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原是梦，廿载枉劳神。”

        1799年，世纪交替的前夜，注定是一个巨人出没的年份。在欧洲的法国，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历时十年的“法国大革命”宣告落幕。而在亚洲和北美洲，则相继失去了两位巨人，一个是中国的乾隆皇帝，一个是美国的华盛顿总统。

        刚刚过了正月，88岁的乾隆就在紫禁城养心殿安祥驾崩了。当他去世时，没有一个人会料想到，帝国盛世的幻象将在短短的四十年后就被击破。乾隆当了60年的太平皇帝，史上执政时间第二长，仅次于他的爷爷康熙，他留给儿子嘉庆两个重要的遗产。一是百年康乾盛世的巨大光环，二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大贪官、也是当时的全球首富和珅（1750年－1799年）。

        和珅是乾隆晚年最信任的大臣，乾隆四十年，不知因为什么机缘，26岁的和珅在短短半年时间里由一位乾清门的普通侍卫被提拔为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后来又当上了领班军机大臣，封一等忠襄公。

        和珅发财，靠的当然是贪污，只是他贪的能力实在惊人，有学者考据，乾隆执政最后五年的税收被他贪掉了一半。乾隆驾崩的十五天后，嘉庆就以“二十大罪”，把他给赐死了。临终前，和珅写下数首绝命诗，其中一句曰“百年原是梦，廿载枉劳神。”嘉庆查抄和家，得土地八千顷、当铺银号等130座、藏金三万余两、银三百余万两，财产总值约2·23亿两白银，当时清廷每年的财政总收入约为四、五千万两――乾隆五十六年的总收入为4359万两，和珅的财产竟相当于五年的国库收入，人称“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一个人，既是国家的首相，又是国家的首富――我们不妨称之为“双首现象”，大抵是中央集权到了登峰造极的恶质时期才可能出现的“超级怪胎”。和珅是史上最典型的“双首”样本，在其之后，还有民国的孔祥熙和宋子文。“双首”人物的出现必基础于两个前提，第一，政府权力高度集中，权钱交易的土壤相当丰腴；第二，贪污必成制度化、结构性态势，整个官吏阶层已朽不可复，清朝自乾隆之后，纲常日渐败坏，民间遂有“三年清知府，十万白花银”的讥语。

        在地球的另一端，1799年12月14日，乔治·华盛顿在弗农山庄的祖屋中去世，他留下的是另外一份遗产。

        他领导了一场独立战争，让北美地区摆脱英国统治，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他本有机会做一个皇帝，至少是终身制的独裁者。可是，他却选择当一个民主选举出来的总统，并在两届任期结束后，自愿放弃权力不再续任。他主持起草了《独立宣言》和《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在后一部文件中，起草者宣布，制定宪法的目的有两个——限制政府的权力和保障人民的自由，基于这个目的，国家权力被分为三部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这三部分权力相互之间保持独立，这就是现代民主社会著名的三权分立原则。

        在1799年，乾隆的名声、权力和财富都远远的大于乔治·华盛顿。据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的统计，到了1820年，中国的人口总数为3·81亿，美国为1000万人，相差38倍，中国的经济总量为228·6亿“国际元”，美国为12·5亿“国际元”，相差18倍，两国几乎不在同一个竞争层面上。可是，随着时间的推演，不同的遗产让他们个人以及各自的国家在历史的天平上获得了新的评价。

        如果有“机会”重新回到十八世纪末期的中国，人们将看到一番怎样的工商图景？也许，我们透过一双商人的眼睛，可以完成一次小小的“穿越”。

        他的名字叫鲍志道，生于1743年，去世于1801年，一生走过了整个“乾隆盛世”。

        鲍志道是江春的歙县同乡。鲍家世居歙县棠樾村，早在晋太康年间，鲍氏始祖就从中原南下到偏远的徽南，从此耕读人间，聚族而居。从明洪武年间开始，鲍家有人外出经商，十二世祖鲍汪如和很多徽商一样从事盐业，运米贩盐于南部的云南一带，家业稍富。明嘉靖年间，鲍家又有人在科举上有了收获，十六世祖鲍象贤考中进士，累官至兵部右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副部级官员，算是光宗耀祖的第一人。从此，经商、科举，鲍家子弟兵分两路，各取所需。

