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元衡，字伯苍，缑氏（今河南偃师东南）人。武则天曾侄孙。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登进士第。历官监察御史、华原县令、比部员外郎、右司郎中、御史中丞。唐宪宗即位后任宰相，因力主削藩，遭藩镇忌恨。元和十年六月三日早朝时，为刺客暗杀。

        而另一宰相裴度，与武元衡同日遭遇刺杀，幸免于难。裴度字中立，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祖父裴有邻，曾为濮州濮阳令。父裴溆，为河南府渑池丞。贞元五年（789年），裴度进士及第，登宏辞科，补校书郎。后又应制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对策高第，授河阴县尉。不久，升为监察御史，因疏论权幸，言辞激烈忤旨，遂被贬为河南府功曹参军。武元衡主事西川，表奏裴度掌节度府书记。又召为起居舍人。元和六年（811年），以司封员外郎知制诰，不久转本司郎中。裴度是晚唐重臣，历仕宪、穆、敬、文四朝。他在唐宪宗一朝时平定了淮西吴元济叛乱，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功绩。

        整件事情，还要从唐宪宗李纯登基说起。唐宪宗即位后，萌生了振兴唐帝国的意愿。当时，唐宪宗被迅速立为皇帝，方式极不寻常，完全是宦官和藩镇联合起来反对王叔文集团（其事迹将在后面“权力博弈”一节详细讲述）的结果。然而，谁都不会想到，自安史之乱以来藩镇雄踞一方的固瘤，竟然会在唐宪宗手中得到解决。后世史学家将唐宪宗与著名的唐太宗和唐玄宗相提并论，唐太宗有“贞观之治”，唐玄宗有“开元盛世”，而唐宪宗之所以能获得较高评价，则完全是因为他取得了“元和削藩”的巨大成果。从唐宪宗即位的经过来看，这似乎有些不可思议。

        唐宪宗原名李淳，为唐顺宗长子，被立为太子后改名为李纯。其人小时候已显露出非凡的机智聪明。曾经有一次，祖父唐德宗抱着李纯，故意逗他：“你是谁家的孩子，怎么会在我的怀里？”李纯回答：“我是第三天子。”这一回答顿时语惊四座。李纯是唐德宗的长孙，按照祖、父、子的顺序，确实是“第三天子”。不过，这样的说法也是闻所未闻，从一个孩子口中说出来，就格外新奇而有趣了。唐德宗由此对李纯更加偏爱。

        唐德宗即位初期，试图复兴大唐，削平藩镇，结果狼狈地失败了。此后朝廷对藩镇一味姑息，有求必应。没想到，祖父的志向，竟然在孙子手中实现了。

        李纯幼年时遭逢了著名的“泾原兵变”，德宗皇帝被迫逃出长安，李纯也在逃难的队伍当中。当时他年纪虽小，正是懵懂之时，但显然战乱给他的印象相当深刻，他幼小的心灵必然埋下了深恨藩镇的种子。所以，唐宪宗一当上皇帝，立即开始不遗余力地铲除藩镇割据势力。

        元和元年（806年）正月，唐宪宗改元还没有几天，西川节度副使刘辟趁西川节度使韦皋暴病身死，自任为留后，擅自接手西川事务。如此，刘辟还不满足，上书宪宗，要求兼领三川节度使。唐宪宗没有同意。刘辟干脆打算用武力解决，发兵往梓州（今四川三台），攻克梓州，逮捕东川节度使李康，并打算任命自己的亲信卢文若为东川节度使。

        唐宪宗得知消息后勃然大怒，立即想要兴兵讨伐刘辟。但此时他新登皇位，根基未稳，还有许多顾虑，不敢轻易用兵。朝议时，群臣也认为四川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不应该轻易发兵。只有宰相杜黄裳坚决主战，慷慨激昂地说：“刘辟不过是一个狂戆书生，朝廷取之如拾草芥。臣知神策军使高崇文勇略可用，愿陛下专以军事委之，不要置监军，一定能打败刘辟。”翰林学士李吉甫也力主讨蜀。

