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05年正月，女皇帝武则天大赦天下，改年号为神龙，自即日起，即为神龙元年。

        然神龙见首不见尾，尤其政治风云之变化莫测，实令人难以遽窥。

        正月二十三日，宰相张柬之经过周密部署，在洛阳发动兵变，史称“神龙玄武门之变”。武则天面首张易之等人被诛杀，女皇被迫退位，从权力的巅峰骤然跌至低谷，此后悄无声息，直到死去。

        在张柬之等重臣的拥戴下，太子李显（唐高宗与武则天第三子）即位，复位为唐中宗，恢复唐国号，徙武则天于上阳宫。至此，长达十五年的武周王朝结束。唐中宗李显复位后，将朝廷执政中心从洛阳重新迁回了长安。

        神龙元年（705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武则天病死于上阳宫仙居殿，由此结束了她不懈奋斗而又波澜起伏的一生。

        唐中宗李显性格懦弱，朝政大权慢慢落到了皇后韦氏和爱女安乐公主之手，发动神龙政变、匡复唐室的功臣宰相张柬之也被他们贬官驱逐，唐中宗太子李重俊被杀。韦皇后效仿原来武则天的做法，让自己的兄长韦温掌握大权，对于女儿安乐公主卖官鬻爵也不加制止，大加纵容。

        景龙四年（710年），在神龙殿批阅奏章的唐中宗忽然暴毙而死，传闻是被其妻韦皇后及其女安乐公主联手下毒谋害。韦后抢先控制了皇城内外，再立唐中宗幼子李重茂为皇帝，自己为太后，临朝称制。

        当时武则天幼子相王及爱女太平公主尚且在世，是朝中有名份、有能力与韦后相抗的两股势力。韦后先派人笼络太平公主，想取得其支持。太平公主何等精明，立即提出必须让相王李旦辅政，才能让韦后临朝，欲以此牵制韦氏。韦后先装作同意，等敕令发布，她正式临朝听政后，又以相王与韦氏叔嫂之间难以在朝堂为礼的理由，要求相王李旦退出辅政地位。

        相王李旦常年在母亲武则天的高压下生活，养成了宽厚恭谨、安恬好让的个性。韦后不让他参与朝政，他也没有什么意见，但却引起了其子李隆基的不满。李隆基见韦氏等人浊乱朝政，料到将来必为祸患，便秘密交结羽林将佐及京中豪杰之士，相约伺机起事。

        而韦后也预感到威胁将来自相王李旦家中。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权，她与女儿安乐公主及其他亲信密商，计划杀少帝李重茂，就此嫁祸于相王李旦，趁机发动一次大清洗，将所有异己一并铲除。

        兵部侍郎崔日用获悉韦氏的阴谋后，密遣宝昌寺僧人深夜至李隆基府中告密。李隆基不敢延迟，连夜赶去太平公主府中，对太平公主道：“如今事已危急，时不我待，若姑姑再犹豫，大家都死无葬身之地。”

        太平公主听了勃然大怒，决定支持李隆基联络羽林军重要将领，发动兵变。太平公主还命儿子薛崇简相助，去说动羽林营总监钟绍京作内应。

        景龙四年（710年）六月庚子之夜，即李显死后的第十八天，李隆基同羽林营中几十个心腹豪杰，从南苑潜入羽林营，将羽林将军韦播、高嵩杀死，提着两颗人头，向羽林营全体将士示众，并宣布道：“韦氏鸩杀先帝，妄想篡国，当共诛诸韦及逆臣贼子，为先帝报仇。”

        韦后一伙人将朝政搞得乌烟瘴气，人人切齿痛恨，李隆基一番话，引起了羽林军士的共鸣。众人轰然叫好，表示愿意听从调遣，支持李隆基。于是众人一起涌出军营，兵分两路，一路攻玄德门，一路攻白兽门。几路人马在凌烟阁前会合后，一齐杀向太极殿。

        正在睡梦中的韦后闻变后从床上惊起，披发跣足逃出太极殿，想逃到皇帝心腹卫士飞骑营避难，半路遇到乱兵，立时便被杀死。将士们割下她的首级献给了李隆基。安乐公主正在照镜描眉时被万骑营斩首。禁卫宫中的诸韦和韦后亲信，全部斩首。

