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盐利入官时，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盐铁尚书远不知”。

                                                                                ——白居易《盐商妇》

        盛唐的中断是一个“突然事件”，好比通宵达旦的狂欢盛筵猛然间被一场粗暴的狂风所席卷，从此，狼藉遍地，美景不再。公元755年，牙人出身、镇守北方的安禄山和史思明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发动叛乱，史称安史之乱。

        从制度的层面来分析，此乱的发生正是中央集权旁落的结果。从贞观到开元的一百多年间，天下久治长安，治国者变得异常自信，竟忘了地方割据的隐患。唐太宗时，虽然充分下放财权和兵权，但他用边将有“三不原则”，即“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唐玄宗即位之后，十余年不换将官，而且各路节度使尽用胡人，他最宠信的安禄山兼统三道节度使，拥有天下三分之一的兵权，致使其胸怀异志。更可怕的是，节度使除了领兵之外，还兼理民政与财政，俨然一方独立的诸侯。从经济上看，一百多年以来人口增长迅猛，土地兼并景象重现，中央政权的轻赋简政造就民间繁荣，却也暴露出大一统体制的另一面隐患――因管制乏力而导致“干弱枝强”。这一景象竟又是“文景之治”晚期的翻版，然而，会写《霓裳羽衣曲》的唐玄宗不是铁血强悍的汉武帝。

        安史之乱历时八年，最终被平叛，这场战乱给北方中国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所有的繁华均如梦如幻如泡沫，怎么经得起兵戈的蛮横侵扰，在汹汹铁蹄之下，“数百里州县，皆为废墟”，“数年间，天下户口什亡八九”，据《唐会要》记载，战乱初起之时，全国在籍人口有九百多万户，仅仅五年后就只剩下一百九十多万户，所谓“生灵涂炭”，从这对数字中就可以得出。

        叛乱被平息后，雍容堂皇的盛唐精气已被消耗殆尽。司马光在中描述当时的景象是：地方割据势力陡然坐大，中央财政收入锐减，边境之外的少数民族频频挑起战端，朝廷无力支付军备消耗，只好把压力都留给地方，一切都变得捉襟见肘。对于大一统的帝国来说，再没有比这更糟糕的情况了。

        正是在这样的时候，桑弘羊的“幽灵”再度出现，中唐之后，各项专营政策重新一一出台。

        安史之乱时期，朝廷急着用钱，第一个想出来的办法就是向富商征敛。肃宗登基后，即派人到财富聚集的江淮、蜀汉地区向富商大族按资产征税，“十分收二”——也就是百分之二十的税率，称为“率贷”，各道节度使、观察使也多向商人征税以充军用，或在交通要道及交易之处计钱收税，从此“商旅无利，多失业矣”，盛唐以来“天下关隘无一征税”、“行千里不持尺兵”的景象不复出现。

        除了这种极端做法之外，恢复国有专营政策是另一个便捷的方式。战乱期间，颜真卿据守河北抗击叛军，军费困竭，为了筹措军饷，他在河北首创了榷盐法，对食盐实行“官收官卖”。公元758年（唐肃宗乾元元年），朝廷重新设立了盐铁铸钱使这一职务，对全国盐业进行专营管制――“尽榷天下盐”，出任此职的第五琦仿行颜真卿的办法，在产盐区设置盐院，规定民间（产盐户被称为“亭户”）所产食盐一律卖予盐院，否则以盗卖罪论。

        第五琦的专卖政策与汉武帝时期的办法基本相同，此举是自公元583年（隋文帝开皇三年）以来，在170多年之后，再一次实行食盐专营。其令一出，盐价顿时上涨十倍，由原来的每斗十钱上涨到每斗110钱，盐价腾涨又造成粮食价格的上扬，民间出现饿死景象。然而，以此为代价，政府收入大幅上涨，专卖仅一年，朝廷就增加了四十万贯的收入。

        第五琦之后，刘晏（公元716—780）主管全国财政，他是唐代最著名的理财大师。

        刘晏自幼聪慧，其“神童”之名被写进了。八岁那年，唐玄宗禅封泰山，刘晏献《颂》，因文辞婉丽而被皇帝授予“太子正字”的官职，算是全唐最年轻的官员。中就咏道：“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彼虽幼，身己仕。尔幼学，勉而致，有为者，亦若是。”

        刘晏从青年时就开始当官，从县令逐级升迁，在安史之乱爆发后的第二年（公元756年）被任命为度支郎中，即户部主管财政收支的副长官，到叛乱平息的公元763年，他取得刚刚登基的唐代宗的信任，升任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相当于副宰相，同时兼领人事和财政事务，成为帝国最重要行政首长之一。他前后主管天下财政长达二十多年，是有唐一代任职时间最长的财政长官。