        唐宪宗听了觉得很受鼓舞，因为在他内心深处，始终不能忘记藩镇战乱的祸害。于是，唐朝廷派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率五千人马为前锋，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率二千人马继后，会同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三军共同讨伐刘辟。

        高崇文当时正在长武城（今陕西长武西北）练兵。他治军有方，常备不懈，诏令一下，立即出发，器械粮草，一无所缺，令人十分惊叹。正月二十九日，高崇文出钭谷（今陕西太白），李元奕出骆谷（今陕西佛坪），一同进军梓州。

        二月，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旗开得胜，先攻克剑州（今四川剑阁），斩刘辟一方的刺史文德昭。

        三月，高崇文率军从阆州（今四川阆中）进发梓州。在行军途中，有个士兵在餐馆吃饭时，不小心将店主的筷子折断了，高崇文便将这个士兵斩首示众。由此可见高崇文对军纪要求之严格。正因为如此，他的军队才能保持良好的战斗力。

        梓州当时驻防的是刘辟心腹将领邢泚。邢泚见唐军势大，又听说过高崇文的厉害（高崇文少年时跟随夏绥节度使韩全义征战，曾以三千人大破吐蕃军三万，且敌人死者过半），立即不战而逃。高崇文兵不血刃地进驻梓州。

        有了前面两场败仗，刘辟也开始害怕起来，想跟唐朝廷讲和，并放回了之前被他逮捕的东川节度使李康，要求李康回去为他多说好话，“以求自雪”。李康回到梓州后，也确实为刘辟美言了几句。大概正因为李康如此没有骨气，激怒了高崇文，高崇文才以李康丢城被俘、是败军之将为由，将他斩首示众。

        唐朝廷随即任命韦丹为新一任的东川节度使。韦丹到达汉中后，观察了形势，给朝廷上表说：“高崇文率兵远来，没有资粮，如果与其梓州，必能有功。”于是唐朝廷封高崇文为东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事。大战随即开始。

        刘辟见求和无望，在鹿头关（今四川绵竹东）筑城，连设八道栅栏，屯兵万余人。但这道防线很快被高崇文攻破。刘辟又在关东万胜堆设置栅栏，被高崇文部将高霞寓攻破。高崇文每战皆胜，所向披靡。九月二十一日，高崇文攻克成都。刘辟和心腹卢文若只数十骑往西逃走，打算去投奔吐蕃。高崇文部将高霞寓率军穷追不舍，刘辟被生擒，卢文若投水自杀。

        高崇文进入成都后，休息士卒，秋毫无犯。而且只杀了刘辟的大将邢泚及馆驿巡官沈衍二人，其余官员都不问罪，由此人心大安。刘辟被送到长安处死，灭族。这场持续了八个月的叛乱被顺利平定。

        之后，唐宪宗下制割资州（今四川资中）、简州（今四川简阳）、陵州（今四川仁寿）、荣州（今四川荣县）、昌州（今四川荣昌）、泸州（今四川泸州）等六州隶于东川，以高崇文为西川节度使，以严砺为东川节度使。

        同年三月，夏绥杨惠琳拥兵抗拒朝廷任命的新夏绥节度使上任。之前，原夏绥节度使韩全义入朝时，以其外甥杨惠琳为夏绥留后。宰相杜黄裳认为韩全义出征无功，骄横不逊，将其解职，并任命了新的夏绥节度使。但夏绥的杨惠琳自负手中有支人马，拒不移交权力。河东节度使上表请求征讨杨惠琳，军队尚在调遣之中，夏绥将士已感到莫大的军事压力。不久，夏绥内部发生兵变，杨惠琳被杀，头颅被送到京城。唐宪宗没费吹灰之力就解决了杨惠琳之叛。

        自安史之乱结束后，藩镇割据局势形成，到唐宪宗时，已经延续了一百多年。没想到唐宪宗一即位，就派兵讨平了西川、夏绥两地的叛乱，藩镇大为震动，再也不敢像从前那样小觑朝廷，纷纷派使者入朝，表示对朝廷的忠心和臣服。

