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05年，唐德宗带着始终不能削平藩镇的遗憾死去，太子李诵即位，是为唐顺宗。

        唐顺宗是唐德宗长子，于建中元年（780年）正月以长子身份被立为太子后，当了二十六年太子，是唐朝皇帝中位居储君时间最长的一位。他位居太子时，王叔文和王伾为东宫侍读。这二人各有一技之长，王叔文棋术高明，王伾则擅长书法，时称“二王”。二王常与太子李诵议论时政，很得他的信任。

        王叔文，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为人机智多谋，明治国之道，又胸有大志，立志“复兴尧舜孔子之道，为民谋取安定”。王叔文下得一手好棋，时人认为这与他的胸怀谋略有关，文章大家柳宗元也称赞他“坚明直亮，有文武谋略”。唐德宗听说王叔文读书明道，棋又下得好，遂命他到东宫侍奉太子李诵。王叔文“待诏禁中，一共十八年”，与李诵朝夕相处，一有机会，就与太子谈天下大事，议论民间疾苦。在王叔文的影响下，太子李诵对民间疾苦多少有些了解，对种种时弊也很是不满，颇有改革之志。

        唐德宗晚年宠信宦官，以宦官充任宫市使，负责在长安城中为宫廷购办日用货物。宫市使下置有数百小宦官，专门到宫外采购宫里需要的东西。这些太监见到老百姓在市上出卖货物，只要他们需要，就强行购买，只付十分之一的价钱。后来，索性派了几百个太监在街上瞭望，看中了什么，抢了就走，叫作“白望”。这种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抢夺的行为使老百姓受害很大。大诗人白居易有首《卖炭翁》，就是专门揭露宫市黑暗。

        京师长安还建有“五坊”，专门替皇帝养雕、鹘、鹞、鹰、狗。在五坊当差的宦官叫作“五坊小儿”，这些人平时无事可做，就四处敲诈勒索钱财。他们将鸟网张在百姓家的门口或者井架上，百姓在家门口进出，或者到井里去打水的时候，难免会碰到鸟网。五坊小儿就说是这家百姓吓走了供奉皇帝的鸟雀，直到这家人出钱赔礼，他们才肯善罢甘休。五坊小儿常常在酒店里大吃大喝，吃得醉醺醺的，临走时，非但不付钱，还要留下一筐蛇，说这蛇是用来捉鸟雀供奉皇帝的，叫店家好好饲养。店家无奈，只得赔钱赔礼，苦苦哀求，五坊小儿这才把蛇筐带走。

        宫市和五坊小儿如此胡作非为，引发了民众的普遍痛恨，长安百姓畏之如盗，远近喧腾，商旅将绝。有些血性男子不堪忍受，在宦官“白望”时，奋起反抗，由此发生了不少流血冲突。

        有一次，有个农夫用毛驴驮着柴禾从皇宫外路过，宦官拦住他，声称宫市要买下他的柴禾。可笑的是，宦官不但不给农夫钱，还朝对方要跑腿钱。这农夫是个烈性子，大声说：“我上有父母，下有儿女。全家人就等着柴禾换钱买米下锅。你拿走了我的柴禾，却不给钱，我全家只有死路一条了。”于是站在大街上痛骂宦官。巡逻官吏将其逮捕后，将事情报告了唐德宗。唐德宗也觉得有些过分，下诏处置了那名宦官，同时补偿了十匹绢给农夫。即便如此，宫市使的不法行为依然如故。

        谏臣、御史纷纷上疏，请求唐德宗废除宫市。然而，正是唐德宗创造了宫市，他如何肯轻易废除？徐州刺史张建封上朝时，向唐德宗详细地讲述了宫市的弊端。唐德宗心有所动，同意考虑张建封的意见。

        然而，当唐德宗征求判度支苏弁的意见时，苏弁事先已被宦官收买，遂告诉唐德宗说：“京师游手万家，无土著生业，仰宫市取给。”意思是说，京城里有许多人游手好闲、没有谋生手段的人，需要仰仗宫市供给。唐德宗相信了苏弁的话，以后再有大臣劝谏宫市，一概不听。

