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民众才是真正的力量

        变革时代的先驱者

        ——乞丐起义与厄格蒙特序曲

        前些天偶然打开电视，正巧看到NhK（日本广播协会）

        台的"名曲展播"。这天放映的是贝多芬的厄格蒙特序曲。据说贝多芬共写了十二个序曲，其中以一八一○年完成的厄格蒙特序曲最为有名。

        二次大战刚结束时，我住在东京的大田区。那时在狭小的公寓里，深夜欣赏贝多芬的唱片曾是我一大乐趣。当时正是第二任会长户田的事业陷入苦境之际。我每天同他艰苦奋战，同时自己又染上肺病，身心极度疲劳。在此困苦之中，贝多芬的雄壮乐曲给了我巨大希望与勇气。我感到自己目前的处境正如"暴风雨中的青春"，眼下不正是走向光辉胜利的序曲吗？！

        据说，贝多芬有感于歌德取材十六世纪荷兰独立运动的剧本《厄格蒙特》，才创作了这个序曲。后来贝多芬在一封写给友人的信中，充分表达了对歌德的敬意。他写道："我由于热爱那个诗人，才创作了那首曲子。"（《贝多芬书信集》，小松雄一郎译，岩波文库版）

        在荷兰独立运动中，为了民众，为了信仰，献出生命的领导人厄格蒙特，以及团结在抵抗强权运动的核心乞丐党周围的民众群像，从他们身上我们得到许多群众运动的启示。

        十六世纪，欧洲发生了震撼全土的重大事件：宗教改革运动爆发，新教兴起，出现新教与旧教的尖锐冲突。在这严重的形势下荷兰发生独立运动。

        十六世纪前半期，荷兰与今天的比利时、卢森堡以及法国北方部分领土，属于同一国家，名叫尼德兰国，受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五世统治。一五一六年查理五世继承西班牙王位，尼德兰便成为西班牙属国。翌年，德国爆发宗教改革运动，新教也逐步传入尼德兰。当时的尼德兰已发展成工商业中心地带。新教主张"勤奋工作，为神所知"的道德观念，这自然深得民心，迅速传播开来。但是尼德兰的统治者也同德国一样采取了镇压新教的方针。不过，查理原是尼德兰人，了解当地民情，所以他的镇压并不十分严重。一五五五年，查理五世退位，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继位，情况发生巨大变化。

        腓力二世把大约一百年前扑灭犹太教徒和伊斯兰教徒时使用的审问异端者的宗教裁判制度，重新搬到尼德兰，对新的"异端者"进行残酷镇压。因此矛盾速迅激化。

        终于在一五六六年发生起义。那些对国王腓力二世愤怒已极的数百名尼德兰中下层贵族，一举冲进布利尤色宫。

        他们向国王请愿，要求"废除宗教裁判制度"，"召开解决宗教问题的联邦会议。"就在此时，一个国王的近臣侮辱他们说："这些人不过是一群乞丐而已。"这就是乞丐党一名的由来。

        他们此时正为自己组织的名称犯愁，听了这个，便饶有兴致地反其义而用之，把一个侮辱性的称呼，变成自己的光荣称号。据说当时他们还举杯高呼："乞丐党，万岁。"后来就在这名称之下，集结起反抗暴政的力量，进行了名垂千古的斗争。

        我深觉公然把乞丐这一蔑称反过来当成自己的荣誉的作法是颇有气概的。凡事大度，不把对方放在眼中也很重要。我想，不管对方如何攻击自己，恶语也好，侮辱也好，全然不过是向天唾吐的小人行径。我们应当具有才能和度量使自己永远挺起胸膛，阔步前进。

        具有历史意义的"乞丐党"成立了，起义开始。但是斗争异常炽烈。

        第二年，一五六七年，西班牙国王立即派去阿尔发公爵进行镇压。阿尔发建立"除暴评议会"（血的评议会），展开恐怖的镇压活动。因此，以厄格蒙特为首的八千多个贵族和市民惨遭杀害。在这场狂暴之中，十多万民众被迫逃到海外。

        乞丐党受到沉重打击，幸免的人大都流亡国外。那些流亡者在国外组织"海上乞丐党"，继续革命。潜伏下来的人化名为"森林乞丐党"，展开攻打教会、袭击修道院等激进的游击活动。在这场苦难之中，斗争呈现出真正的独立战争特色。