        第二天，李隆基下令紧闭宫门和长安城门，分派万骑搜捕诸韦亲党，尽诛诸韦。

        等到大事已定，李隆基立即亲自赶到相王府向父亲李旦叩头谢罪，说明为形势所迫，不能预先告知父王的苦衷。李旦还能说什么呢，老泪纵横，一把抱住儿子道：“宗社不亡，都亏了你！你还有什么罪呢？”父子相抱而泣。由此也可见李隆基谋定后动的冷静性格。

        事变后第二天，李重茂照例出视早朝，登上皇帝宝位就座，对重大变故毫无知觉。群臣面面相觑，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此时，太平公主走进大殿，大声说道：“嗣君（指李重茂）准备让位叔父（指李旦），各位大臣以为如何？”

        大臣中有人事先早已与太平公主通气，立即大声赞成，说理应立长君。群臣自然一片附和声。

        太平公主走到李重茂面前，高声说道：“人心已经都归向相王，这已经不是你这小孩子的座位了，快快下来吧。”

        李重茂木然待着，不知所措。太平公主却不由分说，走上前去，亲自动手，强行将少帝李重茂从皇帝宝座上拉了下来。

        此时，距离李重茂初登皇位仅仅十六天。相王李旦顺理成章地走上皇位坐下，恢复帝位，即为唐睿宗。太平公主的果敢性格由此可见。她与母亲武则天相同的果断性格和对权势的热烈渴望也注定了日后必定要与精明能干的李隆基起激烈的冲突。

        李重茂被拉下皇位后不知该如何应变，只能流着眼泪走到下首站着，随即被降封为温王，又改封楚王，史称殇帝，又称少帝。不久，李重茂兄谯王李重福不服相王，拥兵占据洛阳，自行称帝，并封李重茂为皇太弟。不过，李重福不久便兵败身死，李重茂则不知所终。

        李隆基立下大功，先是被封为平王，拜殿中监同中书门下三品，不久又被立为皇太子，风头一时无二。诛灭韦氏亲党一举将他推向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然而，自踏上政治舞台，他便处在权力斗争的漩涡之中。

        李旦得以复位，太平公主也出了不少力。太平公主自恃有功，李旦又颇念兄妹情谊，对她极为尊重。这对兄妹，性格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李旦是个萎靡不振和胸无大志的人，而太平公主却继承了她母亲武则天的坚强性格。每逢宰相奏事，李旦总要先问是否与太平公主议过，于是，太平公主更为擅权弄法。太子李隆基不愿任人摆布，必然与太平公主发生矛盾。

        太平公主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也视李隆基为最主要的敌人，阴谋废除他的太子之位，另立一位老实听话、便于控制的人为太子。她在李隆基身边安插了不少耳目，要他们暗中监视李隆基的行动，随时向她汇报。李隆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太平公主都了如指掌。

        一山不容二虎。姑侄之间的明争暗斗愈演愈烈，矛盾日益激化，双方剑拔弩张，一场新的宫廷内战随时都有可能爆发。李旦性情散淡且懦弱，对妹妹和儿子都很爱惜，开始还大搞平衡，后来再也无力处理他们之间的矛盾，心力交瘁下，便借口有彗星出现，要“传德避灾”，表示愿让位于太子。

        太平公主生怕太子即位后对自己不利，遂与同党极力劝阻。李旦一向软弱，却在这件事上坚持己见，可见他已经预料到骨肉相残的悲剧将再一次上演，既然他无力阻止，那便眼不见为净吧。

        景云三年（712年）八月，太子李隆基在武德殿登基称帝，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风流天子唐玄宗。李隆基尊唐睿宗李旦为太上皇，改元先天。除三品以上官吏的任免和大案要政仍由太上皇亲自处理外，其他一切庶务悉数由李隆基督办。

        李隆基即位之后，与姑姑太平公主开始了激烈的权势之争。太平公主的势力有增无减，“宰相七人，五出其门。文武之臣，大半附之”，因此而导致政局不稳，政事昏暗。太平公主甚至阴谋废杀李隆基。李隆基身边的亲信宫人元氏为太平公主亲信崔湜收买，暗中在李隆基服用的“赤箭粉”中放毒药，欲置李隆基于死地。

        先天二年（713年）七月，李隆基抢先动手，尽杀太平公主同党，派心腹王毛仲和高力士前往拘捕太平公主，逼迫她自杀（一说禁锢终身）。其亲族党羽也连坐被诛，唯独太平公主之子薛崇简因多次劝谏母亲，特旨免死，赐姓李，官爵照旧。

