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来已经惊讶不已，阿尔左边的东西更是让我惊掉了下巴：一支烟正在烟灰缸里闷烧。我从他身边伸过手去，把烟掐灭。“你想把仅剩的肺组织咳出来吗？”
他没有应声。我不确定他是否听到了我的话。他盯着我，双眼圆睁。“上帝！杰克，谁把你的头皮削开了？”
“没有谁。我们先出去吧，不然我会被你的二手烟呛死。”但我的责备很无理。我在德里的几个星期里，已经习惯了烟味。我要是不当心，很快也会抽上烟。
“你的头皮被剥开了，”他说，“你还不知道。有一绺头发从你的耳朵后面垂下来，你……究竟流了多少血？一夸脱？谁干的？”
“A，不到一夸脱。B，弗兰克·邓宁。我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现在我有个问题。你说你会祈祷，可为什么在抽烟？”
“因为我很紧张。因为现在没关系了。马儿已经跑出马厩。”
关于这一点，我几乎无法辩驳。
阿尔缓缓地走到柜台后面，打开一个橱柜，拿出一个塑料箱，箱子上面有个红色的十字。我坐在凳子上，看着表。阿尔打开门、带我走进餐馆时是七点三刻。我走下兔子洞，出现在一九五八年的仙境里时大概是七点五十五分。阿尔说，每次造访只需要两分钟，墙上的钟表似乎证实了这个说法。我在一九五八年待了五十二天，但这里现在只是早上七点五十九分。
阿尔正在摆弄纱布、胶带和消毒剂。“弯下腰，让我看看，”他说，“把下巴放在柜台上。”
“可以不用过氧化氢。已经四个小时了，血现在凝固了。看到了吗？”
“小心为止。”他说，然后在我的头上放药。
“！”
“痛吧？因为伤口还开着。你想在去达拉斯之前让一九五八年的外科医生治疗你感染的头皮吗？相信我，伙计，你不想的。别动。我得剪掉一点头发，不然没法贴胶带。谢谢上帝，你的头发不长。”
剪——剪——剪。随后他火上浇油——或者说在伤口上撒盐——把纱布按在伤口上，用胶带贴住。
“一到两天后就可以取下纱布了，但在那之前，你肯定宁愿戴着帽子。头顶暂时看起来有点寒碜，不过，那儿的头发如果长不出来了，你可以把下面的头发往上梳。想吃点阿司匹林吗？”
“想。再来杯咖啡。你能行吗？”咖啡只能暂时缓解疼痛。我需要的是睡眠。
“能。”他轻轻地按了一下邦恩牌咖啡机上的开关，然后又开始翻急救包。“你看起来好像瘦了。”
你自己也是，我想。“我生病了，上吐下泻二十四小时——”我突然住口。
“杰克，怎么了？”
我盯着阿尔放在墙上的照片。我走下兔子洞时，墙上有一张我和哈里·邓宁的合照。我们微笑着，拿着哈里的毕业证书，看着相机。
现在，那张照片不见了。
“杰克？伙计？怎么了？”
我拿起他放在柜台上的阿司匹林，塞进嘴里，直接干吞。然后我站起身，慢慢朝名人墙走去。我感觉自己像个透明人。在过去两年里挂着我和哈里照片的地方，现在挂着阿尔跟迈克·米肖——缅因州第二区的美国代表——握手的照片。米肖肯定是在寻求连任，因为阿尔的厨师围裙上有两张贴纸。一张上写着“米肖进入国会”。另一张上写着“里斯本爱迈克”。光荣的代表穿着亮橙色莫西狂欢节t恤，手里拿着滴油的富客汉堡，对着镜头。
我把照片从钉上取下来。“这幅照片挂在这儿多久了？”
他看着照片，皱起眉头。“我这辈子从没见过这张照片。天知道我在最后的两轮竞选中支持米肖——见鬼，我支持任何没有被抓住诈骗选举资助的民主党——我在一次聚会上见过他，但那是在洛克堡。他从没来过餐馆。”
“很明显，他来过。那是餐馆的柜台，不是吗？”