        徽南有民谚曰，“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鲍志道是鲍象贤的九世孙，幼年读过私塾，到11岁时，就跟他所有的同族子弟一样，背着一个小包裹，出外经商，飘荡于江湖间。

        此时的中国如一个在日渐拥挤的平原上悠闲前行、失去了任何进取心的老者。鲍志道所看到的民众生活，与千年前的汉唐以及数百年前的宋元相比，除了人口急速膨胀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在广袤的乡村，农户在使用的生产工具仍然是汉代就已普及的水排，而纺织技术从黄道婆以来就没有得到改进。自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至今，跨越明清两代，前后四百余年，在十多位汉人和满人皇帝的不懈努力下，开放坦荡的中国“如愿以偿”地转型为一个封闭固守、对外部世界毫不关心、如散沙般平铺的社会。

        少年鲍志道到过中国南方的很多地方。与汉唐相比，他所看到的清代城市的规模不是扩大了，而是在缩小。西汉时候，全国包括县、邑、道、国四类的县级单位共1587个，其后两千年间，到清代中后期，府、州、县级单位也只有1700个，几乎没有增加，其中超过万人的县城仅289个。

        大量的手工业生产和商品交易发生在那些更靠近乡村的市镇，全国各地出现了一些专业化的大型市镇，比如制瓷的江西景德镇、冶铁的广东佛山镇、织布的江苏盛泽镇、纺纱的浙江南浔镇等等，各类市镇估计总数有3万个之多，有些市镇的规模超过了府城，出现了“镇大于市”的现象，如浙江湖州府就有民谚曰，“湖州整个城，不及南浔半个镇”。在这些繁荣的市镇里，鲍志道四处可以遇到徽南老乡，从清初开始，就有“无徽不成镇”的说法，他们控制了长江流域的米业、木材业、制墨业，还与浙江、山陕商人在布庄、钱庄、盐业上展开竞争。很多年后，鲍志道的一位徽州老乡、大思想家胡适还曾很自豪地写道：“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那这个地方就只是个村落、徽州人住进来了，他们就开始成立店铺，然后逐渐扩张，就把个村落变成个小市镇了。”

        20岁时，鲍志道来到了扬州。他应聘到一个吴姓盐商家做学徒，考试当日，吴盐商请大家吃了一碗馄饨，第二天，他突然向众考生出题：昨日吃了几只馄饨，有几种馅，每种馅各几只，众人都答不出，惟有鲍志道给出了答案，其人心细如丝，让吴盐商大为赏识。在当了几年学徒后，鲍志道自立门户，终于在老乡云集的盐业打出一片天地，成了一位总商，任期长达二十年。据载，他曾经发明过一种类似“保险金”的“津贴制度”，当时淮盐水运各地，常常发生盐船沉没事件，鲍志道倡议设立一项基金，“以众帮一”，对遭到沉船损失的盐商进行补贴，此议一出，就得到了众商的响应，鲍氏名声传播两淮。

        鲍志道的钱赚得越来越多，可是他的安全感却越来越少。千百年来，尽管每代都有很多象他这样的成功商人，然而他们却始终没有培育出一种“商人精神”，而造成这一景象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从知识精英到他们自己，都不认同商人是一个独立的阶层，他们从来没有形成自己的阶层意识，这是最具悲剧性的一点，如费正清所言，“中国商人最大的成功是，他们的子孙不再是商人。”

