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1653年，大清顺治十年，刚刚坐稳紫禁城不久的清朝廷接到了一份来自广州的奏折，内称，有一个叫荷兰的国家近日派船停泊在虎门港，并向市舶司提出要与我国进行通商贸易。

        大臣们为此事展开了一场争论。对于荷兰，有的人很陌生，说它从来没有出现在典籍之上——“乃典籍所不载者”，是一个来路不明的小国，也有的人比较熟悉，隐约听说它是一个新崛起的西方强国，在几年前（1642年）击败了西班牙人而独占台湾岛。应不应该与这样的国家做生意，意见很分歧，广东布政司持支持的态度，提出对荷兰的通商请求要“不以例限”，甚至提出“不必拘拘刻舟求剑”，也就是不要纠缠荷兰商人是否有“金叶表笺”之类的凭据，应当开放通商。与布政司意见相反，包括礼部尚书、广东巡抚在内的众多大臣都反对与之做生意，理由是：“荷兰人长得红须碧眼，非常可憎，而且船上的铜炮好象很厉害，应该警惕。我国与荷兰一向不通贸易，而它又与澳门的葡萄牙人不和，彼此争斗，动辄就开炮打枪，是边疆的隐患，不能轻易与它有商业往来。”

        面对大臣们的分歧，顺治皇帝的态度有点摇摆。他先是站在反对派一边，认为，“荷兰通贡，从来无例，况又借名贸易，岂可轻易开端。”他最讨厌的是“贸易”这个词汇，因为它与“朝贡”不同，在态度上显得非常不恭，他因此特意批示说，“贸易二字不宜开端”。

        不过，后来他的态度又有了改变。荷兰人对广东官员大肆行贿，还送了很多珍贵的礼物给京城的太监们，此外更游说顺治非常信赖的耶稣会教士汤若望，拜托他在皇帝面前多说好话。据荷兰人信函上记载，“皇帝和宫廷官员对我们带至的所有礼物极为满意，甚至礼品尚未全拿出来，鞑靼人似乎已经出奇地满意，并愿向我们提供各种方便。汤若望见到我们的人把大量的物品，特别是武器、马鞍、大毛毯、红珊瑚、镜子众奇珍异品一件件摆出来时，从内心里发出一声长叹。”1653年的10月2日，顺治皇帝正式接见了荷兰使团。使臣进入皇宫后，遵照“中国礼仪”向顺治帝行了“三跪九叩”之礼。这些行动当然让顺治非常满意，三年后（顺治十三年），皇帝下达诏书，特许荷兰国每八年来中国朝贡一次——“八年一贡”，不过每次的来人不能过百，而且只允许二十个人到京城。

        从顺治年间的这次荷兰通商事件可以读出，帝国对国际通商一直持着非常保守而高高在上的姿态，视天下各国为自己的藩属，不仅不承认平等的贸易，而且连“朝贡”也只能八年一次。对于这样的态度，西方各国在很长时间里委曲求全，无可奈何，而到了二百年后，随着局势陡转，西方国家终而枪炮相向，凌厉报复。

        清廷之所以对国际贸易如此苛刻谨慎，除了“大国情结”之外，还与开国初期的海禁政策有关。为了防御郑成功集团对大陆的攻击，清廷在1661年、1662年和1664年先后三次颁布“迁界禁海令”，强迫山东至广东的沿海居民皆内迁数十里，凡界外的村庄、田宅、船只，一律烧毁，规定“片板不许下水，粒米不许越疆”，使界外变成无人区。三次内迁造成东南沿海的工商经济重大破坏，数百万难民流离失所。

        海禁政策执行了二十多年，直到清政府统一台湾、平定“三藩”之后，才稍有宽松。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康熙皇帝正式宣布开海贸易，设粤、闽、浙、江四大海关。这标志着自唐代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的市舶制度的终结和海关制度的创始。

        与“朝贡贸易”的市舶制度不同，海关制度建立之后，政府将对外贸易的管理与经营活动完全分离开来，从而催生出一种迥异以往的外贸模式和一个全新的商人阶层。

        根据历代的市舶制度，各国商人以朝贡的方式与中国展开贸易，贡使将贡物献给中国皇帝，其商人将货物交与市舶司，在特定的馆地临时招商叫卖，并无专设的买卖机构。海关设立之后，外商被允许在中国境内的四大海关自建商馆，自主买卖。