        一次，太子李诵与侍读们在东宫议论宫市。李诵一时激愤，怒气冲冲地道：“我见了父皇，当极力劝谏这件事。”

        侍读们众口称赞，都说太子贤明。只有王叔文一人沉默不言，不表态。

        李诵对此感到很奇怪，等到众人都退走后，特地叫王叔文留下，问道：“先生不是常谈起宫市的坏处吗？但刚才我们议论，先生却一言不发，这是为什么？”

        王叔文回答道：“叔文蒙太子信任，有所见解，哪敢不说出来？但本朝制度，太子职任，只应当关心皇上的寝食安否，不准干预宫外的事。皇上在位已久，如果有人趁机挑拨离间，说殿下收揽人心，皇上怀疑起来，殿下要辩白也难了。”

        原来唐德宗猜忌心很强，又性情急躁，刚愎自用，即便对自己的亲生儿子也不例外。贞元三年（787年）八月，郜国大长公主之狱发。郜国公主为唐肃宗之女，其与丈夫萧升所生之女被聘为李诵太子妃。萧升死后，郜国公主与彭州司马李万私通，还与太子詹事李昪、蜀州别驾萧鼎等一些官员暗中往来。有人向唐德宗告状，称郜国公主“淫乱”的同时，还行巫蛊之术。唐德宗大怒，幽禁郜国公主，杖杀李万。郜国公主的五个亲生儿子及李昪、萧鼎相关之人均遭流放。就连毫不知情的太子李诵也因为正妃是郜国公主之女而被切责，李诵惶恐不安，主动提出与萧妃离婚，萧氏随即被杀。

        这件事还没有就此结束，唐德宗又萌生了废太子李诵改立舒王李谊的念头，幸好宰相李泌力保，李诵的太子位才得以保全。

        李诵听了王叔文一番提点后，这才恍然大悟，感泣道：“不是先生提醒，我还想不到这一点。”

        自此，李诵对王叔文更加信任，东宫的一切事情，均与王叔文商议后才会裁量决定。

        王叔文深谋远虑，他劝太子保持低调姿态，不要大张声势，但自己却在朝中密结人才，为将来太子登基后作准备。

        翰林学士韦执谊是长安人，长安韦氏有“宰相世家”的美称，据曾出过十四位宰相。不过韦执谊的父亲只当过巴州刺史，不算显达。韦执谊聪俊有才，能诗善文。《新唐书》中称他“幼有才，及进士第，对策异等，授右拾遗。年逾冠，入翰林为学士，便敏侧媚，得幸于德宗”。这段话有褒有贬，既夸奖韦执谊自小聪明过人，年纪轻轻就进士擢第，早入仕途，也暗讽他善于取巧媚上、讨好逢迎而受到唐德宗的宠信。

        唐德宗爱好文学，经常与韦执谊歌诗唱和，让他出入禁中，略备顾问，为朝野所瞩目。一次，唐德宗过生日，太子李诵献佛像贺寿，唐德宗命韦执谊为画像写赞文。赞文写完后，唐德宗又命太子赐韦执谊缣帛（双丝的细绢），表示谢意。韦执谊特地到东宫拜谢，李诵趁机对韦执谊说：“学士知道王叔文吗？他是个伟才。”

        太子是未来的皇帝，能有机会巴结，当然要好好把握。韦执谊对李诵的暗示心领神会，开始与王叔文密切相交。

        除了韦执谊，王叔文还暗中结交了许多名士，其中著名的有柳宗元、刘禹锡、陆质、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凌准、陈谏、程异等人。王叔文也将这些人秘密推荐给太子李诵，说某某可做宰相，某某有将才，将来都可大用。