        在财经思想上，刘晏并无特别的创见，基本上是“桑弘羊再世”。在当时的知识精英阶层，桑氏之名已然败坏，然而就如同桑弘羊力排众议地褒扬商鞅一样，刘晏亦视桑弘羊为楷模，在一份致前辈长官的信中，他表示要“象贾谊那样的为复兴汉室而努力，学习桑弘羊的功利之术，竭尽全力，以报答前辈的知遇。”与桑弘羊相比，刘晏身处皇室权威急速下坠之际，当然更为凶险，为了重现中央集权，他的手段更加的巧妙。

        第五琦的盐政类似于战时政策，过于霸道，其弊有二，一是政府完全控制了定价权，市场弹性丧失，导致盐价暴涨；二是官府卖盐，多设机构，开支浩大。刘晏主政后后，对其进行了部分的修正。首先，他把统购统销政策改为“民产－官收－商销”，这个办法大大减少了盐政机构的人员庞大和行政成本，其次，他在全国十三个重要产盐区设立巡院，一方面打击私盐，另一方面则保护获得政策牌照的盐商的利益，其三，他制订了“常平盐”制度，以保证非产盐地区的盐价供应，防止投机商人囤盐牟利。

        若比较刘晏的盐法与之前众人——从桑弘羊到第五琦——的不同可以发现，他的“民产－官收－商销”是一个效率更高、更注重利益分配的官商合营模式。这些措施果然立竿见影，食盐专卖收入逐年增加，十多年增长了十五倍，以致于占到了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这也是财政史上，盐税占国库收入最大比例的时期。

        除了官营盐业，刘晏还对全国的重要商品产销进行管制，把桑弘羊的平准、均输制度重新搬了出来。他在各地建立常平仓――仓储和物流中心，设置了知院官，随时了解各种商品价格的动向，然后“贱增贵卖”，以获其利。《旧唐书·刘晏传》记载说，“他全面掌握了商品的供销动向，政府获得了重大的利益，而市场波动则得到了平抑，这是真正高明的治理之术。”中唐在安史之乱以后，没有陷入更大的乱境，与刘晏以果断的专营政策迅速地改观了中央财政的状况有很大关系，因此，史家授予了一个桑弘羊式的评价——“敛不及民而用度足。”

        历来史家对于那些主张工商管制的历史人物，都一般性地认为他们是重农抑商论者，譬如宋代大学问家欧阳修在《新唐书·刘晏传·赞》中就说刘晏“排商贾”。其实，这是绝大的误读。胡寄窗早在1960年代创作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中敏感地指出，之所以管制工商，是因为桑弘羊、刘晏等人比谁都明白工商对国家税收的重要性。

        刘晏为政十分勤勉，大小政务无论轻重，都能在一日之内就做出决断。他上朝时骑在马上，心里还在筹算账目，退朝后在官署批阅文卷，常常是秉烛达旦。在他的精心打理下，代宗执政的将近二十年，经济元气日渐复苏。

        公元779年，代宗驾崩，37岁的长子李适即位，是为德宗。此时，中央财政已摆脱了窘迫的困境，按《新唐书·食货志》的计算，与安史之乱时相比，国库收入起码增长了十五倍，治国者再燃削藩的雄心。李适是一个跟太祖父李世民经历很类似的少年英雄，二十岁时就被父皇任命为天下兵马元帅，在前线与安史叛军决一死战。平叛之后，李适因功拜为尚书令，和名将郭子仪、李光弼等八人一起被赐铁券、图形凌烟阁。他登基之后，决意学习汉武帝，彻底割掉藩镇割据这颗大毒瘤。

        然而，李适最终没有学成汉武帝。在财政上，他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在即位的第二年，听信谗言，居然处死了自己的“财神爷”刘晏。史载，刘晏死时家徒四壁，只有两车书籍和几斗米麦，天下为之喊冤。

        刘晏被处死之后，专营政策并未更弦，不过由于后继者再无他的智慧和勤勉，便大大走样。

        任何政权，当它以国有专营为经济政策之主轨后，一定会产生如同毒瘾一般的依赖性，其管制之升级往往是加速度的，甚至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汉武帝时期如此，中唐之后的景象如此，后世历代，概莫出外。当政府从专营事业中尝到甜头以后，为了增加收入，就日渐的变本加厉，欲罢不能。