        当日唐德宗削藩镇失败，是因为唐德宗太急不可耐。而朝廷本身没有兵力去对付藩镇，只能以藩削藩。德宗匆忙上阵，让藩镇担心会被各个击破，于是联合起来抗命。而唐宪宗的削藩，仍然不出以藩削藩的套路，不过行动更显稳健，没有出现两线作战的情况，因此避免重蹈祖父的覆辙。而此时的藩镇，也没有像在唐德宗削藩镇时那样形成一个联合体，来对抗朝廷。另外，唐德宗以俭朴吝啬著称，皇帝小气，就能节余不少财政收入，是以唐宪宗初登皇位，尚有足够的军费能够供朝廷支出。这两点，是唐宪宗能一举削平西川、夏绥两地的两个根本原因。

        镇海节度使李锜心中不自安，也请求入朝觐见。当时中央朝廷的威信达不到东南，唐宪宗认为这是个好机会，如果李锜入朝，可以大大提高朝廷的威望，便同意允许李锜入京。然而，李锜并没有诚意来京，便一再拖延行期，最后以生病为借口，请求年底再入朝。

        宰相武元衡对此深为不满，对宪宗说：“李锜请求入京朝见就允许他朝见，请求不来朝见就允许他不来，这样下去，靠什么对全国各路兵马发号施令呢？”

        唐宪宗认为此话在理，于是就下诏征召李锜进京。李锜见朝廷反复催促，心中更加恐惧，生怕一到长安就被谋害，却又无计可施，终于起兵谋反。

        宪宗正打算派淮南节度使前去讨伐，李锜属下部将张子良等人料定李锜要失败，不愿受到牵累，便合谋擒住了他，将其押送到长安。李锜和他的儿子都被处死。镇海叛乱由此而平。

        李锜是宗室子孙，雄踞东南多年，横征暴敛，家产无数。唐朝廷抄了他的家后，打算将这些财宝全部运到长安。翰林学士李绛极有远见，向唐宪宗进言说：“李锜盘剥六州百姓，使得自己富有。现在不如把这些财产赐给浙西的百姓，用来取代他们今年的赋税。”

        唐宪宗此时正锐意进取，立即同意了李绛的建议。镇海地区的百姓听说后，为之沸腾。从此，人心都感激唐朝廷。

        平定李锜后，唐朝廷直接派出了节度使，改变了地方上拥立主帅的旧例。而西川、夏绥、镇海三镇平定，则极大地增强了唐宪宗进一步削平藩镇的信心和决心。当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都是主削除藩镇、平定割据势力的代表人物。之后的征战却是有胜有负。

        元和四年（809年），成德节度使王士真（王武俊长子）死，其子王承宗自为留后。唐宪宗决意革除藩镇世袭制，决定兴兵讨伐，但却任命宦官吐突承璀为统帅。自安史之乱以来，唐代历朝皇帝猜忌将领，已经成为一个通病。因为有鱼朝恩之类的前车之鉴，大臣以白居易为首，群起反对。唐宪宗固执己见，再一次犯了他祖先曾犯过的错误。结果可想而知，各路将领不服吐突承璀，根本不听他的号令，战况完全陷于被动。唐宪宗也因此遭受了削藩斗争中第一次重大挫折，讨伐王承宗的二十万唐军无功而还，唐朝廷被迫任命王承宗为成德节度使。

        吐突承璀回京师后，翰林学士李绛等人据理力争，要求惩办吐突承璀。唐宪宗不得已，贬吐突承璀为军器使。不久，吐突承璀因受贿被揭发，贬作淮南监军。

        元和六年（811年），唐宪宗起用李绛为宰相。李绛有才干且正直，朝廷面貌焕然一新，有了振作的气象。当时，正逢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病死，田季安子田怀谏只有十一岁。部分朝臣主张趁机对魏博用兵，李绛却坚决反对。他认为田怀谏年纪幼小，不能主持军政，魏博镇不久将会发生内讧。新一轮权力斗争结束后，新魏博主会主动归顺朝廷。

        果然，次年魏博镇内讧，将士拥立田兴为留后。田兴举魏博镇六州土地归顺唐朝廷。唐宪宗大喜，由此更加信任李绛。但是不久后，唐宪宗又开始疑忌李绛的才智。元和九年（814年），李绛罢相，唐宪宗重新召回吐突承璀。

