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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

        戴维·西尔弗斯坦居住在内罗毕,但是他在华盛顿附近也有一座房子。最近,夏季的一天,适逢他访问美国开展业务时,我在一家咖啡馆里约见了他,那家咖啡馆位于离他家不太远的一个大型购物中心里。我们在一张小桌子旁坐下,他告诉我有关莫奈和穆索克的病例情况。戴维身材瘦小,年近五十,留着胡须,戴着眼镜,他的眼神机警而敏锐。尽管他是一个美国人,他却带有斯瓦西里人的一丝口音。我约见他的那一天,他穿着牛仔夹克衫和蓝色牛仔裤。他面色黝黑,看起来健康而安详。他是一个飞行员,驾驶自己的飞机。他还拥有东非最大的一家私人诊所,并因此闻名于内罗毕。他是肯尼亚总统莫伊的私人医生,莫伊总统出国时他也随行。他治疗过东非所有的重要人物:腐朽的政客、旅行中染病的演员、生病的非洲籍英国贵族等等。他曾在戴安娜·德拉米尔女勋爵身边随行,在她长大时作为她的私人医生,检查她的血压和心跳(她想去肯尼亚海岸边深海钓鱼,这是她喜爱的运动,尽管她患有心脏病),他也是贝里儿·马卡姆的私人医生。马卡姆是《乘夜向西》的作者,她在东非当飞行员的岁月里写下了这本论文集,她还常常出现于内罗毕航空俱乐部,并因此获得了轻率强悍的酒徒名声(当我认识她时,她已是一个烂醉如泥的老妇人了)。他的病人穆索克医生让他自己成为了疾病史上的一位名人。“当时,我采用维持疗法治疗穆索克医生,”戴维告诉我,“那就是我可以做的全部事情。我尝试着给他输入营养液,在他体温很高时尝试着降低他的体温。基本上,我是在没有任何方案的情形下照料一个人。”

        一天夜里,凌晨两点钟,戴维在内罗毕的家里的电话铃声响了起来。电话那头是一名驻扎在肯尼亚的美国研究员,通报他说南非人已经发现了穆索克血液中的极其异常的东西:“他的血样对马尔堡病毒呈阳性。这是相当严重的。我们对于马尔堡所知甚少。”

        戴维从未听说过马尔堡病毒。“接到电话后,我再也睡不着了,”他对我说,“我清醒着,想像着它,想知道马尔堡是什么东西。”他躺在床上,想到他的朋友和同事穆索克医生的病患,害怕某种生物体会从医院的人员中扩散开来。他的耳边一直回荡着电话里的声音:“我们对于马尔堡所知甚少。”他始终难以入睡,最后,他穿好衣服,驱车赶往医院,在拂晓之前来到他的办公室里。他找到一本医学教科书,查找马尔堡病毒。

        相关的条目十分简短。马尔堡病毒是一种非洲生物体,但它却有个德文名字。这种病毒以它们首次被发现的地点而命名。马尔堡是德国中部的一座古老城市,环绕着森林和草地,城市的工厂坐落于绿色的山谷中。1967年,在马尔堡的一家名为“白令制造”的工厂里,这种病毒爆发了。白令制造厂使用非洲绿猴的肾细胞生产疫苗,并且定期地从乌干达进口猴子。病毒隐匿在五六百只猴子之中空运到了德国。这些动物中只有两三只携带了这种病毒,并很可能没有表现明显的症状。无论如何,在它们来到白令制造厂之后不久,病毒就开始在它们之间扩散,其中一些动物轰然崩溃并流血而死。很快地,马尔堡微生物跨越了物种,突然显露于城市的人群中。这是病毒扩大的一个例子。

        目前所知的被马尔堡微生物感染的第一个人名叫克劳斯,“白令制造”疫苗工厂的一名雇员,他负责给猴子喂食,并清洗它们的笼子。1967年8月8日,他感染上了这种病毒,并于两星期后去世。关于马尔堡病毒的知识少得可怜,人们仅仅出版了有关它的一本书,那是1970年在马尔堡大学召开的一次病毒研讨会中的会议文集。我们在那本书中了解到:

        猴子管理员克劳斯于1967年8月13日休假归来,在14日到23日进行他的宰杀猴子工作。最初的症状出现于8月21日。

        实验室助理瑞内特在8月28日打破了一支尚未消毒的试管,试管上含有被感染的物质,感觉生病的时间是1967年9月4日。

        如此等等。受害者大都在感染约七天后感到头痛,并从此一蹶不振,高烧、凝结、喷血、然后是临终一击。在那些天里,马尔堡市的医生们感到世界末日正在降临。最后一共有三十一人染上了这种病毒,其中七人在血泊中死去。马尔堡病毒的致死率约为一比四,这使它成为一种极端致命的病毒。即使在现代最好的医院里,病人们戴上了呼吸机,马尔堡病毒也会使感染上它的病人中的四分之一失去生命。相比而言,对于黄热病病毒这种高致命病毒,患者送往医院后的致死率也不过一比二十。

        马尔堡病毒是蜷丝状病毒家族的一名成员,是人们发现的第一种蜷丝状病毒。“蜷丝状”病毒是拉丁名,意思是“像细丝一样的病毒”。各种蜷丝状病毒看起来很相似,就像它们是亲姐妹,而它们与地球上其他任何病毒都不相似。大多数病毒都是球状颗粒,看起来就像胡椒子,而丝状病毒就像一股缠结的细线、头发、蠕虫或者毒蛇。它们摧毁一个受害者之后,常常出现在大量泛滥的污秽物中,而看起来像一盆倾倒在地上的意大利面条。马尔堡病毒颗粒有时会卷成环状,类似燕麦圈。马尔堡病毒是目前所知的惟一一种环状病毒。

        在德国肆虐的马尔堡病毒对大脑的影响尤其令人惊骇:这种病毒不知以什么方式损害中枢神经系统,并摧毁大脑,就像狂犬病一样。而另一方面,马尔堡病毒颗粒的形状有点类似于狂犬病毒颗粒。狂犬病毒颗粒就像一颗子弹。如果你拉抻这颗子弹,它就会变得像一条线,这时如果你把线绕成一个圈,它就形成环状,就像马尔堡病毒。考虑到马尔堡病毒与狂犬病毒可能存在的有某种关联,他们称之为“可伸展的狂犬病毒”。后来,人们渐渐清楚,马尔堡病毒属于它自己的家族。

        莫奈死后不久,人们确认,蜷丝状病毒家族由马尔堡病毒和两种埃博拉病毒构成。这两种埃博拉病毒分别命名为埃博拉-扎伊尔病毒和埃博拉-苏丹病毒。马尔堡病毒还算是蜷丝状病毒家族三姐妹中最温和的一个了。最可怕的是埃博拉-扎伊尔病毒,它的感染致死率是九比十,是人类的冷血杀手。

        马尔堡病毒传染人类的过程有点类似于核辐射,基本上会损坏身体内的所有组织。它极其猛烈地袭击内脏、结缔组织、肠道和皮肤。在德国,所有的幸存者失去了他们的头发——他们变得完全或部分的秃顶。他们的头发在发根处坏死掉,一丛丛地脱落下来,好像他们受到了辐射伤害一样。身体上的每一个窍孔都会出现出血的症状。我曾目睹过一名死于马尔堡病毒的病人在死前的数小时内拍摄的照片。他躺在病床上,上身一丝不挂,脸上毫无表情。他的胸部、手臂和脸上充满了斑点和瘀伤,一些血滴停留在乳头上。

        幸存者在康复期间,他们的皮肤会从脸上、手上、脚上和生殖器上剥落下来,其中一些人遭遇了睾丸肿胀和部分腐烂。此类最严重的病例出现在一个停尸房服务员身上,他曾经接触过被马尔堡病毒感染的尸体。病毒还游荡于一些受害者的眼球内的液体中长达数月之久。没有人知道为何马尔堡病毒特别钟情于睾丸和眼睛。一名男子通过性交将体内的马尔堡病毒传染给了他的妻子。

