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啪！”

        位于市政法委综合办公楼六层的特别会议厅里，鸦雀无声。原木色的桌椅和有些斑驳的厚重白瓷杯子，使人恍惚有种时光停滞的感觉。一切都那么凝重，就连西墙上那幅“翠柳图”上的两只黄鹂，也显得呆头呆脑的。

        一份厚重的剪报，此刻被狠狠地甩在桌上，腾起的尘埃在一柱昏黄的阳光里漂浮着，久久不落。剪报上粘贴了世界各国主要媒体对系列割乳命案的报道，其中不乏对我国警方的揶揄、挖苦之词。

        “侦破毫无进展……那座城市简直变成了1888年的伦敦东区。”

        一家英国报纸在评论文章中给凶手冠上的称号，后来被认为是年度最热门的网络词汇之一——“中国的开膛手杰克”。

        1888年8月7日至11月9日之间，英国伦敦东区白教堂附近连续发生了五起妓女被谋杀并毁尸的案件。白教堂一带向来鱼龙混杂，犯罪频发。第一起案件发生于8月7日，中年妓女玛莎·塔布连受害，身中三十九刀。紧接着，8月31日凌晨3点45分，妓女玛莉·安·尼古拉斯被发现死在白教堂附近的屯货区里，她不但脸部被殴成瘀伤，部分门齿脱落，颈部还被割了两刀，但最残忍的是腹部被剖开，肠子被拖出来，阴部也遭到利刃严重戳刺。8天后的9月8日凌晨，47岁的妓女安妮·查普曼被发现死在一所出租公寓的后方篱笆里，她被割开喉咙，并惨遭剖腹，肠子被甩到她的右肩上，部分子宫和腹部的肉被凶手割走。9月30日，发生了第四起命案，死者名叫伊丽莎白·史泰德。

        11月9日，26岁的妓女玛丽·凯莉在自己的住处遭杀害，尸体惨遭剖腹，体内器官被掏出散布在房间内，景象宛如人间地狱……

        其间，在9月27日，一家新闻社接到了一封用红墨水书写，并盖有指印的信件，写信人以戏谑语气表明自己是连续命案的凶手，并且署上那个日后被世界犯罪史永远铭记的大名——“开膛手杰克”（Jack the Ripper）。

        玛丽·凯莉命案发生后，“开膛手杰克”销声匿迹，伦敦未再出现类似的命案手法。为侦破这一案件，英国警方动员了空前庞大的人力、物力，几乎是举国缉凶，却一无所获。1892年，警方宣布停止侦办此案。

        世界上第一起系列变态杀人案就这样落下了帷幕。警方与犯罪分子交手的结果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在某种意义上似乎是一种预示。此后，从世界范围看，变态杀人案在各类事案件中，是最难侦破的一种，绝大多数犯罪分子都是背负十几甚至几十条人命后才落入法网，而且相当一部分则干脆逍遥法外，和“开膛手杰克”一样，永远被时间的阴霾所掩盖……

        “我不知道诸位看完这份剪报是什么感受。”市政法委副书记李三多是个小个子的干瘦老头儿，可是他发脾气时，满脸的皱纹像树根一样扭曲变形的样子，只能用“狰狞”这个词来形容。

        满满一屋子穿着黑色制服的与会者，都是市公安局总局、分局、刑侦总队的头头，平日里面对犯罪分子，一个个都有如虎豹，此刻却无不噤若寒蝉。

        “诸位没有感受？一点都没有吗？”李三多冷笑了几声，指着自己的红鼻头大声说：“那么告诉诸位，我有一种强烈的感受，那就是——羞耻！非常非常的羞耻！”

        所有人，除了坐在李三多左边的市局局长许瑞龙，都低着头，连眼皮都不敢翻一下。

        许瑞龙凝视着窗外那雾蒙蒙的天空，脸色铁青。

        “面对那些嘲讽，我们一声也不敢吭，因为什么？因为直到此时此刻，死了那么多人，我们连凶手的影子还没有踩到！”李三多用拳头哐哐哐地擂着桌子，力气之大，使所有的瓷杯都嗡嗡作响。

