银子,只凭胡雪岩一句话,就可以借到。如今特为要请洋人吃饭,可见得数目不小。古应春想了一下,拿出一本同治四年的洋商行名簿,翻到“银行”这一栏问道:“是不是十家都请?”
胡雪岩看这十家外国银行:
一,阿加剌银行。二,利中银行。三,利商银行。四,汇泉银行。五,麦加利银行。六,汇隆银行。七,有利银行。八,法兰西银行。九,汇丰银行。十,丽如银行。
这一着,他倒踌躇了。因为通称外国银行,而国籍不同,尤其英法两国,一向钩心斗角,各自扩张势力,如今为了左宗棠设厂造船,更加不和。如果请在一起,彼此猜忌,不肯开诚布公相见,岂不是白费工夫?
于是他问:“分开来请如何?”
“当然可以。不过,小爷叔,照我看,只请有用的好了。一次弄妥当了,其余的就不必理了。”
“那么,你说,哪些是有用的呢?”
古应春提笔在手,毫不考虑地在五、七、九三家银行上面一勾。这也在胡雪岩意中,因为汇丰银行在古应春是必不会少的,既有汇丰,便有麦加利与有利两家,因为这两家是英国银行,与汇丰的渊源较深。
但是,汇丰银行却并非纯然英国银行。它原名“香港上海银行有限公司”,同治三年创设总行于香港,资本定为港币五百万元,由英国的怡和洋行、仁记洋行,美国的旗昌洋行,以及德国、中东的商人投资。华商亦有股份加入,古应春即是其中之一,而且以此渊源,得以充任上海分行的买办。
香港上海银行的上海分行,较总行迟一年成立,派来的总经理名叫麦林,是英国人,与古应春是旧识,久知他干练可靠,且又是本行的股东,因而延揽他出任买办。古应春接事后第一个建议是“正名”,香港上海银行的名称,照英文原名直译,固无错误,但照中国的习惯,开店不管大小,总要取个吉利的名字,用地名,而且用两个地名作为银行的名称,令人有莫名其妙之感。如果“香港上海银行”之下,再赘以“上海分行”四字,更觉不伦不类,文理不协,难望成为一块“金字招牌”。
麦林从善如流,接纳了古应春的意见,依照中国“讨口彩”的习俗,取名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简称汇丰银行或汇丰,无论南北口音,喊起来都很响亮。而且南北口音,都无甚区别,不比麦加利银行的麦加二字,在上海人口中便与北方人并不一致。
古应春的第二个建议是,股东的国籍不同,彼此立场不同,就会意见分歧,形成相互掣肘,无可展布的不利情况。所以主张以英国为主体,逐渐收买他国股份,同时联络友行,厚集势力,相互支持。亦为麦林所欣然接纳。
汇丰所联络的两家友行,当然是英国银行,亦就是麦加利与有利两行。有利是上海资格最老的外国银行,创设于咸丰四年。它是英国的海外银行之一,总行设在伦敦,在印度孟买及上海都有分行。
麦加利银行是英皇发布敕令,特许在印度、澳洲、上海设立分行的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设在伦敦,咸丰七年在上海开设分行,广东人称它为“喳打银行”,喳打是英文“特许”一词的音译,可是上海人却嫌喳打二字拗口,索性以它第一任总经理麦加利为名,叫它麦加利银行。
麦加利银行完全是为了便利英商在印度、澳洲、上海的贸易而设,所以跟胡雪岩在阜康钱庄的同行关系以外,还有“销洋庄”生意上的往来。
“这三家银行当然有用。”胡雪岩踌躇说,“只怕还不够。”
“还不够?”古应春这时才发觉,谈了半天,是怎么回事,还没有弄明白,只凭彼此相知既久,默契已深,猜测着谈论,毕竟是件可笑的事,因而扼要问道,“小爷叔,你要借多少银子?”
“至少一百二十万。”
“这是银行从来没有贷放过的一笔大数目。”古应春又问,“是替谁借?当然是左大人?”
