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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商人的自由时代

        “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

                                                                            ——晁错

        汉帝国初建之时,满目疮痍,国力极度羸弱,开国皇帝刘邦要出巡,居然配不齐六匹肤色一样的骏马,一些列卿大夫和诸侯,穷窘得只好以牛车代步。

        国贫民穷之际,如何对待创造财富的商人就成了关键。汉初的几位皇帝,从高祖、惠帝到文帝、景帝,对商人采取了看上去很矛盾的政策。

        在法律上,汉律基本沿袭了秦律,对商人继续实施蔑视和压抑的原则。天下抵定后,亭长出身的刘邦对商人非常反感,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上最讨厌的人有两种,一是有文化的人(儒生),一是有钱的人(商人)。他学习秦始皇的办法,把十多万户六国贵族后裔及富豪之家统统迁徙到关中,放到自己的鼻子底下加以监管。他还颁布诏书,严令商贾不能穿丝绸的衣服,不得乘坐华丽的车骑,还专门抬高针对他们的租税,以表示困辱。到了他的儿子惠帝执政时,态度稍稍宽松,不过还是在税赋上采取了歧视的政策,一般人交税一份,商人和奴婢则要交两份。

        另外,汉初的几个皇帝还彻底关闭了商人从政的路径,甚至连他们的子孙也受到限制,所谓“禁锢不得为吏”。汉文帝规定,有三种人不能当官,分别是商贾(贾人)、入赘的女婿(赘婿)和犯过贪污之罪的官吏,理由是“贵廉洁,贱贪污”。其后的汉景帝在诏书中专门强调“有市籍不得宦”。《史记·平准书》还记载,从惠帝开始就规定,“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在分配田地的时候,有“市籍”的贾人也不能获得土地,如果被发现违规,马上就贬为奴婢。

        为了缓解财政上的困局,汉初朝廷曾经实行过“纳粟拜爵”的制度,平民只要缴纳一定数量的粮食就可以获得爵位,甚至还有“入羊为郎”的记录,就是有人牵着羊群换来一顶“郎官”官帽。可夸张的是,就是在推出这一“卖官”制度的时候,朝廷竟也规定,最有可能出钱的商人不在此列。安作璋在《学史集》中便考据说,“汉朝任用官吏是把商人排斥在外的,即使是以富訾选官,也不包括商人在内。”

        就在对商人实施了如此蔑视和侮辱性的政策的同时,让人惊奇的却是,在实际的微观经济层面,工商业则得到了极大的解放。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一段很重要的记录:“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也就是说,政府改变了自商鞅以来的全面管制政策。“开关梁”――开放关津,“弛山泽之禁”――放松对山林矿藏资源的专营,这是两大非常重要的政策变动,前者减少了地区之间的物流成本,终汉一代,从此没有再设关征税,统一市场的优势得以展现,后者则把利益最大的资源性产业向民间开放,这两大政策的推出,直接导致物流交易的活跃和工商业的繁荣。

        在放松工商的同时,朝廷对农业则采取了采取“轻徭薄赋”和“与民休息”的政策。文帝前后两次“除田租税之半”,租率最终减为三十税一,一度甚至还全免田租――长达十二年之久,这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一次。同时,对周边敌对国家也不轻易出兵,尽量“委屈求全”,通过“和亲”维持和平,以免耗损国力。

        这样的宽松政策――可以说是“休养生息”,也可以说是“放任自流”――实行了七十年,主要是在文帝和景帝时期,史称“文景之治”。《史记·平准书》说,汉兴七十年间,民间和国库都非常肥腴,国家储备的钱财以亿计,用以串钱的绳子都朽掉了,中央粮仓里的粮食多得更是陈谷叠陈谷,以“至腐败不可食”,这当然是前所未见的盛世了。

        与此同时,商人阶层也崛起为一个强大的势力。李剑农在《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中认定,“汉初实为中国商人第一次获得自由发展之安定时期也。”从各种史料见,当时大商人主要集中在四个产业之中,分别是盐铁业、流通业、种殖业和金融业。

        盐铁的利益之大,早在管仲时期就已经逼现,现在将之开放给民间,当然催生巨富。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例举了西汉初期的二十一位富豪――他称之为“贤人所以富者”,其中,单独列出、比较详细地记载其事迹的有八位,前四个竟都是冶铁业者。