        刘禹锡，字梦得，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出身于官宦世家，其祖先为匈奴族，七世祖随魏孝文帝迁洛阳，改汉姓。贞元九年（793年），年仅二十岁的刘禹锡进士及第，后又参加博学宏辞科，荣得高第。他才华出众，诗文辞章誉满天下。先在淮南节度使杜佑（著名诗人杜牧祖父，巨著《通典》作者）处为掌书记，杜佑升任宰相后，将他也带到京师。王叔文非常欣赏刘禹锡，常常赞誉他有宰相之器。

        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世称柳河东。其人自幼聪慧超人，下笔撰文时思如泉涌，时人评价他的文章为“精裁密致，灿若珠贝”。他与刘禹锡是同科进士，也是至交好友，参加博学宏辞科以后，被授予校书郎，后经人引荐与王叔文相识，逐渐成为王叔文集团中的核心人物。

        除刘禹锡、柳宗元外，其他人也是一时名士。陆质，官左司郎中，历信、台二州刺史。吕温为湖南观察使吕渭子，官左拾遗。李景俭，汉中王李璃之子，进士及第。韩晔，前宰相韩滉族子，有俊才，官尚书司封郎中。韩泰有筹划，能决大事，官户部郎中。凌准有史学，官浙东观察判官。陈谏性警敏，一阅簿籍，终身不忘，官侍御史。程异性廉约，精于吏职，善于理财，贞元末也官为监察御史，累迁他官。

        王叔文处心积虑，招贤纳士，终建立起了这一集团，因集于东宫，自然是以太子李诵为首。太子李诵最倚重的是东宫故人王叔文及王伾，王伾才干不如王叔文，兼之相貌丑陋，只会讲他家乡的吴语，不会说长安的官话，与他人沟通不易，故而王叔文成为这一集团的实际领袖。王叔文最看重刘禹锡和柳宗元，后来这一集团当政，推行永贞革新时，时人称呼他们为“二王刘柳”。永贞革新失败后，集团中有八人被贬为外州司马，所以史书上又称这一政治集团为“二王八司马”。

        贞元十九年（803年），左补阙张正一上疏言事，得唐德宗召见。与张正一关系不错的六七名官员，还联袂去向张正一道贺。张正一为表谢意，专门设宴招待众人。

        这时候，有人秘密向翰林学士韦执谊透露说：张正一上疏，是要论韦执谊与王叔文结为朋党一事。韦执谊闻言大惊失色，急忙抢先入朝，向唐德宗告发张正一等人朋聚为党，游宴无度。唐德宗命人调查，发现张正一确实与数名官员公然聚宴，遂将当日参加了宴会的官员全部远贬外官。

        这一事件，虽然是一场普普通通的政治斗争，但韦执谊之品行由此可略见一斑。他既是最先被王叔文看重选中的同盟，也大致可窥见王叔文之行事作风。

        这件事还充分说明，王叔文集团已在朝中形成了相当的势力。几乎可以说，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东风”，自然就是太子李诵登上大宝之位。

        历史的发展走向往往因为偶然性因素的作用而改变，正当王叔文集团顺利发展时，太子李诵忽然于贞元二十年（804年）九月中风，之后舌头不听使唤，说不出话来，等于成了哑巴。唐德宗又急又气，又起了更换太子之意，只因老皇帝年事已高，这件事才暂时延缓了下来。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初一，皇室成员按照惯例入宫拜贺，只缺太子李诵卧病未到。唐德宗涕泣悲叹，从此得病不起。不久后，唐德宗病逝。

        如前所言，唐德宗在位时宠信宦官，宦官手握神策军禁军兵权，已成不小势力。宦官集团与东宫二王刘柳集团一向不合，他们心中也很明白，一旦太子李诵即位，王叔文集团得势，局面必将对宦官不利。因此，唐德宗殁后，宦官不召翰林待诏王伾、王叔文入宫，而是有意召了翰林学士郑絪和卫次公。

        就在卫、郑二人草写遗诏时，有宦官突然道：“宫中正在议论，还未确定由谁继位。”

        表面看起来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却隐有改立新帝之意。在场诸人面面相觑，不敢轻易回答。