        元和九年（814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吴少诚义弟）死，其子吴元济自任留后。淮西一镇仅有蔡（今河南汝南）、申（今河南信阳）、光（今河南潢川），区区三州之地，周围都是唐朝州县，势孤力单。而淮西历来对唐朝廷态度不恭顺，从吴少诚开始的三十多年中，淮西屡叛屡降，共造反十多次，唐宪宗早就不能容忍，坚决拒绝了吴元济继承淮西节度使的要求。吴元济于是纵兵劫掠，公开与唐朝廷叫板对抗。

        吴元济占据的蔡州（今河南汝南）一带三个州，地方不大，但逼近东都洛阳，地位十分重要：从蔡州东北推进，还可以控制汴州（今河南开封），切断运河交通，威胁唐朝的漕运。因此，这次叛乱，成了唐朝廷的心腹大患。此外，各地藩镇对唐中央朝廷的态度都是模棱两可，在臣服和叛乱之间徘徊，因此，朝廷如何对待吴元济，将直接影响到其他藩镇对唐朝廷的态度。

        元和九年（814年），唐宪宗以山南东道节度使严绶为元帅，率兵十六道，举起了讨伐淮西的大旗。但严绶私心极重，对敌不思进取，对内贿赂宦官，结为内援，导致唐军作战一年，毫无功绩可言。吴元济也使出两面派手段，一面坚决抵抗，一面派使者向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李正已的后代）和成德军节度使王承宗求救，请求他们向朝廷上书，赦免淮西。

        李师道、王承宗虽然以前与吴元济不和，但此时也清醒地意识到若唐朝廷灭了淮西，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自己。为了自身利益，他们立即上表，“请赦元济”。但此时唐宪宗决心已下。于是，李师道和王承宗表面上支持宪宗讨伐淮西，暗中却开始支持吴元济。当时，各地藩镇都养有幕僚，根据幕僚献策，李师道派兵二千奔赴寿春（今安徽寿县），声称帮助官军，实际是援助吴元济。为了策应吴元济，李师道派人招募数百恶人，攻入河阴转运院，烧掉钱财布帛三十多万缗匹，谷三万余斛，给唐军的补给造成了极大困难，人心恐慌。

        李师道又派人潜入京城，预谋刺杀朝廷中主战最力的宰相武元衡和熟悉淮西战况的御史中丞裴度。如果这两个人死了，其他朝臣必不敢再言用兵。

        元和十年（815年）六月初三清晨，天色尚未大亮，武元衡出门上朝。刚刚走出靖安坊东门，有名刺客躲在暗处突然用箭射中武元衡，武元衡随从一哄而散。刺客上前牵着武元衡的马匹走出十多步以后，从容地将他杀死，砍下他的头颅而去。

        随后，刺客又入通化坊刺杀裴度。裴度头部被刺伤，不过创口不深，他当时戴着官帽，起了一定的防护作用。刺客还要追杀时，裴度随从王义将刺客从后面抱住，大声呼救。刺客回身先砍断了王义手臂，然后再去追杀裴度。刚好这时候，裴度摔进了沟中，刺客以为裴度已死，这才停止追击，从容逃走。裴度因而幸免于难。

        一天之内，两名朝廷重臣一死一伤，这在唐朝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惊天大案，骇人听闻。京城闻讯大惊。唐宪宗紧急下诏，以后宰相出入由金吾骑兵护送，宰相所过之地，行人必须回避。尽管如此，恐怖气氛还是悄然笼罩了全城，朝臣天不亮都不敢出门。

        尤其可笑的是，刺客胆大包天，在金吾卫与京兆万年、长安两县留下纸条，威胁说：“毋急捕我，我先杀汝。”

        意思是说，不要忙着捉拿我，否则我先将你杀死。负责破案的官差竟然因此被吓唬住了，都不敢轻举妄动。兵部侍郎许孟容晋见宪宗，大哭说：“自古以来，没有发生过宰相被人在路旁杀害、却不能捕获盗贼的事情，这是朝廷的耻辱啊！”宪宗深受触动，立即下诏，凡擒获刺客者赏钱一万缗，授五品官，敢隐匿者，族诛。