        鲍志道所生活的扬州，是全国最奢靡的城市。商人们把大量资金从生产领域中撤出，用于日常消费。晚明以及清代中期之后的奢豪风远胜过前朝，有人甚至称之为“纵欢的时代”。《扬州画舫录》记录过两个故事：有人为了炫耀富有，竟花3000两银子把苏州城内所有商店里的不倒翁统统买走，“流于水中，波为之塞”。还有人以万金尽买金箔，载至金山宝塔上，向风扬之，顷刻而散，沿江水面草树，四处漂漾。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商人阶层从来有一种自我毁灭的倾向。

        鲍志道发达之后，将主要精力投注于几件大事，一是构筑错综复杂的官商网络，二是培育同族子弟攻考科举，三是重建宗族世家。

        在当总商的二十年间，鲍志道热心于政府的各项工程，无论军需、赈济还是河工，均踊跃捐助，他总计向朝廷捐银2000万两之巨，超过了江春的记录，朝廷“投桃报李”，也给了他一顶接一顶的红顶戴，从“文林郎内阁中书”、“中宪大夫内阁侍读”到“朝仪大夫掌山西道监察御史”等等。

        “以商致富，以宦贵之”，这是鲍志道深信不疑问的保全之道。早在明代，学者王士性就曾总结说：“缙绅家非奕叶科第，富贵难于长守。”也就是说，当一个商人获得财富的原始积累之后，必投入大量资金于其子弟，促使他们走向科举，成为体制内的权势者，唯有如此才能“保卫”既得的荣华富贵。鲍志道生有两子，长子鲍漱芳跟从他经营盐业，次子鲍勋茂则刻苦读书，考中举人，后来当上了正三品的通政使，鲍家从此横跨政商两道，无人可撼。他还出资重修了扬州的徽商会馆和歙县当地最大的书院――紫阳书院，大力培育同宗子弟攻读科举。

        鲍志道的做法是徽商最为骄傲的传统。他们以“程朱阙里”自诩，明清两代，徽州共出了28个状元，占全国状元总数的二十四分之一。其中，鲍志道的家乡、徽商最集中的歙县在清代共出现了5个状元、4个大学士、7个尚书、21个侍郎、15个内阁学士和296位进士。“贾而好儒”为官商经济提供了绝好的营生土壤，时人对徽商的评价正是：“官员与商人互相依附，各取所需，无论是京城或过往的名士都成了结交的对象，甚至与朝堂重臣结为联姻，鼓励自家的子弟考取科举，只要能够达到这些目标，不惜采取贿赂的方式。”除了结交官府、培育子弟之外，鲍志道还有一项重大的使命是光大宗族荣耀。尽管他的经商场所在扬州城，然而他的“精神家园”却在偏远的歙县棠樾村，他化了大量精力和金钱于棠樾鲍家的宗族建设。

        中国从来有“一族聚居”的传统，尤以魏晋南北朝时达到高峰，到了明清，又有演进。明嘉靖年间，朝廷采纳礼部尚书夏言的建议，准许天下臣工建立自己的家庙，从而打破了“庶人不得立家庙”的古制，此后，民间建祠堂、置祠田、修宗谱、立族规迅速成为全社会的风尚。

        这些宗族村落往往远离中心城市，从而避免了战乱和官府的侵扰。各大族都按一家一族来建立村落，形成一村一族的制度，村内严禁他姓人居住，哪怕是女儿、女婿也不得在母家同房居住。具有主仆名分的佃仆一类单寒小户，则于村落的四周栖息，时人称颂这一景象是——“聚族成村到处同，尊卑有序见淳风”。

        在这个宗族“小宇宙”里，有财力、读过私塾的乡绅商人成了实际的管理者，这就是所谓的“以族为基，以帮聚之”、“以末汇财，以本守之”。他们在城市里有自己的工商产业，但是他们的“精神家园”和“财富仓库”则安放在此间。当他们在盐业、钱庄、贩布等产业赚到很多钱后，不再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源源不断地运回宗族乡村，在这里大量购置土地，建造房屋，修桥补路，制订乡约，奢侈享受，留存至今的徽南民居、晋商大院均因此而成。

