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四次会谈中，斯大林谈到了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互助、合作的重要性。团结、互助、合作的先决条件是各国人民互相信赖、竭诚相待。

        寒暄了一阵后，斯大林邀请代表团去看几部电影，主要是看一部试验原子弹爆炸的现场实况的片子。据说，这是苏联人第一次给外国客人看这样的纪录片。试验地点可能在苏联东北区接近北极圈的荒原地带。影片主要是表现原子弹的投掷，它对目标的命中、爆破的威力、蘑菇云的升起、破坏的范围和程度。

        斯大林请看这部影片的涵义恐怕是多方面的：首先可能是告诉代表团，原子弹我们也有。其次是说，别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也能制造出来；而别人没有的，我们也会有的，不要只迷信西方。再次是，如果敌人胆敢侵袭我们，他们就会得到相应的报复，而我们的朋友也会得到原子弹的庇护。

        看完电影后，斯大林又告诉代表团：科学技术在迅猛地向前发展，其速度有时出乎人们的意料。军事科学也一样，想要停止它，阻止它的发展，恐怕是不容易的。不过关于这方面的事，大家都不说话，而是关起门来秘密地干。从斯大林的话中可以听出，他们正在研究发展更新式的武器，或许已有了新的突破。

        斯大林提出，在下次聚会时，他准备请中国方面的女同志也参加。他说：“听说在莫斯科住着两位中国女同志，从我们这方面说，这两位女同志我们都愿意邀请，但怎样更合适、更恰当，请你们自己决定。”

        他讲的这两位女同志是指江青和朱仲丽（王稼祥的夫人）。当时江青在莫斯科疗养。王稼祥出于外交上的考虑没有让朱仲丽参加聚会。

        7月27日，斯大林在孔策沃别墅新建的二层楼上举行宴会，招待代表团及江青。

        江青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她来莫斯科这么长时间，但没有与苏共高层领导接触过。因此，她今天显得特别高兴，尽管刘少奇对她交待不要多说话，但她还是坐不住，一开始就举杯向斯大林敬酒：

        “我请大家共同举杯，为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干杯，他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我祝愿斯大林同志永远健康！”

        斯大林听了江青的祝酒词说：中国共产党已度过了它的幼年与青年时期，现在已经是政治上成熟的党、成年的党了。它在斗争中成长起来、成熟起来了！看来，中国党主要的成就是有了在实际斗争锻炼中培养出来的干部，他们经过了实践考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党是一个在烈火中锻炼成熟的党！

        过一会儿，斯大林离开了大家，忽而又转回来，似乎带着一种隐情，又带着某种伤感说：“我们（中、苏）两兄弟之间的友好团结是最重要的，对世界革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斯大林在世，我们两国人民应该是团结的，斯大林不在世了，仍然应该是团结的。团结就是力量！我们之间的团结，是与世界革命和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大家异口同声地说：祝愿斯大林永远健康！

        这时，斯大林举起酒杯，深有所思地面对中国同志说：“祝我永远健康的美词和良好的愿望，使人听了很快乐，但事实上人总有一死。”

        接着他动情地说：“我从来不喜欢奉承人家，但别人却对我有许多奉承，我也觉得很厌烦。我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成熟了，苏联人及欧洲人要向你们学习的话，并不是奉承你们，不是客气话。西欧人由于骄傲，在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他们就落后了，革命的中心由西方移到东方，现在又移到了中国和东亚。”

        斯大林又讲：“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都应多承担些义务，而且应该有某种分工，就是说要分工合作。希望中国今后多承担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因为中国革命本身的革命经验会对它们产生较大的影响，会被它们参考和吸取。苏联在这方面起不到像中国那样的影响和作用。这个道理是明显的，犹如中国难以像苏联那样在欧洲产生影响一样，因此，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咱们两家来个分工：你们多支持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作，在这方面多多发挥你们的作用和影响。我们对西方多承担些义务，多做些工作。总而言之，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国际义务！”

        刘少奇说：“这个建议很好。”

        斯大林说：“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一般理论方面，也许我们苏联人比你们知道得多一些，但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应用于实际中去，则你们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在过去，我们已经向你们学习了很多。一个民族必须向另一个民族学习，哪怕是一个很小的民族，都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我听到中国人特别勤劳的许多事实，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今天，你们称我们为老大哥，但愿弟弟能赶上和超过老大哥。这不仅是我们大家的愿望，而且也合乎发展规律，后来者居上。”