        第一位是四川地区的卓氏。他原本是赵国人,世代靠冶铁致富,秦灭赵国后,卓氏一族被洗劫一空,只剩下夫妻两人,推着一辆小板车流放他乡。同行的流放俘虏中,稍微有点积蓄的都争着贿赂押解的官兵,希望能安排到距离赵国稍近的葭萌关一带(今四川广元县),只有卓氏说,“此地狭小贫瘠,我听说汶山(即岷山)之下,土地肥沃,地里长满芋类,一辈子不至于挨饿。那里的人们喜欢到集市上做事,喜欢做买卖。”于是要求迁得远一些。押解的官兵就把他安排到了临邛(今四川邛崃),卓氏到了那里后,就着当地的铁矿资源大搞冶炼铸造,运筹经营,把产品销往滇、蜀各地。不久就富甲天下,家里的奴仆就多达千人。他们大起田池,射猎为乐,享乐可比王君。

        排在第二位的富豪叫程郑,竟也是在临邛致富的。他是从山东流迁过去的俘虏,与卓氏一样从事冶铸,销售到西南的夷族地区,富裕程度可与卓氏一拼。

        第三个钢铁富豪是孔氏。他是魏国大梁人,秦灭魏后,把孔氏流迁到南阳,他就在这里冶铁铸造,修建池塘堤堰。致富之后,孔氏还投身长途贩卖业,他带着成队车马,往来于各诸侯国之间,各国由于他的商业活动而受益,人们称呼他为“游闲公子”。他花钱如流水,却赚得比花掉的要多得多,家里累积的钱财达数千金。南阳一带的生意人都以效仿他的雍容大方为时尚。

        第四个富豪是鲁国的曹邴氏,他以炼铁起家,“富至巨万”。跟出手阔绰的孔氏不同,鲁国人生来就节俭吝啬,曹邴氏定有家规,“俯要有所拾,仰要有所取”,他还从事高利贷业,足迹行遍各地。鲁国一带的人受其影响,大都抛弃学术而追逐财利。

        除了上述四位钢铁富豪之外,排在第五位的就是齐国的大盐商刀闲。齐国是东方的商业大国,以沸煮海盐而闻名天下,刀闲的致富策略是敢于雇佣最多的劳力。一向富足的齐人对奴隶非常轻贱,认为这些人刁悍狡猾,而刀闲则大量地收留他们,让他们去打渔晒盐,然后带着这些人四处贩卖,结交各地的官吏,终于累积起数千万的财富。那些跟着刀闲的流民也都富裕了起来,因此当地流传民谚曰“宁爵毋刀”,意思是“难道非要去做官吗?还不如去给刀闲当豪奴。”另据史料记载,除了刀闲,当时还有两个有名的大盐商,一个是山东的东郭咸阳,以海盐为业,另一个是山西的罗氏,从事的是池盐业(“擅盐井之利”)。

        盐铁之外,第二大致富产业是流通业。

        中国地域广大,各地特产繁多,流通之利不可小视。司马迁记载,当时的大运输商拥有上百乘马车,上千辆牛车,有的还有大型船舶——“船长千丈,车百乘,牛车千辆”。其中最出名的是洛阳的师史。他家共计有上百辆运输车辆,在各郡国周游经商,足迹无所不至。洛阳地处、齐、楚、秦、赵几个国家的中间地带,四通八达,商风盛行,师史积累的财富达七千万之多。

        第三大致富产业是种殖业,司马迁例举了两个商人,分别是任氏和桥姚。

        任氏的祖先曾做过看管粮仓的小官,秦朝败亡时,各路豪杰争着抢夺府库里的金玉,而任氏则独独挖窖储藏粮食。后来,楚汉两军对峙,老百姓无法耕种田地,米价涨到每石一万钱,于是,豪杰们抢去的金玉都归到任氏手上,他因此暴富。任氏致富后,并没有奢侈享受,他仍然从事于农业和畜养业,他还立下家规,“不是自家种的养的东西,不穿不吃;公事没有做完,不得饮酒吃肉。”因此,任氏富足了几代,被邻里视为表率,连皇帝也对他颇为器重。

        桥姚则是在边陲地区致富的商人,他养马千匹,牛两千头,羊上万只,家中粮食以万钟计算。其发迹故事与向范蠡求教的猗顿有点类似。

        第四大致富产业是铸钱业。

        汉初允许民间铸钱,不过铸钱需有铜矿资源,所以,非王侯官家背景不得可。当时最大的两个铸钱商,一是吴王刘濞,他是刘邦的侄子,被封于现今的江苏、浙江一带,此地有丰富的铜山,可以开采铸钱。另外一个是叫邓通的“黄头郎”。