        京城随即展开了大搜捕，无论是公卿还是贵戚，家有夹墙、重层者，无一例外。果然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不久后，神策将军王士则等捉拿到五名刺客，全部被斩首示众。

        刺杀事件后不久，李师道手下一名士兵突然到东都洛阳留守府告变，说李师道已秘密派人潜入洛阳，预谋叛乱。原来李师道早已经陆续派人潜入东都及附近地区，四处收买少数民族和“安史”余孽，“谋焚宫阙，纵兵杀掠”。东都留守吕元膺得知此消息后，紧急带兵捕剿。结果在数日之内捉到李师道的党羽数千人。

        刺杀事件发生之后，朝中人人自危，更不敢言平淮之事。朝廷中有人向唐宪宗献计，建议罢去裴度的官职，以此来安抚李师道和王承宗。唐宪宗大怒说：“若罢度官，是奸计得行，朝纲何以振举？吾用度一人，足以破此二贼矣！”至此，唐宪宗更加倚重裴度，拜他为宰相。

        裴度躺了二十多天，伤口才好。他矢志不移，依旧力主战事，对宪宗说：“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业已讨之，两河藩镇跋扈者，将视此为高下，不可中止。”唐宪宗赞同。裴度又向唐宪宗请求，为了讨平吴元济，请允许他在家中招延四方贤才，集思广益。唐宪宗也允许了。早先，唐德宗往往猜疑妒忌臣下，对于相互往来的朝中百官，金吾卫一概侦察情报，上报德宗，宰相也不敢在私人宅第中召见宾客。

        唐宪宗随即以韩弘取代作战一年、无功可言的严绶，同时又将刺杀武元衡之罪归之于成德节度使王承宗，下令对成德用兵。

        元和十一年（816年），唐军进攻成德。各路唐军因缺乏最高统帅，难以协调行动，被王承宗逐一击破。这一幕在唐徳宗朝时便已经上演过。而淮西战区的唐军因主帅韩弘深怀私心，养寇自重，只能各自为战，不能互相呼应。东路唐军击败淮西军，攻占鏊山（今河南丘东）。北路唐军连败淮西军。南路唐军亦攻破申州外城。西路唐军先败淮西军于朗山（今河南确山），随即大败于铁城（今河南遂平西南）。

        此时，天下震动，朝廷上下阻战的奏章如雪片般纷飞而至。但唐宪宗决意继续用兵。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李愬登上了唐帝国的政治舞台，演了一出雪夜入蔡州的千古传奇。

        李愬，字符直，名将李晟（李晟曾在德宗朝挽救唐帝国于危难之中）之子，有谋略，善骑射。从小慈孝过人，父亲死后，十五个兄弟中，唯他与哥哥李宪坚持为父庐墓三年，被皇帝劝回后，隔天又跑回去守墓。李愬之前任太子詹事，临时被起用为西路唐军统帅，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间。

        元和十二年（817年），讨伐淮西的战事进入了关键的一年。唐朝廷用兵已经四年，馈运疲弊，民力困乏，深以为患。唐宪宗也明白不能再拖了，下令停止对成德用兵，决心集中力量，先平定淮西。这时，北路李光颜率河阳、宣武、魏博、河东、忠武诸镇唐军渡过溵水，进至郾城，击败淮西兵三万，歼灭十之二三。郾城令董昌龄、守将邓怀金举城降唐。吴元济得知郾城不守，十分恐慌，将亲兵及蔡州守军全部调往北线，以增援董重质防守的洄曲。这样淮西军的主力和精锐都被吸引到了北线，这就为西路李愬奇袭蔡州创造了条件。

        这一年六月，吴元济见部下多降唐，兵势不振，上表请罪，声称愿束身归朝。宪宗派中使赐诏，允许免其死罪。但吴元济被其左右及大将董重质所挟制，无法归朝。淮西已到了穷途末路、指日可下的地步。

