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李隆基前半生励精图治，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正是在他手中开创了封建历史上最辉煌的黄金时代——开元盛世。当时，唐朝国力达到了最巅峰，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连中亚的沙漠地带也受其支配。玄宗统治前期，文治武功极为突出，唐帝国在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出现了众多足以照耀千古的杰才俊士。唐代文明显出空前的阔大和繁荣，它眼界开阔，兼容并蓄，又极富自信，因而成为中华民族自豪感的重要源泉。

        伟大的繁荣之后隐藏的危机却往往为人所忽视。唐玄宗后半生开始了声色犬马的享乐生活，不理朝政，缠绵于与杨贵妃之间“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伟大爱情。奸相李林甫和杨国忠先后执政，导致整个大唐帝国的形势急转直下。唐玄宗在位的前期，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世；他在位的后期，一场历史上罕见的社会大动乱导致唐朝由盛转衰。在其身上，充分表现出一个历史人物的复杂性。

        安史之乱是整个唐朝的转折点，之后，唐朝的政治格局有了很大改变，除了前面提到的藩镇割据外，还有宦官势力的崛起。毫无疑问，宦官横行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了唐朝中后期的时局，甚至该为唐帝国最后的覆灭负有最直接的责任。而宦官势力崛起的起源者，便是唐玄宗。

        宦官是中国古代称呼被阉割后失去性能力而专供皇帝、君主及其家族役使的官员。皇帝与宦官的主奴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的情况下是按法令和伦理规范实现的，也有例外的时候，就是主弱奴强，也即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宦官擅权。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宦官由少府管辖。秦始皇死后，宦官赵高勾结丞相李斯，篡诏改立胡亥为帝，直接导致了秦朝二世而亡。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鉴于秦亡教训，间用文士充中常侍，以抑制宦官势力。当时的人将处宫刑的地方称为“蚕室”。处宫刑可以用来代替死罪，司马迁便是因为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说好话被判了死罪，之后甘愿受宫刑代替了死罪。西汉前中期，宦官受到抑制，没有形成大的势力。汉朝元帝以后，宦官势力复萌。东汉时，侍从皇帝的中常侍专由宦官充任。他们传达诏令，掌理文书，左右着皇帝的视听，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局。加上其时外戚势大，皇帝想利用宦官牵制外戚，但结果却往往造成了宦官专政的局面。

        秦汉以后，宦官制度更加详备。唐朝立国之初，宦官地位较低，贞观定制：“内侍省不置三品官，长官内侍阶四品。”宦官着黄色服，由官府给以粮食，仅看守门庭、传递诏命而已。

        唐中宗时，宦官受宠，官秩七品以上者有千余人，但能够穿红官服的还很少。唐玄宗因高力士铲除太平公主有功，破格授予三品官阶。此例一开，再也无法抑束，三品官阶授予宦官，逐渐成为常事。以至于到了后来，宫中三千多个宦官中，拥有三品将军称号者极多，能够穿戴紫色和红色官服的竟达千余人。他们如果当上将军，权力比节度使还大，得到的赏赐礼品动不动就以千万计，宦官的得势也从此时开始。可以说，唐中后期宦官得以猖獗甚至把持朝纲，同他们受到皇帝太多的信任、拥有太高的官职有很大的关系。在这件事上，唐玄宗负有无法推卸的责任。而他最宠信的高力士，就是唐朝历史上第一位参与国家政事的宦官。

        高力士，潘州（今广东茂名）人，本名冯元一。武则天执政时，有人诬告岭南流人谋反，潘州刺史冯君衡受此案牵连而被抄家。其子冯元一年仅十岁，免死被阉入宫，改名力士。后为老宦官高延福收为养子，遂改姓高。

        高力士年幼时行事聪慧、口齿伶俐，很得武则天赏识，让他留在身边，给事左右。成人后，高力士更因性格谨慎缜密，办事精明干练，善传诏令，而受任宫阉丞，掌管宫内的法纪制度，出入管钥。