        斯大林同刘少奇交换了亚洲各国共产党的情况及看法。斯大林认为，中国加入欧洲情报局不适当，因为中国与欧洲各国情况不同。中国是长期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欧洲各国资产阶级。他说，欧洲情报局与过去的共产国际组织完全不同。如果一国共产党不同意，即不能通过决议。他认为，各国共产党不能将自己的意见强加在别人的头上。他说，我们的意见并不都是正确的，各国共产党可以拒绝我们的建议。当然我们也可以拒绝各国共产党的建议。

        会谈继续进行。刘少奇谈到关于打倒国民党的问题时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国民党叛变，我们毫无准备，受了很大的挫折、失败。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我们的头脑清醒了。所以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叛变，我们是有准备的。”

        斯大林说：“这是敌人教训了我们。在你们进行斗争中，我们是不是扰乱过或妨碍了你们呢？”

        刘少奇回答说：“没有。毛泽东可以不去重庆，有恩来就够了，但是毛泽东到重庆后结果是很好，我们立即有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斯大林说：“毛泽东到重庆去是有危险的，国民党特务有谋害毛泽东的可能。”他又一次问：“你们在美国人参与的和平运动中是否受了损失，我们妨害了你们？”

        刘少奇答复说：“在和平运动中，中共中央的头脑是清醒的，只受了若干不大的损失。但那次和平运动很有必要，孤立了美蒋，使我们后来能够推翻国民党、打倒蒋介石。没有一个人说我们这样做得不对。”

        斯大林说：“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中国同志总是客气的、讲礼貌的。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过你们的。你们也有意见，不过不肯说出来就是了。你们当然应该注意我们讲的话正确与否，因为我们常常是不够了解你们事情的实质，可能讲错话。如果我们讲错了，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到的。”

        斯大林是以抱有歉意的语气讲了这番话。因为1945年8月他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认为，如果中国内战爆发，将导致中华民族的毁灭。历史的发展与斯大林的预见相反，他感到内疚和不安。

        这是斯大林主动地向中共代表团公开作的自我批评。当时中共代表团对此感到有点意外，因代表团并没有要求他作自我批评，也没有对他们提出过什么批评意见。他主动作自我批评，表现了一个伟大导师的胸怀，并赢得了更多的尊敬和爱戴。

        第六次会见实际上是一次告别会，参加的人数不多，而且时间也比前几次短。这次除相互讲了些惜别、祝愿的话以外，双方还商谈了若干问题。根据中方的意见，斯大林确定给中国派若干名当前最需要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帮助恢复经济工作，并研究新建项目。会上只是确定给中国派专家，等实地了解情况后，再进一步研究经济援助问题。斯大林对中方提了四点要求：

        （1）保证对专家在中国的住宿、生活、工作等提供充分的条件。

        （2）去中国工作的专家家属（在苏联境内的）生活费用必须给以住宿与生活上的保障。

        （3）专家在中国工作的期限，依情况和实际需要而定。

        （4）苏方人员如果犯了错误，一律由苏方处理，中方无须过问。

        斯大林虽然于1925年到1927年写过不少指导、研究中国革命的论文，但是从未到过中国，不熟悉中国国情和风俗习惯。他在交谈中偶尔涉及到的事例，多是二十年代中国北伐时的事。可见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和发展变化更没有切身感受。不过，他从自己国内建设中所积累的经验和向中共代表团提出的参考性建议是很有实际意义的。

        关于恢复国民经济和发展生产建设问题，斯大林首先建议中国应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国民经济，不管过去底子如何薄弱，如何参差不齐，但它是国民过去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现在不管能够获得怎样优越的发展条件，想一举完全抛弃过去旧的一切，仍然是不可能的、不现实的。发展经济必须从现实的基础上起步，踏踏实实地稳步前进，超越阶段是极其困难的。只要步骤、方针对了，是可以加快发展步伐的。但每一步骤都必须建立在切实可靠的基础上，按部就班、循序渐进。超越阶段，迈过大的步子，会把国民经济搞乱。当然，有时也会出现虚假的壮观局面，但它却掩盖着潜在的比例失调或种种困难。