        一五七二年，"海上乞丐党"占领布里尔。进而攻下佛兰德尔和德伦特两个州的各城市。以此为契机，抵抗运动逐步取得成功。一五八一年，北部七个州发表独立宣言，荷兰共和国获得自由、独立。

        不经历苦难，便不会有凯歌。"乞丐党"在迫害面前没有屈服，终于成为争取民族独立的"核心"。从这段历史中，我们可以学到许多东西。

        在"乞丐党"背后，最活跃的人物有厄格蒙特和奥兰治亲王威廉等人。看来，厄格蒙特很富于智慧，在战场上勇猛果敢，是个有魅力的人物。他反对西班牙暴政的行动，正是代表民众的呼声。

        后来歌德在戏剧中对厄格蒙特作了感人的描写。剧本大约在厄格蒙特逝世二百年后的一七八七年九月完成。当时歌德三十八岁。

        他笔下的厄格蒙特是一个热爱自由、正义的革命宗教运动盟主。他在群众中有崇高威望，"天下人全都热爱厄格蒙特伯爵。"

        戏剧中的厄格蒙特责难那种由于无谓的不安与恐怖，浪费眼前大好时光的人，他说："只有享受眼下的瞬息时间，才会对未来充满信心。"他还说："我已站在高处，还可以走到更高地方，而且不能不走。我感到希望与力量，我还没有到达最高顶点。"（《歌德全集4》，内垣启一译，潮出版社版）

        歌德通过这些语言的设计，表现出厄格蒙特勇敢的个性。

        "构成主人公特征的是刚勇，这是他的天性，是他一切行动的基础。"（同前书）

        厄格蒙特最后中了阿尔发公爵圈套，被俘后遭判死刑。但是他的信念一直丝毫未变。他的情人克莱露芬拼死设法营救，最后失败，绝望之余服毒自杀。在厄格蒙特赴刑场之前，牢房中出现克莱露芬的幻影，为他的正义之死祈祷。厄格蒙特最后指出：爱国志士的鲜血不会白流，他说完"我要为自由而死。"之后，大踏步走向刑场。厄格蒙特走上断头台，戏剧即将拉幕，此时他高呼："为了营救出你们最热爱的人，愉快地死去吧，就象我现在这样。"（同前书）

        厄格蒙特就这样，大义凛然，临危不惧，留下铮铮的壮语。

        歌德的亲密朋友、历史学家、德国剧作家席勒在《荷兰独立史》（丸山武夫译，岩波书店版）中写道："我认为尼德兰获得自由是最引人注目的世界大事之一，也是使十六世纪成为最光辉世纪的原因之一。"

        他在书中还热情地赞扬了荷兰的独立史是"群众强大的美好纪念"，它说明一个人的勇敢能发挥出多么巨大的力量；

        觉悟的民众能够创造多么伟大的成果。

        一个人顶住逆风站立起来，该有多么困难！另一方面，支持这个人，与他齐心协力，又需要多大勇气！在现实中，抱着不安与踌躇，无所作为地被历史洪流吞没者数不胜数。面对这种现实，席勒竟称赞为"群众强大的美好纪念"，足见其内心激昂之情。

        "恶魔为了自己的繁荣，最需要的是善良人们保持沉默。"

        这是第十七次帕格沃什①会议宣言的一句话，是今天这恐怖的核武器时代，充满和平愿望的呼声。

        ①帕格沃什会议——全名"科学与国际问题会议"。1957年在爱因斯坦等呼吁下，在帕格沃什召开。以后在世界各地召开多次。一直沿用此名。

        任何时代的"序曲"，永远是由"先驱者的勇气"与"民众团结的力量"合奏而成的。上述历史观点概括了时代的根本潮流，我们决不应当忽视。

        扭转法国革命进程的妇女

        ——鲁库勒夫人的果敢行动

        法国大革命距今已二百年。这次革命震撼整个欧洲，宣告了封建桎梏时代的结束。同时这次革命产生了"人权宣言"，树立起"自由"、"平等、"友爱"的思想概念。这个划时代的宣言已成为今天民主主义的源泉。尤其具有重大意义的是，这次革命使受压迫的底层群众的能量爆发出来，成为扭转历史的主要角色。在这场革命运动中，出现了一幕幕动人的群众场面。

