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讨论出兵决策时，许多政治局成员对出兵抗美援朝有顾虑，主张不出兵或缓出兵，但经过讨论达成一致，决策出兵抗美援朝后，抗美援朝就成了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摆在了全国各项工作的首位。党、政、军、民全力以赴，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中共中央的决心是，立足于可能出现最坏的局面作准备。为此，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中央军委为争取战争的胜利作了全面部署和准备。
调整军事战略
除组建东北边防军时即决定推迟解放台湾，将军事斗争准备的重点由解放台湾转为准备抗美援朝战争，将全国国防重点由上海、天津、广州三点为中心的三个区域转为东北地区外，中国人民志愿军组成后，中央军委还决定从全国各战略区为志愿军抽调后续部队。仅10月10日，中央军委工作会议即决定，从西南第二野战军抽调3个军9个师，组成一个兵团，准备于1951年1月开始出动；从中南第四野战军抽调2个军6个师，准备于1951年2月出动。与此同时，命令第9兵团集结山东，待命开往东北，稍后又命令第19兵团于11月24日前完成一切出发准备，待命开往东北。
军队建设的重点由加强海军、空军建设转为重点加强空军、炮兵（含高射炮兵）和装甲兵的建设。2月中旬中国政府同苏联政府签订的苏联向中国贷款3亿美元贸易协定，其中1.5亿美元，原计划用于购买海军装备，为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而改为大部分用于购买空军飞机和陆军武器装备。
解除了全国野战军担负的生产建设任务，重点转为军事整训。12月初，又将原定于1951年1月开始的全军教育以提高文化为主要任务，改为加紧部队的军事训练，并将原定教育时间比例军事为30%、政治为10%、文化为60%，调整为军事为60%、政治为30%、文化为10%。已开始了的大规模复员工作，到1950年底，也已停止。
部署全国防空和沿海防御
为防备美国以其空军和海军攻击沿海城市和工业基地，10月31日，周恩来召集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长薄一波、劳动部长李立三、公安部长罗瑞卿、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北京市市长彭真（时患眼病，以北京市委副书记刘仁代）开会，研究了全国的防空问题。确定：由周恩来、彭真、聂荣臻、薄一波、李立三5人组成全国防空筹委会，并由李立三为秘书长、杨尚昆为副秘书长，负责领导筹划全国防空问题，对军事防空和全国防空，分别责成有关部门拟出计划，报经军委和中央批准后实施。同时确定了必要时人员与物资疏散的方针与原则。据此，辽南地区的部分工厂向北作了迁移，共迁移到松江省和黑龙江省（现均为黑龙江省）20个工厂。
10月下旬，周恩来责成海军司令部，制定了海岸防御布雷计划，从上海开始，北到长山列岛、营口、安东海岸，选择要点布置水雷，预计共需水雷4500枚。当时国内只有1500枚，周恩来指示，首先布置安东鸭绿江口的水雷防御，其余所缺3000枚水雷从苏联订购。
与此同时，中央军委还将人民解放军空军唯一的一支作战部队――第4混成旅，部署于上海担负防空任务。此后陆续组建的歼击机航空兵师，除参加抗美援朝作战外，也分别部署于广州、青岛、天津、北京、唐山等城市担负防空任务。并商请苏联政府同意，苏联出动歼击机航空兵部队，协助中国担负了吉林、公主岭、安东、沈阳、辽阳、鞍山、唐山、青岛、广州等地的防空任务。还将国内仅有的高射炮兵部队部署于沈阳、鞍山、本溪、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杭州、广州等沿海大中城市。
为防止美国和台湾蒋介石集团联合登陆进犯，在志愿军出动后，11月17日，毛泽东发电给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南军区党委会和华南分局，指示：“为了对付敌人可能在广东登陆进犯，必须准备使用五个至七个军。”“你们必须统筹两广，将两广作为一个对付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登陆进犯的统一的单位。”同时发电给华东军区，指示：“华东一切工作要以美国和蒋介石登陆进犯为假想的基础去作布置。”稍后又指示：“广东有事须由四野负责独立应付，保证战胜可能入侵之台湾匪军，巩固广东防务”。“福建有四个军已很够了……江浙两省沿海亦需准备对付敌人进袭，华东全军应完全自力担负歼灭蒋匪进攻部队，不要希望外援。”为加强华东军区的工作，已兼任上海市市长的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返回南京主持军区工作，华东局华东军政委员会也将一部分支前机关分驻南京。
制定军兵种部队建设计划和参战准备计划
早在8月2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检查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的国防会议上，就指出：“我们这次作战是对付美帝国主义者，而不是单单对付李承晚伪军。美军是依靠大炮、飞机等火力……我们的装备对付国内敌人是够了，但对付美帝国主义是不够的。”为了防止美帝国主义将世界大战一步步地推动起来，“我们的军事建设应该有一个较长远的计划。如果今天订不出长远计划，也必须先订出一个短期的至少三年的建军计划，作为准备阶段的计划。”