        景龙二年（708年），临淄王李隆基在藩邸集才勇之士图谋帝位。高力士料到李隆基将来必大有作为，倾心巴结。刚好李隆基在宫中需要内应，也将高力士引为知己。自此，二人开始了长达五十年的共荣辱、同进退的生涯。

        景龙四年（710年），李隆基发动宫廷政变，杀唐中宗皇后韦氏、安乐公主及韦氏党羽，唐睿宗李旦复帝位，立李隆基为皇太子。高力士参与谋划有功，擢升为朝散大夫、内给事，掌管宫内百事，常侍太子左右。

        太极元年（712年），高力士协助已经是玄宗皇帝的李隆基，再一次发动宫廷政变，诛杀了太平公主及其死党，因功迁银青光禄大夫，行内侍正员。不久一路高升，从右监门卫将军开始，一直当到骠骑大将军。至此，高力士权倾朝野，权力和地位达到顶峰。其人常宿禁中，“四方奏请皆先省后进，小事即专决”，由此开宦官处理国家政务的先例。

        因高力士有能力一言兴人，一言废人，投机钻营之徒皆投其门下。朝廷内外大臣也纷纷讨好高力士，就连显赫一时的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高仙芝、宇文融、韦坚、杨慎矜、安思顺等文武重臣也不例外，诸人均是因巴结高力士，赖其斡旋出力，才得以爬上将相高位。

        高力士身为宦官，已经不再是一个男人，但为了显赫自己的权势和地位，仍娶妻纳妾。河间人吕玄晤在京师长安为小吏，有个女儿吕国姝颇有姿色，且躬行妇道，高力士遂娶来为妻。吕玄晤随即升为少卿刺史，吕国姝的兄弟也都做了高官。后来吕玄晤的妻子去世，高力士为岳母操办了隆重的葬礼。朝中的官员也争相交赠祭礼。从吕府到吕夫人墓地之间的道路上，送葬的官员车马相接，相望不绝，排场绝不亚于王侯将相的葬礼。

        高力士家产之富远非王侯能比，但他仍然利用机会大加敛财。他经常以为皇室采办之名，派小宦官到各地掠取财货，派出的人每次都是大获而归。高力士及其同党的甲第池园，良田美产，几乎占去京城的十之六七。

        高力士还不满足于既得的财富，想占有得更多。有一年，高力士出钱在长安建造了宝寿佛寺，在兴宁坊建造了一座道士祠，都是巧工雕凿，镶金挂玉，就连朝廷建造的寺观也为之逊色。高力士特意在宝寿寺内铸了一座大钟。钟铸成之日，广宴宾客，京城的达官贵人、豪商臣贾都应邀赴宴。在宴会上，高力士提出新钟铸成，每杵一下，需要纳钱十万作为礼钱。在座的人为讨得高力士的欢心，争先纳钱叩钟。多的人击至二十杵，少的也有十杵。仅这一次宴请宾客，高力士的收入就难以数计。

        唐玄宗对高力士的宠信，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总说：“力士在，我寝乃安。”

        高力士平素谨慎，善于观察时势，从不随意开口讲话。又因为在宫中时间已久，见到过各种危险和阴谋，所以明哲保身。就是他自己亲近的人，如果受到皇帝的斥责处分，他也不轻易相救。所以，唐玄宗始终保持了对他的信任，君臣二人的私人感情很好。加上高力士“性格淳和，处事周谨，少有大错”，观时俯仰，轻易不敢骄横，于朝廷内外亦无大恶名，与诸王公大臣都能保持和谐的关系，当时朝中众臣也并不讨厌他。高力士虽然仅仅充当着皇帝心腹的角色，未曾过多越位擅权，但唐朝后期宦官专宠乱政的局面，却正是因此而起。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危及两京。“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唐玄宗从酒色中惊醒，开始猜忌前方大将，委派宦官边令诚作为监军，由此开宦官监军之先例。