        在广东，粤海关在广州城门以西的珠江边专门辟出一块土地，作为外商的囤货、居住之地，各国纷纷在此建造房屋，外商称之为“商馆”，中方则称之为“夷馆”。它们朝南而建，面江排列。据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的记载，不少夷馆都有一个中国式的名称，比如荷兰馆叫集义行，丹麦馆叫得兴行，英国馆叫宝和行，美国馆叫广元行，丹麦馆叫得兴行，瑞典馆叫瑞行。这些商馆均由各国商人自行建筑，带有浓郁的异国风情，它们也因此成为中国国土上第一批西洋建筑群。

        一位叫斯当东的英国人曾描述了夷馆区的景象：作为一个海港和边境重镇的广州，显然有很多华洋杂处的特色。欧洲各国在城外江边建立了一排他们的洋行。华丽的西式建筑上面悬挂着各国国旗，同对面中国建筑相映，增添了许多特殊风趣。货船到港的时候，这一带外国人熙熙攘攘，各穿着不同服装，操着不同语言，表面上使人看不出这块地方究竟是属于哪个国家的。

        清政府对夷馆商人进行了严格的行动管制，他们未经批准不能进入广州城，也不得擅自离开夷馆四处活动。在不同时期，政府还颁布过诸多限制性的法令，譬如，禁止外商在广东过冬、外商不得乘轿、不得乘船游河、妇女不得带进夷馆、禁止中国商人向外商借贷资本、禁止外商雇佣汉人婢仆，等等。外商曾提出申请，希望能够到广州的一些景点参观，政府特许在每月的初三、十八两天到海幢寺、陈家花园（后来增加了花地）游玩，每次只限十人，而且要随带中方委派的通事，日落之前必须报明回馆，不准在外过夜。这些限令一直到1816年前后仍在严格执行中。

        当外商被严格管制并“圈养”起来之后，政府便以发放牌照的方式，允许获得资质的中国商人与之展开交易。就在粤海关开设的第二年，1686年4月，广东发布《分别住行货税》文告，规定国内贸易作为“住”税，赴税课司纳税；对外贸易作为“行”税，赴海关纳税。同时设立“金丝行”和“洋货行”，分别办理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业务。这便是行商的起源。那些被特许从事洋货贸易的商人史称“十三行商人”。

        “十三行”这个称谓的由来，有多种说法，有人认为第一批获得特许资质的商人共有十三家，因此得名，也有人认为是广东经营商业的三十六行中有十三个与外贸有关，还有人则认为，这是明代沿用下来的俗称，据《粤海关志》载，开设海关的时候，每年远航而来的外国船只仅仅二十来艘，到了之后，中方以肉酒款待，然后派牙人居中交易，沿用明代的习俗，称之为“十三行”。

        无论如何，十三行商人的出现是外贸制度变革的产物。

        1720年11月，康熙五十九年，广州十三行商人聚会，在祖坛前杀鸡以血盟誓，成立公行，并共同缔结十三条行规，对行商行为进行多重规范，这些行规包括：

        定价同盟：行商与外商相聚一堂，共同议价，其有单独行为者应受处罚；

        行业公积：在买卖古瓷时，卖者无论赢亏，都要把卖价的百分之三十上缴给公行；

        分享利益：无论哪一家行商与外商交易，只能承销全部货物的一半，其余则须平均分配给公行内的其他行商销售；

        入行会费：公行内的行商，根据规模大小，分为头等行、二等行和三等行，新入行者要交纳一千两白银为公共开支经费，并列为三等行。

        这些行规有“对外一致行动”、“对内垄断利益”的双重特色，在一开始，它遭到了外商的激烈对抗。就在公行成立的第二年，英商“麦士里菲尔德号”抵达广州港，船长拒绝接受公行行规，两广总督居中调解，十三行商人不得不作出妥协，让其他商人也参与了茶叶生意。1725年，英商在一封信中还说，“我们希望他们不再试图恢复（公行），加入他们已经恢复或一定这样做，而你们又适在该地，你们必须尽力用最有效的办法进行反对。”

        尽管如此，十三行商人似乎在对抗中渐渐占到了上风。在公行成立的八年之后，1728年（雍正六年），政府依照扬州盐商的“首总”模式，制订了商总制度。所谓“商总”者，由十三行商人共同举荐，经粤海关监督批准，负责统领各行商对外贸易，评定货价，解决纠纷。