这次会议确定，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等军兵种分别作出一个三年建设计划，年底前完成，1951年开始实施。
会议还确定：空军到1951年1月底，再增编3个轰炸团和1个海军飞机团，1951年下半年再增大编制。空军至迟到1951年1月底开始出动参战。
装甲兵在1950年编成3个旅共9个坦克团，坦克360辆，9月底前编成，年底前完成训练，准备1951年出动参战。
榴弹炮、野炮、火箭炮、战防炮等以配足10个军的队属炮兵作出计划，这些部队组编后，1950年年底前完成训练，1951年开始参战。高射炮编成18个团，中小口径高炮428门，3个月内分两批完成训练。
上述这些计划大部得以实现，除海军建设比较复杂，一时难以形成作战能力，未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外，其他军兵种于1950年和1951年先后出动参战，对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请求苏联援助武器装备
上述军兵种建设所需装备、器材，绝大部分需从苏联订购，同时志愿军步兵部队的装备也相当落后，并且在朝鲜作战需要空军支援和掩护，而人民解放军空军尚无这种能力。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出兵决策后，10月上旬，周恩来和前往苏联养病的林彪受中共中央委托，秘密飞赴苏联，除向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等通报中共中央出兵决策情况外，请求苏联给予武器装备援助，并出动空军直接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带去了请求苏联援助的武器清单。
据当年跟随周恩来出访的翻译师哲和机要秘书康一民回忆，周恩来与苏联领导人会谈的结果是，苏联同意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提供飞机、大炮、坦克等武器装备。（当时未谈及这批装备的价格，斯大林也未明确将来一定偿还。但到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时，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索要这批装备的款项，中国人民在连遭3年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咬紧牙关，勒紧裤腰带，全部予以偿还。）斯大林没有同意派苏联空军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但同意派空军到中国境内协助防空。1950年11月，苏联空军出动到鸭绿江上空作战。后来，周恩来、聂荣臻同苏联驻中国军事总顾问及空军顾问协商，并经苏联政府同意，1951年第二季度开始，苏联空军秘密出动到朝鲜清川江以北地区上空，掩护铁路运输，保持4～7个团作战，直到朝鲜战争结束，先后出动共12个师。
此外，经毛泽东与斯大林电报协商，斯大林同意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参谋长罗舜初在苏联驻中国海军顾问库次明陪同下，于10月底和11月，在莫斯科与苏联海军领导人商谈中国海军3年建设计划，还商谈了订购中国1950年至1951年海岸防御急需的远航鱼雷快艇、装甲艇、小型潜水艇、小型扫雷艇、水鱼雷飞机、海岸炮、水雷、深水炸弹等各种装备器材。
为便于统一志愿军的弹药供应，11月7日，以毛泽东名义致电斯大林，请求苏联于1951年1～2月，为中国计划在朝鲜作战的12个军共36个师提供步兵武器装备，并发去了需提供的武器装备清单，计苏式步枪14万支，子弹5800万发；苏式自动步枪26000支，子弹8000万发；苏式轻机枪7000挺，子弹3700万发；苏式重机枪2000挺，子弹2000万发；飞行员用手枪1000支，子弹10万发；tNt炸药1000吨。获得了苏联政府的同意，后来并如期供货。
东北行政区转入战时体制，作为抗美援朝战争总后方基地
1950年10月8日，在毛泽东签署的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中，即规定：“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同日，毛泽东将这一情况通报给了金日成。9日，毛泽东又在给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的电报中指示：“中央已委托高岗同志负责处理一切有关援朝同志的问题，嗣后关于此类事务均向高岗同志直接接洽，由高岗同志答复。”
东北行政区当时辖辽东、辽西、热河、吉林、松江、黑龙江6省和沈阳、旅大（现大连）、抚顺、鞍山、本溪5市，总面积约为12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4000万。
东北行政区在地理上与朝鲜紧密相联，仅一江之隔，南为鸭绿江，北为图们江，与朝鲜接壤的国境线1400公里。历史上，东北地区人民与朝鲜人民具有互相帮助、互相支援的传统友谊，中国几个人口比较多的少数民族之一朝鲜族，绝大部分居住在东北地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朝鲜以金日成、金策为代表的革命者，率队参加东北抗日联军，与中国军民共同抗击日本侵略。