        然边令诚之作为实令人侧目，到任之后，先谗杀名将封常清、高仙芝，自毁长城，造成大将未死敌手的悲剧。等到安禄山叛军到来之时，这位监军则投降得比谁都快。

        天宝十五年（756年）五月，唐玄宗仓皇避乱入蜀，高力士随往。等到君臣二人重返京都时，形势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唐玄宗不得不退位为太上皇，高力士的地位也开始发生动摇。

        当时，宦官李辅国因拥立肃宗有功而倍受宠信。李辅国又勾结皇后张良娣，持权禁中，干预政事。高力士本是李辅国的前辈，又自恃得太上皇宠信，故在李辅国面前常摆架子，甚至有不礼行为，因此高、李二人结怨，李辅国寻机打击高力士，借唐肃宗猜忌唐玄宗之心，将唐玄宗身边亲信相继贬黜。高力士以“潜通逆党”的罪名，被流放于巫州。

        巫地多荠，但不食。高力士感伤而赋诗云：“两京作斤卖，五溪无人采。夷夏虽有殊，气味都不改。”这首诗既感慨了时世的巨大变化，又抒发他虽被贬流，但对玄宗的忠诚却没有丝毫改变的心意。

        宝应元年（762年）三月，有诏书颁行天下：“流人一律放还。”随即唐玄宗、唐肃宗相继去世。太子李豫在宦官李辅国、程元振的拥立下登基，是为唐代宗。六月，“二圣”的遗诏传至巫州，高力士闻知“二圣”的死讯，呼天叩地，哭得死去活来，由于悲痛过度，忧伤成疾，不久病死，时年七十九岁。

        唐代宗因高力士乃数朝老臣，护卫先帝有功，诏令恢复高力士原有官职，追赠广州都督，由皇家出面操办丧礼，并陪葬于唐玄宗泰陵，“没而不朽”。高力士生前未能见唐玄宗最后一面，死后却得以长伴玄宗于地下，如若九泉有知，当也不会再有遗憾。

        安史之乱后，宦官势力更加膨胀，有的甚至封王爵，位列三公。部分宦官还染指军权。唐肃宗时，设观军容使，专以宦官中的掌权者充任，作为监视出征将帅的最高军职。

        乾元元年（758年）九月，唐肃宗命九节度使联兵出击，围攻盘踞相州的安庆绪。但此次出兵不设主帅，只以宦官鱼朝恩任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监视各军将领。史书上对此解释：“上（唐肃宗）以（郭）子仪、（李）光弼皆元勋，难相统属，故不置元帅，但以宦官开府仪同三司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

        其实并不是郭子仪、李光弼等元勋名将谁也不好统领谁这么简单，而是由于安禄山叛乱的事实，使得唐肃宗心有余悸。他既想利用节度使来平定叛乱，又不能完全相信他们，更不放心将几十万唐军单独交给某一个威信与实力都很强的节度使。这样，造成的结果却是军令不一，各节度使又互不为谋，矛盾重重。而更为严重的是，在朝廷与节度使的矛盾中，宦官势力乘机滋长，致使宦官专政成为唐中后期最严重的问题。

        唐军各路人马共六十万，共围相州邺城（今河南安阳）。郭子仪命部队引漳河水（《通鉴》记为漳河，《唐书》记为安阳河）淹邺城，城中粮尽。困守在城中的安庆绪日子相当不好过，邺城中开始缺粮，一斗粮食需要七万钱，米价最便宜的时候不过几文钱。粮食吃完了，连邺城的老鼠都值钱起来，一只要数千钱。而且也出现了“人相食”的情况。邺城中有人想要暗中投降，却因为城中被淹，水太深，无法轻易出去。