        公行、商总制度的形成，让十三行商人日渐成为了一个组织严密、行为划一的垄断型商帮。

        在清代外贸史上，发生重大转折性事件的年份是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乾隆帝取缔闽、浙、江三大海关，宣布广州“一口通商”。

        事情的原由要从1689年说起。

        这一年是清政府取消海禁后的第四个年头，在广州港，第一次出现了一艘悬挂着英国国旗的商船。按照规定，它应缴纳2484两白银的管理费，但是经过与粤海关官员的讨价还价，费用降至1500两，其中1200两为船钞，其余是付给海关监督的“感谢费”。

        这艘商船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它的船舱里装满了图案奇怪的毛纺织品，这在天气炎热的广州，似乎并不受到欢迎。不过，它的到来却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因为它属于大名鼎鼎的英国东印度公司。

        在世界企业史上，英国东印度公司是最早的股份制有限公司之一，1600年12月，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授予该公司皇家特许状，给予它在印度贸易的垄断性特权。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家公司作为英国政府和商业利益集团的“全权代表”，成为印度的实际统治者。在对华贸易中，英国东印度公司同样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从1689年的悄然进入到1830年代，140多年间，这家亦官亦商的巨型公司对亚洲贸易和企业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它主导了西方世界的对华贸易，也从而直接打破了东西方的贸易均衡。对于中国企业史来说，东印公司第一次引进了“公司”的概念，它的业务总负责人被称为“大班”，这也是外资企业职业经理人的第一个标准称呼。它所执行的汇票结算制度改变了企业资金的运作模式。

        进入中国之初，东印公司的买卖一直比较被动，它贩卖到中国来的是并不受欢迎的毛纺织品，而采购的是“独一无二”的茶叶。

        欧洲人从十八世纪开始兴起喝茶的风气，这与当时的“中国风尚”有关。从明末以来，透过传教士及欧洲知识分子对中国文明的阐释，使得欧洲人产生对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向望。喝茶就是体现这一思潮的方式之一。而当时世界上只有中国产茶和出口茶叶，欧洲人原来的无酒精饮料只有白水。到十八世纪中后期，英国成为欧洲饮茶最多的国家，而东印公司则控制了对华的茶叶进口业务。

        在1800年以前，东印公司向中国贩卖毛织品一直是亏本的，平均每年亏损十多万到二十多万两白银。不过，它在茶叶贸易上赚到了不少的钱。1700年前后，东印公司每年向中国进口茶叶30万磅，可从中获取20％到50％的利润。在抵销了毛纺品亏损之后，每年还有四十万到一百余万两的盈余，盈余率常在26％以上。为了做茶叶生意，东印公司不得不把巨量的白银运到中国，史料显示，来到广州港的船只上装载的九成是白银，商货每每不足一成。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东印公司想要解决两个棘手的难题，一是扩大对华贸易的市场据点，二是找到能赚更多钱的对华商品。

        在一开始，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生意一直很清淡，1698年，英国人又跑到华东的宁波设了一间贸易办事处，想到华东市场碰碰运气，可是生意还是不好，因为宁波附近的江浙地区正是帝国纺织业的中心。一直到1750年代中期，东印公司的来华商品仍然无法真正打开市场，1754年，到达广州港的商船有27艘，到1757年就降到了7艘。

        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东印公司派出洪仁辉（JamesFlint）到宁波港从事茶叶和生丝生意。洪仁辉是英国人，从少年时就被派在广州当译员，粤语、福建话和官话都说得很流利。在他的努力下，浙江对外贸易日增，这影响了粤海关的税收，两广总督提出强烈反对。清政府先是把浙江海关的关税提高了一倍，可是仍然无法遏制英商北上的冲动，于是，在1757年，乾隆下诏关闭浙、闽、江三地海关，指定距离帝国中心最为遥远的广州为惟一的通商口岸。

        1759年7月，洪仁辉突然北上到了天津，向朝廷递交了一份告状信，内称，“我系英吉利王国四品官，一直在广东、澳门做买卖，因为商人黎广华欠我本银五万余两不还，曾在海关衙门告过状不准，又在总督衙门告状也不准，还曾到浙江宁波海关呈诉仍不准。今奉本国公班衙派我来天津，要上京师。”乾隆皇帝看到告状信后，认为此事“事涉外夷，关系国体”，特派福州将军把洪仁辉带回广州处理。结果将粤海关监督解了职，查抄黎广华家产以还清洪仁辉的欠款。