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地区解放最早（1948年底东北全境解放），最先建立了东北人民政府和各级人民政权，最先剿灭了匪患和完成了土地改革，为支援和保证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的贡献最大。
1949年东北地区即全部开始了经济重建工作，1950年已经开始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1950年5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编制的1950年国民经济计划概要中，国家对经济建设投资总额共相当于154.6亿斤米，其中东北地区投资即为79.9亿斤米，占国家经济建设总投资额的51.7%。
此外，苏联援助中国人民抗美援朝的装备和物资主要是从东北入境，中国人民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人力、物资等也都是从东北出境。
因此，无论就东北的地理位置，还是东北的经济条件或是东北的社会环境，都决定了只能由东北地区作为抗美援朝战争的总后方基地。
东北边防军组建后，东北人民政府、东北军区和东北各族广大人民，尽其所能为边防军各种准备提供了保障。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后，东北军区协助彭德怀司令员作了志愿军出国作战的直接准备，由东北军区派出后勤保障，并组织设立了向朝鲜境内出动的兵站供应线，提前运送了志愿军出国作战所需粮草、弹药、油料等物资。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抽调政府副主席李富春、东北局秘书长张明远等东北局6名委员和东北人民政府4名部长，以及一批干部，会同东北军区后勤部，全力做好后方保障工作。
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中央军委和各总部，对总后方基地的工作给予全力支持。
11月5日，周恩来专门致信高岗、李富春，指出：“对于东北全部支援部队工作，我们已想见其繁重。只要东北提出要求，我们愿全力以赴，帮助你们解决困难。凡为东北已决定者，我们定做你们后盾，支持你们贯彻下去。有些事情职权属于中央，但你们仍可便宜行事，只要通知一声，当由中央追认。凡能统一于东北者，我们无不赞成统一于东北。”
从1950年10月开始，东北行政区即转为战时体制，党、政、军、民各行各业，全力以赴，展开了总后方基地的各种保障工作，动员青年参军参战，组织大车队、手推车队、担架队、铁路工人、医务工作者、汽车司机等随志愿军开赴朝鲜，担负战地勤务，并为志愿作战筹集各种物资。
据不完全统计，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东北地区共动员39.9万余人参军，其中参加志愿军的约30万人；动员394万余人，参加战勤工作，其中直接赴朝服务的民工74万余人、各种技术人员4万余人；仅辽东、辽西、黑龙江、松江4省即组织担架1.66万余副；辽东、辽西、吉林3省即出动战勤大车24.8万辆。
1951年元旦前后，东北人民为前方捐献慰问品、慰问金等共折合东北币2380多亿元（相当于人民币旧币250多亿元）。此外，还捐集东北币500亿元（相当于人民币旧币52.6亿元）和2万套衣服，救济朝鲜难民。还接收安置大批朝鲜难民，安置朝鲜军事院校和朝鲜人民军新组建的10余万部队在东北整训。
以东北行政区为抗美援朝战争的总后方基地，有力地保证了志愿军在朝鲜的作战。彭德怀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曾说过，志愿军在前方打胜仗，应该感谢两个人，一个是高岗，一个是洪学智（时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司令员）。
表明了总后方基地和后勤保障工作对志愿军作战的巨大作用。
调整财政方针：一切服从战争
1950年6月初，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时，鉴于全国解放战争基本结束，确定用3年左右的时间恢复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为有计划地经济建设创造条件。为贯彻这一精神，中央人民政府制定1951年国家财政预算时，考虑将财经工作的基点放在恢复国民经济上，即将1950年财政预算军费支出占总支出的40%多，降至1951年的30%，而以财政预算总支出的70%投入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
为适应形势的变化，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中央人民政府，对原来考虑的1951年财政计划作了调整。周恩来在1950年11月曾指出：“一九五一年的财政概算，我们原先是想把重点放在投资建设方面。对于这种建设国家的希望，是人人共有的，但是敌人不允许我们这样做。他先搞台湾，后打朝鲜，而且还想进攻我们大陆。这就使我们的财政概算，不能不改动，不能不适应战争的需要来筹划。不能不暂时搁下和平建设计划。现在火已烧到门前，‘救火第一’。”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中央估计战争对国内时局影响有三种可能：“（一）邻境战争，国内平安；（二）邻境战争，国内被炸；（三）邻境战争，敌人在我海口登陆，全国转入战争。”中央人民政府则以时局变化的第二种可能为基点，把1951年财政工作方针，放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基础上。