        邓通出身平民家庭,少年时被征召入宫,在未央宫里当一个划游船的“黄头郎”。据传,有一次汉文帝做梦,梦见自己怎么努力也登不上天,正着急之际,来了一个貌若美玉的黄发少年,助他一臂之力,顺利地登上了天。第二日,文帝游船,陡见头缠黄巾的邓通,便认定他是自己的“登天贵人”,从此百般宠幸,官至上大夫。汉初诸帝都有同性恋的癖好,所以又有记载邓通与文帝有“断袖之交”。某次,一位善于看相的术士说邓通“当贫饿死”,文帝不以为然,说“我就能让邓通富贵,怎么可能贫穷呢?”于是,把蜀郡的严道铜山(今四川省荥经县宝子山)赐给他,准许其自行铸钱。邓通铸钱很注重质量,其钱币光泽亮,分量足,厚薄匀,质地纯,深得民众喜爱,当时,吴王钱以发行量大占优势,邓通钱则以质地优良取胜,两币流通全国,有“吴币、邓钱布天下”之谓,邓通因此成为当时最著名的官商巨富,日后,“邓通钱”甚至成了货币的代名词。

        除了上述四大产业中的超级富商之外,司马迁还十分简略地——仅以数数十来个字——例举了当时另外一些有名的商人,从记录中可以看到他们所从事的产业。比如,秦杨以从事粮食生产而成为一州首富;田叔,靠掘墓的勾当也成了富豪,在今天大抵算是文物贩卖业;桓发,从事的是“博戏”,就是今天的博彩业;雍乐,靠的是走街串巷的零售成了富足之家;雍伯,贩卖的是女人用的胭脂水粉,在今天就是化妆品业;张氏靠卖“水浆”成了千万级的富豪,在今天就是饮料业;郅氏生产和贩卖的是“洒削”,镪剪子和磨刀,类似今天的小五金;浊式买卖的是猪羊杂碎制品,因此致富,这是今天的肉类食品业;张里从事的是医治马匹的生意,类似今天的兽医业。

        这些人致富的秘诀是什么呢?司马迁一言以蔽之曰,“此皆诚壹之所致。”就是专心一事,专业经营所带来的。这是商业成功的不朽之理。

        细想司马迁的这份“西汉富豪榜”,是很可以再三玩味的。他所记录的当代富豪不过区区二十一个,以当时信息传播的落后,能够进入到宫廷史家耳中的名字,必已是天下闻名之人。

        从这二十多位富豪所从事的产业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其一,在有汉一代,能源业、流通业和金融业就已成最具营利性的重要产业,这一特征迄今未改;其二,在商人阶层已经出现专业化经营的萌芽,“富豪榜”中有不少人从事的是薄利多销的手工制造业。譬如贩卖胭脂水粉、贩售“水浆”以及镪剪子和磨刀等等,如果没有相当的规模化生产以及广泛的销售能力,是不可能积累出巨额财富的。然而,雍伯、郅氏等人竟能够因此成为一代富豪,并被写进《货殖列传》,这自然是十分让人好奇的。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已经无法确切地知道这些人的产业究竟做到了多大,以及如何做到了那么大的,这些都已经成了无法解开的历史之谜。

        对一个“家天下”的帝国而言,民众富足及国库充裕,是一件值得庆幸之事,但同时却也可能是另外一些危机的导火线。就在“文景之治”期间,各种新的矛盾已然呈现。

        首先是中央集权出现旁落的迹象。刘邦兴汉之后,实行的是分封制,众多同姓和功臣裂地建国。当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推出之后,地方诸侯利用各自的资源优势,迅速形成了强大的势力。其中烈焰最盛者就是吴王刘濞,他不但有庞大的铸钱产业,而且吴地靠近东海,既有丰富的铁矿还是海盐的盛产地,盐、钱、铁三业,让刘濞富甲宇内,他结交各国,逐渐成为一股足以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地方权贵力量。