        自神龙元年（705年）正月女皇武则天退位，唐中宗李显再度称帝，至先天二年（713年）七月唐玄宗李隆基诛灭太平公主势力，整整有八年半的时间。这期间，皇帝换了四人，在位多则五年有余，少则不足二十天。不少人蠢蠢欲动，觊觎皇帝宝座，其中不乏位高权重的女性，如唐中宗皇后韦氏、韦氏之女安乐公主、武则天之女太平公主等，以致唐皇室祸变再三，整个大明宫都笼罩在血腥当中。

        通过艰难曲折的斗争而获得胜利的李隆基，不仅取得象征至高权力的皇冠，还彻底终结了武周以来的多次政变。后世史学家认为太平公主的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自其退出政治舞台后，再也没有如此多的女性能够长久地影响中国的政治。

        十二月，李隆基大赦天下，改元开元。

        这一年，李隆基二十九岁，雄姿英发，正要大展宏图。历史人物往往既是剧作者又是剧中人，李隆基一生大起大落的悲喜剧，从一开始就轰轰烈烈地上演了，唐朝历史也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先天二年（713年）三月，李隆基即位后半年多后，晋陵县（今江苏常州）从九品县尉杨相如上疏言时政，提出：“隋氏纵欲而亡，太宗抑欲而昌，愿陛下详择之。”这主要是针对当时大唐达官贵戚竞相浮华、奢靡成风的现象提出的。

        唐中宗当政时，安乐公主奢侈惊人，命人织成百鸟毛裙两件，自己一件，韦后一件，计价百万。这两件毛裙，正看为一色，旁看为一色，日下为一色，影中为一色，仿佛百鸟并见裙中。自安乐公主做成此裙，百官之家多仿效，致使“江岭奇禽异兽毛羽，采之殆尽”。太平公主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太平公主为武则天唯一的女儿，自小备受宠爱，除遍占京畿“膏腴”田园外，“绮疏宝帐，音乐舆乘，同于宫掖。侍儿披罗绮，常数百人，苍头监妪，必盈千数。外州供狗马玩好滋味，不可纪极”。安乐公主和太平公主虽然先后伏诛，但奢靡之风仍在，“互相夸尚，浸成风俗”。

        李隆基看了杨相如的奏疏后，“览而善之”，针对“风俗奢靡”的社会流弊，断然采取了措施：规定三品以下的大臣，以及内宫后妃以下者，不得佩戴金玉制作的饰物，并且遣散宫女，以节省开支。他又下令全国各地均不得开采珠玉及制造锦绣，一改武则天以来后宫形成的奢靡之风。李隆基在行动上遵循曾祖父“（唐）太宗（李世民）抑欲而昌”的做法，抑情损欲，刻厉节俭，屡禁奢靡，以求“返朴还淳，家给人足”。

        难能可贵的是，李隆基深知“文质之风，自上而始”的道理，首先从自己做起。李隆基皇后王氏之父王仁皎死后，李隆基准许特别优待，想按自己外祖父窦孝湛死时的丧葬规格，为岳父王仁皎修筑高达五丈一尺的坟茔。宰相宋璟、苏颋坚决不同意争，劝谏说：“官居一品，坟只高一丈九尺，先朝开国元勋，坟高亦不过三丈许。从前窦太尉坟，已逾越礼制，怎可再蹈前辙？万望陛下遵守朝廷成制，成全中宫美德。”李隆基急忙改过，对宋璟等表示：“朕每事常欲正身以成纲纪，至于妻子，情岂有私？”