        拉法耶·萨巴契尼的《斯卡拉母修》（加岛祥造译，潮夕库版），就是一部以法国革命为背景的、激动人心的热血小说。

        革命前的法国，特权阶级的僧侣和贵族高高在上，被称为第三等级的平民们处在受歧视被剥削地位。然而这种暴政最终仍是被民众打倒了。在这部小说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插入唐·吉诃德向风车冲锋的一段情节。

        小说主人公安德烈·路易勇敢地起来向权力者宣战。他的义父凯路卡第公爵讽刺他的行为是盲动。义父说："你读过唐·吉诃德吧，在他冲向风车时，发生了什么事？现在在你身上发生的事，就和那时一样。"路易反驳说："如果风车过于强大……，我就要设法在风的身上下功夫。"

        他把风车比作特权阶级，风就是群众。用刀枪不能把风车打倒。可是一旦风吹起来，风车就不能不转。可以说法国革命正是民众掀起的风暴。它迫使风车不停地转动起来，后来又把人道主义的熏风吹进整个欧洲。

        在这场吹动历史陀螺旋转的风暴——法国革命的前夜，一个普通的不出名妇女登上历史舞台。

        鲁库勒夫人是个经营小杂货铺，同时兼作缝补工作，勉强维持生计的市井妇女。就是这位妇女却走在法国革命的最前列，数年坚持向"巴斯底要塞"进行斗争，终于打开这要塞的沉重大门。

        我年轻时也曾读过关于这位妇女的书，很受感动。大约二十年前我写下题为《献给保卫生命尊严的人》的诗篇：其中有下面一段：

        为了早日实现真正的团结、幸福与解放。

        你以身保卫生命的尊严。

        持久和平与繁荣，并非垂手可得。

        却铭刻在你们纯洁、坚强、伟大胸怀之中写此诗时，我心中充满对这位保卫生命的尊严，弹奏出革命序曲的法国妇女的敬意。这种感情至今仍记忆犹新。

        "巴斯底"，原是城堡之意，最初是保卫巴黎的要塞。十七世纪，路易十三时代，把它改为监狱。后来由于一些反独裁的著名作家被囚于此，它便被视为绝对王权的象征。

        一七七九年左右，巴黎有三十多个类似的牢狱。民众随时有可能不经任何审问被捕入狱。根据国王签发的命令书规定，巴斯底狱有任意逮捕之权，它成为封建专制的根基。

        这样，从十七世纪中叶起，被关入巴斯底狱的无辜群众，包括为了信仰而献身的殉教者在内，总共达五千人之多。

        不管什么时代，只要群众不敢斗争，就会出现当权者、为政者任意横行的局面。最终遭受痛苦与悲惨命运的还是民众。

        因此，为了人人都有一个美好人生，就必须脚踏实地进行努力，扩大人民友好范围。

        要实现人类这些最起码、最切实的要求——"不许发动战争"、"要在地球上消灭悲惨与不幸"、"要建立一个好人得志、坏人受压的和平与安祥的世界"，必须依靠民众。在日益复杂的社会中，人类如果失去实现这些愿望的力量与智慧，那将是最大的危险。

        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法国革命全面开始。第一步是解放巴斯底狱。但是法国著名历史学家米什莱认为，解放巴斯底狱的第一位有功者应是鲁库勒夫人。那被视为绝对王权象征的监狱，是被一个妇女的柔弱的手推翻的。

        据米什莱的《革命的妇女》（河出书房版）一书记载，鲁库勒夫人生活非常平凡。有一天，她偶然拾到一封信，是一个关在狱中的政治犯写的。这犯人二十五岁时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他已被关在狱中达三十五年之久。

        鲁库勒夫人拾到的信，是那犯人委托看管交给一个慈善家的，不料看管喝醉酒，丢到路上。

        夫人读过信后，知道了这素昧平生的犯人是无辜者，是专制政治的不幸牺牲品，于是出于一个妇女善良的怜悯与慈悲，便开始营救这无辜犯人的行动。

        米什莱在上述的书中概要地写道：

        "在当时那种腐败的社会中，也有许多易于流下同情泪水的博爱主义者、大臣、法官和贵族。但是却没有一个人采取实际行动。这无名的妇女从信中了解到悲惨的事实之后，气愤得战栗不止。然而她却没有流泪，她立即行动起来。"