        在刘晏去世的两年之后，公元782年（唐德宗建中三年），朝廷宣布对酿酒业进行专营，下令天下酿酒产业均归官办，委派各州县官员综合管制，所有私酿者一律抓捕治罪。其后，冶铁、茶叶等产业也相继被收归国营。同时，对走私者进行了极其严酷的惩罚政策，民间盗卖食盐二石，就要被处死。

        公元783年，朝廷又宣布征收两个新的税种，分别是“间架税”和“除陌钱”。

        所谓“间架税”，实际上就是房产税，规定每栋房屋以两根横梁的宽度为“一间”，上等房屋每年每间征税二千，中等一千，下等五百；税务官员拿着纸笔算盘挨家挨户实地勘算；若有瞒报者，每隐瞒一间杖打六十。而“除陌钱”则相当于交易税，无论公私馈赠还是各种商业收入，每缗征税五十钱；若是以物易物，亦当折合时价按照相同税率征收；隐瞒一百钱的，杖打六十、罚钱两千。

        为了足额征收，朝廷还出台了举报有奖的政策，凡举报“税间架”的，赏钱五十缗，举报“除陌钱”的，赏钱十缗。这一制度无疑是从汉武帝那个臭名昭著的“算缗令”和“告缗令”脱胎而来的，推行之后，民间怨声载道。

        即便这样，德宗还是觉得要武装削藩的钱仍不够用。有人就建议，应该向京城的富商们“借钱”，每户只能留下一万贯，其余全部“借”给政府，如此，只要搞掂十几、二十个富商，国库就满了。还有人计算了一下，如果要对各路不听话的节度使同时动兵，每个月的开支约一百万贯，如果有五百万贯，可以支撑数月，大抵就够了。

        于是，德宗下令在长安城内清查所有富商的财产，有不从者以刑法伺候，长安令薛苹带着全副武装的军士，开着兵车，在各大坊市之中搜索，民众不堪忍受他的鞭笞，有当场上吊自杀的，整个都城乱成一团，好象被盗贼洗劫过了一样。这样搜刮了一遍下来，得到了七十万贯，德宗觉得不够，然后又专门对长安城里的钱庄进行了新一轮的清查，办法当然还是“拷索之”，结果，又拿到了一百四十万贯，这才“鸣金收兵”。两次大行动共得二百一十贯，唐代每年最多铸钱32.7万贯，也就是说这两次“合法抢劫”一下子就搜走了六、七年的货币发行量之和。

        这个一心要学汉武帝的唐德宗，学到了后者的铁腕强悍，却没有学到他的技巧智慧。他杀了“桑弘羊再世”的刘晏，导致在财政政策上强硬过度而缺乏灵活性，在军事上，他也没有找到自己的霍去病和卫青。

        公元781年，就在处死刘晏的第二年，壮年气盛的德宗亲自在长安设宴犒劳征讨兵马，打响了武力削藩的战役。各地节度使联合犯上对抗朝廷，中央军屡战不胜，甚至在两年后被攻破长安。德宗不得不被迫出走，还下“罪己诏”，声明“朕实不君”，赦免了那些叛乱的藩镇，承诺今后“一切待之如初”。又历数年，叛乱的藩镇才分崩瓦解，叛乱平息。此后，灰心丧气的德宗再不敢轻言削藩，地方割据之势，此后再无改观。

        中唐之后的一百多年，与盛唐宛成对比，民间活力日渐丧失，国民经济再次陷入到衰退循环之中。其情其景，几乎是历代末世所共见。试以两个政策为证。

        一曰“和籴”。和籴的意思是指官府出资向百姓公平购买粮食，唐代建国之后，就推行这一政策。中唐以后，和籴往往通过各府县按散户配人的方法强制进行，不仅没有公正的价格，而且在购买时多以“杂色匹缎”充数﹐使民户又受到一层剥削。《新唐书·食货志三》就明白记录说，宪宗即位之后，每当丰收之后，政府强买民米，比赋税还要严酷，“号为和籴，其实害民。”

        一曰“白望”。长安城的东、西两市中，有一个特别的区域称为“宫市”，是专门向皇宫供应商品的地方，皇宫里的太监到这里购买商品，会有一些人充当“白望”，站在集市上左右张望，看到中意的商品，便以很低的价格收购之，有的时候，甚至“白取其物，不还其价”。中记录说，每当太监们出动，很多商贾都会“撤业闭门”。白居易在名诗《卖炭翁》中便生动地描述了一位卖炭老翁在“宫市”上被欺负的景象——“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除了“和籴”、“白望”等现象之外，国有专营制度的流弊更是逼现无遗。在最重要的支柱性产业――盐业上，政府对民间的盘剥暴露得尤为显著。自德宗之后，有政府靠山的大盐商控制了食盐的产销，盐价年年上涨，官民矛盾空前突出，民间出现了武装贩盐的盐枭集团。