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在1950年11月召开的全国第二次财政会议上指出：以时局变化的第二种可能为基点采取对策，“如果时局只变到第一种情况，则我可应付裕如；如果时局变到第三种情况，则财经对策需要另行讨论。但目前把基点放在第二种局势上，对将来另制第三种局势的对策，也不矛盾”。这次会议确定，在财政工作部署上，“战争第一，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其他排在第二、第三位。
1951年4月，陈云进一步说明为什么这样确定。他说：“道理很明白，假如我们不把国防放在第一位，不把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打下去，一切经济建设都靠不住。”“没有战争的胜利，其他就无从说起。”
1950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批准的1951年财政概算，总支出为69.5亿元，其中国防费为33.4亿元，占48.05%，经济建设费为11.8亿元，只占16.9%。1951年国家财政实际总支出为122.49亿元，其中国防费支出为52.64亿元，占43%，经济建设费为35.11亿元，只占28.7%。1952年和1953年，军费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比重虽有减少，降为32.9%～34.2%，但绝对数都有增加，仍是服从战争需要。
这使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有了财政方面的保证。
加速剿匪、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步伐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时，在华东、中南、西南、西北解放较晚的地区，土匪尚未剿灭，匪患还相当严重，土地改革刚刚开始。这些地区约占全国总面积和总人口的各2/3。全国镇压反革命工作虽然取得了重大成绩，但朝鲜战争爆发后，反革命活动更加嚣张。
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在把抗美援朝战争作为全国的中心任务的同时，也把剿匪、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工作作为与抗美援朝战争相联的中心工作之一，以便为支援战争，也为恢复国内建设提供稳固的社会基础。因此，加速了剿匪、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步伐。在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开始后，这三项工作都是结合在一起进行的。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被并称为当时的三大运动。
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的决策后，为能早日集中部队防备美国和蒋介石集团联合登陆进犯，以及能够早日调出部队置于机动位置，以便随时准备入朝参战或向南支援海防，从11月中旬起，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就督令新解放区，特别是华东和中南地区，加速剿匪，限期剿灭股匪。从11月到1951年1月，3个月中，毛泽东给华东、中南、西南地区发出的有关加速剿匪的电报指示达数十份，尤为关注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江西等省的剿匪情况，督令上述各省加大剿匪力度，限6个月内即到1951年5月底前，务期彻底剿灭匪患。
11月中旬，毛泽东连续数电中南局和华南分局，指出：“为了对付敌人可能在广东登陆进犯，必须准备使用五个军至七个军。为此必须用全力剿灭土匪。”“为对付台湾匪帮可能向广东进犯，有增强广东兵力之必要。为此必须提前肃清广西匪患，以便从广西抽出一个军增强广东。”毛泽东对广西剿匪不力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广西剿匪工作为全国各省剿匪工作中成绩最差者，其原因必是领导方法上有严重缺点”，“广西解放在西南之前，而剿匪成绩则落在西南之后，为什么这样，请你们加以检讨并以结果告诉我们。”同时指示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叶剑英，迅即前往广西，帮助指导工作，“并在那里留住几个月，抓住工作重点限期肃清土匪，发动土改，确有成绩然后回来”。在得知中南军区派政治部主任陶铸前往广西帮助指导工作后，又指示叶剑英“在广西住一个月左右即须东返，因此陶铸应在广西久留一会，直至剿匪问题基本解决然后回来。”限期广西在6个月之内肃清主要匪患。指出：“广东必须在广大地区立即开始进行土改，拖延则是失策。”“广东必须迅速和广泛地展开土地改革工作”，“只要广东的土改完成，广西的土匪剿灭，即使蒋介石登陆进犯也是容易对付的。”稍后，又指示，“对桂粤湘三省剿匪仍望加紧督促，务于五月三十一日以前彻底完成剿匪任务”。
与此同时，毛泽东致电华东局，指出：“闽浙两省剿匪工作极为重要，特别是福建匪患必须使用四五个主力师用全力穷追猛打、限期肃清，该省剿匪成绩较他省为差，必须检讨原因。我提议从现在起，和广泛展开土地改革工作相配合（福建必须迅速实行土改），限六个月内剿灭一切成股土匪，责成叶飞、鼎丞全力以赴作出成绩。只要福建的土匪剿灭，土改完成，即令蒋介石登陆进犯，也是容易对付的。”
