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使自己坚持，我要使自己安于对我的使命的这种在我看来全新的观点。——现在的生活不可能用理性方式被设想为我的生存和整个人类的生存的全部目的；在我之内有某种东西，而我也要求这种东西，它在这整个生活里都不适用，并且对于地上所能产生的最高成就来说是完全无目的的和多余的。因此，人必须有超越尘世生活的目的。但是，假如现在的生活——它毕竟给人安排就绪，可能只是注定要发展理性，因为已经觉醒的理性确实命令我去维护它，用一切力量达成它的最高目的——在我们生存的序列中不是完全徒劳无用的，那么，它与未来的生活的关系就必定至少象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在这现在的生活中，除了善良意志以外，没有一样东西的最后结果不停留在尘世上，没有一样东西能把现在的生活与未来的生活联系起来；而那善良意志在这个世界里，由于这个世界的根本规律，在自身也根本不会产生任何结果。我们为另一种生活和它在那里给我们提出的最近目标进行劳动所依据的，只能正是善良意志，也必定正是善良意志；使我们在那种生活中首先获得牢固的立脚点，然后才能由此不断前进的，正是这善良意志所产生的那些不能由我们看到的结果。

        我们的善良意志在其自身、为其自身和靠其自身就必定会有结果，这是我们从这种生活中已经知道的，因为理性决不要求任何无目的的东西；但这些结果会是什么，一个单纯的意志怎么竟然有可能产生某种结果，对于这类问题，我们只要仍然囿于这个物质世界，就连设想也不能设想，而且根本不从事一种我们早已知道的、会使我们失败的探讨，正是智慧之所在。因此，从这些结果的性质看，现在的生活在未来的生活方面就是一种在信仰中的生活。在未来的生活中我们将拥有这些结果，因为我们将用我们的活动把它们作为出发点，在它们之上不断进行建设；因此，这另一种生活在我们的善良意志于现在的生活中所产生的结果方面将成为一种观照的生活。我们也将在这另一种生活中获得一个给它提出的最近(II，287)目标，就象我们已经在现在的生活中获得现在的生活的目标一样，因为我们必定是永远能动的。但我们依然是有限的生物，对于这样的生物来说，任何活动都是特定的活动，而且特定的行动就有特定的目标。在现在的生活中，业已发现的现存世界、这个世界给我们必须从事的劳动所作的合乎目的的安排、在人们当中业已达到的文化与善行以及我们自己的感性力量，都同现在生活的目标有关系，同样，在未来的生活中，我们的善良意志于现在生活中所产生的结果也会同未来生活的目标有关系。现在的生活是我们生存的开端，现在生活的设施与牢固的基础是被自由地赐予我们的；未来的生活是这种生存的继续，为了未来的生活我们必须给我们自己获得一个开端，获得一个特定的立脚点。

        这时，现在的生活就不再显得是徒劳无用的了；我们之所以有现在的生活，就是为了并且仅仅是为了在未来的生活中获得这个牢固的基础，只有借助于这个基础，现在的生活才与我们整个的永恒生存联系起来。很可能，连这第二种生活的最近目标也象现在生活的目标一样，由于力量有限而不可能确实有把握按照规则达到，甚至在第二种生活中善良意志也显得是多余的和无目的的。但是，善良意志却不会象在现在的生活中那样失败，因为它是必然永远存在的、不可或缺的理性命令。因此，它的必然的作用或许会在这种情况下把我们引向第三种生活，在这种生活中善良意志从第二种生活产生的结果也许会被指出来，而且这种生活在第二种生活中也许只能加以信仰；当然，这是在我们已经以行动体验到理性的真理性，又察觉到忠实保藏在臻于完善的生命里的纯粹心灵之果以后，用更加牢固、更加不可动摇的信念做到的。

        正象在现在的生活中唯有从一定行动的命令里才产生出我们关于一定目标的概念，并从这目标产生出对于在我们面前给定的感性世界的整个直观一样，在未来的生活中也将在一种类似的、我们现在完全不可思议的命令的基础上建立起关于这种生活的最近目标的概念，并在这目标的基础上建立起对于这样一个世界的直观，在这个世界中，我们的善良意志的结果是在现在的生活里预先给予我们的。现在的世界一般只有通过职责的命令才对我们存在；另一个世界也同样只有通过另一职责的命令才会给我们产生出来，因为对于任何理性生物都决没有一个世界是以另一方式存在的。

        因此，这就是我的整个崇高使命，我的真正本质。我是两种秩序的成员，一种秩序是纯粹精神的，在那里我以纯粹意志进行统治，另一种秩序是感性的，在那里我以我的行动发挥作用。理性的全部终极目的就是它那绝对通过自身而不需要自身之外的工具的纯粹能动性，即不依赖于一切非理性东西的独立性，绝对的无制约性。意志是理性的活生生的本原，当理性纯粹地、独立地加以把握时，意志本身就是理性；理性是通过自身进行活动的，这就意味着纯粹的意志是单纯作为这样的意志而发挥作用和进行统治的。只有无限的理性才直接地、完全地生活在这纯粹精神的秩序中。不是理性世界本身，而只是这个世界的许多成员之一的有限者，必然同时生活在感性秩序中，这就意味着：在感性秩序里，除了纯粹理性活动以外，这种秩序还向有限者呈现出另一目的，呈现出一个用工具和力量达成的物质目的，这些工具和力量虽然受着意志的直接支配，但它们的作用也受它们固有的自然规律的制约。