        与几乎所有的徽商一样，鲍志道在家乡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为了赈济族内的贫穷家庭，鲍家购置的义田多达千亩，这些田地都归宗族祠堂收租，每年以平祟方式卖粮给族内贫户。棠樾鲍家最有特色的一处，是历代修建了以“忠”、“孝”、“节”、“义”为主题的大型牌坊，迄今留存七座，成为国内知名度最高的牌坊群。

        鲍志道一生完成的最后一项重大工程，是重修鲍家祠堂――敦本堂。这座祠堂始建于明嘉靖末年，至清嘉庆时已“晦昧摧剥”，鲍志道和儿子鲍漱芳鸠工重建。他亲手设计了祠堂的每一个细节，它坐北向南三进五开间，进深47.11米，面阔15.98米，门厅为五凤楼式，前后檐用方形石柱，左右两壁分刻朱熹所书写的“忠孝节廉”四大字。

        遥想十九世纪开初的某一个黄昏，夕阳西下时，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鲍志道行走在白墙黑瓦、牌坊林立的棠樾村，他的心境是宁静而自足的。商人鲍志道深信，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能让他受到后世尊重和怀念的，不是他的产业有多么的庞大、他生产出了多少有质量的商品，而是他的子孙中有多少人考中了进士，他对鲍家血脉的存续做了哪些努力，以及有哪位知名的文士愿意为他写一篇辞藻华丽的墓志铭。

        敦本堂赶在1801年完工，正是在这一年，鲍志道去世，他是新祠堂迎入的第一块新牌位。在鲍漱芳和鲍勋茂的恳请下，当世名气最大的文豪、礼部尚书纪昀――纪晓岚亲笔为他作传并撰写墓表。纪大才子所写的题目为《中宪大夫鲍公肯园暨配汪恭人墓表》，肯园是鲍志道的号，从标题中，你完全看不出这是一位商人的墓表，而这正是鲍志道所渴望的。

        这是一个中国商人“完美”的一生。他少贫而有志，壮富而好善，家足而子贵，在官府和同道中均受尊重，而最后的名声则留在了生兹葬兹的家乡。他的一生，与他所处在的时代一样，最重要的事情是，没有任何重要的事情发生。

        与“超稳定”的鲍志道相比，同时代的西方人却似乎要不安分的多，英国人培根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成为十九世纪的社会共识，贯穿那一百年的是对科技进步坚定不移的信念。事实上，正是在鲍志道生活的那些年里，世界开始摆脱沉闷的惯性，焕然一新。

        在1776年，比鲍志道年长七岁的英国人詹姆斯·瓦特（1736－1819）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台带有分离冷凝器的蒸汽机，这标志着工业革命的开始。而在美国，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则发明了避雷针、提出了电流理论、创立了邮信制度并参与起草《独立宣言》。跟鲍志道一样，富兰克林也非常关心自己的“墓表”，不过他拟定的墓碑文字更为简捷――“印刷工富兰克林”。

        十九世纪初期，蜷聚在扬州的两淮盐商，如江春、鲍志道辈，尽管富可敌国，可是已完全丧失了进取的能力。当其时，帝国最著名、最有创新精神的两大商人分别出自北方的山西和南方的广东，他们的年纪相差一岁，各自从事的是金融和对外贸易。

        1823年（道光三年），山西平遥西裕成颜料庄的北京分号经理雷履泰（1770－1849）向东家李大成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能否把颜料庄关掉，转而从事一项名为票号的生意。

        天才横溢的雷履泰是从一个顺手人情中发现了重大商机。西裕成是当时京城内最大的颜料商人，常常有山西同乡拜托雷履泰，从京城往老家捎银两，他们把银子交给西裕成北京分号，由分号写信通知平遥总号，然后在平遥提取，西裕成从中赚取一些汇费，时称“内贴”。雷履泰向东家建议，将颜料庄改为一家专营汇兑的金融性机构。李大成是一位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很有一点冒险的精神，他觉得此计可行，便出资30万两，雷履泰附资2万两，创办日升昌票号。当时他们可能并不会预料到，正是这个票号业务，让晋商再放光芒。