        洪仁辉告“御状”竟获成功，这让东印公司大为高兴，于是再派洪仁辉率船去舟山，并申言“皇上天恩，我还要到天津叩谢。”这一回，他终于尝到了“天意难测”的味道，乾隆认为英船“舍粤就浙”是对“一口通商”政策的蔑视，对于洪仁辉“非严惩不可。”他下诏书说，“洪仁辉因系夷人不便他遣，姑从宽在澳门囚禁三年，期满逐回本国，不许逗留生事。”就这样，洪仁辉在澳门吃了三年的牢门饭。替洪仁辉代写呈词的四川人刘亚匾则更加倒霉，他被按了个“为夷商谋唆”的罪名，被即行正法示众。

        因为毛纺织品的滞销、茶叶的刚性需求以及清帝国的强硬，造成东印公司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处于被动的境地。在十九世纪的初期，英国每年对华贸易逆差高达三百万两白银。1781年到1790年期间，流入中国的白银为1640万两，1800年到1810年则达到了2600万两。对华贸易的情势陡变，是从鸦片贸易的兴起才开始的，这当然是后话。

        对洪仁辉事件的处理，表明朝廷在“一口通商”政策上的决心，外国商船从此不再尝试北上。而这一政策也让中国自宋元以来所形成的外贸格局陡然改观，繁荣数百年的泉州、宁波等海港城市迅速萎缩，广州一港独大，风光无二。

        与此相关的是，早已初成气候的十三行商人迅猛壮大，他们初则偏居南国一隅，随着外贸规模之扩大，渐渐成为一个足以与晋商、徽商相抗衡的重要商帮。

        在十三行历史上，出现了众多杰出的、具有国际视野和运营能力的外贸商人家族。在早期，声名最隆者，是潘启家族和他的同文行。

        潘启（1714－1788），又叫潘振承，是福建漳州人氏，早年家贫，靠积蓄购置了三只私人小帆船出南洋做生意，往来三次，稍有积累。后来，他到了广东，在陈姓洋行中做经理，因才干出众，深得主人欢喜，陈氏年衰归乡后，把整个生意都盘给潘启，到30岁那年，他向粤海关申请，开出了同文行。

        从年纪和资历来看，潘启不是第一代行商，不过，正是在他这一辈，把事业做到了风生水起。十三行商人的公行自1720年成立之后，曾经历过几次废立，到1757年，广州被确立为“一口通商”的地位，潘启敏锐地抓住了大爆发的机遇，他于1760年联合其他八家洋行向政府呈请复组公行，作为发起人，他被举荐为公行的第一任“商总”，在中方文件中他被称为“首名商人”，英国东印公司则认定“他是公行的大人物，行商中的巨头。”

        在经营上，潘启精于计算又非常敢于投入，是一位经商的天才。

        据潘氏后人编著的《潘同文（孚）行》一书披露，潘启因出过南洋，所以会讲西班牙语、英语和葡萄牙语，甚至能用外文写信，在美国的博物馆中还存有一封潘启用西班牙文写的信函，其笔触流畅，显然精于书写。因语言上的无碍，让潘启获得了更多的商业机会，时人称，“夷人到粤，必见潘启官。”

        18世纪中期之后，正值“康乾盛世”的上升阶段，来华外国商船大增，英国东印公司因国势强大而渐渐成了对华贸易的主角，潘启与东印公司达成了战略合作的关系。在当时的对外贸易中，茶叶是第一大宗商品，而茶叶贸易最大的风险是受潮霉坏，行商与外商常常就责任问题纠缠不清，潘启作出一个很冒险的决定，承诺无论是什么原因，都如数接受茶叶的退货。为了保证的质量，他还在茶产地福建武夷山拥有大片的茶园，自产自销，严管流程。在当时的欧洲市场上，只要贴有潘家“同文行”字样的茶叶就是品质的保证，可以卖出高价，英商在信函中写道，“在整个贸易过程中，潘启官从未有过掺杂欺骗行为，他的作为是诚实的。”