        看到别人痛苦不幸时，谁都会表示一下同情，说一声"太可怜了。"但却很少有人考虑一下"我该为他作什么？"

        "要怎样帮助他？"特别是一旦采取行动会给自己带来苦难，会危及自己安全时，就更加困难。判断一个人是否伟大，应当看他能否在任何情况下都采取果敢行动，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道路。

        鲁库勒夫人迈出的正是这种苦难的步伐。

        她的行动确实果敢，她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她身着朴素服装，走过一家家一户户，进入大小公馆，向高官、领主诉说自己的信仰；请求他们释放犯人。她的诚挚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但是她的行动却在亲朋之中遭到非议，受到卑劣的怀疑，甚至有人认为那犯人可能是她的情夫。社会，总是对正义的人十分残酷，往往投以恶劣卑俗的目光。

        人们指责和非难那些先驱者的行动已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事情。出于恶意、忌妒和自私去捏造一些毫无根据的谎言，也是亘古常见的伎俩。结果常常是正义者的本来面目被埋葬于地下，唯有那些谎言却公诸于世，甚至假话被当成历史事实传给后人。

        鲁库勒夫人不久便失业。但是父母的死，官府的压迫，屡次三番的磨难，都未使她为之动摇。她不灰心也不害怕，朝着既定目标勇往直前。

        她敲过各处的门，找过各种关系，到处奔走呼号。有一次为了得到王宫侍女的帮助，她拖着怀孕七个月的沉重身体，寒冬腊月，竟然从巴黎徒步走到凡尔赛宫。

        这样经过数年斗争，终于有一天向国王路易十六呈递释放犯人请愿书的机会来了。但是国王冷酷无情，做出永远拒绝释放的回答。万事皆休！一切努力化成泡影。残酷！这是极为残酷的回答。

        可是，鲁库勒夫人在此情况下仍未停止她执著的斗争。她始终相信民众的力量，她向那些不满专制制度的贵族、富有同情心的公爵夫人、哲学家、法官等等不断进行工作，掀起一次次舆论的风潮。

        真是永无后退的执著精神。任何道路都是一样，要想朝着最终目的走到底，绝非易事。"绝望"与"恐惧"好像甜美的诱惑，时时躺在伸手可及的地方，越是靠近它，心里越会空虚，感到无能为力。

        鲁库勒夫人继续不断地与"巴斯底狱"进行斗争，那获得"最后胜利"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一七八四年，路易十六在周围呼声的迫使下，发出释放那个犯人的命令，并进一步对滥用国王签发的命令书现象提出限制。这样，那难以攻克的巴斯底狱的大门，在一个妇人的正义呼吁面前第一次打开了。

        鲁库勒夫人终获胜利。后来一七八八年她离开人世。第二年，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便拉开帷幕。她当然没有参加巴黎人民解放巴斯底狱的行动。但是，应当说正是她的坚强不屈的信念才把这个巴斯底狱拉到人民审判台前。

        关于真正的英雄，米什莱这样写道：

        "英雄是谁？是那修筑了耶那桥（架在塞纳河上的巴黎的桥——引用者）的人（拿破仑——引用者）吗？不，不是！这里有一个比他更加伟大、更有力量、更有生命力的人，他的名字响彻大地。"（《法国革命史1》，后藤达雄、后藤喜久雄译，日本评论社版）

        那声贯法兰西革命圣地的、超过拿破仑的英雄，就是为了生命的尊严和自己的信念而战斗的"平民英雄"。

        鲁库勒夫人正是平民英雄中的一个。她为"正义"和"自由"献出生命，她从巴斯底狱的铁锁下救出一个生命。她改变了人们对神圣不可侵犯、坚不可摧的牢狱象征着的专制势力的恐惧与绝望情绪，带来了"勇气"，掀起了群众斗争的波涛。

