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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危难时刻

        “四一五”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向广州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了野蛮的大屠杀。一些参加了共产党、共青团的进步学生,被反动派通缉,一批批地投进监狱,又一批批地被杀害。也有一些进步学生事先得到党组织的通知,及早走脱了。

        中山大学附属师范的学生范桂霞就是上了黑名单又逃出来的。她在邻居的帮助下,到了一个织布女工家里(她原来也是织布女工),女工帮她买了去香港的船票。到了香港,人地生疏,她在街头流浪了两天,幸天无绝人之路,后来在莉园书店见到了中大同学何志坚和朱英娥。他们问了范桂霞的情况和住址后,就让她到朱英娥家等候消息。

        第二天,省委秘书处派人来找她,将她调省委招待所工作。当时的招待所是按革命需要租赁房子的,发现问题立即搬走。她在招待所的几个月,已搬过几个地方了。董必武、瞿秋白、林伯渠、彭湃、李立三、杨殷等中央领导都在这里住过。

        这一天,省委秘书长给范桂霞一个新任务,要她单独护理一个重要病号。省委秘书处管总务的赖谷良已将一切安排好了,他将范桂霞带到油麻地广东道一间小洋房里,说:“前面一间是杨石魂同志的住处,你住在后面这个家,你就是这个家的主妇。”

        “我护理谁呀?”

        “老周。”

        老周?范桂霞不知“老周”是谁,但按组织原则是不能打听的,于是她就静下心来等候“老周”的到来。

        一天下午,一部黑色小轿车在门前停下,杨石魂从车上背下来一个病人。

        范桂霞一看,病人穿着一身绸缎的长衫马褂,一副上海富商的打扮。范桂霞急忙上前帮助杨石魂将病人迎进房里,扶上床,替他脱去外衣,盖好被子。病人仍在发高烧,神志不清,消瘦得很。她问杨石魂:“什么病?”

        杨石魂小声说:“急性疟疾。”

        一量体温竟40℃。医生来看过后,范桂霞就服侍周恩来吃了药,睡下了。

        范桂霞这时才仔细端详起病人。她看着看着,眼睛一亮,差点叫出声来:这不是周恩来吗?她以前见过周恩来,也知道周恩来担任的职务。

        杨石魂示意她不要暴露病人的情况,吩咐她:“你的任务就是为他护理,协助医生做好诊治工作,为病人打针,喂药。”

        当晚,范桂霞每隔一小时就给周恩来量一次体温,整夜守护在他的床前,观察他的病情,并按医嘱为他喂了第二次药,第一晚就在安静中度过了。

        第二天,周恩来的病又反复,烧稍退了又高烧起来。谵语、颤抖不止,处于昏迷状态。杨石魂急了,赶紧将医生接来,进行急救。杨石魂和范桂霞紧张地站在一边,望着周恩来满脸胡茬,两只眼睛紧锁,嘴唇紧闭,颤抖的身子紧挺直着,生怕周恩来的病情恶化。按医生的嘱咐,范桂霞整整3天守护在周恩来身边。

        紧张的3天终于过了,到了第4天,周恩来惨白的面颊开始有了血色,渐渐睁开眼睛,轻轻喊了一声。

        范桂霞和杨石魂闻声过来,一看周恩来清醒过来,范桂霞惊喜地叫了起来:“呀,老周醒了!”

        周恩来抬起手,示意他要起来。范桂霞和杨石魂赶紧用胳膊搀住周恩来。周恩来脚落地后,慢慢地自己走动。杨石魂惊喜若狂,一把拉住范桂霞的手,和她跳起舞来,嘴里叨叨:“我说老周命大,不会有事,怎么样?”

        被杨石魂一闹,年轻的范桂霞顿时面红耳赤,手足无措。

        周恩来慢慢坐回床沿,笑道:“小杨,你真调皮,看,你桂霞姐要生气了,快道歉吧!”