“当然!”
“造轮船?”
“不是!西征的军饷。”
即令是通晓中外,见多识广的古应春,也不由得愣住了,“向外国人借了钱来打仗,似乎没有听说过。”他很坦率地说,“小爷叔,这件事恐怕难。”
“我也知道难。不过一定要办成功。”古应春不再劝阻了。胡雪岩从不畏难,徒劝无效,他知道自己唯一所能采取的态度,便是不问成败利钝,尽力帮胡雪岩去克服困难。
于是他问:“小爷叔,你总想好了一个章程,如何借,如何还,出多少利息,定多少期限?且先说出来,看看行得通行不通?”
“借一百二十万,利息不妨稍为高些。期限一年,前半年只行息,下半年拔月还本,分六期拨还。”
“到时候拿什么来还?”
“各省的西征协饷。”胡雪岩屈指算道,“福建四万、广东四万、浙江七万,这就是十五万,只差五万了。江海关打它三万的主意,还差两万,无论如何好想法子。”
“小爷叔,你打的如意算盘。各省协饷是靠不住的!万一拖欠呢?”
“我阜康钱庄担保。”
“不然!”古应春大摇其头,“犯不着这么做!而且洋人做事,讲究直截了当,如果说到阜康担保的话,洋人一定会说:‘钱借给你阜康钱庄好了。只要你提供担保,我们不管你的用途。’那一来,小爷叔,你不但风险担得太大,而且也太招摇。不妥,不妥!”
想想果然不妥,很能服善的胡雪岩深深点头,“外国银行的规矩,外国人的脾气,你比我精通得多,你看,是怎么个办法?”他说,“只要事情办通,什么条件我都接受。”
“洋人办事跟我们有点不同。我们是讲信义通商,只凭一句话就算数,不大去想后果。洋人呢,虽然也讲信义,不过更讲法理,而且有点‘小人之心’,不算好,先算坏,拿借钱来说,第一件想到的事是,对方将来还不还得起?如果还不起又怎么办?这两点,小爷叔,你先要盘算妥当,不然还是不开口的好。”
“我明白了。第一点,一定还得起,因为各省的协饷,规定了数目,自然要奏明朝廷,西征大事,哪一省不解,贻误戎机,罪名不轻。再说,福建、广东、浙江三省,都有左大人的人在那里,一定买账。这三省就有十五万,四股有其三,不必担心。”
“好,这话我可以跟洋人说。担保呢?”
“阜康既然不便担保,那就只有请左大人自己出面了。”
“左大人只能出面来借,不能做保人。”
“这就难了!”胡雪岩灵机一动,“请协饷的各省督抚做保,先出印票,到期向各省藩司衙门收兑。这样总可以了吧?”
“不见得!不过总是一个说法。”古应春又说,“照我看,各省督抚亦未见得肯。”
“这一层你不必担心,左大人自然做得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花样,他最擅长。”
“好的。只要有把握,就可以谈了。”古应春说,“我想,请吃饭不妨摆在后面,我先拿汇丰的大板约出来跟小爷叔见个面,怎么样?”
“大板”是“大老板”的简称,洋行的华籍职员,都是这样称他们的“洋东”。汇丰的“大板”麦林,胡雪岩也曾会过,人很精明,但如上海人所说的很“上路”,凡事只要在理路上,总可以谈得成功。所以胡雪岩欣然表示同意。不过还有些话要交代明白。
“老古,”他说,“我的情形本来瞒不过你,这年把你兼了汇丰的差使,对我个人的情形有些隔膜了。我如今是个‘空心大老倌’,场面扯得太大,而且有苦难言。福建这面,现银接济跟买军火的垫款,通扯要亏我二三十万,浙江这面,代理藩库的账,到现在没有结算清楚。有些账不好报销,也不好争,因为碍着左大人的面子,善后局的垫款,更是只好摆在那里再说。这样扯算下来,又是二三十万,总共有五十万银子的宕账在那里,你说,怎么吃得消?”