        同时，精通官场潜规则的潘启又在官商关系的处理上游刃有余，他通过行贿的方式从粤海关获得超定额的生丝出口特许，外商几乎无法从其他地方找到货源。《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就记录了这样一件事：1781年12月，有一位海关监督新官上任，他规定每艘洋船出口生丝不得超过100担，这让东印公司非常紧张，可是很快潘启就拿到了大量的生丝特许额度，因为，“他为此又付出了4000两银子”。

        潘启还非常善于接受新的商业观念。英国东印公司在对华贸易中使用了汇票制度，潘启目睹这种新的金融汇划结算方法的优点，便大胆引入到经营运作之中。在1772年，同文行在一笔巨额生丝贸易中，第一次接受英方的建议，使用伦敦汇票接受货款，这对于只知以现银为支付手段的中国商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在同文行的示范下，到1823年前后，异地汇票在英美对华贸易中已得到普遍的使用。

        如此精明大胆、善于钻营又敢于接受新事物的潘启很快成了行商中的老大，同文行售出的茶叶和生丝总量超过了东印公司采购量的一半，因此也获利最丰。

        在出任公行的“商总”之后，为了维持和巩固行商的垄断地位，潘启又着力推动了两个制度的确立。

        其一是保商制度。1775年（乾隆四十年），粤海关规定外船驶入广州时，必须有一位十三行商人予以担保，凡入口税均须经行商之手，行商承担的责任还包括：商品价格的制订，为外商代缴关税，代精英贸易事务，负责管束洋人行为等等。如果外商在华期间有任何违法行为，海关将对行商实施追究。这种独特的保商制度让十三行商人成为政府与外国商人之间的一个“媒介”，其职责加大，与政府和外商的关系进一步紧密，而权力和获利能力也随之迅速膨胀。

        其二是“公所基金”。1776年筹建的这个基金规定，公行的每个成员要把他贸易利润的十分之一交作基金，在必要时用于互助和应付官方的勒索。到1780年，公行还以附加税的方式向外商征收百分之三的“规礼”。

        潘启在商业上的卓越才干，让他在二十余年中一跃而成为中国南方最富有的商人，到他去世时，家族资产已超过1000万两白银。在英国东印公司的历史档案中，一再出现对他的高度评价，他们认为潘启“调度得法，是一位最可信赖的商人”，又称“他的能力与官员的关系，使他成为此处最有用的人。他善于玩弄权术，多年来曾给大班以极多的帮助与麻烦。”1776年，东印公司的职员还在一份报告中写道：“这时我们见到一种新现象，即我们已经发现高级商人，他们善于经营，坚持要获得好的价钱，但当价钱已达到极限时，他们立即让步，尊重他们的对手大班，而大班亦尊重他们，从这个时期起，双方不断冲突，但在整个过程中又是亲密的朋友。”

        十三行商人的崛起，是清代企业史上的一件大事。它表明在17到19世纪初的一百多年间，帝国以独特的外贸授权制度牢牢地控制住了国际贸易的主动权。而作为这一制度的惟一受益集团，十三行商人因此获得了惊人的财富，他们与北方的晋商、长江流域的徽商并列，号称“天子南库”。

        同时，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十三行商人就带有鲜明的官商特征。从资产所有权来看，他们属于自由商人，但实际上受到官府的严密控制和盘剥，这与晋商、徽商相比，几乎如出一辙。精明如潘启，为了保持生意上的特权，也不得不多次向政府捐献银两，得到了一顶三品官的顶戴，他有七个儿子，长子潘有度随他经商，次子潘有为则被安排苦读诗书，后来终于考中进士，当上了内阁中书，算是在官场内撑起了一架保护伞。台湾学者陈国栋根据官方档案统计，从1773年到1835年，十三行商人向朝廷“主动报效”或“捐输”了508·5万两白银，而这仅仅是见诸史册的记录罢了。台湾学者陈国栋因此评价说：“对绝大多数行商而言，破产根本是必然的，早在他们一当行商的时候就已注定了。”

        从这三大商帮的行迹，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进入17世纪之后，中国的工商业已经深深地陷入到了官商模式之中而不能自拔。这是一种在运作设计上十分精致、在伦理上实现了“自我论证”的中国工商模式。

        在所有对华开展贸易的西方列国中，其兴衰起伏，又与它们各自国力的变化有关。在十七世纪初期，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人以及葡萄牙人是最活跃的主角，随后，它们被英国人超越，进入十八世纪的后期，来自北美的美国商人成了新兴的一支力量。