他把照片拿在手里，他的手骨瘦如柴，跟爪子差不了多少。他把照片拿到脸边。“是的，”他说，“当然是的。”
所以蝴蝶效应的确存在。照片就是证据。
他盯着照片，露出微笑。那是诧异的微笑，我想，其中或许还有敬畏。然后，他把照片递给我，走向柜台后面，去倒咖啡。
“阿尔，你还记得哈里吗？哈里·邓宁？”
“我当然记得。你不就是为了他才去德里，还差点丢了脑袋吗？”
“没错。为了他，还有他的家人。”
“你救下他们了吗？”
“是的，只有一个没救下来。图加的爸爸抢在我们之前杀了图加。”
“我们指的是谁？”
“我会告诉你一切的，但我现在想回家睡觉。”
“伙计，我们时间不多了。”
“我。”我说，心想，我唯一要做的就是看着你，阿尔。“但我困死了。对我来说，现在是凌晨一点半，我度过了……”我张开嘴，打了个大哈欠——“疲惫的一晚。”
“好吧。”他端出咖啡——满满一大杯黑咖啡。他给自己倒了半杯，他那杯里明显加了奶油。“边喝咖啡边聊，能说多少就说多少。”
“首先，告诉我，哈里如果从来没有在里斯本高中当过门卫，从来没有在你这儿买过富客汉堡，你怎么会记得他？其次，告诉我，米肖来过你的餐馆，你怎么会不记得？”
“你不确定哈里·邓宁如今在不在镇上，”阿尔说，“你也不确定他如今在不在里斯本高中当门卫。”
“他要是在，那真是惊人的巧合。阿尔，我改变了过去——在一个叫比尔·图尔考特的家伙的帮助下。哈里不用去纽黑文跟伯伯伯母住，因为他妈妈没有死。他哥哥特洛伊和妹妹埃伦都没有死。拿着锤子的邓宁根本没能靠近哈里。哈里在人生发生了这么多变化后如果仍然生活在福尔斯镇，我肯定会是世界上最惊讶的那个人。”
“可以查一下，”阿尔说的“我办公室里有台笔记本电脑。来吧。”他扶着东西走在前面咳嗽着。我端着我的咖啡，他把他的咖啡留下了。
“办公室”这个词用于厨房尽头厕所大小的房间，未免言过其实。这儿几乎都容纳不下我们两个人。墙上贴着备忘录、许可证以及缅因州和联邦政府的卫生标准。散布所谓著名猫肉汉堡之类谣言的家伙要是看到所有这些文书——包括缅因州饭店委员会终审之后出具的A级卫生证明——可能只得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
哈里的苹果笔记本电脑放在桌上，我记得我上三年级时用过那种桌子。他倒进几乎和桌子同样大小的椅子里，因为疼痛和轻松，哼了一声。“高中有网站，对吧？”
“当然。”
笔记本启动时，我在想，在我离开的五十二天里，我的邮箱里堆积了多少邮件啊。然后，我想起我只离开了两分钟。真是太蠢了。“我想我有点混乱，阿尔。”我说。
“我了解那是什么感觉。坚持住，伙计，你会——等等，有了。看。课程……夏季……教师……管理员……保管人员。”
“对了。”我说。
他按着触控板，嘟哝着，点点头，点击什么，然后盯着电脑屏幕，好似算命大师在察看水晶球。
“好了，别吊我的胃口了。”
他把笔记本电脑转过来让我看。屏幕上显示的是：“里斯本高中保管人员，缅因州最棒的保管人员！”这行字下面是两男一女的照片，他们站在体育馆中央的球场上。三个人都面带笑容，都穿着里斯本灰熊队的运动衫。哈里·邓宁不在其中。
“你记得他当过门卫，是你的学生，是因为你进过那个兔子洞。”阿尔说。我们又回到车型餐馆，坐在一个火车座里。“我记得他，要么是因为我自己也进过兔子洞，要么只是因为我离兔子洞很近。”他想了想。“很可能是这样。是一种辐射。黄卡人也离得很近，不过是在另一边。他也感觉到了。你见过他，所以你明白我在说什么。”
“他现在变成了橙卡人。”
