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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追赃

        赖春安被带到东山调查后,工作组开始寻找他的千万元赃款。作为知情人,赖春安的妻子也成了调查对象之一。专案组组长张志在接受我们采访时,对此还有深刻的印象:作为一个税务人员,亲历税务系统自己查自己的经历,可以说百感交集。我记得查赖春安的案子时,赖春安给他妻子写了一封信。他的信必须先由我们审查,证明没有问题后才能转交给他妻子。这封信写得很动情,作为一个税务干部,我感到很不是滋味。赖春安的妻子是财政局的一个干部,当时找她的时候,她只是哭,什么也不说。让她看信,要她配合交出那些钱的时候,她就说那些东西,那些钱,在这之前就转移了。别的什么也不说,只是哭。

        我们去赖春安家的时候,赖妻正跟孩子生气。赖春安有两个孩子,大的是女儿,正在上高三;小的是儿子,正上小学。特别是女儿,正是读书的关键时候。她原来在学校的成绩还不错,很有希望上重点大学。但是,正在这节骨眼上,她的父亲出事了,被逮捕了,当地的新闻舆论搞得沸沸扬扬,她在学校也被人侧目而视,从局长千金的位置一下子变成罪犯的女儿,从天上掉到了地上,她一时难以承受,学习立时受到了影响。孩子高考在即便遇到这样的事情,通常是很难迈过这个坎儿的,那么,她一生的命运就得改写。赖春安的儿子正在上小学,父亲出事之后,同学们都歧视他,骂他是贪官的儿子。他受不了,就不想上学。说是上学去了,实际上是躲起来了,逃学好多天才被发现。我们去时,赖妻正为上学的事训孩子,他儿子正哭天抹泪哩。这是我们办案中无意碰到的一幕。这也许是很多家庭常见的教子诲人的场景,但这一幕发生在一个身陷大狱的税务干部家庭的身上,对我们这些税务干部的震动和触动是巨大的。当时在场的办案人员心情都比较沉重。因为大家都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个家庭就这样完了。仅仅因为赖春安一个人犯罪,便殃及了整个家庭,从此这个家庭就再也没有幸福可言,阴云将会永远笼罩着这个家庭的每个成员……

        赖春安的结局完全是咎由自取,但他给家庭带来的灾难却是让人同情的。张志的话代表了“807”办案人员此时工作中复杂的心理。那就是,他们一面在探寻他人的犯罪轨迹,一面也在实施对自己灵魂的拷问;一面是公正无私执法如山,一面又具有极富人性的情感。

        与张志一同负责追款的还有吴频。吴频当时是税务检查组下设的金融组组长。马森对两位组长交代:“要尽最大努力,把这些钱追回来!”两位组长带着人,去了赖春安的家。没想到,一去就碰了钉子。吴频说:“赖春安的赃款有1000多万元,普宁当地老百姓送赖春安一个外号‘赖一亿’。12月4日,我们两个组分乘两辆面包车直奔普宁市财政局。由于保密工作到位,到财政局我们亮出‘807’工作证后,马上就找到了该局的局长,并要他将正在上班的赖妻带到会议室。财政局长知道‘807’是干什么的,更知道赖春安已被‘807’带走调查多日。他立即安排人将赖妻带到小会议室。我们在小会议室里终于见到赖,只见她40多岁年纪,微胖,穿着并不奢华。她到后,一听局长的介绍,脸上颜色马上变了。局长走后,她便沉默不语,任我们怎么问怎么做工作,就是死不开口。赖妻并不知道她丈夫已经交待问题,我们说了她丈夫的情况,她还以为我们在诈她,直到我们让她看了赖春安写给她的亲笔信后,她才嚎啕痛哭,但仍不开口。面对这样的较量,我才体会到这场打骗税斗争的严酷性,才深切体会到公安、武警天天要与这类人打交道的艰难和风险。整整5个多小时过去了,赖妻始终不开口。我们请示了工作组领导后,由公安将她带回工作组驻地谈话。深夜10点多钟,我们才疲惫不堪地赶回驻地。张志处长决定连夜讯问,争取突破她的思想防线。”