        与英国人相比，美国人到中国来做生意则要晚了将近一百年。1784年2月，一艘名为“中国皇后号”的商船从纽约港出发，横渡大西洋，绕道好望角，经印度洋、太平洋，于8月28日抵达广州，商船的船长是约翰·格林。

        此时的美国刚刚结束了历时八年的独立战争，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一事件又与那家著名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有关。早在1773年，东印公司游说英国政府，成为英国在北美地区的利益总代理人，它获得了销售中国茶叶的专利权，禁止殖民地商人贩卖“私茶”。这一法令引起北美民众的愤怒，终于引爆了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这成为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线。美国宣布独立后，英国为了报复，取消了美国在英帝国范围内所享有的一切贸易优惠，禁止美国船只进入英国的主要海外市场。

        为了扩大贸易，特别是出于对茶叶的市场需求，美国人不得不到远东来碰碰运气。“中国皇后号”载来了40多吨棉花、铅、胡椒和皮货，它受到了十三行商人的欢迎，四个月后回程时，装走了数百吨茶叶、四十多吨瓷器，以及丝织品、漆器、南京紫花布和福建肉桂等。

        它的首航成功，在北美地区引起了轰动，船上的货物被抢购一空，连开国总统华盛顿也专程前去挑货，购买了一只绘有飞龙图案的茶壶，据计算，此次远航为船主带来了3万美元的利润，获利率高达1500％。美国国会兴奋地认为，“中国贸易可能开辟一条美国财富的巨大发展道路。”纽约的报纸对这次航行进行了长篇而详尽的报道，它记录道，在那些日子里，美国人的“一切谈话，都是以中国贸易为主题”、“每一个沿着海湾的村落，只要有能容五个美国人的单桅帆船，都在计划到广州去。”

        两年后，美国国会正式任命了第一位驻广州领事，他是31岁的“中国皇后号”货物管理员、曾经当过陆军少校的山茂召。从此，一条新的贸易通道被打开了，数以百计、大大小小的木帆船往来于两大洋之间，其中吨位最轻的“实验号”竟只有84吨，以至于到了广州后，没有人相信它来自1·13万海里外的地球另一端，美国人的冒险精神可见一斑。

        对于北美的商人来说，在很长的时间里，广州的英文名称——ton成了财富的代名词，在1789年，马萨诸塞州东部福克县的一个小镇被命名为广州镇，乔治·斯蒂华特在一本研究美国地名的著作中提到，在美国23个州里，都有以ton命名的城镇或乡村。

        从1786年到1833年，美国来华的商船达到1004艘，仅次于英国，成为对华贸易的第二大国。

        发生在十八世纪中国东南沿海的这些故事，最生动地呈现出一个伟大的事实：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已经在地平线的远端露出了壮丽的桅杆，世界被贸易“绑在了一起”，正如詹姆斯·沃森在《大英百科全书》中对全球化所下的定义——“日常生活的经验，经由物品与理念的传播，最终在全世界形成了一个标准化文化表达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的黎明年代，东方的中国无疑处在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上，它有无以替代的成瘾性商品――茶叶，有制作精美的丝绸和瓷器，同时，它还有全球最大的消费者市场，它的商人集团也表现出了强大的竞争能力。在任何一个意义上，它都是不可战胜的，甚至理所当然地应该是最大的全球化得益者。

        然而，历史的悲剧正埋在这里。当数以千计的帆船带着“狼人般的饥饿”远航至此的时候，帝国的决策者仍然无动于衷，他们决定背过身去，拒绝一切的变化。

        1792年9月，乾隆57年的秋天，也就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驶进广州港的103年之后，英国派出的第一个官方访华使团从朴茨茅斯港出发驶往中国，团长是英王乔治三世的表兄马戛尔尼勋爵。

        在本书所描述的两千多年里，总体而言，相对于西方文明，中国的两千年历史是一个独立的事件。《中国近代史》的作者、华裔历史学家徐中约说，“东西方文明各自处在光辉而孤立的状态，相互间知之甚少，的确，东方和西方迥然不同，两者没有碰撞。”

        可是，当时光之钟走到十八世纪末期之际，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光辉而孤立”的状态终于要被打破了。马戛尔尼使团就是这两大文明在官方意义上的第一次“非亲密接触”。