        此时的局面对唐军极为有利，然而唐军没有主帅，没有统一的指挥，彼此牵制，错失了良机。安庆绪派人向史思明求救。史思明发兵五万南下，在邺城外与唐军相遇。唐军中李光弼、王思礼、许叔冀、鲁炅四部率先与史思明激战，双方各有死伤。

        郭子仪率军赶到，准备从背后袭击史思明，形成前后夹击之势。然而形势突然起了戏剧性的变化，郭子仪刚要布阵，突然狂风大作，刹那间天昏地暗，飞沙走石，对面不见人。史书中记载说：“吹沙拔木，天地昼晦，咫尺不相辨。”飞扬的尘土中，只见人影憧憧，来回移动奔跑。交战双方都大惊失色，均以为是对手追来，纷纷逃散，溃不可止。唐军往南逃跑，史军则往北逃跑。甲仗、辎重委弃于路。唐军九路人马，大多溃逃，只有李光弼、王思礼两支部队全军而归。由此可见当时天气之恶劣，着实令人胆战心惊，声威绝不亚于今日的沙尘暴。

        事实上，相州之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主帅鱼朝恩，其人既无军事才能，又不能有效调度协调唐军，导致各节度使各自为战，进退不一，遂致惨败。然安史之乱后，唐中央朝廷对统兵将领都是将信将疑，宦官既为皇帝家奴，适时而出，被皇帝当作强化皇权的有力工具，予以绝对信任。

        唐代宗登基后，仍然任用宦官掌管禁军，譬如任鱼朝恩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专领神策军，恩宠无比。

        一次，鱼朝恩去国子监视察，唐代宗特诏宰相、百官，六军将领集合送行。京兆府置办宴席，内教坊出音乐排优佐宴助兴。大臣子弟二百余人穿红着紫充当学生，列于国子监廊庑之下，场面极为盛大。鱼朝恩出尽风头，得意非凡。

        唐代宗还下令赐钱一万贯作为本金，放债取息当作学生饮食的费用。此例一开，以后鱼朝恩每次去国子监都要带上数百名神策军，前呼后拥以壮声威。京兆府照例张罗酒食，一次耗费数十万。

        鱼朝恩得志后，完全不将朝中文武重臣放在眼里。名将郭子仪曾收复长安，功盖一代，却为人谨慎，不居功自傲，从不轻易与人结怨。鱼朝恩不知为何将郭子仪当成眼中钉，常想算计对方。

        一次郭子仪立功回朝，鱼朝恩主动邀请他游章敬寺。有知情人事先告诉郭子仪说：“鱼朝恩想加害于你，千万别上他的当。”郭子仪不听。将士们请求随身护卫，郭子仪拒绝了，并且说：“我是国家的大臣，没有皇帝的命令，鱼朝恩不敢杀我。”只带着家童数人去见鱼朝恩。鱼朝恩一见之下，大吃了一惊。郭子仪将旁人的话告诉了鱼朝恩。鱼朝恩听了，羞愧难当，不但不感激郭子仪的大度，反而更加怀恨。

        之后，有人掘了郭子仪父亲的坟墓。整个长安城都闹得沸沸扬扬，众人都明白这肯定是鱼朝恩暗中指使人干的。满朝公卿大臣对此事都很忧虑，生怕郭子仪盛怒之下，闹出事端。

        郭子仪入朝时，皇帝甚至主动问起此事，郭子仪哭奏道：“臣长期主持军务，不能禁绝暴贼，军士摧毁别人坟墓的事，也是有的。这是臣的不忠不孝，招致上天的谴责，不是人患所造成的。”盗墓之事才不了了之，朝廷内外惶恐不安的气氛也消除了。

        天下人知道后，无不对郭子仪的坦荡和宽厚钦佩有加。郭子仪始终不居功自傲，不以势压人，所以始终没有因功致祸，得以在凶险的宦途中立于不败之地。

        然鱼朝恩嚣张气焰不减，每次诏会群臣议事，都好在大庭广众下侈谈时政，欺压大臣，而号称“强辩”的宰相元载也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