        卫次公与王叔文等人并无往来，犹豫良久后，终于还是仗理直言道：“太子虽然有病，但他是先帝长子，内外人心所望，是皇帝合法的继承人。若是因为太子口不能言，实在不得已，也应当立太子的长子，否则，必定天下大乱。”

        太子李诵是唐德宗生前亲立的储君，而且在太子位已经有二十六年，突然改立，确实有违唐制。卫次公先开了口，郑絪立即附和，宦官另立皇帝的阴谋才没有得逞。

        而太子李诵卧病在床，得知人心忧疑后，立即扶病起身，穿上紫衣麻鞋，从容走出九仙门，召见诸军使，人心得以稍安。

        太子李诵在太极殿即皇帝位时，皇宫的卫士还惊疑不定。有人凑上前查看，发现真是太子后，这才说：“真太子也。”

        众人喜极而泣。李诵这才顺利当上了皇帝，由此也可见当时形势微妙，人心惶惶。

        唐顺宗带病即位后，按理来说，王叔文等人终于可以大展宏图了，谁也不曾想到，促使唐德宗急病而亡的唐顺宗的失声，也促使了永贞革新的短命。

        唐顺宗即位后，王叔文大受重用，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翰林院在金銮殿西，地近天子，以文词掌诰敕，兼备待顾问，辩驳是非，典掌缣牍，受命得处理一切事务，一日万机，权本极重——唐顺宗此举，实际上等于将朝廷决策大权交给了王叔文。

        王叔文之所以没有拜相，是因为他自己也知道声望不足以服众，不便公开掌握朝政大权。他另外荐举老资格的韦执谊为宰相，而他自己躲在幕后，“内赞画谋”，指挥定夺。韦执谊也不负王叔文首引他为相的情谊，两人一人在翰林决策，一人在中书承行，内外配合，开始推行著名的永贞革新，因台前幕后者为王、韦二人，历史上又称“王叔文、韦执谊用事”。

        值得注意的是，一直被王叔文称赞有宰相之器的刘禹锡却没有拜相。历史人物当时的处境和心理，现在已经很难还原。但唐顺宗即位后，“二王刘柳”集团处在中枢核心权力圈的始终只有二王和韦执谊。就连王伾在唐顺宗登基后，还依旧是翰林待诏的身份，没有升迁。后来，王叔文为了掌控财政，领了一系列职位，王伾才被任命为翰林学士。

        北宋王安石在《读柳宗元传》中感叹说：“我看八司马，都是天下的奇材。”唯独没有提集团中的核心人物——王叔文和王伾。

        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二王确实是才干不够，但八司马中却没有一人进入中枢领导层，由此可以推断，王叔文不推荐刘禹锡入相，不推荐八司马入中枢，多少有点私心。他在东宫十八年，看多了官场的尔虞我诈和宫廷权术，绝对是要为他自己考虑的。他有改革的宏愿，却不愿意他人功在自己之上。其中的种种微妙之处，绝非一言一语所能说清。历史上许多胸怀大志、渴望建功立业的人物，都有这样微妙的心思。

        一开始，王叔文充分发挥了他坚决果断、注重效率的办事才干，革除了宫市、五坊小儿等虐政、弊政，史称“市里欢呼”“人情大悦”。这些改革内容，都是人心所向，也就使永贞革新取得了民心和民间舆论的支持。在此基础上，王叔文与革新集团谋议后，继续将革新推向深入。

        首先是集中财权。王叔文认为钱粮是国家最大的根本，只要掌握了财政及盐铁利权，就可以制约藩镇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为此，王叔文提升浙西观察使李镝为镇海节度使，解除了李镝兼领的盐铁转运使，表面是升职，其实是削夺李镝的利权；加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宰相）杜佑为度支及诸道盐铁转运使，这实际上是把盐铁利权收归中央直接掌握的措施。两天之后，王叔文自任为度支、盐铁转运副使。杜佑虽领使名，但盐铁大权由王叔文一人专掌。