        “鉴于该案已经在国际上造成了广泛的，极其恶劣的影响，上级领导研究决定，将此案定为今年公安部督办的一号大案，要求市局的同志们必须以坚定的决心和高度的责任感，把这一案件的侦破工作当成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迅速、干净、果决地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李三多的声音犹如铁一样冰冷而坚定，停顿了片刻后，他稍稍舒缓了一些口气，接着说，“同志们，任由犯罪分子这样对手无寸铁的无辜群众屠戮下去，是我们公安人员的奇耻大辱啊！请大家表表态吧！”

        偌大的会议厅，坐得满满的人，竟在五分钟左右的时间里，死一样寂静。李三多也真沉得住气，滋儿滋儿地一口一口地喝着茶，“静候佳音”，两只半眯的眼睛像鹰透过枝叶窥伺猎物一样，从茶杯沿儿上探出，放射出钩子一样的光芒，剜着会议厅里的每一个人，他清晰地看到，不少人的额头上沁出豆大的汗珠……

        十分钟过去了，整整十分钟，没有一个人“表态”，除了李三多，所有人有濒死般的窒息感。

        李三多看了看表：“没有人说话？死了那么多人，凶手依旧逍遥法外，我们这些当公安的同志，连个敢负责的都没有？”

        向来脾气火爆的杜建平实在坐不住了，“腾”地站了起来：“李书记，我是这个案子的专案组组长，案件到现在都没有侦破，而且持续恶化，我应该负主要责任！撤职、查办，我都认了！”

        李三多歪个脖子，扬起脸看着他：“撤职的事情，不着急，我现在着急的是案子怎么能尽快侦破？你能不能给我个准确的侦破时间，一周？半个月？一个月？总不能拖到22世纪吧？”

        就是个傻子都听得出李三多话中的揶揄，杜建平的斧头脸涨得像在火炉子上烤过一样通红。这段日子为了破案，他连家都不回，天天在办公室打地铺，指挥各路刑警出击，协调分局之间的工作配合，累得昏天黑地，现在眼睛和喉咙都是肿的，但是公安工作就是这样，出工出力未必出活儿。现在，李三多逼着他立军令状，杜建平心里有数，自己实在已经黔驴技穷，就连一直寄予厚望的刘思缈，眼下也一筹莫展。

        如果再打肿脸充胖子，立下军令状，万一到期不能破案，多年栉风沐雨在刑侦一线拼出的这点名望和仕途，可就全毁了！

        “我……我……”杜建平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建平……”李三多看他这副模样，摆摆手，“你……休息一下吧！”

        “哐！”杜建平像塌方一样倒在座位上，虽然被免了专案组组长的职务，但一瞬间，他感到分外的轻松。

        李三多对已然铩羽的杜建平不再感兴趣，把目光投向一直端坐的许瑞龙，视线有意在许瑞龙的身上停留了半分钟，好让会议厅里的人都看见。然后他把歪着的脖子“扶正”，一面扫视会场，一面冷笑着说：“建平不易，为了这个案子没日没夜的奋战，不过咱们当警察的，血流干了，汗淌尽了，辛劳苦劳拿算盘噼里啪啦算一大把也没用，我要的是功劳！要的是破案！在这里，我把丑话说在前面，一个月之内，案子破不了，我一准儿要摘掉几顶乌纱帽！”

        散会了。

        这些平时趾高气扬的警察头头，此刻，一个个灰头土脸地鱼贯而出。李三多斜睨着门口，人都走净了，他摆了摆手，身高1米75的美女秘书识相地将门轻轻关闭。

        空荡荡的会议厅里，只剩下了他和许瑞龙两个人。

        “许局长。”李三多冷冷地问，“今天开会，你怎么一言不发？”

        “李书记。”许瑞龙依旧端正着目光，“我觉得和你没什么可说的。对了，你不是说案子破不了你就要摘几顶乌纱帽吗？我等着呢！”

        “老驴头……”李三多瞪了他半天，嘴里咕哝着，突然从椅子上蹿了起来，一面伸手戳他的肋条骨，一面恶狠狠地叫道：“反了你了，敢这么跟领导说话？不怕我专你的政么！”