        医生们注意到马尔堡微生物对大脑造成的怪异影响。“绝大多数患者表现为闷闷不乐,略微带有攻击性,或者表现出抗拒行为,”那本书中如此记载,“有两名患者感觉自己就像躺在面包屑上。”其中一名患者变成了精神病人,这显然是脑损伤的结果。还有一个名叫汉斯的病人,没有表现任何精神发狂的症状,他的高烧也退了,似乎他的病情正渐渐稳定,但是突然地,没有任何先兆,他的血压急剧下降——他的身体轰然崩溃了——最后他死了。医生们给他验尸,当他们打开他的头颅时,发现大脑中央部位出现大量的致命的出血。他的血液灌进大脑里面了。

        国际卫生权威们迫切地希望找到猴子的确切源头,以便从根本上抑制马尔堡病毒的生存。情况似乎很清楚,马尔堡病毒并非在猴子之间自然传播,因为它如此快速地杀死了它们,所以它不可能成功地建立与猴子的寄生关系。因此,马尔堡病毒生活在某种其他种类的宿主身上——昆虫?老鼠?蜘蛛?爬虫?到底哪里才是猴子们被捕获的地点呢?那个地方就是病毒藏身的地方。德国爆发马尔堡病毒后不久,由世界卫生组织赞助的一组调查人员飞抵乌干达,试图找到那些猴子的源头。结果却发现,猴子被捕获的地点就是整个乌干达中部地区。调查小组无法找到病毒的确切源头。

        这个神秘的疑问困惑了人们很多年。后来,在1982年,一名英国兽医挺身而出,报告了关于马尔堡猴子的新的目击证据。我称呼此人为琼斯先生(事到如今,他更希望使用匿名)。在1967年的夏天里,当病毒在德国爆发时,琼斯先生正在乌干达南部城市恩德培的出口机构兼职,负责检查猴子。染病的马尔堡猴子在那里被装上飞机,然而定期的兽医检验员却在休假。这座猴舍是一个富有的猴商(按琼斯先生的话来说,“一种可爱的流氓”)经营的,每年出口大约一万三千只猴子到欧洲。这可是非常巨大的数目。猴子被装上飞机后连夜飞往伦敦,从那里再飞到德国——来到德国后,病毒在猴子身上爆发了,并“试图”在人类身上定居。

        打了许多次电话后,我终于在英格兰的一个小镇上找到了琼斯先生,现在他是一个兽医顾问。他告诉我:“当时,在动物们被装运之前,对它们所做的全部事情仅仅是肉眼检查。”

        “是谁检查的?”我问道。

        “是我检查的,”他说,“我观察它们的表现是否正常。有时,在一些出货中,会有一两只动物受伤或皮肤破损。”他的做法是,在那些看起来健康的动物装到飞机上之前,挑出那些看起来表现病态的,从出货中剔除掉,然后杀死它们。几个星期之后,当马尔堡病毒开始在德国爆发时,琼斯先生感到非常害怕。“我心惊胆战,因为是我签署了出口证明书,”他对我说,“我觉得这些人的死都是我一手造成的。然而那种感觉暗示我,其实我早就可以做些什么的。我绝没有想到会出这种事情。”他对于那件事的表达是对的。那时科学界还不知这种病毒的存在,而且不知道仅仅两三只看起来不显病态的动物就足以可能引起爆发。所以,他不应该因这件事情而遭受责难。