        其次是要裁抑藩镇。自安史之乱后，藩镇势力割据一方，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里，气焰十分嚣张。剑南西川（今四川成都）节度使韦皋曾派他的部属刘辟来见王叔文，要求兼领三川（剑南东西两川和山南西道合称三川）节度使，还威胁说，如果不答应，就要给王叔文颜色瞧。王叔文怒不可遏，当场予以拒绝，还准备杀掉刘辟，以警示韦皋。因为韦执谊的竭力反对，这才没有动手，但刘辟却吓得屁滚尿流而逃。韦皋由此也怀恨在心，暗中招兵买马，心怀异志，企图用武力夺取三川。中央朝廷和地方节度使之间的矛盾，由此可见一斑。

        最后是要夺取宦官兵权，这是打击和铲除宦官势力的重要部署。宦官集团是永贞革新的主要目标，也是永贞革新的最大阻力，而且还是不少藩镇的后台。宦官之所以权势显赫，除了掌握着十五万神策军禁军统率权外，还在各地藩镇出任监军，有监军使的大印，一定程度上掌握着地方兵权。因此，能否战胜宦官集团是永贞革新的成败关键，而能否剥夺宦官的兵权，又是关键中的关键。

        对此，王叔文先任命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右神策统军，充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节度使，接管宦官手中的兵权。

        但任命是一回事，实际执行起来又是一回事。那些神策军将领大都是宦官的亲信。范希朝去接管人马的时候，军中将领根本不理睬他，范希朝只好空手回来了。

        这是前朝制度使然，王叔文对此也无可奈何，他事先没有计划周详，仓促行事，是以从一开始就遭受了重大挫折，之后更是举步维艰。他有开拓的勇气和决心，却没有与之匹配的才干和名望，这也是他为什么不直接任宰相，而必须与韦执谊合作的根本原因。

        王叔文谋夺宦官兵权的计划轻而易举地失败了，这一失败，给永贞革新留下了后患。也正是从这个时候，革新派内部开始了分化。

        唐顺宗登基之初，革新派集团内部日夜群聚，关系融洽无间。王叔文作为革新派的核心和实际领袖，很尊重众人的意见，经常引刘禹锡、柳宗元、吕温等人入翰林院，共同谋议，言无不从。王叔文与韦执谊也能友善相处，常趁午间到中书省，与韦执谊共进午餐，一起计议政事。

        唐宰相实行会食制度。某日，众宰相围坐在中书巨床会食，王叔文来找韦执谊。唐朝宰相地位尊贵，“宰相会食，百官无敢请见者”，但韦执谊听见王叔文来了，急忙起身迎出。其他三位宰相——郑珣瑜、杜佑、高郢于是停下筷子，打算等韦执谊回来再一起吃。

        不一会儿，小吏来报说：“韦相公和王叔文已经一起吃饭了。”

        王叔文只是翰林学士，却与宰相韦执谊同食于中书，且视其他几位宰相为无物，三位宰相感觉被怠慢了。郑珣瑜尤其伤心，叹道：“吾可复居此乎！”便起身回家，在家里七天不出来视事，由是罢相。

        王叔文与韦执谊之间的友谊并没有持续太久，二人逐渐意见不合，裂痕越来越大。当时，高郢、杜佑等人都位居宰相，坚决反对革新。有人退职，有人罢工，由此来表示与王叔文集团的不合作。而韦执谊刚好处在两派的中间，倍受压力，本来就不坚定的他便开始首鼠两端起来。而朝中更是有流言纷纷，说他韦执谊没什么本事，全是靠了王叔文才当上宰相。虽然事实确实如此，韦执谊却感到脸上无光，从此在许多公开场合开始故意与王叔文唱反调，以示他与王叔文有矛盾。

        这时候，御史窦群上奏，攻击刘禹锡挟邪乱政，不应在朝。尤其令人震惊的是，窦群不顾体面，上门找到王叔文，恶言相向，公开威胁，让他要考虑日后的下场。

        因为影响极为恶劣，王叔文等人商议，决定罢去窦群官职。只有韦执谊说窦群有倔强正直之名，极力阻止。宣歙巡官羊士谔公然反对王叔文，攻击革新。王叔文大怒，要下诏斩羊士谔的头。韦执谊以为不可。王叔文改为杖杀，韦执谊仍以为不可，不予承办。最后，王叔文只好再改为贬黜羊士谔官职。