        李愬作战勇猛，足智多谋。抵达唐州（今河南泌阳）后，他故作柔懦懈惰，御军宽怠，以麻痹敌军，还特意对将士们说：“皇上知道我懦弱无能，所以派我前来安抚你们。对攻城打仗那类事情，我可担当不了。”

        这些话传到淮西军中，淮西军因屡败西路唐军，见李愬名位卑微，行事又如此不堪，遂掉以轻心，对他也就不作什么戒备了。

        那时候，唐州的官军刚被吴元济打败，士气低落，伤兵很多。李愬下车伊始，即亲自行视慰问将士，存恤安抚伤病员，以稳定军心。李愬看到士气开始振作，就向朝廷要求增派军队，准备袭击吴元济的老巢蔡州，朝廷又给了他两千骑兵。

        李愬很清楚，要打败淮西，须得争取熟悉叛军内情的淮西将士投降。每次获得降卒，他都亲自去嘘寒问暖，由此洞悉敌方地形、道路、兵力等诸多机密。

        有一次，李愬的部下活捉了骁将丁士良。唐军中很多人吃过丁士良的苦头，要求把他开腹剖心。李愬见丁士良是条好汉，就亲自给他松了绑，把他收为部将。丁士良感激之余，献计擒获文城栅（今河南遂平西南）吴秀琳部谋主陈光洽，招降吴秀琳部三千人，西路唐军因之士气高涨，连下多城，淮西将士降者络绎于道。

        李愬谋取蔡州，问计于吴秀琳。吴秀琳以为欲攻取蔡州，非李祜不可。李愬便设计生擒李祜，免其一死，并委任他为自己牙队的将领——六院兵马使。李祜是淮西有名的勇将，唐军多次败在他手里，都想杀他，李愬却想尽办法保护他。李祜非常感激李愬的恩德，决心帮他攻取蔡州。

        当时，吴元济把主力都用来对付其他官军，李祜便向李愬献计说：“蔡州的精兵都在洄曲（今河南商水西南）和四面边境，守卫蔡州的不过是一些老弱残兵，可以乘虚直取蔡州。”李愬深以为然。

        这时宰相裴度亲自到前方督战，临行前上书皇帝：“请自往督战，誓不与贼共生。”表现出相当的决心和勇气。刚好这时候他收到了李愬制订的偷袭蔡州的计划，裴度十分赞赏，同意出兵。

        元和十二年（817年）十月初十，风雪交加，极度寒冷。李愬突然命李祜、李忠义带领三千人组成突击队，作为先锋，自己和朝廷派来做监军的宦官带领三千人为中军，另一个将领带领三千人为后队，离营出发。军队的行动十分秘密，除个别将领外，全军上下均不知行军的目的地和部队的任务。有人跑去问李愬。李愬只是说：“向东进军。”

        大军东行三十公里，在夜间抵达张柴村，趁守军不备，全歼包括负责烽燧报警士卒在内的守军。待全军稍事休整和进食后，李愬留五百人守城栅，防备朗山方向之敌，另以五百人切断通往洄曲和其他方向的桥梁，并下令全军立即开拔。诸将问军队开往何处，李愬才宣布说：“入蔡州直取吴元济。”诸将闻说皆大惊失色，但军令如山，众将只得率部向东南方向急进。

        此时夜深天寒，风雪大作，旌旗为之破裂，人马冻死者相望于道。张柴村以东的道路，唐军无人认识，都没有走过，黑夜行军，十分难走，人人自以为必死无疑。但众人都畏惧李愬，无人敢违抗军令。夜半，雪愈下愈大，唐军强行军三十五公里，终于抵达蔡州。

        李愬看到近城处有鸡鸭池，顿生一计，命人拿棍棒去赶鹅鸭。鹅鸭给棒一赶，都呱呱地乱叫，把人马发出的声音掩盖了。李祜、李忠义率领先锋部队，在城墙上挖了一道道坎，爬上了城头。自从吴少诚抗拒朝命，唐军已有三十余年未到蔡州城下，蔡州守军毫无戒备。城上的守兵还没有醒，就全被杀死了。只留下巡夜者，让他们照常击柝报更，以免惊动敌人。外城攻破以后，李祜等打开城门，迎纳唐军。接着，李祜、李忠义又按照老办法，攻进了内城。