“你说什么？”
我又打了个哈欠。“我要是现在告诉你，我会把事情弄得一团糟。我想开车把你送回家，然后自己回家。我想弄点吃的，因为我饿得像头熊——”
“我弄点鸡蛋给你吃。”他说着站起身，又砰地坐回去，开始咳嗽。他每一次吸气后都喘得更厉害，整个身体摇晃着。有什么东西在他的喉咙里发出响声，就像行驶中的自行辐条卷进一张扑克牌后发出的声音。
我把手放到他的胳膊上。“你该回家，吃药，休息。如果睡得着，就尽量睡觉，我知道我能睡着。你去睡八个小时。我帮你设闹钟。”
他停止咳嗽，但我仍然能听到那张扑克牌在他的喉咙里响。“睡觉。睡得很熟。我记得那种感觉。我真羡慕你，伙计。”
“我今天晚上七点会到你那里。不，晚上八点吧。我要先在网上查点东西。”
“要是一切令人满意呢？”他因为自己的双关语无力地笑了……这个双关语，我当然听过不下千遍。
“那我明天就回去，准备行动。”
“不，”他说，“你要回去抹掉行动。”他捏捏我的手。他的指头很细，但很有力道。“这是最重要的。找到奥斯瓦尔德，抹掉他干的蠢事，把他那自鸣得意的假笑从脸上抹掉。”
我发动汽车前，伸手去摸粗短的福特竖排变速器，用左脚踩有弹性的福特离合器。我的手指除了空气什么都没抓到，鞋子除了脚垫什么也没踩到，我笑了。情不自禁。
“笑什么？”阿尔坐在副驾驶座上说。
我想念拉风的福特森利纳，就是这样。不过没关系，我很快就会再买一辆。我下次去时没那么多钱了，至少开始时是这样（我在故乡信托的存款会在我下次去时消失），我也许要跟比尔·泰特斯多还些价。
我想我能办到。
我现在跟上次不同了。
“杰克，什么事情这么好笑？”
“没事。”
我留意美茵大街，看看有没有变化，但所有显眼的建筑都在，包括肯纳贝克水果店。这个店看起来和平常一样，好像明天就会倒闭。沃伦波的雕像仍然矗立在福尔斯镇公园里，卡贝尔家具店窗户里的旗帜仍然向世界保证：“没有人售价会比我们更低。”
“阿尔，你还记得经过兔子洞后，要钻过铁链吗？”
“当然。”
“铁链上面挂着的标牌呢？”
“有关水管的。”他像个士兵一般端坐着，仿佛前面的路上有很多地雷。车子每次颠簸，他都畏缩一下。
“你从达拉斯回来时——你意识到自己病得太厉害，没法办到时——那个标牌在吗？”
“在，”他沉思片刻后回答，“在的。这很滑稽，不是吗？四年过去了，排水管还没被修好？”
“不会的。那是个日夜加班加点的工厂。它怎么没有引起别人注意呢？”
他摇摇头。“搞不清。”
“放标牌的人，可能是为了阻止人们不小心走进兔子洞。那么，标牌是谁放的呢？”
“我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你说得对不对。”
我转弯，把车开上他家所在的街道。我希望看到他安全地走进家门，再继续开七八英里到萨巴特斯。我希望自己在开车时不会在方向盘后面睡着。但我的脑子里还有一件事，我得把这件事说出来。我必须说出这件事，免得他期望过高。
“历史很执拗，阿尔。它不想被改变。”
“我知道。我跟说过。”
“你是说过。但我现在想的是，阻力的大小跟事件对未来的改变程度成正比。”
他看着我。他眼睛下面的眼袋比以前更暗了，眼睛里闪着痛苦。“你能用英语说吗？”
“改变邓宁一家的未来比改变卡罗琳·波林的未来更难，这一方面是因为牵扯的人更多，但主要是因为不管怎么样，波林都会活下来。多丽丝·邓宁和她的孩子们本来都会死……当然，现在还是死了一个，尽管我尽力补救。”
他的嘴唇上露出幽灵般的笑容。“很好。记住，下次往下蹲一点。不然你还得面对一个难堪的伤疤，头发可能再也长不出来了。”