        一次，百官聚会朝堂，鱼朝恩声严色厉地说：“宰相的责任，在于调理好阴阳，安抚好百姓。现今阴阳不和，水旱频生，屯驻京畿的军队有数十万，给养缺乏，漕运艰难。皇帝为此卧不安席，食不甘味，这宰相是怎么当的？还不让贤，一声不吭在那里赖着干什么呢？”说得满座皆惊，宰相低首，却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话。

        沉默了一会儿，礼部郎中相里造突然站了起来，不慌不忙地走到鱼朝恩跟前，说：“阴阳不和，五谷腾贵，这是观军容使造成的，与宰相何干？现今京师无事，六军足可维持安定了，却又调来十万大军，军粮因此而不足，百官供应也感困乏，宰相不过是行之文书而已，又有什么罪过呢？”

        鱼朝恩未想到会有人顶撞他，一时无言以对，拂袖而去，愤愤地说：“南衙（指朝官）官僚结成用党，想加害于我。”

        鱼朝恩被相里造顶了一回之后，心中有一肚子气，总想找机会发泄。适逢国子监堂室刚刚修复，要举行庆典，朝臣们都要出席。鱼朝恩来到国子监后，手执升于高座讲学，面对着在座百官，他有意选择“鼎折足，覆公饨”开讲，用以讥讽宰相。

        宰相王缙（大诗人王维弟）听了，不禁怒容满面。而另一宰相元载听了，却恬然自乐。鱼朝恩感觉元载心计非同一般，从此开始提防元载，对人说：“听了我所讲的话，恼怒者合乎人之常情，面带笑容者实在是深不可测。”他后来果然栽在了元载手中。

        鱼朝恩骄横惯了后，开始目空一切，自以为天下非他莫属，朝廷政事稍不如他的意，就发怒道：“天下事还能有离得了我的吗！”

        唐代宗听说后相当不悦。但此时鱼朝恩手握禁兵，已经是难以禁制，唐代宗一时也没有好的办法来对付他，只能听之任之。

        真正促使唐代宗下定决心的是紫衣事件。鱼朝恩有一个养子名叫令徽，年仅十四岁，在内侍省当内给使，唐代宗特赐绿服。有一次，黄门在殿前列队，有一位在令徽之上的黄门不慎碰了他一下，令徽马上跑回向鱼朝恩告状，声称班次居下，受人欺负。

        第二天，鱼朝恩就带养子面见唐代宗，说；“臣的犬子官品卑下，经常被同僚凌辱，请陛下赐以紫衣。”

        这是公然向皇帝要官，并且态度已经十分不客气了。尤其令人震惊的是，唐代宗还没有开口表态，旁边就有人将高级品官所穿的紫衣抱到了令徽面前。令徽赶紧将紫衣穿上，然后跪拜谢恩。

        事已至此，唐代宗也不便说什么，只好顺水推舟做个人情，勉强笑着说：“这孩子穿了紫衣，比原来好看多了。”口虽这么说，心中却十分生气。不久，还把碰撞了令徽的黄门贬到岭南。此时，唐代宗意识到鱼朝恩的权势熏天，已经快要到了只知道有朝恩、不知道有天子的地步了。

        此后，唐代宗对鱼朝恩产生了强烈的厌恶之情。虽然皇帝竭力掩饰，但有时候还是会有流露。宰相元载窥见唐代宗对鱼朝恩心生恶感，便奏请将其人铲除。唐代宗却一时下不了决心，因为鱼朝恩军权在握，党羽众多，一旦事情不成，后果难以预料。元载却胸有成竹，安慰唐代宗说：“只要陛下将此事全权交我办理，必能办妥。”于是唐代宗同意了，嘱咐元载千万要小心。