        许瑞龙大笑着左躲右闪，冷不丁拽住李三多的胳膊反拧过来，把他按倒在桌子上，一面笑一面问：“老猴子，服不服？还敢摘我的乌纱帽，还敢专我的政？信不信我把你裤子扒下来，让你那漂亮秘书看看你屁股蛋子是不是红的！”

        “哎哟哎哟！疼死我啦！”脸贴在桌子上的李三多，龇牙咧嘴地说，“我投降，我投降……”

        在市公安系统中，很少有人知道李三多和许瑞龙的渊源。

        建国之初，许瑞龙的父亲——一向深谋远虑的侦缉队总队长许天祥，认为新政权动向不明，深浅莫测，为个人安全计，抽身避祸才是明智之举，留下一句“一仆不事二主”便挂印而去，回家后足不出户。

        谁知，1949年10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期间，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发表了“放下思想包袱，为人民政权立功”的讲话，希望那些曾经供职于旧政权的警察们，只要对人民没有犯过严重罪行，并已经把历史问题交代清楚的，积极投身到新中国的公安事业中，并点名希望许天祥这位“京津第一名捕”出山，会后还亲自登门拜访，要他“不要有顾忌，当好祖国的钟馗”。许天祥非常感动，遂出任市公安局刑侦处处长。

        许天祥的儿子许瑞龙，打小就认识李三多，因为他俩住一条胡同。

        整条胡同的人都知道，李三多的父亲曾经当过军统的大官，1946年3月17日，在陪同戴笠从青岛回南京的途中，乘坐的飞机在江宁板桥镇岱山所失事罹难。由于家庭的“特务背景”，建国后，一家人从一栋四合院里被清出，搬到许瑞龙家隔壁一栋低矮的平房里。

        五十多年过去了，许瑞龙依然记得，年幼的他每到傍晚，蹲在胡同口的包子铺窗根儿下面闻那一缕肉香时，经常能看到鼻青脸肿的李三多摇摇晃晃地走进家门，然后门里面就传出几个女人的惊叫声和哭泣声。原来，李三多溜回了故居，站在门口大喊：“你家住的是我家的房子！”结果遭到新房主儿子的殴打，但是没过几天，他照旧溜回去，照旧大喊，照旧挨揍……

        不管被揍得多么重，许瑞龙却从来没有听过只大他两岁的李三多的哭声。

        也就是从那时起，许瑞龙经常被妈妈灌输：“你别跟姓李的那小子一起玩儿。他们家是特务，咱们家是警察；他爸爸是坏人，你爸爸是好人；他是坏孩子，你是好孩子，所以……”

        所以黑、白，善、恶，好、坏，邪、正，注定是泾渭分明，你死我活。

        从童年时代开始，许瑞龙就和李三多划清了界限。尽管住一个胡同，抬头不见低头见，但许瑞龙很少搭理他，甚至当李三多挂着油滑的笑容主动向他点头哈腰打招呼时，他也昂首挺胸一走而过，视若不见。

        “李三多，你给我老实点！”

        这句话，每次赶上政治运动——三反五反，反右，四清……许瑞龙都要严厉地警告李三多。随着时光流逝，训斥者的脖子系上了红领巾，慢慢地衣服的胸口又挂上了团徽，后来成为一名光荣的公安干警。而被训斥者从面黄肌瘦的孩子，变成了尖嘴猴腮的成人，靠收破烂养活自己和一大家子。

        起初，身穿雪白警服的许瑞龙，根本没有把这个小混混放在眼里，但是，当他有一次下夜班经过文化宫，看见李三多居然西服革履地和一个烫了“大卷”的漂亮女子搂搂抱抱走出来时，顿时目瞪口呆：这个平时破衣烂衫的家伙，怎么混进了交际场？而且，他哪里来的钱置办这一身行头？

        莫非这个家伙“子承父业”，当上了特务？本来他就是国民党特务的儿子啊！

        从这一天开始，好几年的时间里，许瑞龙都秘密追踪着李三多的一举一动，发现他经常根据环境的不同“变”成各种人：在古董店他是买卖字画的“李老板”，在大学他是夹着书本插班听课的“小李”，在舞会上他是技倾群芳的“李先生”……但是只要回到胡同里，他照样是那个收破烂的李三多，点头哈腰的李三多，破衣烂衫的李三多。许瑞龙越发觉得他深不可测，但又没有抓住他任何犯罪的把柄。而李三多仿佛早就洞悉了他的追踪，见面的一笑诡异而狠毒。