        然而，正象理性确实是理性一样，意志必须完全通过自身，独立于决定行动的自然规律而发挥作用；因此，有限者的任何感性生活都预示着一种更高的生活，意志仿佛单纯通过它自身就把有限者引入这种更高的生活里，并在那里给有限者弄到一份所有物——这份所有物当然又会以感性方式向我们表现为一种状态，而决不是表现为一种单纯的意志。

        这两种秩序——纯粹精神的秩序和感性的秩序，后者可能是由一个望不到尽头的特殊生命系列构成的——从能动理性在我之内发展的最初瞬刻起就已经存在，并且彼此并行不悖。后一秩序对于我自己和那些与我处于同样的生活境地的人们来说，仅仅是一种现象；唯独前一秩序给予后一秩序以意义、合目的性和价值。一俟我下定决心，听从理性规律，我就是不朽的、长存的和永恒的；我不必变成这样。超感性的世界决不是未来的世界，它是现在的；它在有限生存的任何一个点上都不比在另一点上会是更加现在的；在无数生命存在以后，它也不比在这个瞬刻会是更加现在的。我的感性生存的另一些规定是未来的；但这些规定就象现在的规定那样，并不是真正的生命。我以那种决心把握永恒，弃绝尘世生活，弃绝我还可能面临的一切其他感性生活，而使我自己高高地君临于这些生活之上。我对我自己变为我的一切存在和现象的唯一源泉；从现在起，我不受在我之外的某种东西的制约，而有了在我自身之内的生活。我的意志是我自己而不是别人安排到那个世界的秩序里的，它就是真正的生命和永恒的这种源泉。

        但是，也只有我的意志是这源泉；只有我把这意志认为是道德上的善的真正所在，确实把它提高为这种善，我才得到对于那个超感性世界的确信和占有。

        我应该不展望某种可以理解的、可以看见的目的，不探讨我的意志是否会产生某种不同于意愿本身的东西，而按照道德规律去希求。我的意志是独立存在的，它与一切不属于意志的东西相分离，单纯由它自身、为它自身而成为它自己的世界；不仅它是绝对第一位的东西，在它面前没有任何干预它、决定它的其他环节，而且它也决不产生任何可以思议的、可以理解的第二位东西，从而使它的作用服从于一种异己的规律。假如在我们可以思议的、与精神世界对立的感性世界中从它产生了一个第二位东西，又从这第二位东西产生了第三位东西，如此等等，以至无穷，那么，它的力量就会由于感性世界中那种需要发动的、独立的环节的抵抗，而遭到破坏；作用的方式不再完全会符合干意愿表示的目的概念，意志会依然不自由，而部分地受到它的异类作用范围的独特规律的限制。——所以，在现在的、唯独我熟知的感性世界中我也确实必须考虑意志。我当然不得不这样相信，不得不这样行动，好象我设想到我的意愿能使我的舌头、我的手脚运动起来，但是，一种单纯的气息、理智力量对自身的一种压力怎么会象意志那样，成为尘世有重物质运动的本原，我却不仅不能设想，而且连单纯这么主张在静观知性法庭面前也是荒谬绝伦的；在这个领域里，甚至我自身之内的物质运动也必须完全由单纯物质的内在力量来解释。

        但是，我之所以获得关于我的意志的上述观点，却仅仅是由于我在我自身之内察觉，这个意志不仅是这个世界的最高能动本原——它当然会在没有任何真正自由的情况下，通过整个世界体系的单纯影响而成为这样的本原，大致就象我们必须设想自然的形成力量那样——，而且它完全弃绝一切尘世目的，弃绝一切在它之外存在的目的，而为了它自身把它自己树立为最终目的。仅仅是关于我的意志的这样一种观点，就把我引渡到超感性的秩序，在那里，意志纯粹通过它自身，而不借助于一切在它之外存在的工具，就在一个与它相当的、纯粹精神的、能被它彻底深入的范围里成为原因。合乎规律的意愿完全是为了它自身而被要求的——这一认识我只能作为事实在我心灵深处发现，而不能通过任何其他途径得到——这就是我的思维的第一个环节。这个要求合乎理性，是一切其他合理事物的源泉和准则，这个要求不以任何东西为转移，而是一切其他东西都必须以它为转移，由它来决定——这一信念我又不能从外部得到，而只能通过我自由地给予那个要求的不可动摇的赞助，从内部得到——这就是我的思维的第二个环节。从这些环节出发，我才达到对于超感性的永恒世界的信仰。如果我放弃第一个环节，我就不能再谈第二个环节。假如情况果真象许多人说的那样，人的一切德行总是仅仅抱有特定的外在目的，在可能行动和成为德行以前，就必定有把握达到这个目的，因此理性在它自身之内根本不包含它的活动的本原和准则，而是通过对它的外在世界的考察才从外部获得这准则，并且这些假想的情况不经过进一步的证明就可以假定为自身明显的，就可以赞颂为生活智慧的最高顶峰——假如情况果真是这样，那么，在此岸世界也许就会有我们生存的终极目的，人的本质也许就可以由我们的尘世规定完全穷尽和彻底阐明，而用我们的思想去超越现在的生活的任何合理根据似乎也就不存在了。