        公元821年（唐穆宗长庆元年），当时国内最著名的文学大家、后世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专门上呈《论变盐法事宜状》，对食盐专营提出了异议。他详尽地比较了官卖与私卖的差异：

        其一，私人卖盐，灵活多变，官府卖盐，受制度约束，死板呆滞。

        其二，偏远地区，百姓稀少，官府卖盐得不偿失，不愿前去。一旦前去，难免让地方上干这干那，事虽不大，骚扰不小。这些弊病都是私卖时没有的。

        其三，官营盐业，行政管理成本越来越高，盐税还没有征收到手，花费已是不少了。而且，事情一涉及官吏与百姓打交道，就必然有敲诈勒索的事发生。

        其四，在食盐运输的过程中，往往会发生强行摊派的事情，老百姓不堪其烦，宁可去赚私家的五文钱，也不愿意赚官家的十文钱。

        最后，韩愈对盐业专营给出的最后结论是两句话：“不惟大失人心，兼亦惊动远近”。

        韩愈在当时文名之高，无出其右，不过在官职上却不过是个国子祭酒、兵部侍郎，也就是副部级官员，其上疏终于没有能够改变既定的政策。

        任何专营制度一旦执行时间持久，必然会出现寻租阶层和特权化，官商勾结形成权贵经济，势在难免。史书所载的晚唐富商，多与官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而政府最终之所得，必不如权贵商贾之所得。

        生活在这一时期的大诗人白居易有一首非常著名的长诗《盐商妇》，描述的就是当时的情形――“每年盐利入官时，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盐铁尚书远不知”。由此句可知，即便以支撑中央财政半壁江山的盐税而言，也是私家得大，官家得小，而从盐政制度的安排来看，这一“私家”显然非普通之人。进而在分析其原因时，白居易把矛头直指桑弘羊，认定这样的人物不但汉代有，当今也有――“好衣美食有来处，亦须惭愧桑弘羊。桑弘羊，死已久，不独汉时今亦有。”

        晚唐的“官商一体”已到了纲常败坏的地步，《册府元龟·将帅部·贪黩》记载，当时有了叫李泳的长安商人发财之后贿赂中央，竟然当上河阳节度使，成了一方诸侯——“贿赂交通，遂至方镇”。《太平广记·郭使君》则记载，一个目不识丁的富豪靠行贿当上了横州刺史。

        其次，由于藩镇割据这一顽痼在中唐之后从未彻底解决，中央的集权能力日渐薄弱。据《新唐书·地理志》资料统计，中、晚唐时期全国共分十五道，计316州，唐皇室能够控制的只有六分之一左右，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中央与地方在专营利益上的争夺愈演愈烈，其中以矿业表现得最为突出。

        刘晏治国时，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盐业的专营上，矿业管理并没有得到同步加强，地方节度使、都团练使乘机抢占矿业之利的情况愈演愈烈，即便聪慧如刘晏，也一筹莫展。志大才疏的德宗即位之后，宣布中央政府对全国的铜铁矿产资源拥有惟一的所有权，禁止地方政府插手染指。此令与他的武装削藩行动几乎同时推出，当即遭到各路节度使的抵制，始终无法落实，其拉锯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到了五十多年后的836年（文宗开成元年），朝廷终于做出让步，宣布停止对各地矿业的统管，允许地方政府委派官员自主经营，不过必须向中央上缴一定的矿业之利。然而，地方上拿到合法的经营权后，再也不理睬朝廷，以致中央财政每年从矿利所得的收入非常可怜，竟还抵不上一个县的茶税。

        又过了十多年，到了宣宗时期，不甘利益旁落的朝廷又下诏书，重新规定由盐铁使统管各地矿业经营，可是由于中央集权已然弱势，这道命令很快就不了了之。

        由于征收乏力，中央财政就变成了“讨饭财政”，最后沦落到要靠地方诸侯的贿赂才能维持的地步，出现了所谓的“羡余制度”。

        “羡余”的意思是“地方政府收支相抵后的财政剩余”，其实就是在正常财政上缴之外，节度使们对皇帝的特别进贡，《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各路节度使，或新列税捐，或截取户部钱财，把所得的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进献给皇帝个人，其美名曰“羡余”，其实就是公开的行贿。宋代学者欧阳修对此评论说，“连天子都要干受贿的事情，那么，老百姓就更加的不堪了。”