        北宋史学家司马光认为李隆基这一“抑欲而昌”的举措对后来实现“大治”非常重要，称赞道：“明皇（李隆基庙号玄宗，谥号为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后世多称其为唐明皇）之始欲为治，能自刻厉节俭如此。”至于李隆基晚年奢侈糜烂，“晚节犹以奢败”，则是后话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开元年间的大多数宰相都以“清俭”著称。开元初，李隆基用姚崇为相。姚崇身为宰相，却没有自己的专门宅第，全家人住在离朝很偏远的地方。他上朝处理政务后，常常因天晚不能及时回家，就住在罔极寺（太平公主为母亲武则天祈福而建，寺名取自中“欲报以德，昊天罔极”句）里。有次，李隆基患了疟疾，上常令源乾曜处理政务，每有大事，就到罔极寺请教姚崇。源乾曜与姚崇接触较多，十分敬佩姚崇严于律己、廉洁勤俭的生活作风，他奏请李隆基让姚崇搬进四方馆（属中书省）居住，李隆基当即批准。但姚崇认为四方馆太豪华，又藏有公文，不便住进去，遂坚决谢绝。姚崇临终前留下遗嘱，告诫子孙“各守其分”，还特别“属以薄葬”。后世史学家王夫之认为：“唯开元之世，以清贞位宰相者三：宋璟清而劲，怀慎清而慎，张九龄清而和，远声色，绝货利，卓然立于有唐三百余年之中，而朝廷乃知有廉耻，天下乃藉以又安。”宋璟﹑张九龄等人，都是历史上的名相，政治上均有所建树。

        正因为开元君臣严于律己，自上而始，才使得大唐的奢靡风俗得到了有效的抑制，逐渐形成“返朴还淳”的气象。可以说，“开元之治”的实现，实际上是以“返朴还淳”为起点。

        李隆基即位时，李姓王朝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篡位和血腥的苦难。为了稳定政局，李隆基采取果断地将武氏﹑韦氏及太平公主的余党都加以杀戮或贬斥。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和运转速度，将武则天以及唐中宗和唐睿宗时大量委派的斜封官（非正式任命），试﹑摄﹑判﹑知官（非正职的冗官）予以裁撤精简，将宰相的人数由唐睿宗时的十余人减少到两三人。对于自己的同胞兄弟，李隆基恩礼优待，却不给他们以实职，从根本上削弱了皇室内部发动政变的政治基础。而对那些自恃对李隆基有功而邀求权位的功臣，比如刘幽求﹑钟绍京﹑王琚等人，则坚决予以贬斥。这样，通过一系列有力的措施，本来已经衰落的皇权，在坚强果敢的李隆基手中又重新达到了顶峰。

        这个时候的李隆基，意气风发，雄心勃勃，一心要大有作为。开元四年（716年）正月，尚衣奉御长孙昕（李隆基皇后王氏妹夫）因与御史大夫李杰有过节，约同妹夫杨仙玉在里巷伺机殴打李杰。李杰气愤之极，也不管对方是不是皇亲国戚，上表陈诉说：“大臣被打，实为辱国。”李杰这帽子扣得很大，而且相当高明。李隆基大怒，下令处斩长孙昕、杨仙玉等参事者。散骑常侍马怀素认为正月不宜行刑。于是李隆基改判斩刑为杖毙于朝堂，以谢百官，并表示：“为令者自近而及远，行罚者先亲而后疏。”同时下敕书慰问李杰。处置长孙昕等人后，“由是贵戚束手”。

        李隆基此时不过三十岁出头，掌权不过几年时间，还没有忘记他登上政治舞台的艰辛，所以，这件事的处理，应该出于李隆基的本意，而并非所谓的帝王权术。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天下人表明了“励精求治”的决心。

        人们习惯将一个美好的时代称为“黄金时代”，因为黄金是贵重之物。这种黄金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几次，最为人称道的就是李隆基所开创的“开元盛世”。这的确是一个闪耀着黄金般光辉的时代，一个政绩彪炳、安定繁荣、文化昌盛、国力富强的时代，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光芒万丈的时代，无论是内政、外交、军事，还是文化、艺术，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开元时期，土地开辟，许多“高山绝壑，耒耜亦满”。由于开源节流，国家财政日益丰裕，全国的粮仓充实，致使物价十分廉宜。据杜佑《通典》所记：“至（开元）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可见当时粮食布帛产量丰富，物价低廉，商业繁茂。

        有杜甫诗为佐证：“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洲四道无豺虎，远行不劳求吉日，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直到中唐以前，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唯一有纸的国家。中国的丝绸沿着丝绸之路到了西方，马上就成为罗马贵族们手里比黄金还要珍贵的奢侈品。

        当时大唐的百姓，不仅在家安居乐业，出外旅行也很舒适，道路畅通，行旅安全。《通典》记载：“开元时东至洛阳、汴梁，西至关中歧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肆丰溢，每个驿站都出赁驴马供客人骑乘。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淳府，皆有驿站和店铺。”