        “文革”初期，许天祥被打倒，神秘失踪。许瑞龙和其他几百名公安干警也被定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集中到西郊农场关押。

        来到农场的当天，所有“犯人”都被押到一个大晒谷场听领导训话，他们的性命都攥在这位新上任的领导手里。许瑞龙做梦也没想到的是，站在他面前的“领导”竟是他多年来一直追踪的李三多！

        李三多的确是“子承父业”，但他不是国民党特务，而是我党高级情报人员。建国后，考虑到国民党特务将不断向大陆渗透，中央调查部秘密发展了一批觉悟高的国民党官员家属，负责与特务接头，并一举破获之。年轻的李三多足智多谋，屡建奇功。“文革”中，随着市里整个政法系统被打倒，这些被关押到西郊农场的公安干警无人监管，身份特殊的李三多被临时抽调到这里当起了农场“场长”。

        许瑞龙以为自己落在李三多手里，必然不得好死，但是李三多表面上对这些“犯人”整天价吆五喝六，声色俱厉，其实动不动就给他们放探亲假、改善伙食，对怠工行为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特别是有一次许瑞龙重病，躺在牢房里就剩下喘了，李三多来这儿一看，一面大骂他装死一面对医务人员说：“我养的那只鸡今早刚死，去炖锅鸡汤给他喝！看他还能喘几天！”

        两年后的一天深夜，许瑞龙睡得正香，牢门哐啷啷打开了，他揉着惺忪的眼睛一看，竟是李三多走了进来，身穿一身囚服，胳臂底下还夹着被褥，在他身边一躺，大大咧咧地说：“嘿，腾个地儿！”

        “你……你怎么进来了？”许瑞龙十分惊讶。

        “这大牢是你们家开的？就兴你住，不让我住？”李三多满不在乎地说，“往右边点儿，别挤着我！”

        许瑞龙还待再问，竟听到了李三多的鼾声——从没有哪个家伙能在进大牢的第一天睡得如此之快、之香。

        李三多简直创造了一个奇迹。

        后来许瑞龙和其他被关押的干警才知道，李三多被人告发“与犯人勾结，在政治上与毛主席相对抗，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调查，“证据确凿”，因此也成了犯人中的一员。

        但是，李三多的“囚徒生涯”过得十分滋润，平日里受他关照的公安干警们，见他替大家落难，把他捧得跟宋江似的，自己挨饿受冻也要让他吃饱穿暖。

        “我从小到大，一直欺负你，你当场长那会儿，为什么不报复我？”

        有一次，许瑞龙问李三多。

        “你是猫，猫就该抓耗子，这是你的职责，可我并不是耗子，而是假扮成耗子的猫，咱们都是同类，报复个狗屁！”李三多说。

        还有一次，干活儿累了，有人就跟李三多开玩笑：“大家都说你那‘三多’是钞票多、女人多、鬼点子多，真的假的？”

        “扯你妈淡！”李三多嬉皮笑脸，“我那三多是屎多、尿多、屁多！”

        农田里顿时响起一片笑声。

        发小儿、邻居、对手、狱友……数十年沧桑，恍然一梦。在西郊农场那些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岁月里，许瑞龙和李三多成了刎颈之交。

        一个深秋，哥儿俩在农场里劳动时，偷了几个地瓜。傍晚时分，西山一抹斜阳，暮云如血。俩人找了个背风的地方，许瑞龙烤地瓜，李三多蹲在不远的柴火垛子边拉屎，火不知道怎么的就烧到了他的屁股底下，燎得他呲儿哇乱叫，背到医务室一看，右屁股蛋子全红了，从此许瑞龙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老猴子”。李三多也不客气，回了脾气倔强的许瑞龙一个“老驴头”的外号……