        情况变得越发令人烦忧了。他继续说道:“那些生病的动物被宰杀了,我料想大概是那样。”但是后来,他得知它们并没有被宰杀。公司的老板让人把生病的猴子装到箱子里,运往维多利亚湖的一座小岛,在那里它们被放生了。如此多的病猴在那里东奔西跑,那座小岛可能已经变成猴子病毒的活动中心。它可能已经变成一座高危岛屿,一座瘟疫之岛。“那么,如果这个家伙感到猴子货源短缺,他就会背着我去岛上捕捉一些。”琼斯先生认为,有可能马尔堡病毒已经在那座高危岛屿上定居,并传播于此地的猴子之间,实际上后来在德国丧命的一些猴子就来自该岛。然而事后世界卫生组织的小组前来调查时,“我的老板命令我,保持沉默,除非被问到。”结果却是,没有任何人质问琼斯先生任何问题——他说他从未见到世界卫生组织的小组。显然,调查小组没有和他说过话,这一事实“对于流行病学是糟糕的,对于政治却是再好不过的了”,他谈论道。猴商把带有嫌疑的猴子装载并运往带有嫌疑的岛屿,假如这一事实被揭发,他很可能会破产,而乌干达也将损失一笔颇有价值的外国财源。

        马尔堡病毒爆发后不久,琼斯先生回想起一件对他来说似乎渐渐重要的事实。从1962年到1965年期间,他曾被派驻到乌干达东部的厄尔贡山山麓,负责检查牛的疾病。在那段时间里,当地酋长曾告诉他,居住在希腊河沿岸火山北侧的人们正遭受一种疾病,这种疾病会导致出血、死亡以及“罕见的皮疹”——那片区域的猴子也死于类似的疾病。琼斯先生没有追踪这些传闻,因而永远没能确证这种疾病的种类。然而似乎有可能,在德国的马尔堡病毒爆发之后的一些年里,厄尔贡山的山麓发生着隐匿的病毒蔓延。

        琼斯先生对于马尔堡病毒爆发的个人观点,像黑洞里的一束闪光提醒了我。对于热带病毒的起源和传播的大量事件,他带给我一个短浅却又令人吃惊的观点。他告诉我,一些马尔堡猴子被关在维多利亚湖的一群名为塞塞群岛的岛屿上。塞塞群岛是低洼的覆盖着森林的群岛,位于维多利亚湖的西北部,从恩德培坐船很容易到达那里。瘟疫之岛可能位于塞塞群岛之中或者附近。琼斯先生没能回想起高危岛屿的名字。他说它在恩德培“附近”。无论如何,那时琼斯先生的老板,那个恩德培猴商,为了从塞塞群岛上的村民手上购买猴子,已经和他们达成了交易。他们把猴子视为害人精,乐意清理它们,特别是为了赚钱的目的。于是,商人从塞塞群岛上获得野生猴子,并且如果动物被发现生病,他就再次释放它们到恩德培附近的某个地方的另一座小岛上。于是来自瘟疫之岛的一些猴子似乎就要在欧洲丧命了。

        在维多利亚湖西岸的纸草芦苇和荒凉平地中,有一个名为卡森瑟罗的渔村。你可以从村子里看到维多利亚湖。卡森瑟罗是世界上艾滋病最早出现的一个地方。流行病学家后来发现,维多利亚湖的西北岸是艾滋病的原始中心之一。人们普遍相信艾滋病起源于非洲灵长类动物,来自猴子和类人猿,并且不知何故从它们身上跳跃到人类身上。人们认为,这种病毒在从灵长类动物跳跃到人类的过程中经历了一系列突变,从而使它可以成功地在人类身上扎根定居。艾滋病病毒出现后的几年里,卡森瑟罗渔村就毁掉了。这种病毒杀死了居民中的很大一部分。据说维多利亚湖沿岸的其他村庄也在地图上被抹去了。

        卡森瑟罗的村民过去以走私而闻名,现在也是。他们用木质小船和机动独木舟在湖中来回运输非法商品,把塞塞群岛作为藏匿地点。我们可以猜想得到,倘若一个猴商在维多利亚湖周围运送猴子,他或许会叫上卡森瑟罗走私者或他们的邻居。