在此前后，毛泽东还多次致电华东局、中南局、西南局和三大军区，通报各区剿匪进展情况，特别表扬了西南地区剿匪作出成绩，对广西剿匪有了进展也予以鼓励。要求华东、中南、西南三个军区，除向中央报告剿匪情况外，相互之间也互相通报，互相促进。毛泽东还特别强调：“在时局紧张的情况下，必须限期剿灭股匪，加速进行土改，发展地方武装和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我党我军方能取得主动，否则有陷入被动的危险。”
这样华东、中南地区也和西南地区一样，剿匪步伐明显加快，至1951年5月底，该两地区土匪基本被剿灭，担负剿匪作战任务的部队也先后转入担负国防或集结机动位置，进行军事整训。
占全国土地面积和人口总数各2/3的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原计划利用农闲季节，1950年只在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共300余个县，约1亿农业人口的地区首先展开，还有1.6亿农业人口地区的土地改革，于1951年冬在大部分地区展开，小部分于1952年冬展开，少数民族地区和尚未解放的西藏留待以后再说。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对这一计划也进行了调整，主要是加快了华东和中南地区的土地改革，特别是福建和广东、广西三省。这三省均是解放较晚，土匪甚多而尚未肃清的省份。毛泽东在指示这些省份加强剿匪力度的同时，就指示必须迅速地广泛地展开土地改革工作。
根据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各新解放区在1950年扩大了土改的范围，在许多条件基本成熟地区提前进行了土改。至1951年秋，已在有1.5亿以上农业人口的新解放区完成了土地改革，超过原计划的50%，仅中南地区即在8000万农业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超过原计划的73.2%。这不但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而且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为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作了重要准备。
与此同时，加大了镇压反革命工作的力度。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要克服由于胜利而发生的骄傲轻敌思想和在镇压反革命中出现的“宽大无边”的严重右倾倾向，各级党委要领导与督促主管部门，按照“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坚决打击和镇压反革命活动，同时也防止乱打滥杀和逼供信的“左”的行为。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必须制定自己区域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工作计划，并照此执行，均须每四个月由党委书记负责，向中央及中央局作关于镇压反革命问题的专题报告一次。
为贯彻这一指示，10月16日至21日，公安部召开了全国公安会议，作了部署。此后，一场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即在全国展开。毛泽东高度关注此项作，从11月至1951年6月，起草有关指示、批转有关报告等达130余件。
至1951年10月，反革命势力基本肃清，镇压反革命运动结束。这一运动的开展，使国家社会秩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安定，有力地保证了抗美援朝战争和国内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
开展全国性的抗美援朝运动
1950年6月下旬，美国公然侵略朝鲜与台湾后，全国各地人民即以各种不同方式展开了反对美国侵略台湾与朝鲜的运动。为统一领导这一运动，于7月10日成立了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在该会组织下，7月中下旬还在全国开展了“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周”活动。中国人民抗美援朝开始后，将这一运动进一步发展为全国性的抗美援朝运动。
10月26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各分局、各军区、各省市委发出了《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指出：“美军扩大侵朝并直接侵略台湾，严重威胁我国安全，我国不能置之不理。为了使全体人民正确地认识当前形势，确立胜利信心，消灭恐美心理，各地应即开展关于目前时事的宣传运动。”规定宣传的基本内容为：“（一）我国对美军扩大侵朝，不能置之不理；（二）我国人民对美帝国主义应有一致的认识和立场，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要求通过宣传，正确认识抗美援朝与保卫国家安全的关系，认清美国是中朝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及纸老虎的虚弱本质，以求在思想上彻底解决问题，“使人人对援朝表示积极有信心不怕困难，对美帝国主义表示不共戴天，使亲美恐美情绪与抗日运动中的亲日恐日情绪同样不能容身”。《指示》对宣传的具体方式和报刊宣传以及文艺界、出版界的配合，也作了要求。