        若是真的不同政见倒也罢了，韦执谊表面反对王叔文的决定，暗中又派人去向王叔文解释，说这是委曲求全，帮助革新成功。这说明他时时标奇立异，只是故意为之。王叔文大怒，对其低劣人品深恶痛绝。从此，二人开始结仇，势同水火，就连奉命往来两人门下的官吏都十分害怕，生怕一个不小心受到迁怒，惹上杀身之祸。

        在此局面下，反对革新的敌对势力乘隙而入。当时，唐顺宗病情加重，无法出声，不能与大臣奏对，只能偶尔由人扶着上殿，成了仅供群臣瞻望的摆设。朝廷内外对此非常担心，均希望早立太子，以安人心。

        宦官不仅掌握着禁兵，而且控制了宫廷内外，大宦官俱文珍、刘光琦也希冀能扶新君上位，好立下定鼎之功，于是召翰林学士郑絪、卫次公、王涯、李程等入宫，起草立太子册文，正式立唐顺宗长子李纯为太子。

        王叔文猜到时局的发展将对自己不利，但却无可奈何，无应对良策，总是吟诵杜甫《题诸葛亮祠堂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表示忧愤之心，因感慨而歔欷泣下。但由于其声名不佳，他这番做作言行，“人皆窃笑之”。

        就在正式册立太子的当天，反对派太常卿杜黄裳（韦执岳丈）训劝韦执谊，要他率领文武百官奏请由太子李纯监国，其实就是要逼迫唐顺宗退位交权。当时韦执谊与王叔文的关系还未恶化，韦执谊没有同意。

        不久，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见朝政混乱，便以唐顺宗有病为名，上表请太子李纯监国。紧接着，荆南（今湖北江陵）节度使裴钧、河东（今山西太原南）节度使严绶也上了同样的奏表，频频向唐顺宗施加压力。这些人都是割据一方的实权人物，手握重兵，唐中央朝廷平时也不敢轻易得罪他们。

        与此同时，宦官用唐顺宗的名义，下制书削去了王叔文翰林学士的职务。王叔文一见制书，就知是阴谋，大为吃惊，说：“我天天要到翰林院商量公事，不带此职，如何进去！”

        他虽觉大势将去，前途岌岌可危，但仍不愿意就此罢手，托王伾再三疏请，最后才争取到每隔三五日可入翰林院议事，不过翰林学士之职却永远失去了。

        凑巧的是，王叔文母亲突然病死。古时遭父母之丧，称为“丁忧”。按照惯例，在朝为官者，逢丁忧要去职回乡，为父母守墓尽孝。至此，王叔文离开核心权力中心已经不可避免，大局已定。

        王叔文心力交瘁，但他却还是不肯轻易放弃权位，希望做最后努力。他在翰林院设下盛宴，请诸学士及宦官俱文珍、刘光琦等共饮。席上，他大声道：“我近年尽心竭力，不避危难，兴利除害，都是为了国家。一旦离去职位，各种诽谤一定会交错而来，到那时谁肯说一句公正话？”

        众人默然不应。话不投机，酒过数巡，不欢而散。第二天，王叔文丁忧去职。

        王叔文一旦去职，革新派就失了核心，韦执谊更是公开与王叔文集团分裂。

        此时，只剩下王伾一个人在翰林院中，然其要见到唐顺宗也相当困难。他还在尽最后的努力，试着通过宦官上疏给唐顺宗，但始终没有结果。因为宦官掌控着皇宫的出入，加上握有禁兵的兵权，实际上完全掌控了皇帝。皇宫出入权与禁兵兵权，都是重中之重。