“有这么多宕账!”古应春大吃一惊,“转眼开春,丝茶两市都要热闹,先得大把银子垫下去。那时候,小爷叔,阜康倘或周转不灵,岂不难看?”
“岂但难看?简直要命!”胡雪岩紧接着又说,“说到难看,年内有件事铺排不好,就要显原形。我是分发福建的道员,本不该管浙江的盐务,不过浙江总算闽浙总督管辖,勉强说得过去。如今我改归陕甘总督差遣了,将来必是长驻上海,办西北军火粮饷的转运,浙江盐务,非交卸不可。要交卸呢,扯了十几万的亏空,怎好不归清?”
“这就是说,年内就要十几万才能过门。”
“还只是这一处,其它还有。一等开了年,阜康总要五十万银子才周转得过来。如果这笔借款成功,分批汇解,我可以先用一用,一到明年夏天,丝茶两市结束,货款源源而来,我就活络了。”
古应春松了口气。“好!”他毅然决然地说,“我一定想法子,拿这笔借款弄成功。”
“有你,一定可以成功。老古,我还有点意思,说给你听,第一,这件事要做得秘密,千万漏不得一点风声,不然,京里的‘都老爷’奏上一本,坏事有余。我告诉你吧,这个做法连左大人自己都还不知道——”
此言一出,古应春大为诧异,“那么,”他忧虑地说,“到谈成功了,如果左大人说‘不行’,那不是笑话!”
“你放心!绝不会闹笑话,我有十足的把握,他会照我的话做。”
“好!再说第二件。”
“第二件,我想托名洋商,其实,有人愿意放款,也不妨搭些份头,多赚几个利息。”
“这要看情形,如今还言之过早。”
“只要你心里有数就是。”胡雪岩说,“左大人的功名,我的事业,都寄托在这笔借款上了。”
为了保持机密,古应春将麦林约在新成立的“德国总会”与胡雪岩见面,一坐下来便开门见山地谈到正题。麦林相当深沉,听完究竟,未置可否,先发出一连串的询问。
“贵国朝廷对此事的意见如何?”
“平定回乱在中国视为头等大事。”胡雪岩透过古应春的翻译答说,“能够由带兵大臣自己筹措到足够的军费,朝廷当然全力支持。”
“据我所知,中国的带兵大臣,各有势力范围。左爵爷的势力范围,似乎只有陕西甘肃两省,那是最贫瘠的地方。”
“不然。”胡雪岩不肯承认地盘之说,“朝廷的威信,及于所有行省,只要朝廷同意这笔借款,以及由各省分摊归还的办法,令出必行,请你不必顾虑。”
“那么,这笔借款,为什么不请你们的政府出面来借?”
“左爵爷出面,即是代表中国政府。”胡雪岩说,“一切交涉,要讲对等的地位,如果由中国政府出面,应该向你们的‘户部’商谈,不应该是我们在这里计议。”
麦林深深点头,但紧接着又问:“左爵爷代表中国政府,而你代表左爵爷,那就等于你代表中国政府。是这样吗?”