为对全国普遍深入地进行抗美援朝爱国教育，激发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以各种方式和行动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在中共中央发出这一指示的同一天，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在京委员，与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的各人民团体代表及各民主党派代表，在北京举行联席会议。会议通过将“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与“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合并，改组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以统一领导全国的抗美援朝运动。该会由包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代表人士158人组成，其中常务委员31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郭沫若为主席，彭真、陈叔通为副主席，后又增加廖承志为副主席。1951年3月中旬起，该会简称为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
此后，相继成立了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和内蒙古自治区抗美援朝总分会，并成立了各省、市分会，具体领导各大行政区和各省市的抗美援朝运动。
在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和各地总分会、分会的领导下，按照中共中央10月26日的指示，迅即在全国展开了以“仇视、鄙视、蔑视”（简称“三视”）为中心内容的抗美援朝爱国宣传教育活动。11月4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发表了联合宣言，阐明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性、必要性，表示“中国各民主党派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中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此后，“三视”教育即与拥护这一宣言的教育紧密结合进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也以各种方式积极予以配合。毛泽东对这一活动给予高度重视，并多次作出批示和指示。
通过“三视”教育，有力地清除了百余年来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部分中国人中的亲美、崇美、恐美心理，有力地激发了中国人民抗美援朝的爱国热情，增强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坚定了中朝人民必胜，美国侵略必败的信念，使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为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奉献自己的力量。
11月下旬以后，抗美援朝总会适时将这一活动引向深入、持久，把群众的爱国热情正确地引导到实际工作中去，开展订立爱国公约，动员参军、参战、支前，开展增产节约、优待烈军属、捐献飞机大炮运动，组织慰问团到前线慰问，等等。
周恩来指出：“这次动员的深入、爱国主义的发扬，超过了过去任何反帝国主义运动，这是一次空前的、大规模的、全国性的、领导与群众结合的运动，它的力量将是不可击破的。中华民族的觉醒，这一次更加高扬起来了，更加深入化了。”
广泛深入地开展全国性的抗美援朝运动，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人民战争思想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的灵活运用，是中国人民获得国家政权以后，创造的人民战争新形式。这是动员人民群众帮助国家克服困难的有效办法。这一运动的开展，既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也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恢复。
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央军委所作的这些部署和准备，有力地保证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同时也有力地巩固了国内的防务和保证了国家各项建设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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