        相对于国营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强势霸道，民间资本的流动也出现了日渐恶化的趋势。刘玉峰在《唐代工商业形态论稿》中具体陈述了中唐之后民间工商资本的五条出路：

        奢侈消费——挥霍于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许多富商大贾衣必文采，食必梁肉，奢靡无度，表现出穷奢极侈的突出特点。晚唐时期，许多商人“恣其乘骑，雕鞍银镫，装饰焕烂，从以童骑，聘以康庄”。

        交通权贵——以钱铺路，钻营为官。许多富商巨贾“高赀比封君，奇货通倖卿”，积极谋取政治利益。元稹在长诗《估客乐》中描述富商大贾们竭力经营官场，“经游天下遍，却到长安城。城中东西市，闻客次第迎。迎客兼说客，多财为势倾。客心本明黠，闻语心已惊。先问十常侍，次求百公卿。侯家与主第，点缀无不精。归来始安乐，富与王者勍。”到唐末懿宗时，用钱买官已是司空见惯。

        购买土地——与汉代相似，靠工商致富的唐代富商大贾把大量资金用于购买土地，进行土地积聚，仍走着“以末致富，用本守之”的传统路子。代宗年间，大臣李翱在一道策问中说，在三十年里，天下田亩被豪商兼并了三分之一。到懿宗朝，已是“富者有连阡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土地兼并愈演愈烈，使得社会财富占有极端不平衡。

        放高利贷——有唐一代，从唐太宗搞“公廨钱”之后，政府参与高利贷活动，私营高利贷也一直十分猖獗，富商大贾与贵族官僚纷纷以此谋求暴利，并自玄宗朝趋于剧烈。武宗在一则赦诏中指出：“如闻朝列衣冠，或代承华胄，或在清途，私置质库楼店，与人争利。”懿宗在即位赦文中也指出：“京城内富饶之徒，不守公法，厚利放债，损陷百姓。”

        囤积钱币——安史之乱后，富人的财富安全感越来越差，于是将大量钱币财富贮藏起来，造成社会货币流通的严重不足，朝廷多次下达“禁蓄钱令”，却成效不大。德宗时的陆贽就算过一笔帐：过去一匹绢，可以换铜钱3200文，而现在一匹只能换1600文，绢贬值了一倍，这不是因为税赋增加了，而是因为铜钱被囤积了起来，这种“钱重物轻”的现象，妨碍了商品经济的顺利发展，

        由刘玉峰列出的上述五条出路可见，工商业利润基本上没有向产业资本转化，不存在积累放大的社会机制，而是进入到了消费市场、土地和高利贷领域，其后果当然是负面的。所以，到了中唐之后，经济治理就重现了两个周期性的大毛病，第一是土地的需求非常之大，土地兼并日渐成为社会顽病，最终造成贫富差距的拉大。第二是中央财政对资源管制的依赖度越来越大，终而造成对民间资本的压抑和剥夺，经济活跃度渐趋衰竭。两者相加，如果再遇上饥荒洪涝，就会引发财政总破产前提下的社会大动荡。

        这几乎是中央集权制度在经济上的总反应。

        随着国民经济的萎缩和衰败，此时的唐帝国已摇摇欲坠，中央权柄被宦官把持，地方藩镇气焰非常，民间经济则因管制政策的严酷而奄奄一息。

        一斗盐终于逼反了天下人。

        公元873年，关东大旱，千里焦裂，河南、河北先后爆发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其领头者，正是贩卖私盐出身的“非法商人”王仙芝和黄巢。黄巢屡败官军，一度攻下长安，建立大齐政权。王黄之乱历时九年，中原狼藉一片，虽然终被镇压，却也消耗掉了唐朝的最后一点精气。唐末诗人韦庄曾创作长诗《秦妇吟》，其中描述长安的景象是：

        “长安寂寂今何有，废市荒街麦苗秀……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楼前荆棘满。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

        恍惚之间，万千繁华又成一帘残梦。

        公元907年，曾经在黄巢部队中当过大将、后投降朝廷的朱温成了帝国的终结者，他篡唐自立，改国号为梁。不久，天下分裂，在其后的短短五十三年中，先后出现了五个次第更迭的王朝以及十个地方割据政权，后世统称之为“五代十国”。到960年，后周将领赵匡胤在陈桥发动兵变，建国号为宋，定都汴梁（今河南开封），天下再度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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