我有想法，但没有说出来。我把车开入他家的车道。“我想说的是，我可能阻止不了奥斯瓦尔德。至少第一次可能办不到，”我笑了，“见鬼，我第一次考驾照时也没过。”
“我理解，但他们不会让我五年后重来一次。”
他说到重点了。
“你多大了，杰克？三十？三十二？”
“三十五。”比今天上午早些时候离三十六又近两个月，但朋友之间，几个月时间算什么？
“你要是把事情搞砸了，不得不重来一次，旋转木马第二次回到黄铜圈时，你就四十五岁了。十年内会发生很多事情，特别是过去如果要跟你作对。”
“我知道，”我说，“看看在你身上发生了什么。”
“我的肺癌是吸烟造成的，仅此而已。”他咳嗽起来，像是要证明这一点。但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怀疑和痛苦。
“也许真是这样吧。我希望真是这样。但我还有一件事不明白——”
他的前门砰地开了。一个身材肥胖的年轻女人，穿着石灰绿的工作服和白色南茜护士鞋，沿着车道一路小跑过来。她看见阿尔躺在我的丰田车乘客座椅里，猛地拉开车门。“坦普尔顿先生，你去哪儿了？我来给你送药，看到房子里没人，还以为——”
他努力笑了笑。“我知道你怎么以为的，但我没事。不算好，但没事。”
她看着我。“你，你带着他到处转悠什么？你没看到他有多虚弱吗？”
我当然看到了。但是，我既然不能告诉她我们去干什么了，就只有闭嘴，打算像个男人那样忍受责备。
“我们有重要的事情商量，”阿尔说，“行吗？明白了吗？”
“都一样——”
他打开车门。“扶我进去，多丽丝。杰克得回家了。”
多丽丝。
邓宁的老婆也叫这个名字。
他没有注意到这个巧合——当然，这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名字——但这个名字在我的脑海里叮当作响。
我平安地把车开到家，然后发现自己伸手去够森利纳的紧急制动器。我熄灭发动机时想，这辆丰田车跟我在德里已经习惯开的车相比，简直是个由塑料和玻璃纤维做成的盒子，狭促、寒碜、令人讨厌。我走进屋，喂我的猫，看到它盘子里的食物还很新鲜。为什么不新鲜呢？在二〇一一年，食物只在盘子里放了一个半小时。
“快吃，爱勒谟，”我说，“中国有一些饥肠辘辘的猫，肯定会很乐意吃一碗喜跃牌精选猫粮。”
爱勒谟看了我一眼，从猫洞里溜出去。我用微波炉加热斯托佛牌冷冻食物（我像怪物弗兰肯斯坦学说话一般思考：微波炉很好，现代汽车不好）。我把食物吃了个精光，丢掉垃圾，走进卧室。我脱下一九五八年的纯白衬衫（感谢上帝，阿尔的多丽丝太激动，没有注意到我衬衫上的血滴），坐在床边上，脱下在一九五八年十分合宜的鞋子，然后躺倒。我很确定，我还没完全躺下去就睡着了。
我彻底忘了设闹钟这件事，我原本在五点肯定醒不来，但四点一刻，爱勒谟跳上我的胸口，嗅闻我的脸。这意味着它已经吃光食物，在要求添补。我给猫添了食，用冷水冲了把脸，吃了一碗家乐氏香脆麦米片，心想，我得花几天时间才能适应新的三餐时间。
我填饱肚子，走进书房，启动电脑。我访问的第一个网站是福尔斯镇图书馆。阿尔说得对——数据库里有所有发行过的《里斯本企业周刊》。我得成为博物馆之友，才能获取这些资料，这需要花十美元，但基于目前的情况，十美元不贵。