        关于艾滋病起源的一般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一种具有高额利润的新型商业渐渐在非洲兴旺起来,那就是出口灵长类动物到工业化国家供医学研究使用。乌干达是这些动物的最大货源国之一。贯穿于中部非洲的贩猴交易体系建立起来以后,体系中的本地工人、捕猴者和管理者都暴露于大量的野生猴子面前,而其中一些猴子携带了罕见的病毒。结果,这些动物被塞进笼子里,暴露于彼此之间,来回地传递着病毒。更有甚者,不同种类的猴子也被混在了一起。这种情形对于能够跨越物种的病毒的爆发,真可算是完美的条件。它还是病毒快速进化的天然实验室,于是有可能是它导致了艾滋病病毒的产生。艾滋病闯入人类是贩猴交易的结果吗?艾滋病来自维多利亚湖的一座岛屿?来自一座高危岛屿?谁知道呢。而当你开始探究艾滋病病毒和马尔堡病毒的起源时,光明就不再存在,各种事情渐渐变得黑暗,但是你能够体会到其中隐藏的种种关联。这两种病毒似乎属于同一模式的产物。

        戴维医生了解到马尔堡病毒对人类的危害后,他说服肯尼亚的卫生权威们关闭了内罗毕医院。整整一星期,来到医院门口的病人不得不折返,同时医院里有六十七人被隔离,绝大多数为医护人员,其中包括给莫奈验尸的医生、给莫奈或穆索克医生动手术时在场的护士、给穆索克动手术的外科医生,还有处理过莫奈或穆索克医生的分泌物的救援人员和技术人员。结果,医院中的大部分人员都曾直接接触过莫奈或者穆索克,或者接触过来自他们两人的血液样本和体液。给穆索克动手术的外科医生非常清楚地记得他们曾经“肘部浸泡在血液中”,他们在连续两星期的隔离中诅咒着,想知道他们是不是与尔堡病毒绝交了。就像一颗人类病毒炸弹进入事故候诊室,并在那里发生爆炸,这次事件使得医院面临破产。查尔斯·莫奈是一颗飞鱼炸弹,把医院炸到了吃水线以下。

        穆索克医生在与高危微生物的遭遇战中幸存了下来。从他发觉生病的第十天开始,医生们注意到了好转的迹象。他不是仅仅被动地躺在床上,而是变得没有判断力,容易恼怒,并拒绝服药。一天,一名护士试着让他在床上翻身时,他对她摇了摇手,叫喊道:“我有一根棒子,我要打你。”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他的病情开始好转起来。许多天后,他的高烧退却了,眼睛变得透明。他恢复了精神和人格,缓慢却又全面地康复了。今天,他作为戴维的小组中的成员,是内罗毕医院的一位主任医师。有一天,我采访了他,他告诉我说,在他感染上马尔堡病毒时的那几个星期里,他几乎失去了所有的记忆。“我只记得一些零碎片断,”他说,“我能够回忆起严重的思维混乱。我记得,在我动手术之前,我走出病房,静脉点滴挂在身体外面。我记得护士们只是不停地给我翻身。我不记得有太多疼痛。我说得上来的只是肌肉疼痛和下背疼痛。我还记得他朝我呕吐。”医院里没有其他人确诊为马尔堡病毒病例。

        可以说,当一种病毒“试图”闯入人类身体时,其预先的征兆可能是各不相同的时间和地点上出现的一次少量突破。这些突破是“微爆发”。内罗毕医院里发生的事件是孤立出现的,而热带雨林病毒的一次微爆发,携带着未知的潜能开启了在人类中致命传播的爆炸性链条。

        穆索克医生的血样试管被送往世界各地的实验室,为后者的生物样本库中增添活的马尔堡病毒样本。他的血样中的马尔堡病毒来自莫奈的黑色呕吐物,而且可能来源于卡塔姆洞穴。这类特殊的马尔堡病毒毒株现在被称作“穆索克毒株”。其中一些在美国军方冷冻库的玻璃小瓶中死掉了,它在那个高危微生物的动物园里被永久保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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