        雷履泰发明出一套“法至精密”、以汉字代表数字的密码法，即用汉字作为签发汇票银两数目的10个数字及一年中365天的代码。

        试举一例：全年12个月的代码为“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每月30日的代码为“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利，阴谋害他人，善恶终有报，到头必分明。”分别银两的10个数目为“赵氏连城璧，由来天下传”，而“万千百两”的代码为“国宝流通”。假如票号在6月20日为某号汇银4000两，它的暗号代码就是“取人城宝通”。这类密码组合时常更换，严防泄漏。

        日升昌成立后，生意如水入壑，汹涌而至。作为全球最大、也是历史最悠久的银本位制国家，自古以来，银两的长途搬运从来是一个难题，唐代和宋代虽曾有过“飞钱”、“飞票”，但一直没有被广泛应用，与之相关，武装护送银两的镖局成为一大产业，中国民间武林风俗即因于此。票号的出现，让货币流通现状为之一改。

        晋商的商业嗅觉非比寻常，当然不会让日升昌独享其利。就在西裕成转型的三年后，平遥最富的商人、有“侯百万”之称的侯荫昌当机立断，将蔚泰厚绸缎庄改为票号，总号就与日升昌在同一条街上，比肩而立，仅隔一墙。侯荫昌还把日升昌的二掌柜、正跟雷履泰大闹矛盾的毛鸿翙挖角到蔚泰厚。毛氏也是一位不世出的奇才，为了与日升昌竞争，他把侯家的蔚盛长绸缎庄、天成亨布庄、新泰厚绸布庄和蔚丰厚绸缎庄一口气都改为票号，组成“蔚字五联号”，马上形成了分庭抗礼的局面。雷、毛两人一生交恶，雷把自己的孙子改名为雷鸿翙，而毛则一个新生孙子起名为毛履泰，意思无非都是把对方看成是“孙子”，斗气之际，就各自抱了小孩，当街遥骂，对打屁股。

        在李、侯两家的引导下，平遥先后出现了22家票号，他们在全国各商埠设立分号400余个，涉及城镇77个，极远之处，北边到了包头、张家口，西边到了迪化（今呼和浩特）、凉州，南边到了香港，构成一张无远弗及的金融网络，号称“汇通天下”。其中，日升昌的分号有35家，“蔚字五联号”的分号更多，其中蔚泰厚33家，蔚盛长22家，蔚丰厚26家，新泰厚和天成亨分别26家和23家，合计130家，为各家之最。

        平遥票号的示范效应让晋商找到了新的致富机遇，其近邻的太谷、祁县也随即冒出了众多声名显赫的票号。其中最出名的是太谷曹家，他的创始人叫曹三喜，早年闯关东，在辽宁朝阳县种菜、养猪和磨豆腐，当地人称“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后经营绸缎铺和茶庄，业务遍及北方各地，最远在莫斯科都开了商号。票号兴起后，曹家及时转型，迅速坐大。当时的票号界有所谓的“标期之约”，也就是票号与商人彼此之间结算清帐的日期，因曹家票号的资金流实在过于庞大，所以他家约定的标期就成了太谷商界的共同标期，时称“太谷标”，其影响波及整个华北地区。在祁县，最大的票号集团是靠“买树梢”起家的乔家，开有大德通、大德恒两大票号，合计共45家。

        经营票号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工作，一家票号之盛衰，与经理层的才干关系重大，所以在经营过程中，作为投资者的东家往往赋予大掌柜（总经理）以绝对的权限，同时在股权上予以激励性设计。

        其一是股俸制。票号从日升昌开始，就设立了“以股分俸”的制度，每个票号无论独资或合资，都要将资本按一定单位额划分股本，以此为分红的依据。以平遥渠家的百川通票号为例，初始资本为16万两，一共分成10股，每股俸为1.6万两。这一股份安排及权责设计已与后世的股份制和有限责任公司非常相似。