我要找《企业周刊》11月7日那一期。在第二页，一条致命汽车事故报道和一条疑似纵火案报道之间有篇新闻，新闻的标题是“当地人寻找神秘人”。神秘人就是我……或者，我在艾森豪威尔时代的密友。森利纳敞篷跑车已经被找到，上面的血迹也被发现。比尔·泰特斯证实，他把卖给了一个叫乔治·安伯森的人。文章的口吻让我感动：带有对一个失踪者（可能受了伤）下落的单纯关注。乔治·杜森，故乡信托的职员，把我描述成一个“谈吐文雅、举止礼貌的人”。埃迪·鲍默，鲍默理发店的老板的观点和银行职员的观点基本一致。安伯森这个名字没有引起任何怀疑。我要是跟德里一起敏感的案件扯上关系，事情可能会大不一样，但我没有卷入那个案子。
在接下来那期周刊中，也没有我涉及那个案子的报道，我只是在警方公告中被随笔带过：“对消失的威斯康星人的搜寻还在继续”。再往后一期，《企业周刊》已经热衷于即将来临的假期，乔治·安伯森的名字从周刊上彻底消失。但我确实去过那里。阿尔把他的名字刻在树上。我在一份老报纸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我早已料到，但亲眼看到证据，还是十分惊讶。
接下来，我访问了德里《每日新闻》的网站。我花了更多钱才进入他们的存档文件——三十四点五美元。我只花了几分钟，就看到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一日那期报纸的头版。
你可能会以为，一起耸人听闻的当地罪案会成为当地报纸的头版，但在德里——奇怪的小城——他们总是尽量隐藏暴行。那天的要闻是苏联、英国和美国在日内瓦开会，讨论签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可行性。这一条下面，是关于一个十四岁男孩，国际象棋天才博比·费希尔的报道。在头版最下面的左边（媒体专家告诉我们，那是人们最后才看的地方，如果他们会看的话），有条新闻的标题是“疯狂杀人案最终导致两人死亡”。报道说，弗兰克·邓宁，“商业街名人，积极响应众多慈善活动”，星期五晚上刚过八点，“喝醉酒”，回到与他不和的妻子家中。跟妻子一阵争吵之后（我肯定没有听到争吵……我可是在现场），邓宁用锤子砸向她，打断她的胳膊，杀死十二岁的儿子阿瑟·邓宁，当时，阿瑟正准备保护妈妈。
第十二页有详细报道。我翻到第十二页时，看到老朋友比尔·图尔考特的快照。报道说：“图尔考特先生正好经过，听到邓宁家发出呼喊和尖叫。”他冲上人行道，从敞开的门里看到里面的情景。他叫邓宁先生“放下手中的锤子”。邓宁拒绝。图尔考特先生看到邓宁的皮带上装在鞘中的猎刀，便将它拔出来。邓宁冲向图尔考特先生，图尔考特跟他扭打起来在两人的搏斗中，邓宁被刺死。片刻之后，英勇的图尔考特先生心脏病发作。
我坐下来，看着老旧的快照——图尔考特一只脚自豪地踏在四十年代末出产的私家轿车的保险杠上，嘴角叼着香烟。我的手指敲打着大腿。邓宁是从背后被捅的，不是从前面。图尔考特用的是日本刺刀，不是猎刀。邓宁根本没有猎刀。长柄大锤——已被证实并不确切——是他唯一的武器。警察会弄错这么明显的细节吗？我不明白为什么，除非他们是雷·查尔斯那样的睁眼瞎。不过我对德里已经有些了解，这一切看上去天衣无缝。
我想我在笑。报道如此疯狂，实在令人钦佩。所有的零碎材料被完美地嫁接在一起。疯狂的醉酒丈夫，畏缩、恐惧的家人，英勇的路人（没有说明他为什么会经过那里）。你还指望读到什么呢？文章没有提到什么神秘的陌生人出现在现场。一切都是德里风格。
我在冰箱里翻了一阵，找到剩下的巧克力布丁，站在灶台前吃了下去，看着后院。我抱起爱勒谟，抚弄它，直到它扭动身子要下去。我回到电脑旁，按了一个键，驱散屏幕保护，又看了比尔·图尔考特的照片一眼。英勇的介入者挽救了一家人的生命，却由于心脏病发作而倒下。