        杨石魂这才发现自己闹过了头,连忙拱手向范桂霞道歉。这反而逗得她哈哈地笑起来了。

        为了帮助周恩来尽快恢复体力,范桂霞想办法弄来一只鸡,熬了鸡汤给周恩来喝。

        周恩来心里很难过,说道:“党的经费这么困难,我想起和我一起战斗的南昌暴动患病的战士,我怎能吃下去 ”

        范桂霞宽慰道:“这是党的决定,你是病号,得听我的安排。”

        周恩来接过鸡汤碗:“好吧,这次我服从你,但以后还是要节约才好。”

        11月初,广东省委召开研究广州暴动的事,周恩来决定参加,就由范桂霞陪着他去。范桂霞和杨石魂要雇车,周恩来不同意,坚持步行至码头,上岸后,他靠在范桂霞的肩头慢慢拾级而上。他的身体仍很虚弱,脚步飘浮,不一会儿额头就冒出一层冷汗。范桂霞掏出手绢给他揩于又继续走路,终于到了会场。开会回来,他笑着说:“你看,我今天不是挺好吗?还锻炼了身体,真是一举两得。”

        这期间,周恩来除了经常谈起南昌起义中的事情,也时常问起范桂霞平时学些什么,爱好什么,会不会抽烟、喝酒、跳舞、打麻将?

        范桂霞直摇头:“这些我统统不会,我就讨厌这些东西!”

        周恩来说得很认真:“桂霞同志,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是不应染有这些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嗜好的,但在复杂的地下斗争中,应该什么都懂,因为这是斗争的手段,而不是拿它来消遣,这是我们和资产阶级人生哲学的区别所在。”这段话给了范桂霞很深的印象。

        再说杨石魂送周恩来到油麻地时,匆忙中聂荣臻和叶挺都没问清与省委的联络暗号。他们去省委机关接头时,说不出暗号,又穿得脏兮兮的,机关的人员不晓得他们是什么人,不与他们接头。他们又不敢在街上活动,连饭馆也不敢进,就找了一个小饭摊,买了两碗饭和一点广东腊肠,吃完就走。

        到哪里去呢?没办法,只好找了个小旅馆先住下。他们上街想买点衣服鞋子,换下这套叫化子似的外罩。到了一个商店,看准几样东西,聂荣臻想买,可身上分文没有。

        叶挺上前一步:“我来。”他有经验,撤退时别人不要的钱,他都缠在腰里。他一下抽出一张100元的港币递给老板。老板看这俩人的打扮不像是有钱人,疑惑起来。将钱对着太阳照了半天,生气地将钱丢回叶挺手中,说:“先生,这是一张假票子。”叶挺一听生气了,拿过票子,几下就撕碎了。

        聂荣臻将他拉到旁边,低声说:“老总啊,你怎么这样干呢?人家看你这样不在乎,100元的大票子随随便便就扯了,不怀疑我们吗?”

        叶挺解释:“我扯得有道理,不然,他怀疑我用假票子骗他,找来警察就麻烦了。他看我扯了,就没事了。不过咱们还是快离开这个地方。”

        在另一处,他们买了些衣服鞋子抱回小旅馆,将全身换了个遍。再去同省委联系,终于接上了头。

        叶挺打算在香港安家,将家属从上海接来,聂荣臻则安排在广东省军委工作。

        闲来无事,聂荣臻就反思南昌起义的得失。不久,他还给中共中央军事部致函,对朱德率领的第二十五师的去向问题,提出了一个有价值 的建议:钧甫兄(中央军事部代号):本日得二十五师来人杨心余来此报告云,二十五师退至武平后复被十八师追击,在该地应战,我军本占优势,但士第下令退却,然行动不一致,损失颇大。经过此役,现尚存实力约有1500人左右,枪支在1000以下,机枪两挺。及退至信丰时,兵士疲倦已极,士第等又未得着党的指导与消息,虽然派赵自选(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去,恐亦未曾赶及。现由玉阶(朱德的字)负责总指挥,我恐士第走后,军事及党部方面均无重心,恐玉阶不能指挥。来人云,玉阶己曾表示向大众云“如你们不愿继续奋斗者可以走,我虽有十支八支枪,还是要革命的。”由此可见,他掌握部队之难了,并且走的方向亦不妥,我的意见现在只好闯进湖南去,与湘农民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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