        经济建设会牵涉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不仅是物质资源、技术条件、机器设备，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有经验丰富的领导、有教养的技术干部、熟练的工人等。利用和发挥旧社会留下来的专家、技术人员的力量才能为建设服务，要有一套政策，只有正确的政策才可以充分调动他们的力量和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在这方面，中国同苏联、西方国家的情况是不大相同的。苏联十月革命后，旧时专家多比较反动，拒绝同无产阶级政权合作，敌视新政权。

        斯大林对新中国的发展建设当时是很关心的，刘少奇同志就工业问题与他交换意见时，他带着一种很伤感的表情讲道：

        “建设一个新国家，重视经济和工业发展也是相当重要的，如果没有一支自己的技术队伍，困难就很多，我们的发展你们了解吧？”

        刘少奇说：“我们一直生活在山沟里，对外面的情况知道得很有限。”

        斯大林举起那个大烟袋，抽了几口，用深沉的目光望着刘少奇讲：“是的，你们是不太了解的，我们过去曾请过德国、美国、日本的技术骨干，他们到苏联后也帮了我们不少忙，但我们付出的代价是相当大的，我们当时是想加强与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是想多学一点技术，脚踏实地，稳步前进，从小到大，从无到有，这正是我们所走过的道路。”

        这一席话使刘少奇加深了对苏联的了解。他深知就目前中国的现状来说，想恢复经济，发展生产，没有一批过硬的技术队伍不行，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借助外国的力量，依靠的对象只能是苏联了。

        有一天，斯大林在自己的孔策沃别墅再次设宴招待刘少奇同志。在宴会的气氛中谈论外交大事是斯大林的习惯，他认为这样氛围轻松自由，双方都容易接受。他的情绪很好，亲自带着刘少奇参观这栋庄园，这里的景色的确很迷人，院内不但有花园、鱼池，也有小型运动场，而且还有一大片菜地，斯大林指着那片散发着泥土芬芳的绿洲愉快地说：

        “我有一个爱好，除了打仗之外，还喜欢种田，你看看这片稻谷长势多么好，这就是我亲手种的，你猜猜谷种是从哪里来的呢？”

        微风轻吹，片片泛黄的稻谷顶着沉甸甸的头在动摇，刘少奇说：“我猜不出来，也许是你们试验出的优良品种吧。”

        斯大林哈哈大笑，他连忙摆手说：“不是的呀！这是你们东北的。”

        刘少奇望着翻卷着小浪的谷子用半信半疑的口吻说：“真是我们中国的吗？”

        斯大林说：“是正宗的中国种，如果能等到谷子成熟了拿来招待你们，这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可惜啊，你们不能在这里久留了。”

        参观完庄园，斯大林就将刘少奇领进宴会厅，开始边吃边谈。

        斯大林说：“你们提的关于毛泽东来访的事，我个人是欢迎的，如果时机成熟我一定会与你们联系。”

        刘少奇问：“以你看何时来好？”

        “还是等你们成立了新政府来吧！”

        “是否可以问一句，去年毛泽东同志曾提出要访问你们，当时你为何不同意呢？”

        “我们是欢迎毛泽东的，但我认为你们正在打仗，在这个时候毛泽东离开自己的国家不好，最高统帅走了，出了问题怎么办？”

        “你们是支持我们共产党的，但当时为什么将大使馆同南京政府一道从南京迁到广州去呢？”

        “我们是想看一下国民党政府的动态。”

        “能不能帮助我们培养一批军事技术人才，比如说海军方面的。”

        “可以提供帮助。”

        在这些方面如何帮助，斯大林没有说清楚，因为这类问题当时不可能签署什么协议，所以刘少奇也就没有深谈。

        宴会结束时，斯大林向刘少奇敬了一杯酒，然后问：“请问，你们打算何时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呢？”

        刘少奇说：“我们现在正集中力量解放华南各地区，战争仍在继续，估计到明年春天成立新政府。”

        斯大林摇头说：“这太晚了，现在国民党政府已经处于瘫痪状态，是名存实亡，而你们已经具备了掌握政权的条件，我提请你们要注意，防止敌人利用所谓的‘无政府状态’进行干涉。这是帝国主义惯用伎俩，不能不防啊！”

        刘少奇说：“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考虑，感谢你的提醒。”

        8月14日，刘少奇离开苏联，踏上了回国的征程。

        出去几个月，中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人民解放战争已取得了令人欢欣鼓舞的辉煌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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