        其二是顶身股。每个票号都根据掌柜、管事、伙计的才能及表现，确定其在企业中拥有的股份份额，以此参与年终的分红，是为“顶身股”，在利益分配上，“顶身股”与实资的“财股”为同权同利。惟一不同的是，顶身股不得转让，拥有者去世后，东家仍会在一定时间内照旧给予分红，称“故身股”，一般而言，掌柜故后享受八年的红利，二掌柜者享受七年的红利，其他高级职员享受六年到二年不等的红利。这一制度近似于后世的经理层分红权激励。

        在票号由盛而衰的近一百年中，山西商人表现出了令人吃惊的诚信精神，这显然与优良的商帮传统有关。在数以百万计的汇票交易中，竟从来没有发生过一起冒领事件，可见其制度之有效及信誉的可靠。根据票号规则，所有的汇票必须在兑付后当即焚毁，这一规则一直被严格执行，以致于没有一张使用过的汇票流传下来。1840年代，上海汇丰银行的一位经理回忆说，“二十五年来，汇丰与山西商人做了大量的交易，数目达几亿两，但没有遇到一个骗人的中国人。”

        山西票号是中国工商业进入19世纪之后的最后一次重大创新。票号的出现以及富有新意的企业管理制度的实施，让晋商成了名符其实的天下第一商帮。地处北方偏僻一角的“平太祁”地区一举替代被徽商控制了上百年的扬州，俨然成为中国金融业的“金三角”，而平遥城中心的一条长200余米、宽5.1米的的青石板大街上林立着十多家名声显赫的票号，成了帝国的金融心脏，堪比后世的“华尔街”。据黄鉴晖的统计，在票号发展史上，共计出现过51家票号，其中平遥22家，太谷7家，祁县12家，太原2家，其余8家为南方各省商人所开，由此可见“平太祁”票商的势力之大。极盛之时，山西票号每年汇兑的银两总数约在4至5亿两，实际控制了全国金脉。王孝通在《中国商业史》中认为，晚清的金融业由北方的晋商票号与南方的江浙钱庄所分享，其中，票号掌控了国库和省库，钱庄则控制了道库和县库。

        清代晋商的资产到底有多少，一直没有确数。咸丰年间，广西道监察御史章嗣衡在一份奏折中统计说：“山西太谷县之孙姓富约二千余万，曹姓、贾姓富各四五百万。平遥之侯姓，介休之张姓，富各三四百万。榆次之许姓、王姓聚族而居，计阖族家资各千万。介休县百万之家以十计，祁县百万之家以数十计。”

        清人徐珂在《清稗类钞》中曾排出光绪年间的晋商排行榜，共十五个家族，排名第一的是临汾亢家，资产数千万两，第二是平遥侯家，资产七、八百万两，第三是太谷曹家，资产六、七百万两，第四和第五是祁县乔家和渠家，资产在四、五百万两之间，其余，第六位是榆次常家，资产百数十万两；第七位是太谷刘家，资产百万两内外；第八位是榆次侯家，资产八十万两；第九位是太谷武家，资产五十万两；第十位是榆次王家，资产五十万两；十一位是太谷孟家，资产四十万两；十二位是榆次何家，资产四十万两；十三位是太谷杨家，资产三十万两；十四位是介休冀家，资产三十万两；十五位是榆次郝家，资产三十万两。

        若以章嗣衡、徐珂的统计为准，晋商的资产总数约在5000万至6000万两白银之间，接近于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之和。梁小民认为他们的统计有点“缩水”，据他的统计，晋商的资产总量应在1亿两白银左右，他在《小民话晋商》一书中写道，“徐珂的排行表显然大大低估了我们晋商的资产实力，象侯氏、曹氏、常氏、乔氏等资产应该在千万两白银以上。排列的顺序也有点问题，如冀氏不该那么靠后，还有些该进入的没进入，如日升昌的东家李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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