最后，我走到电话旁，拨通查号台的号码。
德里的电话名录里没有多丽丝、特洛伊或哈罗德·邓宁。最后，我试了埃伦这个名字，没抱什么希望。她即使仍然在镇上，也很可能已经随了夫姓。但有时候，风险大的赌注恰恰是幸运的赌注（穷凶极恶的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就是例证）。电话机器人说出一串电话号码时，我非常吃惊，铅笔差点从手中滑落。我没有再次拨打查号台的号码，而是按了一，然后直接拨打查询到的电话。我要是停下来想想，不确定自己还会不会这么做。有时候，我们不想知道，不是吗？有时候，我们害怕知道。我们只是径直向前，然后回头。但我勇敢地拿着电话，听着德里的一台电话响了一声，两声，三声。电话再响一次，应答机也许就会接通。我不想留言。我不知道要在留言里说什么。
但第四声响到一半，一个女人说话：“你好？”
“是埃伦·邓宁吗？”
“嗯，那要看给我打电话的人是谁。”她的话里有一种克制的风趣。声音中有点儿烟味，有点妩媚。我如果不知道她的年纪，会以为这是个三十岁的女人，而不是年约六旬的老妇人。有这把嗓音的，我想，该是相当专业的人。歌手？演员？也许是位喜剧演员（或是女谐星）？这些似乎都跟德里不搭。
“我是乔治·安伯森。我很久以前认识你哥哥哈里。我回到缅因了，我想，我或许可以试试联系你。”
“哈里？”她的声音听起来很惊讶，“噢，我的上帝啊！你们是在军队里认识的吗？”
是吗？我迅速思考一下，发现这不是我的故事。太多潜在的陷阱了。
“不，不，早前在德里，我们还是孩子时。”灵感闪现了。“我们常常在娱乐中心玩。同一个队的。经常一起玩。”
“哦，很抱歉地告诉你，安伯森先生。哈里死了。”
我一时间哑口无言。不过，在电话里这样可不行。我费劲地说：“噢，上帝，真抱歉！”
“很久了，在越南死的。春节进攻时死的。”
我坐下来，胃里一阵难受。我救了他，让他没有跛脚，没有精神障碍，却把他的寿命缩短了四十年？太好了。手术成功，但病人死了。
但表演不得不继续。
“特洛伊呢？还有你，你好吗？你那时候还是个小孩子，骑着带保护轮的自行车，唱着歌。你总是唱着歌，”我无力地笑笑，“哎，你过去简直把我们弄疯了！”
“最近一段时间，我唯一一次唱歌是在班尼根酒馆的卡拉OK之夜。但我从来不讨厌动嘴。我是班戈的播音员。你知道吗，流行音乐节播音员？”
“嗯哼。特洛伊呢？”
“住在帕姆斯普林。他可是家里的有钱人。在电脑生意上赚了很多。七十年代从底层做起。跟斯蒂夫·乔布斯吃过午饭什么的。”她笑了。笑声很灿烂。我敢打赌，缅因州东部所有人都会调到她的频道，只为听到她的笑声。但是，她再次开口时，声音变得低沉，所有的幽默荡然无存。就像太阳被乌云遮住。“你到底是谁，安伯森先生？”
“你是什么意思？”
“我在周日做热线节目秀，在周六做旧货甩卖秀。‘我有台旋耕机，埃伦，差不多是全新的，但我付不起贷款，我想五千以上卖掉，越高越好。’诸如此类。星期天的主题是政治。人们打进热线，痛斥拉什·林博，或者谈论格伦·贝克该如何竞选总统。我能分辨声音。你要是哈里在娱乐中心时代的朋友，你该有六十岁了，但你不到六十。你的声音听起来不超过三十五岁。”
耶稣啊，说得丝毫不差。“人们都说，我的声音听起来比我的年龄年轻很多。我敢打赌他们也是这么说你的。”
“得了吧，”她语气平淡地说，声音立刻苍老许多，“我经过多年训练，可以让声音带上阳光。你也练过？”
我想不出怎么回答，于是干脆保持沉默。