        除了诸侯兴起之外,商人势力也越来越大。铸铁、煮盐需要大量的人力,动辄千人以上,且聚居于偏远的深山之中或滨海之地,这是一股很难控制的民间力量。铁可以铸成兵器,盐可以获得暴利,人可以转为兵士,另外,从事流通业的富豪有众多的车辆,它们也可以被迅速地改装成战车,因此“豪强大家”就出现了。《平准书》中甚至有富商大贾横行天下、各地诸侯“低首仰给”的记载。鉴于此景,司马迁给这些商人起了一个称号——“素封”,他写道:“当今那些没有官爵和封邑之地的人,却可以在享乐上与权贵相同,这就是素封”

        更可怕的是,权贵与商人似乎正在结成交易同盟,并极大地败坏吏治。《货殖列传》中的刀闲、南阳孔氏等人都“连车骑,交守相”,与地方诸侯互动频繁。汉朝虽然有禁止官吏经商的法令,可是执行得并不严厉,因此在众多的史书中都有官员与商人勾结、牟取利益的记载。

        就这样,地方诸侯与商贾豪强傍比而起,让长安城里的最高统治者不寒而栗。在皇权体制下,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从来是一对很难均衡的矛盾,甚至可以说是非此即彼,不可调和。当中央把权力集于一身的时候,政权可保稳定,但是就会造成地方创新的不足,财富阶层受到国有资本集团的重大压迫,整个社会处在低效率运行的状态之中。而当权力从中央下放到地方的时候,就会出现截然不同的景象,地方力量和财富阶层将变得十分活跃,经济可获得大发展,然而,中央和政治权威和财政收入会被大大削弱,离心离德和“以邻为壑”的诸侯经济将大行其道,此外还将出现严重的贫富悬殊。因此,如何均衡集权与放权,作出适当的制度安排,成了统治中国的首要课题,历代政权往往踯躅于此,兴盛或衰落也由此而生。此景,两千年以降未曾稍改。

        文景时期,有两位雄辩的政论家先后对当时的“分权过度”提出了担忧和对策,他们是贾谊和晁错。

        贾谊(公元前200-公元前168年)是汉初第一个提出重新回归中央集权模式和重农政策的人,他才华横溢,文笔华丽,议论深远,所写的《过秦论》和《治安策》脍炙人口,在当时就被视为思想重镇,《汉书》作者刘歆评价说,“在汉之儒,唯贾生而已”。针对中央集权旁落的景象,贾谊在《治安策》中给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针,也就是“分而治之”,在原有的诸侯王的封地上分封更多的诸侯,从而分散削弱他们的力量。对于商人经济力量的膨胀,他也发出了自己的担忧,他写道,当今皇帝穿的衣服不过是普通的黑色丝织品,而富民的墙上竟挂上了文绣;皇后装饰衣领的东西,富人的婢妾们却用来缝鞋边。商人富民这样穷极奢侈,后果是严重的:一百人作衣服还不够他们一人穿,想全国人不受寒挨冻,怎么可能呢?一人耕田,十人聚食,想全国人不挨饥受饿,是不可能的,饥寒迫使老百姓痛苦不堪,想使他们不造反.是办不到的……这些富人大商习俗奢侈,太不尊重国家制度,太冒犯皇帝的尊严,但献计的人还说“毋为”,不要改革,这真是可以长叹息的事。

        那么,如果把地方的政治和经济力量都打压下去之后,国家将如何治理呢?贾谊的对策是,在政治上,实施儒家所倡导的“仁义之道”,他在著名的《过秦论》中评论说,秦始皇“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在经济上,则是重新回到“重农”的道路上去。他在《论积贮疏》中写道,“农业兴旺,才是治理天下的正道。粮食多了,有什么做不成的?只要让老百姓全都去务农,都以此为本,天下人各食其力,那些从事商业的人都转而去种地,家畜多而粮食足。这样是可以富安天下的,可惜皇帝还犹豫着不肯实施,多可惜。”

        贾谊在三十三岁时就去世了,与他同龄的晁错(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54年)继续倡导这一路线。

        与书生论政的贾谊不同,晁错深得景帝信任,被任命为御史大夫(副丞相),位列三公,对政策影响重大。他对当时的商人崛起景象提出了更猛烈的抨击,他说,“现在法律上虽然轻贱商人,可以他们其实已经富贵起来了,口头上尊崇农业,其实农民已经变得贫贱……商人们因为富厚,就结交王侯,势力比官府还要大,靠着利益的关系权倾一时。”

