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的武力面前，满清王朝的权威倒下成为碎片；天朝永恒的迷信破碎了；与文明世界隔绝的野蛮和密封被侵犯了，而开放则达成了。

        正当雷履泰在北方空拳打出一片“票号江山”的时候，在炎热的广东，一个比他年长一岁、尖脸瘦小的南方商人正让自己的财富象泡沫一样的急速膨胀。

        这位名叫伍秉鉴(1769—1843年，又叫伍浩官)的人，是当时极少数在世界贸易舞台上拥有声望的中国商人，他的个人财富超过任何一个晋商或徽商家族，是帝国当之无愧的首富。一位在广州居住了20多年的美国商人亨特，在《广州番鬼录》一书中说：“伍浩官究竟有多少钱，是大家常常辩论的题目。1834年，有一次，浩官对他的各种田产、房屋、店铺、银号及运往英美的货物等财产估计了一下，共约2600万银元。”在西方人的眼中，伍氏就是当时世界上的首富，2001年，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评选一千年以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伍秉鉴与成吉思汗、忽必烈、和坤、刘瑾、伍秉鉴和宋子文等六个中国入选，伍是惟一的商人。

        伍家并非老字号的十三行世家，他的父亲伍国莹曾是潘启家族同文行的帐房先生，后来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扶持下自立门户，自创怡和行，伍秉鉴在32岁时继承父业，历二十余年，终于超越同文行成为行商的领袖——“商总”。

        伍秉鉴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二，一是诚实谦顺、敢于吃亏的经商个性，二是与英美外资公司的、超乎想象的密切关系。

        流传至今的伍秉鉴故事，大多与“吃亏”有关。1805年，一家外国商号按照约定运到广州一批棉花，货到港后发现是陈货，行商们都不肯碰，然而伍秉鉴却收购了这批棉花，也因此亏了1万多元，他对外商只说了一句话：“以后要多加小心”。还有一次，一位欠了伍秉鉴7.2万元的波士顿商人，因为经营不善无力偿还债务，欠款在身，离家多年却不能回国，伍秉鉴撕掉了借据，让他放心地回去。这些“小故事”让西方人印象深刻，在他们的很多来往信函中，都称伍秉鉴“在诚实和博爱方面享有无可指摘的盛名”，被看做是一位非常值得信赖的商业伙伴。当时，行商与外商的交易虽然数额巨大，但双方的贸易经营全凭口头约定，从不用书面契约，人格信用自然成了做生意最重要的前提。

        伍秉鉴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交情延及父辈，双方都在长期贸易中获得了最大利益。东印公司的大班在每年结束广州的交易前往澳门暂住时，总是将库款交给伍秉鉴经营，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还向伍家借贷。而伍氏在经营上的才干也让洋人非常钦佩，有记载说，某次，双方要盘点一笔百余万元的期票利息，英商先是计算清楚了，然后到伍家对账，伍秉鉴根据核对出来的数据，当场就算出了兑付利息，竟与英商的数目不差分毫，这让对方极为惊讶和折服。外商们都把精明而大度的伍秉鉴看成最可靠的贸易对手，尽管伍家的怡和行收费较高，但仍乐意与他交易。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英国东印公司在对华贸易中赚得钵满盆满，引起了英国自由商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不满，垄断地位被打破似乎已是时间问题，伍秉鉴似乎预感到了这一很可能出现的变化。因此，他在新崛起的、年轻的英美商人身上大力投资。

        威廉·查顿是东印公司的一位随船医生，后来独立门户创办洋行，伍秉鉴与之合作，查顿在广州注册的洋行名称就是貌似与怡和行“一胞双胎”的怡和洋行。1833年，英国的国际贸易政策终于发生重大变化，国会剥夺了东印公司对中国茶叶贸易的垄断权，此后，东印公司逐渐退出对华贸易。在伍秉鉴的扶持下，怡和洋行迅速做大，很快占有了广州对外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在广东商界，查顿有“铁头老鼠”的浑号。

        伍秉鉴扶持的另外两家洋行，一是英资的宝顺洋行，它是东印公司的一家关联企业，东印公司退出后，它继承了与怡和行的大部分业务关系，其核心合伙人是托马斯·颠地，此人个性张扬，桀骜不驯。还有就是美资的旗昌洋行，伍秉鉴与它的关系尤为密切。