“况且，没有人会打电话问候小学时的玩伴。不会在五十年之后打，断然不会。”
我可以挂断电话，我想，我已经得到我想要的，而且比我希望得到的更多。但是电话就像黏在了我的耳朵上。我不知道我要是看见火苗蹿上客厅窗帘，能不能把电话扔掉。
她再次开口时，声音里有一丝领悟的意味。“你是他吗？”
“我不知道你指的是——”
“那天晚上还有别人在。哈里看见了，我也看见了。你是他吗？”
“哪天晚上？”我说出来的是‘哪晚’，因为我的嘴唇已经麻木。有人仿佛在我脸上罩了面具。结满雪片的面具。
“哈里说是他的天使。我想你就是他。你去哪儿了？”
“夫人……埃伦……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他接到命令后，我把他送到机场。他离开之后再也没有回来。他要去越南，我告诉他小心屁股。他说：‘别担心，妹妹，我有个守护天使，还记得吗？’天使先生，一九六八年二月六日，你在哪儿？我哥哥在溪山牺牲时，你到底在哪儿？你当时到底在哪儿，你这个狗娘养的？”
她还说了些别的，但我听不到了。她哭得很厉害。我挂断电话，回到浴室。我躺进浴缸，拉上窗帘，把头埋到膝盖之间，看着橡胶垫上的黄色水仙。然后我狂啸起来。一声。两声。三声。这是最糟糕的结果。我希望阿尔从来没有跟我讲过他那该死的兔子洞。不仅如此，我希望他已经死了。
我把车开进阿尔家的车道，看见屋内一片漆黑时，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我试图开门，发现门没锁，感觉更糟。
“阿尔？”
没人应答。
我找到电灯开关，轻轻地弹了一下。房间的主要区域毫无生气，那里被定期打扫过，但不再使用。墙壁几乎被装了框的照片覆盖了。几乎都是我不认识的人——我想，是阿尔的亲戚——但我认识挂在沙发上方墙上的夫妻照：约翰和杰奎琳·肯尼迪。他们在海滩上（可能是海恩尼斯港口），双手环抱着对方的脖子。空气中弥漫着佳丽香水的气味，但香水味没能掩盖住屋子深处传来的病房气息。某处传来诱惑乐队低沉的歌声：《我的女孩》。这里的灯光，就像灰暗多云天里的阳光。
“阿尔，你在吗？”
他不在这里还能在哪儿？在波特兰第九舞蹈房，跳着迪斯科，想要邂逅大学女生？我知道当然不会。但我先前许了个愿，愿望有时候会实现。
我摸索着厨房开关，找到后打开荧光灯，屋子里顿时明亮起来，亮度足够做阑尾切除手术。桌子上放着塑料药罐，那种能盛一周剂量药丸的药罐。这种药罐大多小巧，能装进口袋或者钱包，但是这一个有百科全书那么大。药罐旁边有张兹齐牌便笺条，便笺条上面潦草地写着：“你要是忘记在八点钟吃药，我会杀了你！多丽丝。”
《我的女孩》结束了，《只是我的幻想》开始。我循着音乐，走入病房的恶臭之中。阿尔躺在床上。他看起来很安静。从两只闭上的眼睛的眼角看，他流过泪。泪痕仍然湿润，闪着微光。多片CD播放器放在他左边的床头柜上。床头柜上也有一张便笺条，上面压着一只药瓶。那个药瓶遇到微风就会失去纸镇的功能，因为它是空的。我看着瓶身的标签：奥施康定，二十毫克。我拿起纸条。
对不起，伙计，等不及了。太痛了。你有餐馆的钥匙，知道该怎么做。别骗自己还能再试一次。因为会有太多事情发生。一次成功。或许你很恼怒我让你陷入这一切。我站在你的角度，也会这么想的。但是，别放弃！请别放弃！锡盒放在床下。里面大概还有五百美元，我存下的。
靠你了，伙计。明天早上，多丽丝来照顾我大概两个小时之后，房东可能会给餐馆上锁，所以，务必今晚就去。救救他，好吗？拯救肯尼迪，一切都会改变。