        元载字公辅，凤翔岐山（今陕西岐山）人，出身寒微。肃宗时，累官至户部侍郎、度支使及诸道转运使，掌管国家财政，后因巴结唐肃宗朝得宠宦官李辅国而升任宰相。唐代宗即位后，仍为宰相，并贿赂宦官董秀，侦查皇帝的心意，因此奏对时总能对皇帝的胃口，由此受到唐代宗的宠信。他妻子王韫秀为开元年间河西节度使王忠嗣之女，一向以凶狠暴戾闻名。

        元载决非善类，也不是个正大光明的人物。他先用重金收买鱼朝恩的心腹，以便掌握其动静。鱼朝恩每次上朝，由殿前射生将周皓率领一百多人护卫，又以陕州节度使皇甫温握兵在外为援。元载千方百计地把二人收买了过来。

        接着，唐代宗将凤翔节度使李抱玉徒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以皇甫温为凤翔节度使。表面上看是投鱼朝恩所好，加重了其亲信的地位，实质是麻痹他。鱼朝恩还蒙在鼓里，不知祸之将至。然而，鱼朝恩在宫中的党羽觉察到唐代宗意旨有异，便密报鱼朝恩。鱼朝恩将信将疑，上朝时试探，见唐代宗恩遇如常，就放了心。

        大历五年（770年）三月初十，是传统的寒食节。唐代宗按照惯例在皇宫中置酒设宴，与亲贵近臣欢度节日。宴席结束后，唐代宗传下圣旨，要鱼朝恩留下议事。这有些不大寻常，但正值欢宴后，鱼朝恩也没多想，便坐车去见代宗（鱼朝恩体形偏胖，行动不便，每次上朝都坐四轮小车）。

        鱼朝恩一进殿，脸色阴沉的唐代宗就质问他为什么大胆图谋不轨。鱼朝恩大出意外，一时呆住，但很快冷静下来，为自己辩白。此时的他，还没有意识到大限将至，态度十分强硬，根本没有把唐代宗放在眼里。唐代宗怒极，豁然起身。这时候，早被元载收买的周皓与左右一拥而上，当即擒获了鱼朝恩，并当场勒死在地。前后时间很短，处理得干净利落。鱼朝恩时年四十九岁。

        鱼朝恩在禁中被秘密处死一事，除少数参与密谋的人，外界一无所知。为防不测，唐代宗暂时隐瞒真相，下诏罢鱼朝恩观军容使等职，增实封六百户，通前共一千户，保留内侍监如故。诏令公布后，诈言鱼朝恩受诏而自缢，将其尸体送回家，赐钱六百万作安葬费。

        鱼朝恩弄权多年，结党营私，形成了一股强有力的势力，唐代宗担心其党羽闹事，尤其是担心引发禁军的骚乱。于是，下令对鱼氏党羽亲信免于追究，将鱼朝恩亲信刘希暹、王驾鹤并擢为御史中丞，以安慰北军之心，并下诏宣称：“你们均为朕之属下，禁军今后由朕统帅，勿有顾虑。”

        经过安抚，众心稍安，基本上没出现大的变故。唯独刘希暹过去罪恶满盈，常常自疑不安，又出言不逊，唐代宗遂将其赐死。鱼朝恩死后，尚且让皇帝煞费苦心，可见其生前是何等的风头。

        唐代宗依靠元载的帮助，才得以铲除鱼朝恩。然而，鱼朝恩死后，唐代宗又厌恶宰相元载专权，心中杀机蠢蠢欲动。

        宰相号称“国之名器”，“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也”，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权力极大。而皇权与相权之争，亦非唐代宗一朝独有。宰相专权与宦官专权不同，宦官因有生理缺陷，只能依附于皇权，宰相却能在朝堂中自成势力，能够与皇权抗衡。在皇帝看来，后者威胁无疑更大（关于此点，后节《权力博弈》还会详细论述）。