        旗昌的创办人是罗密欧·罗素，1818年创办于广州，它一开始很不起眼，“只是一家聊有薄资的代理行，靠替大老板打杂、跑腿起家。”1830年，来自波士顿的两个年轻水手、约翰·福布斯和罗伯特·福布斯兄弟加入了旗昌，其中的约翰·福布斯当时只有16岁，聪明伶俐，深得伍秉鉴喜欢，便收他为义子，怡和行为旗昌的所有业务做担保，旗昌很快风生水起，据一些史料的记载，伍家在这家洋行中拥有百分之六十的股份。1837年，福布斯兄弟分道扬镳，罗伯特·福布斯继续留在广州，约翰·福布斯则回到美国，他把在中国赚到的钱全部投资于铁路，成为北美地区最大的铁路承建商，福布斯家族也一跃为美国最显赫的商业世家之一，200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候选人约翰·福布斯·克里就是约翰·福布斯的曾外孙。

        自1833年英国东印公司淡出中国之后，怡和洋行、宝顺洋行和旗昌洋行成为势力最强、控制对华贸易的三大外资企业，而伍秉鉴与它们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渊源关系。

        除了在对外贸易上翻手覆云，伍秉鉴在官商关系的处理上也与前辈潘启一样的高明，他跟广东的地方官员保持了非常良好的互动，《广州府志》记载，“伍氏先后所助不下千万，捐输为海内之冠。”1811年到1819年期间，受经济景气影响，十三行商人陷入集体低迷，伍秉鉴先是将他在羽纱业务中的利润所得全数拿出来，按比例分给全体行商，然后又向濒临破产的行商放债200余万银元，使多数资金薄弱的行商不得不依附于怡和行，他本人的威望也无可撼动。

        从一张油画肖像来看，伍秉鉴长得非常清瘦，宽额、凹眼、细脖，一副南亚人的典型模样，他个性低调，不苟言笑，据说“一辈子只讲过一句笑话”。他靠捐钱得到了一个三品的顶戴，不过，除了极少数的日子，从不穿戴官服。他的西方合作者对他的评价的是：“诚实、亲切、细心、慷慨，天生有懦弱的性格。”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充满了商业智慧的低调商人，在有意无意中，扮演了“帝国掘墓人”的角色。

        伍秉鉴的生意，从表面上看主要是茶叶和生丝的出口，而实际上，又与另外一项十分隐秘的进口业务有关，而正是这项业务，导致了中国对外贸易情势的“天地变色”，并进而造成国运陡转，它就是鸦片贸易。

        提炼鸦片的罂粟早在公元7世纪就由阿拉伯人传入了中国，它被当成是治疗疼痛的药物原料。从17世纪60年代开始，在台湾、广东和福建一带，有人把鸦片与烟草混在一起吸食。早期，它属奢侈品，吸食者为追求刺激的政府官员、无所事事的军人和沉迷享乐的贵妇人。清帝国在1729年（雍正年间）明令禁止销售和吸食鸦片――根据东印公司的记载，这一年输入中国市场的鸦片为200箱，1796年（嘉庆年间）再次重申取缔进口和种植鸦片，这时候，年销售量已经达到了4000到5000箱。在对华鸦片业务中，英国商人出于利益的考虑，扮演了走私者的角色。从1729年到1800年，中国的鸦片进口增长超过20倍，成瘾者约为10万人左右。到1818年，英国科学家研制出更廉价、药效更强的混合鸦片，它迅猛地扩大了消费市场。

        一向以文明人标榜的英国人当然知道鸦片对中国的伤害性，然而在诱人的现实面前，他们还是选择了利益。摄于清帝国的“鸦片禁令”，东印公司在公开的航运指令中禁止贩运鸦片，“以免牵连本公司”，可是在实际经营中，则将鸦片的销售权让给持有该公司执照经营航运的走私快船去做。

        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中形象地描述了当时鸦片走私的繁忙景象：做鸦片交易的机构，即所谓“窑口”，通常拥有二万到一万元不等的资金，他们在外国商馆中付清购买鸦片的货款，然后驾驶航速极快的小型走私艇，到停泊在伶仃岛的“趸船”上提货，这些走私艇也被叫做“快蟹”和“扒龙”。这些船艇全副武装，由六、七十个水手划桨，每边有二十来支橹桨，其航速令人吃惊。1831年时，大约有一、二百艘这种走私艇穿梭于广州周围水域。鸦片从广州向西运往广西和贵州，向东运往福建，向北运往河南、江西、安徽甚至远达山陕、京城。鸦片贩子经常与黑道结交，也与山西票商们保持联系，以便转折资金。