        可以想象，她首先要不断战胜自己的恐惧，她用"勇敢"和"智慧"战胜眼前一个个障碍，才完成了伟大事业。

        剥去一切装饰，作为一个人还剩下什么，这点最为重要。

        她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之类的人，所以应当说她身上的力量是最强的。

        鲁库勒夫人的事迹最使我感动的是，一个平凡的妇女竟能打开积聚在群众心中的能量的喷出口，成为推动历史的人。

        她最初的动力只是出于一个妇女对无辜犯人的同情与自己倔犟的性格，再加上她的直率。这使她能把思想立即化为行动。

        人世间真正的强大，不是来自外表风度、权力、财产和地位，而是来自强烈的"人性"，即为了自己既定目标而甘愿献出一切的"人性"。

        赤裸裸的人性的呼唤才能抓住人心，成为不断开拓人类友好的沃野的动力。

        大众最有知识

        ——长谷川如是闲与吉川英治

        大众是一个具有最丰富知识的集团，大众最为英明。比如，在电视中观看政治家演说时，他们能够一针见血地看穿眼前人物的内心世界，评论说："这个政治家嘴上说得漂亮，心里很阴险。"还有说：别看他相貌堂堂，服装考究，"内心十分庸俗空虚。"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看穿本质的智慧与判断能力的大众也是可怕的。

        活跃在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代的名记者长谷川如是闲和作家吉川英治，曾围绕"大众如何英明"的问题进行过对谈。他们发表的对谈记录，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之外，均为我师》，吉川英治著，大和书房版）

        吉川在对谈中，是这样说的：

        "什么是大众？在我们作家看来，大众就是大知识。"

        长谷川接着说："这是对的，不管道德还是宗教，大众主张的都是正确的。"吉川又说："想敷衍他们，要手腕应付他们是行不通的。大众不可欺呀。"长谷川甚至说："大众最有聪明才智，……有了大众，社会生活才得以维持，若是大众崩溃了，社会就要崩溃。而知识分子，则死也好，活也好，都无关紧要。"最后吉川作出结论："想到自己的对手是大众，就感到畏惧，不能不严肃，不能不鞠躬尽瘁。"

        他们所指的大众，就是民众吧，两位先生阐明了深刻的道理，在他们身上没有知识分子的"清高"与"傲慢"。他们深深懂得没有对民众的爱和谦虚，自身也将被时代抛弃这一真理。

        想到"民众"的力量和运动，我不由得想起印度的甘地。

        他反对使用暴力，反对服从，被称为"伟大的灵魂——甘地"，据说这个称呼是泰戈尔赠与的。这个名字比"印度独立之父"更加深入人心。因为甘地一直生活在民众之中，对于民众来说，他确实是自己的灵魂的支柱。甘地一生进行的艰苦卓绝斗争，如果不是依靠灵魂的光辉是无法完成的吧。

        卡尔·贾斯帕斯①晚年，曾称赞甘地说："我们今天面临着如何避免核武器大量屠杀人类问题。甘地对此早已作出正确回答：只有超越政治的政治性价值才能挽救我们。"（《伟大的畏魂甘地诞生一百周年纪念论文集》，拉达克里修男编）

        ①卡尔·贾斯帕斯——德国哲学家。

        如果只从政治效果来考虑甘地的非暴力主义，那只不过是看到冰山的一角。正如水中实际尚有几十倍的冰块存在一样，他的巨大灵魂的作用，远远超出了当今政治的层次。当今政治靠的只是最后通牒式的武力。此外他还紧紧抓住了政治性现实这条野马的缰绳。甘地的"超越政治的政治性价值"的行动影响波及全世界，归根到底，其原因是他充满爱护人类的感情。在非暴力主义运动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发出的巨大灵魂的光辉逐步照遍民众灵魂的伟大景象。

        佛法也是从民众中产生发展起来的。日莲大圣人的著名的《立正安国论》中所用的"国"字，大多写成"囻"。即"囗"中不是王而是民。大圣人又在别的书中写道："王以民为亲"。他说此话正是封建社会鼎盛时期。在我刚刚信奉佛教时我还很年轻，所以他的这句话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中。

        "王以民为亲"的这个王，现在看来就是当权者，社会的统治者。领袖本来应把民众视为自己的"亲"（父母），真诚地为他们服务。这是每个为政者都必须牢记的最重要的基本原则。民众就是产生一切的"亲"，民众才是一切事情的基点。

        我一直认为，忘记这点便一事无成。民众比任何统治者，比任何名人，比任何享有荣誉的人都要高尚。我们应当永远生活在这至高无上的民众之中。一切从他们出发，从他们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长期以来，民众一直被一小撮统治者当成可利用的手段。