        到了工作组后,张志和吴频接着做赖春安妻子的工作。赖妻提出要见赖春安,但如果见了面后两人串供怎么办?吴频没有答应。赖春安妻子的态度自然没有转变。于是,吴频就给她讲,只有配合工作组,把赃款交上了,挽回国家损失,才能减轻赖春安的罪责。她还是说不知道钱的下落。吴频又反复对她讲,检察院起诉和法院量刑,都会充分考虑国家财产的损失情况,以及犯罪嫌疑人的认罪态度。如果有立功表现,可能得到从宽处理。如果对抗的话,死刑也有可能。经过工作组同志深入细致的工作,她渐渐感觉到对抗可能会加重对赖春安的处理,最后表示配合工作组把赃款交回。

        钱去了哪儿呢?赖春安把一部分钱让朋友带到深圳,存在深圳的几家银行;另一部分转移到香港,由赖春安的妻妹保管。于是,张志、吴频等人陪同赖妻带着几个人赶往深圳取钱。虽然赖妻点了头,同意把钱交出来,但结果怎样,大家心里没底。吴频说:“把赖妻带到深圳之后,我与另一个女同志和赖妻住在一个房间。赖妻睡中间,我们俩睡两边。3个晚上我基本没睡,不敢合眼。”

        赖春安妻子情绪低落,她开始不吃饭,也不说话。不吃饭把人弄出毛病来怎么办?吴频就给她做工作。看到她没带换洗的衣服,吴频又跑到商场给她买内衣、内裤。吴频还与招待所的领导商量,要求他们给赖春安妻子的粥里放点桂圆、红枣,给她补补身子。这时,吴频还在不停地劝慰她,希望她能真正与工作组配合。

        吴频说:“也许是我的真诚和善良打动了她,也许是连日的思想工作和政策攻心起了作用,那晚,赖妻终于开口与我交谈。她说看得出来我这个大姐是个好人,她有些话愿意和我一个人谈一谈。赖妻说,老赖走到今天这一步,有他自己的原因,也有组织上的原因。我感到奇怪,难道是组织上让他去参与骗税和受贿的吗?赖妻说,吴大姐,你不知道普宁那个地方,经济实际上都是个空架子。市长书记个个都要政绩,年年逼国税局超额完成任务。老赖有什么办法,只好这么干哪。而且周围县市都是这么干的,多年都是这么干的,也没见出什么事。国家年年来检查,地方政府年年帮忙都应付过去了,哪里知道这次检查说抓人就抓人,而且是先抓国税局的人呢。我说这些都已经过去了,现在重要的是你要配合我们追缴赖春安的赃款赃物,有了立功表现,可以争取宽大处理,没准能保住老赖的一条命呢。我的这番话说到她的心坎上去了。她终于开口说出了她家里窝藏赃款的数目,其中港币数目与赖春安交待的出入很大。我再进一步启发她。她说,大姐,我的确都交待了,老赖在里边交待了多少我不知道,但我记得的就这么多。老实说,因事发突然,家里放的现金又多,都是一小捆一小捆的现钞,也可能是自己心慌,捆数数错了也有可能,我的确全部交待了。我观察她的表情,感觉她说的是真话。于是又问了一个我内心感到好奇的问题。我说,你们家藏了这么多的钱,老赖为什么这次没跑?香港也有你的亲戚,为什么没把孩子送到国外去读书?赖妻说,其实,老赖还是很有上进心的,为了国税局的工作,他把心都操碎了。他还想在国税局好好干,争取再往上提拔提拔。再说,我们两口子文化程度都不高,更不懂外语,往哪儿跑啊。两个孩子年龄都还小,性格又内向,他们都不愿出国。这次老赖出了事,整个普宁市都知道了,学校同学天天取笑我的孩子。现在,我天天打老二,逼他去上学,他也不上了。赖妻说我真悔啊,没拦住老赖做这些事,现在人没有了,要这么多钱又有什么用?孩子也跟着我们大人受牵连,老赖真是害苦了我们一家人啊。听到这里,我鼻子直发酸,毕竟都是做母亲的,她现在心中的痛、心中的悔,我都可以理解。”