        在这种庞大的鸦片销售体系的最上游，则由东印公司所实际控制。创办怡和洋行的查顿在一份报告中直言不讳地承认说，“所有走私和走私者的始作俑者，乃是东印度公司。”1833年东印公司退出市场后，继而代之的英美洋行承接了所有的鸦片业务。对于这种不道德的阴阳做法，英国政府甚至公开予以支持，主持国政的惠灵顿公爵在1838年5月宣称，“国会不仅不对鸦片贸易表示不快，而且还要爱护、扩展和促进这项贸易。”

        后世学界一直有争论：十三行商人、特别是伍秉鉴的怡和行到底有没有参与到鸦片生意之中。

        从一些史料上看，怡和行向来做的是正经生意，茶叶贸易是伍家最主要的业务，尽管鸦片走私可以获取暴利，十三行行商们却都避之唯恐不及。《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记载，“没有一位广州行商是与鸦片有关，他们无论用什么方式，都不愿意做这件事”。美国商人亨特在他的著作中写道：“没有一个行商愿意去干这种买卖。

        然而，更多资料显示，伍秉鉴对鸦片泛滥难辞其咎，由他一手扶持起来的怡和、宝顺和旗昌三大洋行正是鸦片生意的最大从事者。

        医生出身的查顿从创办洋行的第一天起，就参与了鸦片走私，1830年，他在一封信中写道：鸦片生意是“我所知道的最稳妥又最合乎绅士风格的投机。在好的年头，我估计每箱鸦片的毛利甚至可达一千银元之多。”到1837年，怡和洋行拥有了12艘鸦片走私快船，它们穿梭于加尔各答到广州的航线上，甚至还雇佣德国传教士沿海北上，贩销到渤海湾一带。

        宝顺洋行是仅次于怡和洋行的第二大鸦片商，颠地在加入宝顺之前就是闻名南中国海的海盗型鸦片贩子，他所拥有的“水妖号”是当时最大的鸦片走私快船。旗昌洋行的贩毒能力也不弱于怡和与宝顺，它的“玫瑰号”、“气精号”、“西风号”、“妖女号”走私船均经过特制改造，以速度快、火力强而著称。

        在鸦片生意如此猖獗的情景之下，以伍秉鉴的精明，不可能不知道他最亲密的商业伙伴们都在从事这个非法的业务，早在1817年，一艘由怡和行担保的美国商船私运鸦片被官府查获，伍秉鉴被迫交出罚银16万两，其他行商被罚5000两，罚金相当于鸦片价值的50倍。由这些细节看见，怡和行即便没有直接参与鸦片业务，也至少起到了掩护和包庇的作用。或许，商人的赚钱本能以及性格中的“懦弱”一面，是事实的真相。

        数据显示，从1826年开始，一向出口大于进口的中英贸易出现戏剧性的逆差，1831年到1833年期间，有将近1000万两白银由中国净流出。从东印公司退出的1833年到1837年，英资洋行从66间增加到156间，他们绝大多数从事鸦片走私。到1838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增加到可怕的四万箱，比1834年大幅增长一倍，是二十年前的一百倍，其数量已经足供1000万瘾君子吸食。在徐中约绘制的“鸦片贸易路线图”中，能够清晰地看出，非法的鸦片贸易已经蔓延到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域，毒素渗透至每一条毛细血管。与此同时，白银外流的速度同样惊人，仅广州一地，每年流出的白银就达到3000万两，白银外流造成了银贵铜贱的局面，一向稳如泰山的中央财政遭到巨大威胁。

        在展开疯狂的鸦片贸易的同时，英国人同时还试图摆脱对中国茶叶的进口依赖。东印公司在印度东北部人烟稀少的阿萨姆地区成立了茶叶公司，颁布开垦法案，承诺凡是到这里种植茶树并外销的欧洲种植园主，可获得本地区多达3000平方米的土地。东印公司在阿萨姆地区野蛮驱逐从事游牧业的原住民并大量砍伐森林、开辟茶山，同时还投巨资建立铁路、公路等运输网。从此以后，印度红茶取代中国茶叶成为欧美市场的主要供货基地。