        但是，不论哪个思想家，如果他能从某个地方——例如从寻求新颖的、非凡的事物的活动中——历史地得到那第一个环节，并且能完全正确地进一步由此作出推论，那他就会象我刚才向我自己说的那样去说教。这样，他向我们报告的就是别人生活的思维方式，而不是他自己生活的思维方式；一切东西都在他面前空洞地、毫无意义地飘浮过去了，因为他缺乏我们用以把握一切东西的实在性的官能；他是个盲人，这盲人虽然完全看不到颜色，却在关于颜色的若干从历史上传授下来的正确命题上建立起了一种完全正确的颜色理论；他能说出在某些条件下情况必定是怎样的，但对他来说情况并不是如此，因为他不是在这些条件下存在的。我们之所以得到了把握永恒生命的官能，仅仅是由于我们确实放弃了感性东西及其目的，而把它们献给了那个只管我们的意志、不管我们的行动的规律；我们用以放弃它们的态度，就是我们坚决相信这个做法合理，并且是唯一合理的做法。只有这样弃绝尘世东西，才在我们的心灵中出现对于永恒东西的信仰，并把这信仰单独树立为我们在弃绝一切其他东西以后也还能依赖的唯一支柱，树立为还能提高我们的情绪、鼓舞我们的生活的唯一有生气的原则。诚然，为了能够进入上帝的天国，我们必须按照一种神圣教义的比喻，首先从这世界消亡，然后又被诞生。

        我看见，呵，我现在明显地看见我从前不留心或看不到精神事物的原因了。如果我们抱有满腔尘世目的，用种种想象与热忱忘怀于这些目的，仅仅为那实际上会在我们之外产生的结果的概念所策动与驱使，为对于这种结果的渴求与爱好所策动与驱使，而对自行立法的、给我们树立纯粹精神目的的理性的真正推动作用却毫无感觉，冥顽不灵，那么，不朽的心灵就会依然被固定在土地上，被束缚住自己的羽翼。我们的哲学是我们自己的心灵与生命的历史，并且象我们寻找我们自己一样，我们也思考整个的人及其使命。如果只为渴求这个世界上实际可能产生的东西所驱使，我们就没有真正的自由，——这自由仿佛在其自身就绝对完全具有其规定的根据。我们的自由充其量是自我发育的植物的自由；我们的自由并非就其本质而言是更高级的，而是仅仅在结果方面是更艺术的，不是用根、叶、花仅仅产生一种物质，而是用意向、思想与行动产生一种心情。关于真正的自由我们简直不能想象，因为我们并未拥有这种自由；在谈到这种自由时，我们或者是把这个词汇降低到我们的意义上，或者是干脆把这个说法斥责为荒谬的。由于对自由的认识，我们也就同时丧失了认识另一个世界的官能。所有这类东西都在我们面前飘浮过去了，既象对我们毫无所指的词汇，又象一种没有颜色、没有意义的灰白阴影，它是我们无法把握与保持的。我们让一切东西都原封不动，各就各位，而丝毫不加以干预。或者，如果有一天激昂的热忱推动我们去认真考察这类东西，那么，我们就会明显看到并且能够证明，那一切观念都是不能成立的和毫无内容的幻想，有理智的人抛弃了它们；从那些作为我们的出发点的、来自我们自己的最深体验的前提来看，我们完全正确，而且我们只要依然如故，就是不可反驳和不听规劝的。那些在我们人民中间享有特殊权威的有关自由、职责和永恒生命的卓越教义，对我们变成了神奇的寓言，类似于古希腊的地狱天堂说教，而我们恰恰没有表露我们心里的真正想法，因为我们觉得，用这些比喻在群氓中维持表面上可敬的威望是相宜的；或者，假如我们很少进行思考，而且自身也受这权威的羁绊的束缚，那我们自身就会沦为真正的群氓，因为我们相信这样理解的东西也许仅仅是幼稚的寓言，并且在那纯粹精神的暗示中发现一种诺言，要把我们在此岸生活中所过的同一种可怜的生活永远继续下去。

        一言以蔽之：只有彻底改善我的意志，才在我这里对于我的生活与我的使命升起一线新的光芒；如果没有这种改善，不论我怎么苦思冥想，不论我具备多少突出的精神禀赋，在我之内和在我周围也都不过是一片黑暗。只有心灵的改善，才导致真正的智慧。既然如此，那就让我的整个生活不停地奔向这唯一的目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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