你这个混蛋，我想，你知道我可能会重新考虑。这是你对付我的伎俩，对吧？
我当然会再三考虑。但考虑不是选择。他要是以为我会放弃，那就大错特错了。阻止奥斯瓦尔德？当然。但是我假如回到过去，奥斯瓦尔德严格来说排在第二位，只是云遮雾绕的未来的一部分。一九六三年已经是过去，所以这么说很滑稽，但十分准确。我脑子里想着的是邓宁一家。
阿瑟也叫图加，我可以挽救他。我也可以救哈里。
肯尼迪可能会改变主意，阿尔说过。他的是越南战争。
肯尼迪即使没有改变主意，出了兵，哈里一九六八年二月六日还会出现在同样的地点吗？我想不会。
“好的，”我说，“好的。”我弯下腰，亲吻他的脸。我能尝到最后一滴眼泪淡淡的咸味。“好好睡吧，老兄！”
我回到住处，清点我的巴克斯顿勋爵公文包和精美的鸵鸟钱包。我有阿尔的笔记，上面有奥斯瓦尔德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一日从海军陆战队退伍之后详尽的行为记录。我的身份证还在，现金比我想象的要多。阿尔额外存下的钱，加上我手头上的余钱，我拥有的现金仍然超过五千美元。
冰箱的抽屉里还有汉堡。我煮了一些，放到爱勒谟的盘子里。它吃时，我抚摸着它。“我要是回不来了，你就去隔壁的里特家，”我说，“他们会照顾你的。”
当然，爱勒谟没有在听，但我知道，我要是没喂它，它会去的。猫是求生专家。我拎起公文包，走出门，坚决抵抗一股短暂而强烈的欲望：冲进卧室，躲到被子底下。我要是成功地达成出发时设定的目标，我回来时，我的猫和房子还会在这儿吗？它们如果都在，还属于我吗？没法说。想知道穿越的有趣之处吗？能够穿越到过去生活的人，也不知道未来会变成什么样。
“嗨，奥齐，”我轻声说，“我来找你了，你这个狗杂种！”
我关上门，走出去。
餐馆少了阿尔，变得很奇怪，因为我感觉阿尔仍然在那里——我是指他的鬼魂。他的城镇名人墙上的脸似乎都朝下盯着我，问我来这里干什么，说我不属于这里，劝我在折断宇宙的发条之前离开。阿尔和米肖的照片里有些东西让我特别不安，那个位置曾经挂着哈利和我的照片。
我走进储藏室，开始迈着细小的步子向前滑动。就像熄灯后寻找楼梯最上面那级台阶，阿尔曾经说，闭上眼睛，伙计，这样好受点。
我这样做了。我向下走了两步，听到耳道深处压力调整发出的爆裂声。皮肤一阵灼热；阳光透过我闭着的眼皮射进来。我听见织布机发出“沙——呼，沙——呼”的声响。时间是一九五八年九月九日，正午之前两分钟。图加·邓宁又活了，邓宁太太的胳膊还没有被打断。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一辆拉风的福特红色森利纳敞篷跑车正等着我。
但是，我首先仍然要搞定黄卡人。这一次，他会得到他要的一美元，因为我忘了在口袋里放五十美分的硬币。我从链子底下钻过去，停了一会儿，把一美元钞票放进裤子右边前兜里。
那张钞票一直待在那儿，因为，我转过烘干房的拐角时，看见黄卡人四肢伸开，躺在混凝土地面上，圆睁着眼睛，一摊血从他头部散开。他的喉咙被砍开。一只手里拿着他过去常常喝的绿色酒瓶的锯齿状碎片。他的另一只手里拿着卡片，一张被视为与绿色前线酒吧双倍日有关的卡片。卡片以前是黄色，之后变成橙色，现在却成了完完全全的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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