        由上述陈述可以发现，贸易的天平是怎样倾斜的。

        也正是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朝廷委派最有才干的重臣、福建籍官员林则徐（1785－1850）南下禁烟。

        1839年（道光十九年），农历正月二十五日（公历3月10日），钦差大臣林则徐只带了几名贴身随从，悄悄抵达广州。非常巧合的是，这一天，正是伍秉鉴的七十岁寿辰，满城官员、商人和文士都赶去为这位财势熏人的十三行“商总”暖寿。

        可以想象的是，在那次盛大的寿宴上，钦差大臣的到来是一个最热烈的耳语话题，人们都在猜测即将开始的禁烟运动将以怎样的方式展开并结束。所有人都清楚地知道，夹在林则徐与洋人之间的，正是眼前这位七十岁的巨富寿星。

        伍秉鉴久闻林氏官声，知道此行非同小可。第二天的清晨，他早早安排儿子伍绍荣去各大商馆，警告外商们，不要往刀尖上撞。然而，那些鸦片商人却不以为然，他们既不返航，也不销毁，而是把装满鸦片的趸船开到大屿山南部藏了起来。情报很快传到了林则徐的耳朵里，这成了伍秉鉴勾结烟商的罪证之一。

        从禁烟的第一天起，林则徐就把伍秉鉴和十三行商人看成了烟商的同谋。伍绍荣将外商上缴的1037箱鸦片交给林则徐，希望能就此结案。而在林看来，这显然是企图蒙混过关，他认定怡和洋行的查顿和宝顺洋行的颠地是最重要的敌人，前者“盘踞粤省夷馆，历二十年之久，鸦片之到处流行，实以该夷为祸首”，后者是“著名贩卖鸦片之奸夷”、“诚为首恶，断难姑容”。林则徐下令提拿二人，传讯他们“听候审办”。“铁头老鼠”查顿见局面不妙，先行躲回英国去了，而颠地却非常强硬，竟然提出要林则徐颁发亲笔护照，担保他能24小时内回来作为条件。盛怒之下的林则徐当即派人锁拿伍绍荣，将他革去职衔，投入大牢。伍秉鉴派人前去说项，林则徐断然拒绝说：“本大臣不要钱，要你的脑袋尔！”

        伍家一再与颠地协商，劝其交出鸦片，平息争端。但是，对立的事态并未因此平息。在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的支持下，颠地逃出广州城。林则徐下令封锁外国商馆，断绝粮、水等供应。而伍秉鉴则让人偷偷给外国人送去食品和饮用水，这件事，后来也成了伍家通敌的罪证之一。3月28日，还没有做好战争准备的义律，不得不将鸦片悉数交出，总计21306箱，其中，怡和洋行缴出7000箱，宝顺洋行缴出1700箱，旗昌洋行缴出1540箱，三大洋行的缴出量占总数的一半。6月3日，林则徐主持了震惊世界的虎门销烟，将两万余箱鸦片全部销毁。11月，道光皇帝下旨永久性地停止中英贸易。

        禁烟事件发生后，回到伦敦的查顿通过下议员史密斯晋见首相巴麦尊，力陈对华开战，他还带去了大量的地图和情报资料。后来，巴麦尊在一封给史密斯的信中说，“基本上是借助于你和查顿先生，那么慷慨地给我们提供有帮助的情报，我们才能够获得如此满意的结果。”与此同时，在印度的鸦片市场上，受禁烟消息的影响，鸦片价格狂跌至每箱200元，怡和洋行乘机购入囤货，后来在中国市场上以每箱800元的价格售出。

        一年后的1840年6月，英国远征军封锁珠江口，鸦片战争爆发。据一位美国商人的记录，伍秉鉴当时“被吓得瘫倒在地”。7月，英军攻陷浙江定海，9月，林则徐遭革职处分。

        1841年5月，英军长驱攻至广州城下，伍绍荣受命前去与义律谈判，双方签订《广州和约》，按协议，英军退至虎门炮台以外，清军于一个星期内交出600万银元赔款。这笔巨款，有三分之一由十三行商人出资，其中伍秉鉴所出最多，计110万元。