这话很难回答。因为此事,正在发动之初,甚至连左宗棠都还不知道有此借款办法,更谈不到朝廷授权。如果以讹传讹,胡雪岩便是窃冒名义,招摇辱国,罪名不轻。但如不敢承认,便就失去凭借,根本谈不下去了。
想了一会,含含糊糊地答道:“谈得成功,我是代表中国政府,谈不成功,我只代表我自己。”
“胡先生的词令很精彩,也很玄妙,可是也很实在。好的,我就当你中国政府的代表看待。这笔借款,原则是我可以同意,不过,我必须声明,在我们的谈判未曾有结论以前,你们不可以跟任何另一家银行去谈。”
“可以,我愿意信任你。”胡雪岩说,“不过我们应该规定一个谈判的限期,同时我也有一个要求,在谈判没有结果以前,你必须保守秘密。”
“那是彼此都应该接受的约束。至于限期,很难定规,因为细节的商谈,往往需要长时间的磋商。”
“好!我们现在就谈细节。”
这等于已确定麦林是作了借款的承诺,连古应春都笑了,“小爷叔,”他说,“我看交涉是你自己办的好,我只管传译。麦林很精明,也只有精明的人才能让他佩服。”
于是即时展开了秘密而冗长的谈判,前后三天,反复商议,几于废寝忘食。麦林原来就佩服精明的人,此时更为胡雪岩的旺盛企图心所感动,更为胡雪岩的过人的精力所压倒,终于达成了协议。
这一协议并未订成草约,亦未写下笔录,但彼此保证,口头协议,亦具有道义上的约束力量,决无翻悔。商定的办法与条件是:
第一,借款总数,关平一百二十万两,由汇丰银行组成财团承贷。
第二,月息八厘,付款先扣。
第三,由胡雪岩、古应春介绍华商向汇丰银行存款,月息明盘四厘、暗盘六厘。
第四,各海关每月有常数收入,各税务司多为洋人,因此,借款笔据,应由各海关出印票,并由各省督抚加印,到期向各海关兑取。
第五,自同治六年七月起,每月拔本二十万两,半年清偿。
这五条办法中,第三条是洋商与胡雪岩、古应春合得的好处,明盘四厘,暗盘六厘,即是中间人得二厘的佣金,这也就是说,洋商向中国人借了钱,借与中国官场,四厘入,八厘出,所得四厘好处,各半均分。
至于印票必出自海关,是麦林坚决的主张。因为他虽相信胡雪岩与左宗棠,却不相信有关各省的督抚,到时候印票如废纸,无可奈何,而海关由洋人担任税务司,一经承诺,没有理由不守信用。
这在胡雪岩却是个难题,因为除江海关每月协解三万两,可以情商上海道先出印票以外,其余各海关并无协饷之责,就不见得肯出印票。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奏明朝廷,每月由各省藩司负责将应解甘饷,解交本省海关归垫。
幸好协饷各省都有海关,每月闽粤两海关各代借二十四万,浙海关代借四十二万两,加上江海关本身应解的十八万两,共计一百零八万两,所缺只有十二万。胡雪岩建议左宗棠要求湖北每月协饷两万,由江汉关出十二万两的印票,合成一百二十万整数。
这些办法,左宗棠完全同意,但等奏准,已在开春,丝茶两市方兴,正须放款,因而利息提高到一分三厘。这是从未有过的高利贷,于是流言四起,说胡雪岩从中渔利,尤其是李鸿章一派的人,不但展开口头的攻击,而且亦有实际的破坏行动。
这个行动很简单,却很有效,就是策动江海关税务司拒绝出具印票。一关如此,他关皆然,几于功败垂成。
经过胡雪岩的巧妙斡旋,这笔大借款还是做成功了。是为中国借外债的开始,而左宗棠的勋业,以及胡雪岩个人的事业,亦因此而有了一个新的开始。但福者祸所倚,“红顶商人”胡雪岩的结局,相当凄惨,种因亦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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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岩帮助左宗棠西征,立下军功,得赏布政使衔、从二品文官顶戴用珊瑚,慈禧御赐黄马褂,成为一代红顶商人,大富大贵,显赫一时。然而,凡事盛极必衰,在风光无限的背后,胡雪岩的事业已经有了全面崩溃的迹象。在政治上,他被卷入到左宗棠与李鸿章的政治斗争中,李鸿章确定了“倒左必先倒胡”的方针,准备对胡雪岩痛下杀手,危机悄然临近,胡雪岩却对此警惕不足;在生意上,新式缫丝技术的潮流不可遏抑,胡雪岩为了保护江南养蚕人家的生计,决定逆势而行,以一人之力对抗西方工业革命的大潮,悲壮的结局悄然注定。胡雪岩一手创下胡氏商业帝国,享尽世间荣华,却在巅峰时种下隐患,他将如何应付这场前所未有的商业危机?
敬请阅读《红顶商人胡雪岩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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