        公元777年，鱼朝恩死后七年，唐代宗杀元载，元载妻子王韫秀及三子均被赐死。元载还有个女儿，早年已在资敬寺出家为尼，亦未能逃过此劫，受到牵连，被收入掖庭为奴。

        元载是唐朝宰相中比较少有的贪官，好聚敛财物，其家产被籍没，单是抄出的钟乳就有五百两，胡椒八百石。当时钟乳和胡椒均是来自西域的稀罕物，几抵黄金，元载家中竟然藏有八百石胡椒，令朝野震惊。至于其他珍宝财物、绫罗绸缎、房屋田产，更是不可胜数。

        鱼朝恩死后，唐代宗总算汲取教训，不再重用宦官。然而，他本人还有更大的烦恼，那就是藩镇势力大盛。此时，各节度使在辖区内扩充军队，委派官吏，征收赋税。节度使由军士废立，唐朝廷已无法控制。此外，各节度使为了争权夺地，也互相攻杀，而代宗对此，只有采取姑息的态度。

        公元779年五月，代宗病重，急忙诏令太京摄政，不久病死于长安宫中的紫宸内殿。在位十七年，享年五十三岁，死后葬于元陵。

        而本来已经在唐代宗手中得到抑制的宦官势力，到了他的儿子唐德宗手中，却重新死灰复燃。

        如前所言，唐德宗即位后，有锐意削藩之志向，因而对宦官预政十分警惕。然由于其削藩举措不当，导致地方节度使举兵对抗中央朝廷，后来更发生了“泾原之变”，唐德宗一度仓皇逃离京师长安，历经磨难，是为其平生奇耻大辱。

        唐德宗遭受严重挫折后，其削藩雄心竟然消失殆尽。虽则其统治又继续了二十年，但他本人一直没有从最初的失败中真正恢复过来，并开始对藩镇姑息养奸。终唐德宗一世，藩镇自为留后、彼此攻战，不绝于史。而唐朝廷竟行“姑息之政，是使逆辈益横，终唱患祸”。

        尤其可悲的是，“泾原之变”后，唐德宗不再信任统兵将领，又开始重用宦官。他将神策军分为左右两厢，同时以窦文场和霍仙鸣（开始为另外一个宦官王希迁）为监神策军左、右厢兵马使，开启了宦官分典禁军的先河。神策军自唐德宗重返长安以后，驻扎在京师四周和宫苑之内，成为比羽林军、龙武军更加重要的中央禁军和精锐机动武装部队。

        贞元二年（786年），唐德宗将神策军左、右厢扩建为左、右神策军，窦文场等宦官仍然担任监军，称为“监勾当左、右神策军”，反映出对宦官的信赖和宠重。

        贞元十二年（796年）六月，唐德宗又设立了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分别由窦文场和霍仙鸣担任，这一职务直接由皇帝授任，成为地位高于神策军大将军之上的实际统帅。从此，神策军的统帅权掌握在宦官手中。

        贞元十一年（795年）五月，唐德宗将宦官任各地藩镇监军的办法固定下来，专门为担任监军使的宦官置印，不仅提高了监军的地位，也使之制度化。从此，宦官专典禁军。藩镇割据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宦官的权力倒越来越大了。

        唐德宗对宦官态度的转变，使宦官由刑余之人而口含天宪，成为德宗朝后政治中枢当中重要的力量。“政在宦人，举手伸缩，便有轻重”，宦官甚至可以把皇帝掌握在股掌之中，生杀废立由之。唐德宗以后的唐朝皇帝当中，像其子唐顺宗、孙子唐宪宗以及后来的唐敬宗、唐文宗等均死于宦官之手，宦官专政成为中、晚唐的一大痼疾。史学家往往把宦官专权称为唐晚期政治腐败和黑暗的表现之一，这一状况的最终形成，与唐德宗对宦官态度的改变有直接的关系。

        而唐德宗前后矛盾的性格，注定了他一生浓厚的悲剧色彩——皇帝有心无力，面对的始终是一个无可奈何的局面。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唐帝国在中唐时期的政治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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