        如今，新的时代已经来临，不以民众为友的人，永远不会获得成功。忘却民众，没有民众支持的运动也是软弱的，不能持久的。它最终的命运只能是逐步失去生气，走向灭亡。

        扎根于民众的共生、共感与共进才是正确坚实的道路，只有通过这条道路我们才能稳步走向道德化的社会。

        新人道主义

        ——评《赤脚的达里埃人》

        不论走到哪个国家，如果你能侧耳倾听民众的呼声，打开他们的心扉，你就会听到人道主义的心声。

        一九八三年初夏，我访问了罗马尼亚，这是个百花争艳、绿林成海的国家。我有幸与几位作家、诗人进行交谈。其中有已故的作家扎哈里亚·斯坦克先生。如果他还健在，我们肯定会成为相见恨晚的至友。

        斯坦克先生的代表作是《赤脚的达里埃人》（直野敦译，恒文社版）在日本也拥有众多读者。这本书刻画了几个栩栩如生的农民形象。他们不畏暴政，在贫苦中，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坚强、乐观地生活着。

        其中有一段给我印象最深：

        故事的舞台是多瑙河边，在罗马尼亚与保加利亚交界的国境线上。由于地理原因罗马尼亚的达里埃村民和保加利亚人经常往来。保加利亚人常走过河来做生意。春天卖种子，秋天卖菜。达里埃人与他们结成纯朴友谊。

        不久，保加利亚与土耳其发生战争，再也看不到保加利亚人过来。后来有消息说他们熟悉的伊万、斯妥扬、维尔丘、安东等人都已死在战场上。没过多久，更坏的消息传来，达里埃人也必须和保加利亚人打仗了。一天，人们被集中到广场，宪兵们宣布打仗的决定。人们开始议论起来：

        "什么？和保加利亚人打仗？"

        "我们和保加利亚人有什么冤仇？我们不是朋友吗？看起来伊万、斯妥扬他们死了倒好了，要是活着还得在战场上见面。哪有这种不光彩的事呀！我们不得不互相撕杀，互相射击……。"

        这段对话充满美好的、暖人心田的人道主义精神。他们肯定是些没有学问的人，正因为没有知识，才不具有被歪曲的民族偏见和敌意。作品体现出埋藏在人们心灵深处的人性之美。体现了不管是罗马尼亚人，还是保加利亚人，一切扎根于生活大地上的人们所共有的人性。我并不是鼓励无知识，但我认为一切知识与学问都应当为民众的美好生活感情服务。这一点决不应当忘记。

        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精确地描绘出民众的内心世界，使天下亿万读者受到震动，成为国际间的桥梁。正像斯坦克先生所描写的那样，民众之心，更广泛地说，人类之心，如果去掉一切装饰，就是地道的和平主义、世界主义。

        这里我联想到一个与日本人有关的故事。一九○四年左右，日俄战争开始不久，正好也是在《赤脚的达里埃人》所写的那个时代。

        一天，日本军队的团部抓到一名俄国军官和一名士兵。他们第一次见到俘虏。于是连长招集起士兵，询问谁想看俘虏，他要求想看的人举起手来。可是举手和不举手的人各占一半。

        连长奇怪，便一一询问那些不举手的人为什么不想看。其中有个士兵答道：

        "我在家的时候是个手艺人，穿上军服才成了日本武士。

        我虽不知俘虏家住在哪里，是什么样的人，可是我觉得一个军人作了俘虏被拉到各处去示众，实在残忍。他太可怜了。所以不愿去参观他，污辱他。"

        连长听了他的解释很高兴。原想去看的人也一个个同意了他的看法。于是这次参观俘虏的活动便取消了。

        这是作家长谷川伸在《日本俘虏志（上）》（中公文库版）中所写的一段史实。事情发生在战争当中，所以格外使人耳目一新。这样一个充满人性之美的思想，来自一个普通民众，转瞬间他便征服了整个连队，我对此深表敬意。

        我想他是绝对不愿打仗的，他一定非常热爱自己手艺人的工作，以此为骄傲。即使无奈走上战场，也不愿失去自己作为人的骄傲。"不知那俄国俘虏家住哪里，是个什么样的人……。"——这句话充满对一个想来同为劳动者，同样有家庭的异国人的同情。