        鸡鸣时分，大雪已止。李愬摸进城里，一直进到吴元济的外宅。这时，有人觉察情形有异，急告吴元济说：“官军来了。”吴元济高卧未起，笑着回答说：“俘囚作乱，天亮后当杀尽这些家伙。”接着，又有人报告说：“城已陷。”吴元济仍漫不经心地说：“这一定是洄曲守军的子弟向我索求寒衣。”起床后，吴元济听到唐军传令，响应者近万人，才有惧意，率左右登牙城抗拒。

        李愬入城后，一面派人进攻牙城，一面厚抚董重质的家属，遣其子前往招降。董重质单骑至李愬军前投降，吴元济丧失了洄曲守军回援的希望。唐军再次攻打牙城时，蔡州百姓争先恐后地负柴草助唐军焚烧牙城南门。黄昏时分，城门被烧坏，吴元济投降。申、光二州及诸镇兵二万余人亦相继降唐，淮西遂平。

        王建有《赠李愬仆射》一诗，以二十八字包举平蔡战役，写得有声有色，生动地记录了这次奇袭：

        和雪翻营一夜行，神旗冻定马无声。

        遥看火号连营赤，知是先锋已上城。

        裴度入蔡州后，对吴元济旧将量罪判刑，除旧法，并约法禁盗贼斗杀，以安抚人心。蔡州人大悦。史书记载说：“蔡之遗黎，始知有生人之乐。”

        当时任行军司马的韩愈奉宪宗诏书，写了一篇《平淮西奉敕撰》（并序），记叙了这次战事。碑文共一千八百字，如行云流水，如大江出峡，汪洋恣意，一挥而就。文章之华美，所谓“下笔烟飞云动，落纸鸾回凤惊”。勒碑之时，国人视为奇文，争相诵之。本来是一件美事，却引来一场风波。韩愈时在军中任职，对于平淮西之战，亲历所见，因此有深刻的认识。韩愈认为平淮西首功之臣是主战派裴度，因此用的笔墨较多，其中有颂裴度功勋说：“凡此蔡功，惟断乃成。”

        其实，裴度与李愬分别是战略家与战术家的身份，没有裴度极力主战，也就没有后面李愬的奇袭之功。但李愬是个优秀的统兵将领，却并不是有胸襟、有远见的政治家，他因此相当不高兴。平淮西碑立在汝南城北门外不久，李愬部下石孝忠便挥锤砸断了碑。当官军赶来抓捕时，石孝忠非但不束手就擒，反而还动手打死一名吏卒。

        事情闹到了唐宪宗那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石孝忠是受了李愬指使，但李愬有平蔡州之功，且妻子是唐宪宗的外甥女，唐宪宗也没有追究韩愈平淮西碑被毁一事，还下旨让翰林大学士段文昌重写了一篇文章，多夸了李愬，重新立碑于蔡州，这才息事宁人。

        然而，韩愈撰文的碑虽然被毁，文章却流传了下来。到了宋朝，蔡州知府陈王向又令人选石，重刻韩愈文。至清朝，这块重立起的碑也早已随着多次兵燹之灾不复存在。一直到咸丰年间，军机大臣祁隽藻重书《平淮西碑》。共刻四石，并排耸立，气势磅礴。因文、书、刻俱佳，被称为“三绝碑”。

        淮西平定后，各藩镇恐惧不安。不久，横海镇程权、幽州镇刘总、成德镇王承宗等都上表请求归顺朝廷。唐宪宗又命魏博节度使田弘正等讨伐李师道，杀李师道，朝廷收复淄、青等十二州。

        至此，藩镇割据势力基本上被消灭，唐朝实现了暂时的统一，但节度使领有重兵的局面并未改变。无论如何，唐朝廷在政治上呈现出唐中期未曾有过的“元和中兴”气象，在军事上获得未曾有过的胜利，史家也因此称宪宗为“中兴之主”，裴度则被称为“中兴宗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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