        赔款赎城只是暂时保住了广州的平安，在后来的一年里，中英军队多次交锋，清军屡战屡败，接连失去厦门、宁波、上海等重要城市，1842年8月，被迫签下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条约内容包括：赔款2100万银元（换算成库平银为1491万两），割让香港岛，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为通商口岸，以及中方必须与英国协商英商进出口货物需缴纳的关税，这意味着中国失去了重要的关税自主权。

        有史料记载，就当清政府与英军在南京展开谈判的时候，曾有朝廷官员举荐伍绍荣北上参与谈判，而就在他赶赴南京的途中，清代表已经匆匆签下了《南京条约》。在条约签署后，十三行成为2100万元赔款的重点捐缴对象，1843年春天，广东官府要求行商缴纳300万银元，限六日内全数交清，其中伍家认缴100万元，行商公所认缴134万元，其他行商摊派66万元。

        对十三行打击最大的还不是赔款，正如伍秉鉴从一开始就非常担心的，鸦片战争的爆发，同时意味着十三行商人的命运终结。根据《南京条约》的规定，从此之后，广州行商不得垄断贸易，开放五口对外通商，十三行的外贸特权不复存在。十三行的子弟们后来相继投靠洋行，成为一个新的、同样充满了争议的买办商人阶层。作为清朝三大商帮之一，十三行率先退出历史舞台似乎是一个信号，它意味着中国市场的开放是外来的、被迫的和外商优先型的。这也是人们理解中国现代化路径的一个角度。

        历史以最残酷的方式对“精明而懦弱”的伍秉鉴实施了报复。1843年9月，一代世界首富伍秉鉴在内忧外患和责备辱骂声中去世，终年74岁。在此前的几个月，他还写信给在马萨诸塞州的美国友人J·P·库森说，若不是年纪太大，经不起飘洋过海的折腾，他实在十分想移居美国。

        爆发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在沉重而锈迹斑斑的国门上轰开了一个血腥的缺口。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时刻，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

        后世的中西方学者对于鸦片战争的评价有微妙的差异。中国学者大多数将这场战争看成是彻头彻尾的侵略战争，是导致中国衰落的罪魁祸首。而西方学者则倾向于将战争看成是中国衰落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正是这场战争让中国“摆脱”了闭关锁国的状态。

        卡尔·马克思在1853年7月22日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中论述道：“无论他们认为是什么社会、宗教、朝代、或国家形态的原因，导致了中国过往十年来的慢性反抗，以及现在聚为一体的强大变革，这个暴动的发生，无疑得益于英国的大炮将一种名叫鸦片的催眠药品强加给中国。在英国的武力面前，满清王朝的权威倒下成为碎片；天朝永恒的迷信破碎了；与文明世界隔绝的野蛮和密封被侵犯了，而开放则达成了。”

        进入当代之后，即便是一些非常同情中国的学者，也从经济史的角度提出了这场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彭慕兰写道，“仔细研究可知，鸦片是促进世界贸易、加速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对中国是如此，对欧洲、美洲也是如此。”费正清等人也认为，“战争如果没有因鸦片而爆发，可能也会因棉花或糖蜜而同样爆发。”

        很多人带着复杂而惋惜的心情解读这一个影响世界走向的转折。

        根据安格斯·麦迪森的统计，从1700年到1820年的一百二十年间，中国的人均GDP增长率为零，同期，美国为72％，欧洲为14％，日本为13％，全世界的平均增长率为6％。据此，日本人杉原熏做了一个有趣的“历史隔断”，在他看来，如果世界结束于1820年，一部此前300年全球经济史的主体就会是东亚的奇迹：人口迅速增长，生活水平有节制但稳定地提高，结尾的简短的一章可能提到遥远的大西洋沿海有相当少量的人口似乎享有甚至更快的人均增长率。

        与麦迪森的统计和杉原熏的观点类似，彭慕兰和王国斌认定，欧洲与中国之间经济命运的大分流是在18世纪相当晚的时候才出现的。而在这个时间点之前，“在我们能够对其进行计量的范围内，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在经济因素中占关键地位的劳动生产率、重要日用品市场及生产要素市场的广度及自由度等，看起来都大致相同。”甚至根据彭慕兰等人的研究，中国比较富裕的地区――主要是指江南地区――迟至18世纪中后期，在相当意义上极具经济活力，相当繁荣。可是，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之后，一个单一的北大西洋核心成为变革的发动机，世界其他部分以不同方式作出“反应”。