        这个故事也表达出与达里埃人相似的、充满生活气息的民众的胸怀。值得注意的是两个事例中都提到"耻辱"问题。

        一个认为与保加利亚的朋友互相撕杀是"耻辱"；一个是不愿"污辱"俄国俘虏。这两个心绪虽然产生在相距甚远、互不相识的两国人身上，但必然有其相通的共同之处。

        不管东方还是西方，新的人道主义并非空洞口号，它已在民众心中开放出绚丽花朵，必将成为走向和平的坚实步伐。

        没有哲学的时代

        ——赫伊津哈的揭示

        当今是信息化社会，坐在家中可以得到全世界的情报。但另一方面，从这些泛滥的信息之中了解真实情况也很困难。不少人一旦登上了电视等宣传报道，便错以为自己真的伟大起来，别人也会投以羡慕的眼光。现代社会越华丽，就愈发孕育着真假、虚实难辨的危险。

        社会朝着日益巨大化、信息化、复杂化的方向发展。如果我们不加分析地承认自己是"富裕的社会"、"中产阶级意识"等空洞的形象，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被卷入轻率浅薄的潮流中去。约翰·赫伊津哈①早就看清在大众社会化过程中，人类的思维能力和判断力，总的来说是在走向衰退、幼稚。他指出："如果一个团体采取低于自己判断能力的幼稚行动，我把这个团体的态度称为幼稚性。就是说，这个团体不是要把孩子培养成大人，而是使自己的行为接近少年时的表现。"

        ①约翰·赫伊津哈——荷兰历史学家。

        "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正在出现一种最令人忧虑的判断力减弱的症状"。（《在明天的阴影中》，藤绳千草译，河出书房新社版）。五十年前，在法西斯主义的阴云笼罩下，他敏锐地发觉了全体主义完全抹杀个性的危险倾向，做出上述断言。他当时的这番话，可以说完全适用于现代社会。现代社会不断追求新的信息，追随时髦潮流，因而正在变成无法确认自己存在的时代。所以最重要的是在这个大众化的社会中，永远把握一个准确的尺度，永远不要忘记实际的现实世界。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现代社会，可以叫"没有哲学的时代"。今天社会遇到的一切难题，究其原因就在于一些人或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失去了哲学。人类过去出现过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笛卡尔、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众多思想家、哲学家，还有众多的宗教家。他们在各个时代留下足迹。但是，到了今天，文明得到迅速发展，哲学反倒全都失去自己的力量。

        一个时代，一个社会没有哲学，恰恰证明这是个不幸的时代。因为没有哲学的人不懂得人生的真正价值。只是一味地延续不稳定的、没有价值标准的、广漠的时间与空间。于是，懒惰出现、堕落发生。人们沉浸在安逸与享乐之中。反过来，懂得深刻哲理的人，才能真正懂得人生的妙处。深刻的哲理能够逐步在人们内心深处，发射出耀眼的光茫。在这个不断追求相对的高价值的社会里，得到一种哲学，让它在自己心中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念，就显得十分重要。

        我的恩师户田先生是个数学家。我认为他也是通晓万般道理的大学问家。另外他还是少有的佛法实践者。对先生来说，思索即实践。或许应当说是实践转成对人生的深刻思索。

        能有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生之师，我感到无上光荣。

        先生曾引用一个最通俗的事例来解释哲学的概念。他们：

        "最通俗的哲学是在水户光圀（黄门）的漫游记中。有一天，水户在农村向一位老妇人要水喝，并且坐在她的米袋上。老妇人一见申斥道：这是要向水户老爷交纳的大米，怎么能坐在屁股下面呢！光圀只好低头认错。听起来是个滑稽的故事。

        可是，那老妇人虽然没有学问，却有信念，有对自己职业的骄傲，心中有哲学。"而且，"不管别人说什么，却无法改变她的信念，这就是哲学。具有哲学的人是强有力的。"

        这是个描写封建时代的故事，对故事本身该如何看，且不去管它，故事里反映出一个道理：不管任何时代，对人类来说，最重要的是必须具备稳固的"价值观"与"秩序观念"，离开它们，人类便无法生存，社会便无法发展。

        我认为"哲学"应扎根于民众实际生活之中，又是实际生活的反映。不管如何抽象化，如何具有高深的理论体系，只要是名副其实的"哲学"，它就必须从民众的土壤中吸收养分，生枝育叶、开出鲜花。因此，越是"没有哲学的时代"，越应不断注视民众心灵深处蕴藏的深刻人性和抵抗强权的情感，以及各种实际感觉。在大众化、信息化社会里，能否取得领导者地位，就在于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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