        对于地方诸侯的坐大,晁错比贾谊更为激进,直接提出了“削藩”的主张,即取消王侯封建。公元前155年(景帝二年),晁错上呈《削藩策》,主张对犯罪有过错的诸侯王,削去他们的支郡,只保留一个郡的封地,其余郡县都收归朝廷直辖,其论述矛头首先指向势力最大的吴王刘濞。景帝采纳晁错的献策,先后削夺赵王的常山郡、胶西王的六个县、楚王的东海郡和薛郡、吴王的豫章郡和会稽郡。

        第二年正月,吴王会同胶西王、赵王、楚王等七王打出“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群起叛乱。景帝为了平息众怒,被迫腰斩晁错于西安东市。可是,吴王等人不善罢休,继续挺兵,终成“七国之乱”。

        在名将周亚夫的指挥下,朝廷镇压叛乱,前后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在这一过程中,又戏剧性地发生了一个与商人有关的插曲。

        中央军出征之时,居住在长安城中的一些“列侯封君”,为了表明自己忠于中央政权,也纷纷请求带领亲兵随军出征。可是,他们的领地多数都在关东,而长安却在关中(函谷关以西)地区,一时难以置备齐足够的车马、武器乃至盔甲等军用物资,急需筹措金钱去购买,为此,他们只好向长安城中的高利贷商人——时称“子钱家”――借贷。不想,那些人都推说自己手中没有现钱。因为当时七王气焰方张,战局如何发展,一时尚难判断。只有一位叫无盐氏的商人拿出千金贷给那些“列侯封君”,其利息高达十倍。不料仗只打了三个月就结束了,无盐氏因此获利最大,成为关中巨富。

        无盐氏发战争财的故事十分传奇,在世界商业史上,竟可以与十九世纪欧洲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相参照,后者在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中,因准确预测了拿破仑的失败而获得大利。从无盐氏的故事中,也呈现出当时真实的政商情景。其一,商人的财势已经超过很多权贵,成为一股可以与政府博弈的社会力量;其二,众多长安高利贷者在国家危难之际不肯出贷,无疑让治国者感到商人阶层的不忠和威胁,连司马迁也指责他们“不佐国家之急”。

        “七国之乱”平定的十三年后,公元前140年,汉景帝驾崩,16岁的刘彻(公元前156年—公元前87年)登基,是为汉武帝。他当政五十四年,一改前朝的休养生息政策,文治武功,把帝国拉回到高度中央集权的轨道之上,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武帝登基之后,血气方刚,在内政和外交上均采取了极其强硬的政策。

        对内,他采纳了贾谊曾经提出的主张,颁布《推恩令》,强行要求诸侯分封诸子为侯,使其封地不得不自我缩减,同时,朝廷向各地委派主管行政和监察工作的刺史,由此,空前地加强了中央集权。在思想上,他接受大儒董仲舒的建议,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让儒学成为唯一的正统思想,延续了七百年的百花齐放的景象到此嘎然而止。

        中央集权必“统一”国民思想,不过手段各有巧妙,史学家顾颉刚曾比较秦始皇与汉武帝的不同办法:“秦始皇的统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他的手段是刑罚的制裁;汉武帝的统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他的手段是利禄的引诱。结果,秦始皇失败了,汉武帝成功了。”

        对外,武帝则攻伐四野。他不再采取与匈奴的和亲政策,派霍去病和卫青与之常年作战,夺回河套和河西走廊地区,大大扩张了西域版图。在东北方,他派兵灭卫氏朝鲜(今朝鲜北部),置乐浪等四郡,在南方,则使夜郎、南越政权归附汉朝,在西南先后设立了七个郡,汉帝国版图至此基本成形。在大动兵戈的同时,他还大规模地兴修水利和修筑道路。

        就这样,在二十余年的时间里,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硬是把文景两帝留下来的充沛国库消耗一空,史载“兵连而不解,天下共其劳”、“费以亿计,县官大空。”

        公元前121年——也就是武帝登基的第二十年,卫青、霍去病带兵深入大漠,大败匈奴主力,取得对匈战争的最大胜利,浑邪王率四万之众归附大汉,举国上下为之大振。不过从经济的角度来说,中央财政却出现了“用度不足”的危急情况。针对这一状况,为了补充中央收入,汉武帝开始推出一系列、强硬的国营化经济政策,而具体操盘执行的,是一个叫桑弘羊(公元前153年-公元前80年)的商人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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