        杜甫也曾经在诗中描写：从秦州（今甘肃天水）通西域（今新疆）的驿舍有池、有沼；有林、有竹。当时甘肃到新疆的驿舍有池、有竹，可见气候和水源远比现在好得多。还有一个数据，很能说明社会的安定和太平，即官民犯罪的人很少。开元十八年（730年），全国犯罪的仅二十四人。

        国力强盛是开元之治的另一重要标志。自唐高宗以后，吐蕃强大，成为唐朝西方的严重威胁。武则天时期，北突厥复兴于漠北，契丹崛起于东北，又造成唐朝北方的形势紧张，许多在贞观﹑永徽年间归属唐朝的地区重又脱离控制。李隆基即位后，加强邻接地区的军队，开立屯田，大大充实了防务，又从东北到西北和南方设立了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伊西北庭﹑剑南等九个节度使和一个岭南五府经略使，以统一指挥战守军事。

        对外战争也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开元五年（717年），唐朝从契丹收复了辽西二十一州，重置营州都督府，漠北拔也古、同罗、回纥等都重新归顺唐朝。在西北，唐朝收复了碎叶城，并打败了强悍的吐蕃、小勃律，通往中亚的道路由此重新被打开，唐朝对西域的主权恢复，使大唐声威远播西亚。日本、朝鲜半岛同唐朝的联系频繁，南亚各国同唐朝交往不断。各国的使者和商人来往不绝。

        许多来华的胡人（唐人对各国人士一律统称为“胡人”，外国商贩称之为“胡商”“胡贾”，外国僧人统称为“胡僧”，外国女子统称为“胡姬”）见识了唐朝举世无双的繁荣，乐不思蜀，以至不想回国，干脆就留在了中国。当时西域少数民族普遍向往东方乐土，都城长安更是众望所归的圣地，所以这里云集着数量惊人的西域胡人，最多时可达二十万之众。长安献艺的歌、舞、百戏、幻术（杂技）等高手，以及与他们相伴而来的是在长安开设饭铺酒肆、歌楼舞榭的胡商胡姬，他们很快就成为唐朝文化大视野中的一道新奇风景。

        社会经济的繁荣必然推动文化的发展，盛唐在文学艺术方面取得的成就也是硕果累累，气象非凡，成就巨大。唐诗最为后世称道，唐诗大潮在开元时期达到了顶峰，一泻千里，蔚为壮观。群星灿烂，百花争艳，大诗人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等均为空前绝后的超一流诗人，将整个盛唐诗坛装点得空前壮美，气象万千。而唐代中期的著名诗人（所谓大历十才子）也是这个时期培育出来的。大书法家张旭、颜真卿，大画家吴道子，大音乐家李龟年的艺术成果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他舞蹈、雕刻﹑塑造等艺术，也无不有辉煌而显著的成就。

        盛唐文化不但是唐朝文化的精华所在，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文化精华所在，是中国有史以来文学艺术创作最为发达和辉煌的历史时代。在一个封建朝代，集中出现了如此多足以照耀千古的杰才俊士，是李隆基统治前期文治武功的最好写照。他的成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但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皇帝，后来的帝王也再也没人能够超越他。开元，确实开出了一个崭新的新纪元，开出了中国封建史上最鼎盛、最辉煌的丰碑。

        这是一个充满阳刚之气的时代，振奋人心，蓬勃向上。因为自信、开放、宽宏、博大、发达，大唐声威撒播四海。

        开元盛世，是一个充满着梦想，同时也能使梦想变为现实的时代，人生的种种理想都能被这个气势恢宏的时代所激荡。一个封建时代泱泱大国所有迷人的光彩，都在这半个世纪的岁月中闪耀：疆域辽阔，物产丰富，经济繁荣，文艺昌盛。整个开元年间，唐朝的君臣和百姓就在歌舞升平中度过。还有什么比生活在这样的盛世更令人心满意足呢？唐朝，成为东方的传奇。长安，成为传奇的乐土。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说过：“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又提出要“见盛观衰”。遗憾的是，李隆基没有借鉴前人的历史经验，他看到了繁荣强盛的表面，却没有看到背后更深刻的政治危机。节度使统辖的军队过于强大而内地军备废弛，导致内轻外重，成为后来安史之乱的伏因。而促使伏因爆发的，并非只有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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