        “文革”一结束，农场的几百号人复职的复职，升官的升官，遍布整个市政法系统。没过几年，李三多就当上了市公安局的副局长。等到许瑞龙坐上副局长的位置，官运亨通的李三多成了市政法委副书记。

        现在，老驴头和老猴子打闹累了，坐在会议厅里点上烟，一面吞云吐雾，一面聊起眼下的案子。

        “说到底，你还是得谢谢我。”李三多一脸坏笑，“要不是我，杜建平绝对不会乖乖地让出专案组组长的位置。”

        “你这老家伙，都快成了精了。”许瑞龙笑着说，“不过，当务之急是必须任命一个新的专案组组长。”

        “任命什么，你亲自兼任不就得了。我就不信，你个老刑警对付不了这么个案子。”李三多说。

        “我不行的……”许瑞龙摇摇头，神情就像会议厅那深紫色的窗帘，凝重得仿佛要坠落。

        李三多没有想到这个从来不认输的人，会如此气沮，不由得严肃起来：“老许，你老实告诉我，案子真的有那么难破吗？”

        “火柴盒的事，你听说了吧。这次的罪犯，无论智商、胆量、反侦查能力，都远远超出我们过去面对的那些犯罪分子，采用传统、陈旧的办案方式，恐怕根本不能应对。杜建平就是一个例子。”许瑞龙说，“老李，我到英国、日本和美国考察了一圈之后，局里很多人都议论我变了，这话不假，因为我发现，发达国家的刑侦工作，早已经摒弃了那种通过寻找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的关系，揣测出犯罪动机，然后按图索骥的单线侦破模式，而是先通过行为科学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个性剖绘，同时运用犯罪现场勘查、法医学，取得犯罪嫌疑人的涉案证据，并辅之以各种高科技手段，形成立体化的现代刑侦格局，从而大大提高破案率。假如犯罪分子已经完全智能化，而我们却循规守旧，依旧只会摸排、卡点，发动群众，那我们就像在茫茫黑夜里缉捕一个戴着红外夜视仪的人，也许闹腾得天翻地覆、鸡犬不宁，但永远也休想抓住他！”

        李三多大笑起来：“许局长讲得天花乱坠，想必心中一定早就有了合适的专案组组长人选。”

        “你下午有事没有？”许瑞龙突然问。

        李三多一愣，然后摇了摇头。

        “那正好，跟我走一趟，带你开开眼。”许瑞龙拉着他下了楼，从后门出了市政法委的院子，拦了一辆出租车。俩人坐上去，许瑞龙对司机说：“去警官大学。”

        老哥儿俩都是公安系统势可灼天的头面人物，为了不被认出，惊动校领导，竟然就贼头贼脑地溜进警官大学，一进多功能报告厅，不约而同地吓了一大跳：原本可容纳五百人的报告厅，足足挤了有八百人，连过道都站满了，而且多半是女学生，虽然穿着黑色的警服，但都目盼神飞，一个比一个娇艳，仿佛是夜色中的一片霓虹。

        “这是怎么了？”李三多懵懵懂懂地小声问，“我哪次来这里视察，也没见到这么多美女啊！”

        “嗤！”许瑞龙不屑地说，“你老小子现在要是站到讲台上去，美女们立刻都冲到洗手间去卸妆，你信不信？”

        这时，坐在头排的一个女生站起来，向后面打了个肃静的手势，整个报告厅像沸腾的火锅被加了一勺汤，“哗”地安静下来，无数双眼睛都凝视着讲台左边的入口，炽热得简直能把帷幕燃烧起来。

        接着，一位上身穿浅灰色衬衫，下面是亚麻长裤的青年从入口走进报告厅，步履从容。他在讲台后站定，略微低垂的头轻轻扬起，所有人都看到了他那张俊美的面容，粉唇贝齿，新月般的眉宇下，有一汪湖水般平静而深沉的眼睛……

        报告厅里响起轻轻的叹息，犹如刮过一阵风。李三多清楚地听到身后一个女学生把牙咬碎般的呢喃：“我的天……帅死了！”

        讲台上的警官却仿佛对这一切全无察觉，他向听众们微笑着点了点头，然后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下了一个英文单词：

        “同学们好，这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题目——犯罪个性剖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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