        在一开始，英国人对这个神秘的国度充满了景仰和好奇，他们相信，中国就象《马可·波罗游记》中所写的那样，黄金遍地，人人都身穿绫罗绸缎。使团中的斯当东、约翰·巴罗等人详尽地做了日记，这就是流传至今的《英使觐见乾隆纪实》一书。

        “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里，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这是使团成员约翰·巴罗的真实观感。

        清政府委派了许多老百姓来到英使团的船上，为英国人端茶倒水，洗衣做饭。英国人注意到这些人“都如此消瘦”。“在普通中国人中间，人们很难找到类似英国公民的啤酒大肚或英国农夫喜洋洋的脸。”这些普通中国人“每次接到我们的残羹剩饭，都要千恩万谢。对我们用过的茶叶，他们总是贪婪的争抢，然后煮水泡着喝。”

        在英使团的船只行驶于中国内河时，官员们强迫大批百姓来拉纤，拉一天“约有六便士的工资，”但是不给回家的路费。这显然是不合算的，许多百姓拉到一半往往连夜逃跑。“为了找到替手，官员们派手下的兵丁去附近的村庄，出其不意地把一些村民从床上拉下来加入民夫队。兵丁鞭打试图逃跑或以年老体弱为由要球免役的民夫的事，几乎没有一夜不发生。看到他们当中一些人的悲惨状况，真令人痛苦。他们明显地缺衣少食，瘦弱不堪。——他们总是被兵丁或什么小官吏的随从监督着，其手中的长鞭会毫不犹豫地抽向他们的身子，仿佛他们就是一队马匹似的。”英国人分析说，这是中国统治者精心塑造的结果：“就现在的政府而言，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完全由朝廷的意识形态左右，几乎完全处在朝廷的控制之下。”

        在经历了整整一年的旅行之后，英国使团抵达乾隆皇帝的行宫――承德狩猎场。双方就礼品称呼及宫廷礼仪等细节展开了激烈的争吵。在英国人的眼中，中方表现得非常傲慢，“为了表示国家的尊严，他们似乎决心避免以平等的精神回答特使的敬意。”

        马戛尔尼带来了英王送给乾隆的很多礼物，共有19种、590件，其中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天文地理仪器、枪炮、车船模型和玻璃火镜。不过让这位英王表兄不满的是，中方把英王的礼品写成了“贡品”，他希望不要发生混淆，中方对此不置可否。这些礼物后来被当作好看的摆设陈列在北京的皇家宫苑里，有些甚至到1900年八国联军攻进紫禁城时仍未开拆。

        更大的分歧出现在面见皇帝时的礼仪上。清廷要求马戛尔尼象1653年的荷兰使节一样，对皇帝行“三跪九叩”的大礼，而马戛尔尼断然拒绝，他表示，自己觐见英王时行的是单腿下跪之礼，他也准备以同样的礼节见中国皇帝。这当然让中方非常的愤怒，谈判一度陷入僵局。在多番斡旋之后，清廷才勉强同意马戛尔尼单膝下跪。

        接下来，在最重要的贸易通商方面，双方几乎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的共识。英方提出了七项具体的要求，其中包括：开放宁波、舟山、天津和广州为贸易口岸；允许英商在北京开办一个贸易公司（行栈）；允许英商在舟山和广州附近分别有一个存货及居住的地方；恳请中方公布税率，不得随意乱收杂费；允许英国传教士到中国传教，等等。乾隆全数予以回绝，理由是：“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他还让马戛尔尼带了一封信给英王乔治三世，其中写道：“其实天朝，种种贵重之物，无所不有，你派来的使节都亲眼看到了。我们从来不稀罕奇巧之物，也没有什么需要向你们国家购买的。”这当然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看法，而是代表了全体精英阶层。

        法国学者阿兰·佩雷菲特在《静止的帝国》一书中将这次冷淡的访问看成是“两个文明的冲突”，他写道，“双方都认为自己是至高无上的。中国人认为它的文明从来都是最优越的，希望能将它的文明广为传播，替代吃烘烤食品的、劣等的野蛮人的文明。英国人则认为，它的文明是最优越的，因为它是现代的，建立在科学、自由思想的交流和贸易优势的基础上。”

        马戛尔尼对中国政权的结论在日后广为人知：“这个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状况，严格地说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这种专制统治有着灾难性的影响。“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马戛尔尼的结论充满了因反差过大而形成的偏见，不过，他确实看到了一件无比硕大、爬满了虱子的“盛世”绸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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