        不久，王伾意外中风，失去了行为能力，于是宦官势力开始全面反扑。俱文珍等大宦官不断逼迫唐顺宗交权，让太子监国。贞元二十一年（805年）七月二十九日，唐顺宗被迫把军国政事全部转交给太子李纯治理。

        但即使这样，俱文珍等还不满足。八月初四，唐顺宗又被迫下诏禅让皇帝位给太子，自称太上皇。八月初五，唐顺宗徙居兴庆宫，改元永贞。至此，唐顺宗正式结束了他的皇帝生涯，在位仅仅八个月，成为唐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

        还没等太子李纯正式即位，宦官势力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对革新派进行全面清算。八月初六，贬王伾为开州司马，王叔文为渝州司户。八月初九，太子李纯在宣政殿即位，是为唐宪宗。接着一贬再贬韦执谊为崖州司马，韩泰为虔州司马，韩晔为饶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陈谏为台州司马，凌准为连州司马，程异为郴州司马，是为“八司马”。八司马贬所都在边远之地。陆质先已病死，李景俭守丧在家，吕温出使吐蕃未还，未及于贬。王伾因为早已经有病在身，不久就死在贬所。

        王叔文等人当政仅一百四十六天，永贞革新在激烈的斗争中彻底失败，革新派以凄凉的结局收场。

        总的来说，公元805年是个极不平静的年头。唐德宗于贞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崩，唐顺宗即位，至同年八月初四唐顺宗退位，唐宪宗嗣位，皆用贞元年号，未改元。八月初五，唐顺宗始以太上皇“诰”改称永贞元年。所以，这一年有三个现任皇帝，两个年号。

        好不容易过了年，永贞革新的余温尚未完全冷却。正月初一，宪宗改元元和。正月十九日，唐顺宗在孤寂中病死于兴庆宫，年仅四十六岁。

        关于顺宗的死因，时人颇觉可疑。正月十八日，唐顺宗死前一天，唐宪宗突然莫名其妙地下了一道制书，宣称太上皇“旧恙愆和”，意思是说旧病没有治愈，而唐宪宗自己要“亲侍药膳”，所以暂时不听政，结果第二天，唐顺宗就被宣布死于兴庆宫。因此有人认为唐顺宗其实早就死了，唐宪宗先下制书，就是要掩盖真相，但却不料起到了欲盖弥彰的相反效果。

        不久后，唐宪宗赐王叔文死。一个曾经胸怀扭转乾坤大志、有心力挽狂澜的人物，默默地被处死在长江边上的渝州（今四川重庆），时年五十四岁。

        柳宗元、刘禹锡等虽然被贬出京城，但对于失败却是很不甘心的。元和十年（815年）正月，刘禹锡与柳宗元等人一起奉诏回京。次年三月，刘禹锡写了《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诗中表达出他虽被贬斥而终不屈服，蔑视权贵而抗轻禄位的品格，结果因此而得罪朝中新贵显臣（主要是宰相武元衡）。他与柳宗元二月到长安，三月便宣布改贬。柳宗元改贬为柳州（今广西柳州）刺史，刘禹锡为播州刺史。虽然由司马升为刺史，但所贬之地比原来更僻远、更艰苦。柳宗元想到播州比柳州还要艰苦，而刘禹锡还有八十多岁的老母随身奉养，便几次上书给朝廷，要求与刘禹锡互换。后来因有人帮忙，刘禹锡改贬连州刺史，柳宗元这才动身向柳州。在患难之中，两位大文学家表现出难能可贵的友情。

        刘禹锡后来又担任过夔州刺史、和州刺史。这些地方都相当偏远，在当时属于蛮俗之地。正是在此期间，刘禹锡“依骚人之旨，倚其声作《竹枝词》十余篇”，其中就有著名的“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情）却有晴（情）”。

        后来，刘禹锡重新被召回，回朝任主客郎中。他一到长安，就写了《再游玄都观绝句》：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表现了屡遭打击而始终不屈的意志。白居易曾赞刘禹锡为“诗豪”，评论道：“彭城刘梦得（刘禹锡的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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