        那天晚上取金子时,大家还真有些担惊受怕,张志说:到深圳后,赖妻与深圳那个保管钱的人联系好在一家大商场门口见面递交。我们约定的时间是晚上9点,但在那里一直等到11点那人还是没来。我一看那地方太危险,虽然我们有5个人,其中也有公安人员,但要是遇到黑社会就不好办了。于是,我们就撤了。我们对赖妻说,要她立即与那人联系,如果不把那些钱物拿来,我们就要采取强制措施。反正我们当时知道了那个人的电话。赖妻提出,能不能保证人家的安全?我说,这没问题。于是,赖妻再与那个人联系,双方约定下半夜1点在老地方交接。到时,那个人果然来了。只见他提了个尼龙袋,放下就要跑。我一把拉住了那人的胳膊,说也得看看东西啊。一拉一扯,加上包里的东西重,袋子上的绳折了,东西“咣”的一声掉在了地上。我们打开一看,是一堆金子和手表,于是就放了那个人。我们一数,一共有30块金子,6块劳力士手表。金子有空调遥控器那般大小,但很沉,上面还刻着帆船图像,后来经银行鉴定后说是阿拉伯的货。

        赖春安妻妹把631万元港币汇到深圳,同时随身带了113万元港币的现金。吴频说:“那金子亮闪闪的,我长那么大没见过那么多金子,全是进口的金条,特别好看。”

        没成想,把这些钱打到工作组账号上,却费了大力气。吴频他们先到一家银行取出500多万元港币。开始时银行行长不配合,后来把道理向他们讲清了,一直磨到快下班,终于把钱打到了工作组指定的账户上。但银行要把吴频人押那儿。吴频又费了很多口舌,才得以放行。

        接着,就去另一家银行取钱。因为赖春安妻妹到深圳后,怕随身携带那么多现金不安全,就把刚带来的100万元港币现金存到了银行,把银行卡交给了工作组。结果,这钱一存进去,再取出来就费劲了。一直磨到下班,还是没有结果。第二天,吴频看“807”工作组的介绍信在深圳不管用,认为还得求助深圳税务部门。深圳打击骗取出口退税办公室的两位同志带着深圳市公安局的介绍信,并陪着工作组的几位同志来到这家银行。

        这家银行的办公室主任说,他们的行长在开会,这个事没有行长批不能给你办,你们就在这儿等着散会吧。这样,吴频他们就在银行等,从9点一直等到11点,没有人理会他们。吴频说:“当时我就急了,我不能再等了,我冲到行长办公室。”

        为了工作,吴频忍着脾气跟行长讲,昨天都谈妥了,怎么今日就不行了呢?行长说,办公室主任跟他说了,这个钱是存了,但是是外汇,这个钱不能随便往外汇。如果要汇的话,必须到深圳市外汇管理局办手续,并办一个批文,才能把港币汇到“807”账号上去。吴频说,昨天办公室主任可不是这么说的,没让她办什么批件。行长就说,这是银行规定,没有外汇管理局的批件是不能汇的。

        没办法,吴频一方面联系工作组,一方面联系深圳市国税局,找当地国税局局长来做工作。这时,吴频看这位行长外貌有点像潮汕那边的人,就打起了攻心战:“林行长,你是不是潮汕人?”行长很吃惊地一抬头,说:“你怎么知道我是潮汕人?”吴频说:“我猜到你是潮汕人。”吴频接着说,“本来我是来办案子的,没有义务跟你讲这些,但是为了尽快解决问题,我可以透露一点,‘807’工作组在潮汕打骗税,那里的问题很严重……据我所知,潮汕人是很讲同乡情的,这笔钱实际上关系到你一个老乡的生命,如果这笔钱能尽快回去,量刑就可能会轻一点;如果这笔赃款不能及时退回,他就会被判死刑。你看着办吧。”

        攻心战还是有点效果,行长软了一点。吴频趁热打铁,继续对他说:“我刚才说话是有点冲动,因为你们首先不礼貌。让我等了3个小时,没有一个人进去看我一下。你还这么年轻,大概30出头,我已经快50岁的人了,让我一等就是几个小时。如果把你分到工作组,让你办案子,你说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这100万港币最后还是按我们的要求办了。”吴频带着疲惫的口气说,一切办妥后,工作组成员把金块、贵重物品和上千万元的汇单拿在手里,就像打了胜仗一样,浩浩荡荡满载而归,回到了汕头迎宾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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