        彭慕兰等学者所得出的结论，在史界引发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歇。他们至少从一个非常机巧的角度复原了历史的两个侧面：

        其一，在工业革命中，一个国家的财富水平和财富总量，与其工业化的时机、速度以及成功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既有的经济总量绝不是惟一的决定因素，与之相比，技术革新构成了工业化进程的核心，然而在清代中国，总体上缺少推动生产方式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激励机制。

        其二，工业革命和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是以一种非常突然的方式“空降”到东亚地区的，它在社会和经济制度上都与原有的“基因”格格不入，作为被接受方，中国乃至所有东亚各国在心理、制度上所遭到的打击都是巨大而惨烈，甚至是毁灭性的。

        本书叙述至此，读者已经隐隐听到了越来越近的历史跫音，它的左足系着明亮的进步，右足携着黑色的灾难，步步艰辛，步步惊险。

        对于摇摇欲坠的帝国而言，幡然觉醒还需要一段痛苦的时日。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先是陷入了一场内乱，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发动太平天国运动，不久占领南京，惨烈的战火席卷十六省，一直到1864年才被残酷镇压下去。这期间，1856年，英法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劫掠并焚毁了西方工程师参与建造的圆明园，清廷被迫签下《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俄罗斯人则乘乱蚕食了超过一百万平方公里的北方领土。

        内乱和外辱，让中央权威遭到了空前的挑战。在对太平军作战的时期，由满蒙“八旗”和绿营组成的中央军屡战屡败，朝廷不得不允许下层汉族官员组织地方武装力量抵抗，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乘机崛起。这些地方军阀为了筹集军饷，在各商业市镇“设局劝捐”征收“厘金”，这一制度的推行实际是地方自治力量强大之始，可怕的“藩镇现象”重新出现。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模式在帝国覆灭的前夜仍然没有找到之相配套的、有持续效率的经济治理制度。

        同时期的西方各国，在超越了中国之后，并未稍作停歇，而是以更快的速度呼啸前行。1844年，美国画家莫尔斯发明了电报。1848年，法国爆发“二月革命”，成立“第二共和国”，民主风潮如暴风雨般席卷欧洲大陆。1851年，万国工业博览会在英国伦敦举办，这是世界博览会的开端，有600多万人参观了一万多种最新发明的工业品，其中包括轨道蒸汽牵引车、高速汽轮船、起重机和收割机，《泰晤士报》评论说，“这是有史以来，全世界各族群第一次为同一目的而动员起来。”1855年，法国巴黎人承办了第二届世博会，人们看到了橡胶和混凝土。1859年，达尔文发表伟大的，以生物进化的思想推翻了“神创论”和“物种不变”的理论，从此，进化论成为社会科学的基础性原创理论，“物竞天择”成为新的文明共识。1860年，新当选的美国总统林肯宣布废除奴隶制度，让400万黑奴获得了自由。1861年前后，瑞典科学家诺贝尔开始研制液体炸药硝化甘油，而更年轻的美国人爱迪生当上了报务员，在未来几十年里，他将发明留声机、电灯、电话和电影，并创办通用电气公司。在此时的欧美大陆，铁路、火车、电报和大型电动机械已得到广泛的普及。

        所有这一切，对于十九世纪中期的中国人来说，都闻所未闻。

        在世界文明史和经济史的宏大背景下，重新审视中国工商业的衍变，是一件十分惊心而具挑战性的工作。在很长的时间里，这是两个各自有着轴心的车轮，它们偶尔有交集，但紧接着就以激烈的方式相互排斥，它们对彼此的好奇和窥探都被蒙上了神秘的气息。

        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控制了东亚地区的政治和经济活动，它将周遭列国都视为“藩属”，提供了一整套基础于农耕文明的文化准则和工商规范。当欧洲人进入到这一片领域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特别的优势，甚至在一开始，仅仅是一些好奇的、充满了崇敬之心的采购者，中国人也只是把欧洲人视为必须容忍的竞争对手，而不是一个入侵者，这与世界其他地区发生的景象非常不同。这种均衡一直到十九世纪的中期才被彻底击破。

        而这正是本书终结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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